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城第一次建市

晋城第一次建市是在1948年秋，此时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在望，党开始着手建立全国性政权和统一财经的策划和准备工作。194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9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华北人民政府大力加强各级政权建设，组织全区的人力物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同时探索和积累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做组织上的准备。晋城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一、晋城市的建立

（一）城市工商业的传统优势由来已久

晋城古称泽州。近代泽州将商人分为“黑行商人”和“白行商人”。“黑行商人”是指从事煤炭和铁业生产及销售的商人，“白行商人”是指从事除黑行以外商品生产和贸易以及金融服务的商人。当地有一句俗语：“黑行兴，百业兴”。黑行的兴衰是泽州商品经济发展和商人群体形成的重要基础。泽州地处太行、太岳两山之间，丰富的自然资源，悠久的开发历史，为泽州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明清至民国时期泽州工商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铁业是泽州黑行之首，历史上晋城的铁业久负盛名。日军入侵晋城后，铁业生产遭受严重摧残，全县2575座大小铁炉几乎全部停业。抗战胜利后，政府采取帮助贷款、收购产品等办法扶持，到1945年12月9日，全县公私铁炉增至45座，半年时间生产铁货25万公斤，产品主要有铁锅、犁铧等。到1946年5月，全县有约2万铁业工人复工，仅南寨街就恢复铜铁炉30多家。同时，公私营煤窑也纷纷投产，带动商业兴旺起来。晋城地处白晋、晋博、晋阳三条公路的交接枢纽，渐渐成为晋东南煤铁中心，大量输出煤炭、铁货和黄丝。各大集镇新建了许多商店和贸易货栈，拓宽了商品流通渠道，晋城的手工业生产和物资贸易迅速恢复发展。

（二）城市管理建设在华北解放区走在前头

1945年4月晋城解放之后，新组建的中共晋城县委十分重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并在短期内取得积极成效。1946年8月2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的《人民日报》以《晋城创造城市工作经验——解决商人“三怕”思想、翻身市民合作生产》为题，介绍了晋城城关区的城市工作经验：

一、前些时晋城商人思想存在“三怕”：一怕农民斗争会损害到自己商店与作坊的利益；二怕公营商店把自己挤垮；三怕店员伙计们算旧账。这些思想曾使商业发展受到障碍。店员伙计们也怕弄垮东家，自己失业。城关区公所为此特召集全城260余家商店代表座谈研讨。会上，商人在政府鼓励下，提出了自己这些顾虑，政府当即提出三项保证和要求：第一，保证农民运动除减租减息外，绝不损害工商业家的利益。同时要求商人自动和农民解决租息问题。第二，保证取消公营商店的特殊权利，同时要求私人商店改变“损人利己、囤积居奇”的做法为“利己利人、调剂有无、仁中取利”。第三，保证店员、学徒不算旧账，同时要求掌柜不能违法苛待或开除店员和学徒。经过大家讨论，决定成立商会，以调节办法解决商人和农民间纠纷。

二、城市群众翻身后再干什么，是过去领导上很苦恼的问题。城市既无土地组织生产互助，而贫民行业又很繁杂分散，由于一时找不着方向，部分群众产生游手好闲、大吃二喝、浪费斗争果实的现象。最近经过各街群众讨论，找到了一条发展小型合作社手工业作坊的生产门路，把从前的推磨的、吹鼓手、奶妈子等都组织起来，组成纺织、毛线、熬硝、磨面等各种小作坊或小组，现已开始进行。

三、因城里地主以房屋偿还农民损失，原来居住地主房屋的市民发生房子问题。西街500户，即有200户发生房子恐慌。经过和农会商讨后，决定暂按以下两原则处理：一、房屋原属恶霸、地主、庙社，而为贫民、小商居住30年以上者，无价分配给住户，成为私产。二、原属一般地主，而为普通市民居住在30年以下者，住户可以低价收买①。

1946年10月10日，晋城县人民政府和冀南银行太岳四分行联合发出通知：要求限期将太岳经济局流通券与冀南本票（100元、200元、500元、20元、3元）和鲁南银行流通券全部收回，并兑现为现行票，进行不限范围的流通交易。货币流通的一体化更促进了市场流通的加快发展。

