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习仲勋与广东经济特区的建立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正面临着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再次实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好机遇。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起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之后，如何抓住这个机遇，选择好对外开放的突破口，就成为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那么，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怎样解决这一问题的呢？

   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一批有远见的领导人和实际工作者，开始探索引进外资和技术、设备的新路，其中，如何学习和借鉴港澳经验、利用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力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1978年4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联合组成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对香港、澳门进行了建国以来首次大规模的实地调查研究。6月，考察组正式写出了一份《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提出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成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年努力，把两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人的游览区。中央领导在6月3日听取了考察组的汇报后，表示：“总的同意”，并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1979年1月，邓小平在一份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这对广东省委有很大的启示和鼓舞作用。广东省委开始考虑如何能发展的更快一点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广东省希望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先走一步的想法逐步形成。

   曾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的王全国回忆当时的情况说：特别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感觉到不改革开放不行了。特别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我们就分析广东的特点，提出来广东的改革开放应该先走一步。

   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习仲勋同志带着这个意见，向邓小平汇报。习仲勋谈了广东经济的现状，以及广东省开放、搞活的设想。其中着重提到，省委要求允许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定地区，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类似海外的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对广东省委提出的举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表示支持，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邓小平向中央建议批准广东省委的这一要求。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派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中央有关部委组成的工作组赴广东福建考察，与两省负责人一起研究两省对外开放的具体问题。

   1979年6月6日，广东省委起草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6月9日，福建省委根据广东的报告也起草了《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然后由谷牧带到北京。报告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地试办出口特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和某些外国厂商直接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特区的管理原则是，既要维护中国主权，执行中国法律、法令，遵守中国外汇管理和海关制度；又要在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外商投资办厂受中国法律保护；特区需要的进口物资和出口商品，实行优惠税制；外商所得的合法利润，可按有关规定汇出；简化人员出入的手续；特区设中国银行的结构，可同中国银行港澳分行直接来往，开立账户，办理结账手续；特区的工资，可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1979年7月15日，中央以中发「1979］50号文件批转了两省的报告。明确提出“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

   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将出口特区改为办经济特区。这两个字的改变意义深刻，因为出口特区是借鉴外国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的模式，出发点主要是对外贸易，是单项性的开放。经济特区是综合性的，是兼工。商、住宅、旅游等事业为一体的全面开放。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从法律上批准了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立经济特区。1981年11月，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授权广东、福建两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单行法规，实际上也批准了厦门经济特区的设立。

   中国的对外开放，就这样，在中国南方毗邻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打开了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