陶鲁笳对他“第二故乡”的历史贡献

陶鲁笳同志建国后长期在山西工作，曾任山西省委书记。建国以来，我多次见过他，也有所交往。我的印象，这是一位颇有战略头脑，能够抓住大事，对山西建设卓有建树的人；是一位气质高雅、有深厚人文素养、能够在思想文化界领航的人。人们直呼他为“鲁笳同志”，这既十分亲近，又有某种敬畏。

一个有作为的人，总会为历史留下痕迹。陶鲁笳就是如此。

他的历史功绩之一，是以《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和《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这两书，对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什么说了那么些话，作了那么些事，做了系统的深入的解读。读了这本书，人们会对毛泽东这位伟人在那个时候的历史性决断，有更多的理解与谅解。

陶鲁笳对山西的历史性贡献，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与山西省委的其他领导一起，作出了若干重大的决断，干了影响山西当代发展的几件大事。

大跃进年代舌战群雄，表现了历史性清醒。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指挥生产依靠计划手段，而且是中央下达的硬性指标。对此，陶鲁笳同志虽未超脱，但也没有随波逐流。该顶的事，他也敢顶。

1959年3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钢铁粮棉四大生产指标。会议气氛沉闷，各地同志顾虑指标太高，不敢认领。而几位大区中央局书记，说话软里带硬，要求大家接受。柯庆施对陶鲁笳说：“你们把钢铁指标领下吧，如果完不成，上海可以帮你们分担一些。”李井泉说：“粮食指标你们完不成，四川也可以分担一些。”散会后，中央部委同志又到小组苦口说服：“山西产钢指标为100－200万吨，如你们确有困难，可以用20万吨土钢补足。”“粮食指标为180－220亿斤，如确有困难，可用多种红薯补足。”鲁笳同志电话上与省委常委商量。大家一致认为，我省1958年实产钢为42万吨，粮食也只有92亿斤，如照此基数，上述指标断然难以完成。

会议午餐时，陶鲁笳坐在毛主席的对面，实话实说：“主席，这次会议订的四大指标过高了，我同在家的常委通话，大家一致认为无法完成。”柯庆施插嘴说：“要有雄心壮志嘛！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嘛！”鲁笳回答说：“不能把雄心壮志和说大话混为一谈。我们山西农民有句话：“说大话，放空炮，亩产千斤办不到。”李井泉也插嘴说：“要跳起来摘果子嘛！不要站在那里就想把果子摘到手。”鲁笳对李井泉说：“现在的问题是，跳得再高也摘不到果子呀！”曾希圣帮腔说：“分给安徽的指标，我们就接受了。指标低了，不利于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鲁笳回答说：“我们山西武乡县有一个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支书根据上面的意见，提出要搞亩产800斤。党员们说，200斤低，400斤高，800斤你自己背起来好了。说罢，党员们走散了，只剩下支书孤家寡人。请问，指标高能够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吗？”

毛主席捂着嘴在一边笑。他也许在欣赏陶鲁笳的胆识吧！

1959年，为了纠正共产风，毛主席指定几个人起草一个通俗、简明的条文，陶鲁笳被指定为起草人之一。经过起草小组多次讨论修改，最后形成了整顿人民公社的14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在上海会议上，陶鲁笳将山西召开五级干部会议贯彻十四句话的情况写了报告。毛主席看了，立即写了《介绍山西经验》的标题，作为会议文件印发，在报告的六个地方作了批注，其中就有当时纠正五风的名言：“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现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育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注重环境保护与修建汾河水库生态环境治理也是我们的国粹，首倡者就在山西，就在阳高大泉山。1953年，陶鲁笳到山西阳高的大泉山调查。他在当时的县委书记王进陪同下，从这座山转到那座山，从这条沟转到那条沟，发现农民在山坡上遍挖鱼鳞坑，坑的边上种小树，坑内种农作物。为了避免大水冲刷，就在山坡打了一道又一道拦水埂，上通鱼鳞坑，下通排水渠，埂上压的是杨树枝条。这样土蓄水，水养树，树保土，达到了植树、种粮、水土保持三丰收。陶鲁笳将这里所见写成文章，投进毛主席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文章原来的标题是《大泉山是怎样由荒凉的土山变成绿树成荫花果满山的》，到了毛主席手里，标了一个醒目的标题：《看，大泉山变了样！》，还写了精辟的按语。以后，陶鲁笳见了毛主席，详细介绍说：“干那件事情的，一个叫高进才，是大泉山村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叫张凤林，是当地寺庙的居士。毛主席听了高兴地说，你回去对他说：我们感谢他，我们要把大泉山在报纸上大肆报道，要写书，写传单，给来参观的人每人一套。”