1946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又刊发了《信赖政府发展工商业政策，晋城商人自组商联会，明文规定保障店员各种自由，主动调解工资等问题百余件》的报道。文章称：“8月南关黄花街街道商会成立，半个月中该街商店即由80家激增到145家。9月30日，晋城县商联会正式成立，420多名公私商号经理参会，民主选举出刘二虎、牛向林等20人为委员，刘、牛被推选为正副主席，他们都是私营商店的经理。会议还通过了商联会章程”②。

但是，工商业强劲的发展势头也一度出现了曲折。主要的原因是，在土地改革中，有的地方把本不是地主、富农的工商户错当成地主富农来斗争，把他们在县城开办的手工业作坊、商店、甚至煤窑一律封门或没收。有的地方擅自增加工商业税收，用垄断封锁的方法，随意干扰工商业主的经营。受这种“左”的错误影响，一部分工商户停业或倒闭，有的干脆跑回乡下。另有一部分工商户怕露富招批，缩小经营门面，商品也不敢摆在货架上，造成市场流通紧张。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及时发出了纠偏的指示，晋城也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工商业恢复发展的措施。

（三）新的契机催化城市应运而生

1948年2月，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从河南焦作北上太行山来到晋城。看到晋城北依上党、南控中原，扼晋豫咽喉、屏三晋腹地，是一处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且晋城的资源丰富，市场繁荣，又是老解放区，并且已经取得一些城市管理的经验。为了适应党的中心工作逐步由农村转向城市的战略要求，探索城市经验和培养城市干部，他建议中共太岳区党委在晋城建市。中共太岳区党委决定将晋城县一区（城关）划出，建立晋城市，由太岳四地委筹办建市事宜。

1948年6月末，中共中央、毛泽东向全党转发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加快了晋城建市的步伐。邓小平在6月6日上报中央的报告中尖锐地提出：“全区军队和地方无例外地违背了中央的工商业政策，没收地富的工商业部分，任意假借没收官僚资本反动分子的帽子，去没收那些本来不应当没收的工厂和商店，对生产资料的严重破坏，过重的而且是极其混乱的税收办法，社会秩序的不安定和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已经严重地破坏和停滞了社会经济，市场凋敝和工商停业的现象极其普遍，这样轻率地打乱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结果，使得大数量依靠工商业、副业和市场生活的群众，丧失了固有的谋生的道路，这是一个有关广大人民生计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还是我们今后在补救上最感棘手的问题。”并特别强调：“必须坚决执行保护城市、保护工商业的政策，纠正相当普遍存在的轻视城市、放弃城市工作领导的错误倾向。过去城市乡村的工厂、作坊、商店和副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党和政府要用很大力量组织各种专门机构（吸收工商业主、技师和工人参加），研究办法，使之迅速恢复生产”。毛泽东于6月28日代中央复电，并写了两段文字。中央将这个文件转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前委③。

1948年7月初，太岳区党委选派黄维（女）、霍钟秀、王利宾等人组成筹备小组，筹备建市工作。1948年10月，晋城市正式组建，黄维任市委书记，王利宾任市长（后王耀南），霍钟秀任副书记（后任书记），张帆任副市长，史林任组织部长，霍钟秀兼任宣传部长（后裴晋元）。同时成立晋城市武委会、工会、农会、妇会等组织。市区就是当时的城关区，下设解放街、黄华街（新华街）、东关、西关、河西、明遗街、南寨等7个街道办事处，人口1.1万余人，党员130人，为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地区人口最集中、经济最繁荣的地方，也是商品、粮食最大的集散地。这是晋城历史上设市的第一次尝试。1949年8月22日太岳区撤销后，晋城市并入晋城县。

