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进队刺杀刘伯承阴谋的破产

1942年夏季，日军向我太行根据地大扫荡，我129师师长刘伯承，机智地避开了日军特别挺进杀入队（以下简称挺进队）刺杀他的一次行动，时间只差3小时。

C号作战计划

“共军第十八集团军军部暨129师仍盘踞于晋冀豫边区的山西、河南、河北省境附近的山岳地带（太行军区）及沁河中游河畔地带（太岳军区），屡次巧妙避开日军讨伐芒锋，企图扩大其势力。”“预定5月15日作战开始。作战分三期进行：第一期（8天）消灭沁河河畔之共军；第二期（20天）消灭涉县北方地区之共军；第三期（20天）消灭涉县南方地区之共军。”

——这就是1942年夏季日军的“C号作战计划”的主要内容。

日军为实施其消灭“共军十八集团军军部及129师”的“C号作战计划”，特别“在战术上加以革新”。所谓“革新”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日军华北方面根据第一军的要求，从36师团的两个步兵联队抽组两支“挺进队”：“步兵第223联队以益子重雄中尉为队长，步兵第224联队以大川桃吉中尉为队长，〔各〕由特别选拔的、改穿便衣的士兵100名组成。”

为配合“挺进队”的行动，日军第36师团还编组了“特务工作队”，“以宪兵[的]下级军官为队长”，由20名左右的中国人编成“全员武装”。

上述部队应“身穿夏服，携带雨衣。便衣中队的便衣到潞安〔即上党道特务机关所在地〕领取。”

C号作战计划规定，“挺进队接受的任务是：深入敌后捕捉敌首脑（朱德、彭德怀、金永德[朝鲜义勇军负责人]、左权及刘伯承等），如不得手时，也应搅乱敌指挥中枢，报告敌主力退却方向以及敌人隐藏军需品之前发现其所在。”

这两支挺进队的具体分工是：益子重雄挺进队破坏八路军总部，刺杀彭德怀、左权等；大川桃吉挺进队破坏129师师部，刺杀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好凶狠毒辣的一手！

谍影在窜动

5月14日，129师师部电台收到八路军总部的一个通告:

“敌扫荡胶东时，曾冒充我军，每到一地即用我军代号发出通知通令，贴布告，以‘收容’我失散人员及部队。并派大批汉奸化装〔我〕政府及我地方工作人员，背着行李，‘接见’我军，刺探军情。彼等以白毛巾、镜子、黑色旗为记号。”

这个通告，是师部在日军对太行根据地进行扫荡、按“C号作战计划”行动的前一天收到的，这样，我对敌人玩弄的新花样，已略知一二。

5月21日，陈赓旅长给刘伯承师长发来一封急电。急电的第二项内容是：

“〔日军〕行动秘密突然，常以一独立支队（不下千人）完全夜间行动，作远程的拂晓袭击。有的化装成我军，绕过村庄向预定的目的地直进，奔袭我后方机关。”

原来，129师政治委员邓小平同志于1942年3月初出发，到太岳根据地检查和布置工作。他和陈赓、王新亭、聂真等太岳负责同志一起，胜利地粉碎了日军“C号作战”的第一期扫荡，敌人“消灭沁河河畔之共军”的目的落空。陈赓同志为保证129师师部和八路军总部的安全，非常及时地总结了太岳军民反扫荡的经验，电告刘伯承。

刘伯承读过陈赓的电报之后说：“敌人常常派出伪装的独立支队，而且是夜间秘密行动，这就说明敌人已经查明了我军各统帅机关、后勤机关的所在地。这要通报各部队、各分区严重注意，机关都要马上转移。咱们这个师部摊摊大，往往是‘招摇过市’，敌人的特务不可能找不到我们。”

穿皮鞋的“八路军”

益子挺进队和大川挺进队在潞安特务机关那里领取了必要的装备，包括八路军总部及129师指挥机关的位置详图，彭德怀、刘伯承等将领的照片和简历折子。在主力部队出动之前，于5月20日从潞安出发，分别朝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进发。

化装成八路军，穿灰色军装，脚仍踏皮鞋。大川挺进队出发时，把取“刘伯承之首”作为他们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他们带有电台和信鸽，一旦摸到我指挥机关驻地，即可同后续部队联络，集中大股部队围剿。他们潜入太行根据地后，夜行晓宿，不走大路，绕过村庄，有时不惜攀登岩石、绝壁。

在浊漳河岸的王曲，他们被我3个民兵发现，但因他们穿着八路军服装，民兵就放他们过去了。渡过漳河，大约到了小曲附近，将近天明时，又被民兵发现了。向他们询问部队番号，回答是“新编第6旅”。不久，就来了数十名民兵，审视他们不像八路军，便说：你们是失去指挥的人员，快把枪交给我们！大川一看露出了马脚，即令队员开枪射击逃脱。民兵们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了太行第五军分区首长，该分区立即电告了129师师部。

大川挺进队在途经宋家庄时，同我军遭遇。当时已入黄昏，我军正在开饭，听他们回答是“新编6旅”竟将他们轻易放行了。其实，我军并无“新编6旅”番号，且当时部队战士并无皮鞋可穿，由于麻痹大意竟让大川挺进队从眼皮底下混了过去。

大川挺进队——这支穿皮鞋的“八路军”，直向129师师部逼去。

总部被包围

再说益子挺进队，该队的捕捉目标是八路军总部，而总部5月25日竟遭到日军包围。李达同志的回忆录《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是这样叙述总部被包围的：

