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延安的军民大生产运动

上世纪40年代，延安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图片来自网络）

　　抗战期间延安大生产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的以自给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这项运动，主要开展农业生产，兼办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党政机关、部队、学校普遍参加生产运动，逐步达到粮食、经费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同时，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组织劳动互助，发展人民经济，以改善人民生活和保障供给。

　　为什么要开展大生产运动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红军改编命令，将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即《共赴国难宣言》），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南京国民政府不仅承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而且八路军的军饷由国民政府供给。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日本开始改变其侵华政策，逐步将主要的侵华军事力量转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几次会战损失巨大，虽然迟滞了日军的大进攻态势，彻底打乱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军事部署，但是也导致社会普遍存在着对抗日前景悲观失望的情绪，国民党积极抗日的政策至此也开始出现动摇，在日本军国主义诱降分化政策的影响下，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会后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反共文件。为配合其反共政策，国民党不断向陕甘宁边区周围增加兵力，加强军事封锁。

　　1939年11月，国民党又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实行把“政治限共为主”改变为“军事限共为主”的政策，并发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蓄意制造反共摩擦。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不断制造摩擦事件，1939年至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制造了大小几十次军事摩擦事件。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使边区的面积由129608平方公里减少为98960平方公里，人口由200万减少为约150万。

　　1940年，蒋介石调集以嫡系胡宗南部为主的大批部队（最多时总兵力达50万人），分驻在边区周围各县，形成北起府谷、横山，西至宁夏、甘肃，南接泾水，东到黄河的五道包围封锁线（北边二道，南边三道）。在这几道封锁线中，靠近边区周围的封锁线特别严密，不仅含野战工事、永久工事，而且每隔一定距离，依靠地形筑有碉堡，重要地段上由胡宗南的正规军把守。北边第一道封锁线上的碉堡4500多个，南边第一道封锁线上的碉堡6300多个。仅洛川至黄陵间80华里的地段，就有518个碉堡。此外，还在边区周围增修了20多个飞机场。为了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国民党政府在进出边区的大小路口，设立哨卡，严密监控，切断了边区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并采取各种办法干扰和破坏边区的财政经济。他们不准边区的农副产品向外输出；又以法令禁止国统区的物资，特别是棉花、布匹、粮食、药品、火柴、电讯器材等物资进入边区，违者以“走私”论罪，物资没收，货主法办。他们还在边区附近组织边币与法币兑换的黑市，利用兑换差价影响边区的物价，引诱走私，扰乱金融市场，破坏边区财政。国民党的军事封锁、经济封锁，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41年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猖狂的年代，也是抗日根据地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使中国成为其进行的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企图尽快结束对华战争，以全力应付太平洋的作战。因此，集中了侵华日军70%的兵力和全部伪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连续“扫荡”，实行野蛮残酷的“三光”政策，妄图彻底毁灭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停止了对八路军、新四军本来就很少的械弹粮饷供给，甚至连外国红十字会捐赠给边区的物资，也加以扣留。妄想用各种办法困死、饿死边区军民。就在如此严峻环境下，党中央在延安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使抗日根据地丰衣足食

　　当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加之华北地区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抗日根据地在物质和财政经济上遇到了极大困难。根据地军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饭吃。面对这样严重的局面，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曾经尖锐地提出，在困难面前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毛泽东以极其生动通俗的道理来说明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党中央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作为度过困难，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重要环节。毛泽东先后发表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文，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提出以农业生产为主，发展其他生产事业，“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和组织劳动互助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为生产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些著作，总结了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经验，是当时党领导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