二、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积极探索

（一）城市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晋城市建立后，狠抓了城市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1949年春，根据中央关于贯彻党对工商业政策的指示，晋城市委做出决定，严格区分城市与农村的界限，不像对待地主那样对待城市工商业者，纠正过去没收工商业者财产、侵犯工商业者利益的作法，该退赔的坚决退赔，该保护的坚决保护。要求今后对工商业者的合法经营不得随意侵犯，对工商业者不搞清算和斗争。为了贯彻市委的决定，市政府专门召开工商业者座谈会，到会的有钢铁、煤炭、皮革、造纸、针织、化学等行业的30余位经理。会议传达了上级和晋城市委有关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精神，强调民主市政府大力支持工商业者为振兴晋城经济、繁荣晋城市场做贡献。出席会议的经理们纷纷表示，要坚决拥护晋城市委的决定，带头搞好各自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晋城炒铁炉经理靳鸿瑞在座谈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黑行不动，白行无用。铁业是晋城工商业的领头羊，它为各种造货的铁炉供应原材料，1座炒铁炉能带8到10座方炉、4座条炉，使用技术工人几十个，连同采矿和运输，总算起来用工可达1200个。抗战前晋城有十几座大炒炉，养活了2万多工人。现在晋城要恢复工业，应先把这件事抓起来。虽说恢复炒铁炉本钱大，难度大，但效益更大，所以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应该赶快做。”他的意见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这次会议还在发展晋城的工商业方面取得了以下共识：第一，要继续深入地宣传政策，做好纠偏工作，尽快赔偿工商业者的损失；第二，要教育工商业者从晋城的长期发展着眼，不计较暂时的赔赚，努力办好自己的企业；第三，要解决好工业与农业的矛盾，纠正某些村干部限制农民向城里转移，随意加重工商业从业人员负担的做法；第四，要注重人才，尽快把飘流四散的铁业技术人才和经营人才团结组织起来，为振兴晋城市的工商业、繁荣市场做贡献。

1949年5月，针对晋城铁业生产出现产品质量下降、市场销路停滞的问题，晋城市、县联合召开铁炉和煤矿（窑）劳资联席会议，研究晋城铁业销路停滞的原因及其解决的办法。参会123人，其中工人代表31人、经理64人，市、县机关干部28人。会议从5月9日开到5月18日，历时10天。首先由政府做了大会动员报告。报告分析了晋城铁业的重要作用及当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晋城县铁业公司经理李雅介绍了各地铁货销路的情况。经会议讨论，现阶段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偷工减料、不讲信用，只看暂时利益、不从长远打算，因而使质量降低、销路停滞。大会集中研究了如何改进技术、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打通销路，并研究出方炉、锅炉、炒炉三个方面在原料收购、质量检验及奖惩、火候把握及降低成本的具体办法，提出加强管理、精确计算、严密分工、各级领导要亲自检查的要求。会议还就民主管理提出两条要求：一是厂方要采用民主方式，吸收技术工人参加讨论制定生产计划，并研究改进技术、实验、提高质量和产量的具体办法；二是厂内经济要公开，使工人随时能了解本厂的经营情况，共同发展生产。同时会议还集中讨论了铁业工人的工资分配问题，特别是技术工人与普通工人的工资要拉开距离，激励工人学技术的积极性。会议还推广了大阳镇协太山铁业公司的工人工资管理办法④。这次会议对于晋城铁业及整个工商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晋城市大力鼓励工商业的做法，不仅使本地国营、公营的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也带动了合营、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合营的晋城泰山义剪刀厂，是晋城手工业的传统名牌产品，创办于清乾隆24年（公元1759年）。日军侵占晋城后，被迫停产。晋城解放后，于1946年11月在民主政府贷款扶持下，原剪刀铺老工人牛保家、卫全贵带头组织恢复生产⑤。到1948年底，该厂在原基础上扩大营业，增设了铁匠、铜器、薄铁、钳工4个组，职工由原来的10人增加到146人，资金由20万元扩大到1400万元。产品质量过硬、销路畅达，运销山东、陕西、河南、天津、北平等地。该厂实行新的“劳资合营”办法，由厂方出资、工人出劳力，所得红利劳资对半分红，有效地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产量比抗战前增长25%。产品供不应求，很多购方需要先缴定金才能买到。经历了曲折和反复后，晋城市的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同时，市、街道党组织经过实践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结合整党运动，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从中摸索出了一套发展经济的办法，使晋城市的经济建设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制。