“24日夜，由于总部机关庞大，后勤部队携带物资过多，行动迟缓，又未按原计划分路进行，结果一夜只走了20多里路，以致造成集总司、政、后、北方局机关和特务团的10000多人、上千匹牲口，都挤在十字岭一线的不利情况。25日拂晓，敌主力10000多人从四面压缩，以南艾铺为目标，进行‘铁壁合围’。彭副总司令同左副参谋长、罗主任等领导同志商定：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局，向北突围到太行2分区；野政到太行6分区。决定之后，彭副总司令纵身上马，挥手高呼：‘马上按指定方向突围！’率先向北山口冲去。左权同志负责指挥后勤人员突围。到了下午4时左右，大部分冲出了包围圈。左权同志还站在一个高岗上沉着地指挥疏散。突然，一发迫击炮弹呼啸而来。左权同志一边高呼‘卧倒！’一边冲到高岗下，将两位惊慌的女同志按倒。炮弹在他们身边爆炸了。那两位女同志得以幸免。可是左权同志头部却被炮弹片击中，不幸牺牲。”

我八路军总部被奔袭，左权同志壮烈牺牲，就是由于益子挺进队侦知其确实驻地后，通知主力部队深夜出动合围所致。

只差3小时

前面提到，刘伯承读过陈赓发来的急电后，要求“机关都要马上转移”。当即决定将师部由会里村转移到固新。他们于5月21日夜出发，22日晨6时到达预定地点固新。

5月23日，师部刚刚在固新落脚，李达参谋长收到了太行5分区的电报：

“小曲发现穿皮鞋、灰衣服的敌探100余，有向王堡、会里前进模样。”

这份电报与师部侦查员的报告十分吻合：师部从会里转移之后3小时，有一股伪装成“新编6旅”的日军独立支队就到了会里。他们抓到老百姓，就问刘伯承哪里去了。接着又追寻师部。

只差3小时，这真是太危险了！

李达同志把电报呈给刘伯承阅过后，建议师部再来一次转移。刘伯承同意后，于5月24日，率领师部转移到固新以南35华里的合漳（位于清漳河、浊漳河的汇合处）。扎营后，李达参谋长于5月23日上午电令“各分区、各旅[今]后凡关〔系〕军事机密（尤其我军行动与驻地）概不允在电话中明述”，以免被日军特务窃听。这是确保129师部队各指挥机关绝对安全的重要措施。因为大川挺进队此时正急于寻找129师师部。而且24日晚和25日正是益子挺进队偷袭八路军总部的时间。

当年9月的天津伪《东亚新报》上，刊登了大川挺进队参加太行5月扫荡经过的文章，也说道：“翌日，太阳下山时，进入宋家庄，八路军正在做饭吃。我们在深入这样的大敌之中，也只以新编6旅的队伍而逃脱。队员们都是以刘伯承之首级为目的。可是异常兴奋的队员的希望，都被奇袭王堡之时，人家刚刚出发扑了个空而打消了。在那天又去索堡，进入东面的大山中追赶刘伯承。”

然而，大川挺进队到底还是没有找到刘伯承。

反谍成功的奥妙

刘伯承之所以能够避开日军挺进队刺杀他的行动，并非出于偶然。

还是在日军“C号作战”前的1942年一月初，我军新4旅和新8旅遭到日军偷袭后，刘伯承曾在《129师阵中日记》1月6日一页的上方，用毛笔眉批道：“在战术上要回答这个问题！”

1月27日。刘伯承指示冀南军区说：

“望速令七旅及其他〔军〕分区部队，抓住新4旅、一〔军〕分区、新8旅不断的血的教训，要坚决执行我们21日上午电的指示，勿蹈覆辙。他们的教训是：集结在一堆，缩停在基本区，不愿分遣作广泛的游击战，强化地方游击，致受损失。应引以为戒。”

为避免我部队被日军偷袭，保证反扫荡作战的胜利，刘伯承一方面指示129师参谋长李达同志加强我军的情报侦察除奸防谍工作，使敌人的耳目失灵；一方面详细地研究日军偷袭的行动规律，搜索在战术上如何避开敌人的偷袭。在夏季反扫荡前，他已经制定出我军游击队的行动规则：

一、久住一地，必遭偷袭；久走一路，必遭伏击。意即我游击队必须经常变换宿营地点和行动路线。

二、当敌人合击我时，我小部队则以一至三人为单位，营、连则以连、排为单位，分散从各方转出合围圈、并作曲折运动。

三、在敌人集结包围我时，我则分散而消耗之；在敌人分散清剿时，我则集结而痛击之。

四、为避免我军在宿营时遭敌偷袭，各小部队一般应在黄昏前造饭，于黄昏之际，按照事先侦察好的路线，以敌人的结合部转出包围圈。即敌人在黄昏后作向心运动实施包围时，我军已散成小部队作离心运动。这样，即可让敌人于拂晓偷袭我指挥机关宿营地时扑空；即使同敌人在途中遭遇，我在运动中也便于应战，在黄昏后也便于隐藏。

刘伯承就是采用“居无定处，行无定向”的战术，灵活机动避开了谍影的跟踪。

后来，在129师取得反扫荡胜利、清理缴获的日军文件时，发现其中有一个袖珍折子，上有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同志的照片，照片下都注有姓名和简历。在邓小平照片下面还加上了“在太岳”几个字，折子上的照片和姓名绝大部分都是准确的，只是错把照片上的卢仁灿同志当成了罗瑞卿同志。这个折子，既是“C号作战”的罪证，同时也宣告了刺杀刘伯承阴谋的破产。（责任编辑：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