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两次提到高进才和张凤林，并说，“我们的好东西，都是从群众中来的，不同群众接近，什么东西也创造不出来。”

上世纪50年代，陶鲁笳曾到山西隰县作过地方水土和地方病的调查。他钻进一个山沟里，发现那里山并不穷，但水却极恶。妇女饮了此水不生育，即使生育，也过不了三代。所以来此落户的人，都是逃荒的外来人。这条沟里20多户，除一户有个妇女外，其余都是光棍。陶鲁笳和县委商量后决定，在沟的上游建一个水库，改善饮水条件。老百姓听到，高兴得不得了。毛主席听了说，像这样的地方，不是生育过多的问题，而是如何把不生育变为能生育的问题。

抓大型水利建设，是从根本上改变山西面貌的基础工程。是山西省委几代领导人的夙愿。陶鲁笳谈到，50年代初，太原河西发生过一次特大山洪。他和省长裴丽生闻讯赶到现场，只见洪水如轰炸机那样震天轰鸣，像野兽那样奔腾而下，把附近农村、学校冲了个干净。由此，控制汾河洪水便成了省委领导的心病。

1958年7月3日，中共山西省委做出兴建汾河水库的决定，并于当年12月开工。设计库容量七亿立方米，坝高六十米，坝顶长750米，建造的主要方法是水中填土。当时，从北京刮来一股风，说水中填土靠不住，弄不好就会把太原冲跑。那时，陶鲁笳刚从上海开会回来，听到这番话，就把省级机关干部带上工地，一边与工程技术人员重新核实数据，证明无需修改设计，一边在工地开展了上马还是下马的讨论。群情激昂，大家坚决主张不能下马，经过半年准备，一年半施工，汾河大坝终于巍然耸立起来。

此后三十年来，汾河上游再建二库，又建了万家寨引水工程。为华北各省提供巨大水源，成为影响京津晋蒙的生命工程。

从长治地区的互助合作到农业学大寨

上世纪50年代初，山西长治地区翻了身的农民，开始由互助组试办农业初级班。此时引发了一场巨大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土地改革后，应该巩固私有基础，还是逐步动摇和削弱私有基础。

当时陶鲁笳作为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正在北京参加由中央和华北局分别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市委将这个关系重大原则分歧的申述报告送给他，请他转交华北局书记刘澜涛。刘看了报告，就找陶鲁笳谈话，指出了山西省委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错误。陶也申述了省委的理由，但刘听不进去。这年六月，陶鲁笳被通知参加华北局会议。会上，薄一波又对山西省委申述意见进行了批评。陶鲁笳解释说，省委的报告是经过一年多的农村调查产生的，是反映了老区农村实际情况的。薄未与同意。6月30日，陶鲁笳在华北局听了刘少奇的讲话，这个讲话更具理论性，并且说，这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不久，这场争论被毛泽东知道了，他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谈话，坦然表示，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于是，陶鲁笳被告知，不必准备检查了，赶快准备材料，参加由毛主席召开的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吧！

昔阳和大寨的典型，始于以反修防修为目的的干部参加劳动。1963年3月，陈永贵在全省劳模会议上作了很好的发言，震动了与会代表。会后，晋中地委派了以肖寒为首的四位同志到大寨总结经验，写出了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为中心内容的报告《陈永贵—农村党支部书记的榜样》。这年8月，大寨遭受了特大洪灾，房塌窑陷，土地被冲，陈永贵志不屈、旗不倒，慨然提出三不要、三不少的响亮口号，省委发出文件，号召全省学习大寨这种精神与风格。