（二）城市市场的管理

1949年4月24日的《人民日报》刊发《晋城成立集市管理委员会—调剂供求平稳物价》。报道称：晋城市政府在2月4日到6日，召集在本市经营的国营企业、公营商店经理会议，出席的有各单位经理19人。会上着重讨论了对国营经济市场领导作用认识不足的偏向，批判了某些单位在营业上有互相争购、私商投机、刺激物价上涨的不正当的做法，打击了小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如晋丰汽车公司，1月份就知道了邯郸、长治等地物价抬头，就在晋（城）市抓了一把，抢买棉花，把私人商店的买了，又向县联社、晋合祥等公营商店争买了2000多斤。利太商店也是这样，以致弄得棉价暴涨。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大家认为主要是，有些单位单图盈利的本位观点作怪，对国营企业与公营商店领导市场应起的作用，认识模糊。永盛合作社姚经理说：“过去，公营商店之间，是互相投机，只要抓到自己手里，赚了钱就行。在物价波动时，不是互通情报，统一步调，平稳物价，而是保守秘密，争先抢购。结果的还是公家和群众，只是便宜了投机商人。”在讨论到今后如何具体改进时，大家认为首先应从工作人员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决定各单位工作人员，必须学习总结关于“临清事件”的社论，接受“临清事件”的教训，提高国营经济干部的理论。从10日到20日，专门学习10天。并且提出，晋市的各单位在市场上活动，要有统一的组织领导，以便取得统一领导和掌握市场。市政府当即决定成立晋城市集市管理委员会，由市政府直属的各工商、财经部门、市公安局、商联会、公营企业、商店代表共12人组成。市长王耀南同志任主任委员。委员会主要任务为加强领导和管理市场，掌握物价动向，发挥国营经济的领导作用，运用经济力量，调剂供求，平稳物价，以便刺激各种生产。该会已在2月10日正式成立⑥。

（三）城市社会秩序的治理

为了维持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确保社会安定，新建的晋城市进一步加强了公安司法工作。首先，建立健全公安司法机构，建立公安局，增设街道公安助理员，建设公安派出所。市公安局与市委的社会部合署办公，市委社会部部长兼任公安局长，保证党对公安保卫工作的领导，形成自上而下的公安保卫工作的系统。公安局主要职责和任务是：负责社会保卫工作和机关、部队、学校、厂矿的保卫工作，具体如侦察、扣捕、审讯敌探特务和破坏各项人民事业的反动会道门及各种反动分子，搜集敌人的各种情报，清查户口、维持社会治安等。关于司法机构，市设立有司法科，下设人民法庭。司法系统的具体任务有三项：一是发扬民主，保障人权，维护各阶层的利益，巩固统一战线；二是镇压、制裁敌探特务，巩固革命阵营，维护社会秩序；三是教育人民，改造人犯，增强革命力量。

其次，加强立法工作，规范公安司法工作程序。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及突发事件，相继制定了一系列地方法规。如针对土改中出现的侵犯中农、工商业者利益的情况，制定了《保护独立经营者暂行办法》。针对公安工作，建立了专门机关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制度、室内审讯与调查研究相结合的制度、处理案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制度等；针对司法工作，制定了刑事案件实行三级两审终审制，民事案件实行三级三审终审制，以及人民陪审制度、巡回审判制度、民间调解制度等。在诉讼程序上废除了旧政权的繁杂程序，凡起诉者无论口述或呈文均予受理，不收任何费用；对赤贫孤寡临时诉讼予以招待，解决食宿问题；审理案件随传随到，随到随审，随审随结，不拖延时间，避免影响群众生产；审判工作采取公开审判的方式等等。整个公安司法工作的基本方针是教育、挽救、争取、改造，从思想启发、政治开导、生活感化入手，反对“惩办主义”。对犯罪分子进行前途教育，宣传党的政策，开展立功赎罪活动，使其弃恶从善，悔过自新；对民事案件，主要进行调解解决，减少民事诉讼，和睦邻里关系。

