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阳城县委玉皇庙会议

1948年1月10日至4月30日，中共阳城县委在县城东关玉皇庙召开县、区两级党员干部和部分村级干部300余人参加的土地改革与三查三整会议（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和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历时83天。参会党员干部之多，会议延续时间之长，在阳城党的建设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1948年3月，太岳四专署召开战勤会议

一、阳城土改实际情况和“雇贫运动”的出现

1946年9月，阳城县委根据太岳区党委“七月会议”精神，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研究确定了全县农村土地改革的方针任务，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部署农村土地改革。10月，县委抽调干部 500余人组成农村工作队，经过短期培训进驻175个行政村，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县范围内轰轰烈烈展开，其势如暴风骤雨，猛烈地冲击着封建剥削制度的经济基础。1947年2月，针对部分村土改斗争中出现的对地主恶霸斗争不彻底和果实分配不公问题，全县“填平补齐”运动和总清算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2月7日《新华日报》（太岳版）以《阳城的填平补齐及总清算运动已达到了高潮》为题作了报道，认为其中的原因是广大农民对“耕者有其田”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掌握了不动中农利益的原则，劝止了中农献田；经过教育广大干部退出多占的果实，密切了干群关系，促进了运动的发展。这些情况表明阳城县的土改运动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

8月，太岳区在阳城县召开群众工作会议，传达晋绥边区土改整党试点经验，并在阳城开始试点。太岳区党委派驻汉上村试点工作组，不顾老区阳城的实际情况，照搬照抄晋绥经验，错误估计阳城去冬今春土改成果，认为“地主富农还没有彻底打倒”“新恶霸（指多占果实的干部）已经出现”“红石头（指包庇地富的个别干部）挡道”“贫雇农还没有彻底翻身”。在该村组织起“雇贫团”，片面强调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撇开区村党组织，踢开村政权和村农会，提出“雇贫坐天下，说啥就是啥，说错也不怕”等“左”的口号，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斗争大会，继续斗争地主富农（经过历次减租减息和四六年土改运动，地富手中的土地和财产大多已经斗争出来），将其“扫地出门”。同时将矛头对准中农，实行“封门管制”，提出“谁剃头谁凉，谁洗脸谁百”等口号，强逼着中农“开明”“献田”。党员干部也要交给“贫农团”审查，一些有错误的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被当做“新恶霸”轮番批斗，当做“红石头”搬掉。汉上村的党员干部经过“贫农团”审查后，竟然没有一个“合格”的，甚至出现了党员干部被打死打伤的严重事件。对于这些以雇贫运动为标志的“左”的做法，县委领导非常忧虑，但也一时吃不透上级精神，县委书记李敏堂认为试点村的做法过激，不符合党的政策，数次赶往汉上村，对随意封门管制中农、捆打党员、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甚至致人死命的做法屡次提出不同意见；并且提出除过试点村外，其他村暂时不成立“贫农团”，在10月的晋冀鲁豫中央局冶陶会议上阳城县委因此受到批评。试点村越搞越凶，其他村闻风而动。秋冬，汉上等试点村的雇贫运动很快蔓延到全县，加之冶陶会议上阳城县委受到批评的消息传回县里，“左”的偏向来势猛烈，县区干部难以抵挡，造成了严重后果。在全县大凡“雇贫坐天下”的村子，党支部瘫痪，党员干部工作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以致躺倒不干，中农提心吊胆，无心生产。据统计，在“雇贫运动”中不同程度挨斗的中农有1600余户，其中800多户被迫出过财产。11月下旬，县委在玉皇庙召开县区两级干部会议，讨论全县土改工作；因为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参加冶陶会议还未回来，对一些错误做法难以做出结论。年底至1948年初，县委书记李敏堂、县长王世清等参加完冶陶会议返回，听取汇报后顶着压力作出了暂停封门、暂停吃大锅饭，撤掉集体宿舍，让群众各归各家，年关期间停止运动，安心过年、“贫农团”应当欢迎村干部协助搞好各项工作等4项决定。

二、从反“右”开始，以纠“左”结束的玉皇庙会议

根据“冶陶会议”布置，1948年1月10日至4月3日，阳城县委在东关村玉皇庙召开土改与三查三整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学习贯彻落实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和冶陶会议精神，对照中央指示和上级部署，总结检查土地改革；针对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问题，开展三查三整。太岳区党委副书记顾大川、县委书记李敏堂、县长王世清出席会议并作动员讲话。县委县政府领导李敏堂、王世清、刘舒侠等轮流主持会议。会议虽然没有明确划分阶段，实际上是以两个阶段进行的。会议开始到3月15日的64天时间里，以贯彻冶陶会议精神为主，着重检查土改中“右”的问题。县委书记李敏堂虽然对反“右”持怀疑态度，但还是服从上级的安排部署，以反对土改中的右倾和富农路线为指导思想开展三查整党。这一阶段与会的党员干部在小组会议上人人检查，个个过关。一些所谓“右”倾问题严重的同志几次检查过不了关，受到大会批判斗争。加之有少数“左”倾思想严重的人提出要“追三亲，查五代”，使得会议气氛步步升温，伤害了一部分党员干部。但是县委始终把握以教育党员干部为目的，一再表明必须以同志式的态度展开思想交锋，不许搞残酷斗争后人无情打击，制止了反“右”倾斗争的进一步加剧。