大灾后，陶鲁笳到大寨蹲点调查，将其观察所得，于1964年3月在邯郸列车上，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汇报到陈永贵的一个提法：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毛泽东称赞说，这个提法很好嘛！你不参加打仗，怎么会指挥战争呢？陶鲁笳汇报到大寨的管理办法叫：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评工计分就是不要搞繁琐哲学。又有差别，又不悬殊，才能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公开表彰大寨是农业战线的一个先进典型。会议期间，周总理从内参上看到，大寨的土地面积不实，当年产量不实，就招呼李雪峰、陶鲁笳、卫恒派人调查。经过一笔一笔核实，大寨耕地面积796.69亩，1964年粮食平均产量809斤，跨过了长江。

1965年，陶鲁笳陪同华北局、河北省委领导到大寨考察。在村党支部会议上，陈永贵对晋中地委四清工作队深表不满，甚至大发牢骚，一触即跳。陶鲁笳在李雪峰授意下，与陈永贵个别谈话，要他有了成绩，不要翘尾巴。陶和陈谈了一个多小时，情深意切，耿耿直言，陈永贵愉快地接受了批评。

1975年夏，陶鲁笳和夫人到陈永贵在北京的住所看望他。陈永贵慨然说，看来在毛主席、周总理百年之后，支撑中国大厦的，只有邓小平了。陶深以为然。1986年，陈永贵病危时，陶鲁笳曾两次到北京医院探望。陈永贵深情表示，邓小平同志说，你不是“四人帮”线上的人“只此一句，我就可以瞑目了”。陶也回应：说你是“四人帮”线上的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对别人的政治生命，深怀敬重，满腹深情。这是共产党人陶鲁笳的素质与涵养。

我所接触过的陶鲁笳

我认识的陶鲁笳，始于建国初期。那时，我在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工作，常到省委办公厅送文电。去省委，抄小道，要经过东花园。这里亭台水榭、曲径回廊，环境幽雅。两委首长常于晨光初露时分，在此散步打拳。有时幸得一见。我曾诗曰：“忆昔炮火初熄后，东花园里幸相逢。惊鸿一瞥留身影，党人气质文士风。”这就是我对陶鲁笳的最初印象。

后来我调到山西日报，而陶鲁笳正好负责领导新闻单位。他在《新闻战线》上发表了著名文章《党委要把机关报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记得，他曾三去山西日报，即1959年4月，纪念山西日报创刊十周年；1965年8月，他即将到国家经委赴任之前；1988年四月，他离开山西多年之后。第一次去的那一次，省城新闻单位的头头都去了，陶鲁笳在雷动的掌声中讲话。他对山西日报的全盘工作表示肯定，还特别表彰了许力、畅波写的《活神农大闹五台山》，而对于文艺副刊，则痛下针砭。我虽然深受刺激，但若干年后，写诗以记：“双塔寺畔我牛后，思想战线你是头。听君一言千钧重，思想清澈如溪流。”

1999年，我调入中国科协。离退之后，为科协党组书记裴丽生写了一本传记，并有机会在山西出版。临出版前，我到鲁笳同志的北太平庄宿舍，请他为裴丽生传写序，他慨然允诺。从两位老战友在山西合作共事入手，写得诚恳亲切、高屋建瓴。为此，我写了五首诗，登载在全国政协出版的《澄霞诗刊》。

上世纪末，鲁笳同志找到我，要我为他和何载组织的扶贫培训协调小组整理材料。应他二位的要求，我写了《全国富了才算富—东部劳模和先进工作者义务培训西部干部纪事》，在人民日报发表。

鲁笳同志对他在山西16年的这段经历十分珍惜。2008年，他将我叫到他的家，要我把这16年山西发生什么大事，他在这段时间说了些什么话、做了些什么事整理出来，经他修改，在山西地方志发表。我到人民日报图书馆，找到封存的山西日报16年合订本，一件一件往下择录。经过半年时间，写出了12800字的文章，送他删改。说实在的，以他八十高龄，改此万言文章，实在非精力所能及。于是这个万言文章，只好压在那里，无颜得见天日。

在太行山上，鲁笳是一位能够独立支撑局面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和区党委书记。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是主持宣传工作进而主持一方全局的地方大员。

到国家经委和体改委之后，他是中国城市综合改革的提出者和探路者。

独立负责，卓有见识，敢挑重任，身体力行，这就是陶鲁笳留给后人的卓越形象。（责任编辑：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