第二，加大打击力度，震慑犯罪。对极端仇视革命、破坏城市建设的少数敌特、反动会道门头子，本着“从快、从严、从重”的原则，坚决予以镇压。新建的市公安局，首先从维护稳定、巩固人民政权入手，对市区及城市周边敌特煽动土匪、流氓分子多次割断电线破坏通讯设施的问题，商店、旅馆、街道发生多起偷盗和扒窃的问题，以绰号“老三”“四姑娘”为首的吸毒、贩毒、赌博、卖淫等团伙作案的问题，进行缜密的侦察，会同司法部门对首恶分子给予严惩，对协同分子进行教育，使城市的治安情况得到了根本好转⑦。公安司法工作的加强，使广大群众提高了守法的自觉性和维护法律尊严的责任心，公安司法人员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依法办案，刑事案件大为减少，敌特破坏活动受到打击，大部分犯罪分子得到改造，大量民事案件得到了调解。从而安定了社会秩序，保护了人民的利益，保证了城市各项建设事业的顺利开展。同时，为新民主主义法制建设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三、城市的引领示范促进晋城地区经济的长足发展

晋城市的建立虽然只有一年，但它对晋城县域及整个太岳解放区的经济示范引领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是对公营经济（即现在的国有经济）的引领和推动。在晋城，公营经济主要是抗日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军工企业和抗战胜利后由县民主政府投资兴建的公营煤矿、工厂和商店等。如八路军总部建立的晋城苇丁化学厂，1946年太岳军区后勤部接收并扩建的晋城大阳煤铁厂（1948年改名永晋公司大阳分公司），1946年太岳区兴建的全区最大的公营企业—太岳实业公司，包括张岭煤矿、北岩煤矿、晋丰煤矿、寺庄煤矿4个机械化矿井，以及一个化学试验厂，在晋城市相对成熟的市场推动下，经济效益都有了较大的提升。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前，晋城全县的工商业企业发展到2000多户，有商业摊点1976个，其中国营、公营商店12个，合营商店39个。公营经济对稳定和发展全区经济发挥着至关重要的领导作用。

其次是对合作经济的促进。合作经济包括农业合作经济、手工业合作经济和商业合作经济，农业合作经济包括农业生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晋城市的工商业是以合作经济为主要形式的。工商业的合作经济发展迅速带动了农业合作经济的发展。农业合作社实行自愿参加、民主管理，群众选举当家人，并实行以劳为主或劳资结合的分配办法，业务灵活多样，贴近群众需要，帮助农民克服个体经营的困难，通过协作提高劳动生产率，很受广大农民的欢迎。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前，晋城县参加各类合作社的农户数占总户数的50%左右。

第三是对私营经济发展的推动。农村农民个体经营的实体和城镇的私营工业、手工业及私营商店，在当时的晋城县域所占比重较大。晋城市对私营个体经济实行鼓励扶持的政策推广到广大农村，大力提倡劳动致富，允许新式富农和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提高整个解放区的生产力、加快经济经济建设的步伐起到了重用作用。

在晋城市的引领和带动下，晋城县域以及整个太岳区积极采取同当地经济水平相适应的经济政策，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共存，在大力发展公营经济的前提下，保护私营经济，鼓励合作经济，有效地解放了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稳定了社会秩序，并为解放区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准备。

①《人民日报》1946年8月2日第2版。

②《人民日报》1946年10月12日第2版。

③《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123页。

④参见城区档案馆存：《1949年（晋城）县政府会议记录》；泽州县档案馆存：李光前《晋城市工商业调查表》（1948年10月—1949年5月）。

⑤政协晋城市城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晋城市城区工商史话（上）》，2012年版，第97页。

⑥《人民日报》1949年4月24日第2版。

⑦参见晋城市档案局存：1948年12月5日晋城市公安局《近月来治安工作的报告》（民法字第1号），1948年12月26日晋城市公安局《社情通报》（公字第1号）。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