3月16日，县委收到并且及时传达了中共中央《二月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太岳区党委关于纠“左”的指示后，会议气氛活跃起来。县委领导中的种种疑虑一扫而空，党员干部精神面貌为之一振。李敏堂代表县委作传达讲话说：中央《二月指示》明确指出：“在一切封建制度已经被推翻的老区、半老区，不再平分土地，只在必要时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调剂一部分土地和生产资料给尚未彻底翻身的贫雇农，并且容许中农保留比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数量。”“我们阳城是革命老区，全县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存在的问题是斗争不彻底，填平补齐还有一定工作要做。去年冬季的雇贫运动波及全县，部分干部头脑发热，少数坏人乘机钻空，导致了全县混乱，后果严重。尤其是许多中农兄弟受到伤害，部分农村干部挨整受打，仇者快，亲者痛，县委非常不安，也几次向上级提出过不同意见，希望能够得到制止。但是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是难以扭转的。”李敏堂举例说，汉上村的村长和公安员找到张天乙县长说：千错万错我们总不是阶级敌人吧，为什么要把我们一棍子打死？李敏堂说：“全县发生的问题，应由县委负责，不能责怪贫雇农，少数坏人另当别论。在座的党员干部在当时的形势下犯有“左”的错误，县委理解；但是必须检查认识，自我检讨，接受大家的批评，轻装上阵。前段会上受到错误批判的同志，责任也在县委，县委向大家检讨。每个同志都要懂得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道理。既不能埋怨组织，也不能对批评过自己的同志耿耿于怀。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有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的勇气和胸怀，把我们党的思想、组织、作风整顿好”。李敏堂的讲话使得大家豁然开朗，会议从此开得生动活泼。党员干部通过学习，对照中央文件和上级指示，深刻理解了中央文件的实质，明确认识到贫雇“打江山，坐天下”的口号是错误的，贫苦农民是在党的领导下翻身解放的，绝不能摆脱党的领导，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应当在党的领导下，斗倒地主，夺回土地，从旧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土地的主人。侵犯中农，封门管制，平分中农财产是违背党的阶级路线的。中农也是基本群众，应当团结他们一道革命；彻底消灭封建地主，不是从肉体上消灭，而是夺回他们的土地所有权，推翻封建剥削制度，在他们被斗后，仍应该给以出路。党员干部贪污和多占果实必须退赔或者退出多得的部分，不应当以“红石头”搬掉，不能以“新贵族”打倒，应当经过批评教育他们认错改正，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李敏堂的讲话统一了思想，会议在“三查”基础上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教育党员干部。尽管前期斗争有些过火，但是通过后期的认真纠正，使与会同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基本路线、党的方针政策教育，达到了教育党员干部，提高思想认识的目的。

三．玉皇庙会议的作用和几点启示

玉皇庙会议以纠“右”开始，以反“左”结束。时间之长，人数之多，在阳城党的建设史上是空前的，其重要作用是为全县纠“左”工作奠定了基础。从1946年贯彻《五四指示》开始的土改运动，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工作，于1949年5月胜利结束，全县农民在土改运动中获得土地87724亩，房屋69678间，内财不计其数，贫雇农人均土地由土改前的1.5亩上升到2.5亩。县委以王曲村和西沟村为典型，推动党员干部积极主动退出多占果实，补偿中农利益。不同程度受到伤害的1600多户中农得到补偿土地3213亩，房屋2700余间，耕畜109头。90户因“透底”而生活困难的地主富农也达到了妥善安置。广大农民群众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随即投入到了紧张的春耕备耕之中。全县整党工作也于1948年5月顺利结束。通过整党纯洁了的党组织，壮大了党的队伍，加强了支部班子建设，提高了执政能力。至此全县基层党支部发展到197个，党员发展到4781名，农村党员发展到4355人，占到党员总数的91%。县委县政府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抽调百余名干部南下，支援开辟新区；动员全县干部群众加紧生产，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7月，县区扩大干部会议确定工作重点转移后的任务是“一切为了恢复与发展生产，生产是压倒一切的重心工作。”阳城党的工作重心及时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11月，县委根据太岳区党委指示，决定在全县全面公开的党组织。

阳城县委玉皇庙会议启示后人：中国共产党任何时候都是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某些具体工作即使一时发生偏差，也会在短时间内依靠自己的力量和群众的理解帮助纠正过来。学习外地经验一定要结合本地实际，“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基本的原理”，如果违背这两条原理，任何工作都无法取得成功。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