　　1940年，朱德根据党中央“生产自给”的指示，在延安提出“屯田政策”。大力提倡边区军队开展工业、农业、运输业各方面的生产，以减轻人民负担，改善部队生活，密切军民关系，帮助边区建设。他还亲自踏勘南泥湾，组织屯垦工作。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和其他兄弟部队一道披荆斩棘，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江南”。全旅指战员在南泥湾共开荒种了35万多亩土地。1942年，粮食能自给一部分，蔬菜、肉、油以及鞋袜全部自给。1942年，做到粮食全部自给。1944年，全旅实现了全部经费、物质自给，不仅粮食可以积余一年，做到“耕二余一”，而且开始向边区政府上缴公粮。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成为生产运动的榜样，部队文艺工作者谱写歌曲《南泥湾》进行传唱。

　　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根据地的生产运动首先是从陕甘宁边区开展起来的。1938年，边区留守部队开始了以改善生活为目标的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在1939年动员了党政、群众团体、学校以及工人、农民、男女老少参加了生产运动。从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到工勤人员都参加了生产劳动。到1941年，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许多军队和机关进一步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农民群众更广泛地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从1940年到1942年，边区开荒140万亩。畜牧业和手工业有了极大发展。炼铁炼油、纺织等工业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到1942年，仅公营工厂就有62个，年产土布10万匹。边区机关、部队、学校的生产运动，不仅达到了基本自给，而且发展了公营经济。陕甘宁边区热火朝天的生产运动改变了过去缺衣少食的面貌，呈现出一派丰衣足食的兴旺景象。

　　大生产运动使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在“战斗和生产结合”“劳力与武力结合”的口号下，在严峻的作战环境中，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积极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到1943年，仅晋绥、北岳、胶东、太行、太岳、皖中六个区，就扩大耕地面积600万亩以上。晋冀鲁豫根据地的部队于1943年冬掀起了空前的开荒热潮，部队每人种地三亩，做到了每年可以自给一个季度的粮食。其他地区的部队和机关，也做到自给全年的蔬菜和一两个月的粮食。胶东区生产的布匹，不仅能自给，还能出口一部分。游击区的军民创造了许多既能生产又便于对敌斗争的劳武结合的组织形式，在武装保卫下，抢种抢收，一面打击敌人，一面进行生产。

　　在生产运动中，根据地的农民群众纷纷组织起来，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成立了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1942年，陕甘宁边区有80%的农民劳动力参加了常年固定的劳动互助合作组织和临时的劳动互助组织。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普遍建立了劳动互助组织。1944年，太行区组织了两万个互助组，参加人数达20万人。这种集体劳动组织，除农业生产的互助合作组织以外，还有手工业合作社，运输业合作社等。部队、机关、学校也组织了集体劳动的合作社。到1944年，陕甘宁边区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就占全边区劳动力的45%。晋绥、太岳、北岳、盐阜四个区，组织起来的人数就有33万多。通过劳动力互助合作的形式，根据地军民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边区生产发展。

　　在大生产运动中，先进集体、英雄模范人物不断涌现，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都先后召开了多次生产模范、劳动英雄大会，并举办了各种生产成绩的展览会，展示表彰先进，交流经验，推动了生产劳动的蓬勃发展，各边区政府还拨了专款，建立了培养科技人才的各种生产技术研究机关，对发展边区经济、建设边区，巩固边区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不但战胜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封锁造成的物质困难，而且使根据地军民的生活达到了衣食无忧或丰衣足食；党政军民各方面增进了团结，关系更加密切，部队的战斗力大为提高；人民的斗争信心更为增强，根据地更加巩固，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由于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取得了伟大成就。农业生产和工商业都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也取得显著成绩。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经过几年奋战，使荒芜的南泥湾从根本上改变面貌，因而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许多部队实现了粮食、被服和其他日用品的全部自给或部分自给。由于军队努力生产，增加收入，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1941年陕甘宁边区农民交的公粮，占总收获量的13.58%，1942年降为11.14%。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为渡过严重困难，巩固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支持敌后长期战争，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发扬了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积累了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经济工作干部。正如毛泽东主席后来所指出的：“大生产运动在保证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不是适时地抓住这个环节，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革命链条，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前进。”（作者系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晋城市中共党史学会会员）

（责任编辑：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