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慕陶：一个悲剧人物的黑白人生

我在写作山西牺盟会成立80周年的纪念文章时，查阅有关史料，突然发现了一个与此有关的人物：张慕陶。资料是这样介绍的：1937年10月，牺盟会主要负责人薄一波率领决死一总队到五台山创建抗日根据地时，路遇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朱总司令转达了新形势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意图，指出晋东南是重要战略支点，但由于各部队正配合国民党军进行忻口会战，阎锡山又委派托派、汉奸张慕陶为上党地区专员兼游击司令，朱总司令建议薄一波到晋东南去，把张慕陶赶走，占领那个战略要地。于是，薄一波向阎锡山提出，晋东南是军事要地，要求率领部队到那里建立一个“抗战的立脚点”，得到阎锡山同意。原拟担任上党地区专员兼游击司令的张慕陶，因为组织托派政党“新共产党”，以左的面貌反对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非常不得人心，所以薄一波到晋东南后，没费多少劲，就解决了那支小部队，占领了该地区。

这段话文字不多，满共也就200多字，但“张慕陶”三个字却引起我的浓厚兴趣。这个名字在我阅读过的海量书刊中，似乎见过，但印象不深。于是，我带着好奇心，对这个颇有几分神秘的张慕陶专门做了一番钩沉。这一“钩沉”非同小可。张慕陶并不是一般人,他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鼎鼎大名的人物。他的历史非常复杂，政治能量也很大。既担任过中共多项要职，参加过中共六大，对革命有过贡献，和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明等诸多中共大佬有过交集，和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等民国要人也有许多过从，甚至搅动了“西安事变”和山西的阎锡山政权。由于时代影响，张慕陶具有复杂多面，正反兼具、好坏混杂的特点。

张慕陶（1902——1941），原名金印，字信斋，笔名金刃、禁音等，化名张慕陶、马云程、张渊明等。陕西三水（今旬邑）人。1923年秋考入西安陕西省立第三中学。1924年秋由魏野畴、张性初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团的外围组织青年生活社，还与张性初、张含辉等人创办《陕西青年》杂志，宣传新文化新思想。1925年，作为省立三中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参与领导了驱逐军阀吴新田的学生运动，并被推选为陕西省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负责编辑学联机关刊物《陕西学生》。同年冬，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担任共青团西安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2月，中共陕甘区执委会和共青团陕甘区执委会成立，张任共青团陕甘区执委会宣传委员。3月13日，张出席在西安中山学院举行的共青团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陕甘区出席团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5月去武汉出席共青团四大。会后返陕，带回了团中央关于撤销共青团陕甘区执委会，在团陕甘区执委会的基础上建立共青团陕西省委、张金刃（慕陶）任团省委书记的决定。时值冯玉祥部在陕西“清党”，无法召开团的全省代表大会，张遂与原党、团陕甘区执委会领导人研究，由11名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组成共青团陕西省委。7月7日团省委正式成立，张任书记。10月初，团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将团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正式选出7名委员、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委员会，张仍任书记。11月底，团省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根据团中央指示，增补了4名委员。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共青团在陕西各地的工作有了很大发展。这期间，张还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在中共陕西省委“9.26”扩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参与了省委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由部分的农民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暴动》等文件的制订。

1928年2月18日，根据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召集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中共陕西省委选举潘自力、张慕陶、王松年为陕西出席中共六大代表。但三人到上海后，始知六大延期。潘、王在向中央汇报完陕西工作，携中央《陕西工作决议案》回陕，张留共青团中央工作。5月，中共中央派张到天津，担负接待和转送六大代表的有关事务。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张金刃成了陕西出席中共六大的唯一代表。7月，他还在莫斯科又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

1928年11月，张慕陶从莫斯科回国，中共中央派他为巡视员，到江西帮助并指导中共江西省委开好全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随即被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参加中共顺直省委工作。张于12月底到天津，任省委常委。1928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开会研究顺直省委问题，决定派新的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巡视解决。12月11日，周抵津后，在法租界正式召开扩大会议，解决顺直省委问题。由于会前工作较细，各方意见均有采纳，最终达成新的省委人选。会议通过选举，正式产生了中共顺直省委。韩连会任书记，陈潭秋任宣传部长，张慕陶任组织部长，郭宗鉴为省委秘书长。

顺直省委的改组，是中央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贯彻。对张慕陶任组织部长问题，会上发生很大争论，有几位代表坚决不同意，说这个人爱吹牛，假积极，作风不正派，经周恩来（时任中央组织部长）作了一些解释和说服工作，最后决定“维持原案”。顺直省委改组后；原省委书记王藻文因落选竟叛变投敌，造成新到的省委书记卢福坦、秘书长叶玉文和郭宗鉴、彭真等20多名重要干部被捕，省委遭到严重破坏。王藻文不过也没有得到好的结果，新省委对王实行惩处，其被击成重伤后死去。这时，张慕陶等自动组建中共顺直临时省委，张任代理省委书记，在白色恐怖下继续坚持工作。不久，根据中共中央《给顺直省委的信》，张正式担任省委书记，并与李子芬、吴雨铭组成省委常委会。这得到中央的肯定，8月底到9月初，中共顺直省委在天津召开扩大会议，正式产生由9名委员、6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省委，张慕陶正式任省委书记。在这段动荡岁月，张慕陶对于顺直省委的顺利过渡，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时的中央，已进入李立三主政时期，开始激进的进攻路线，地下工作也以飞行集会、公开规模性的反抗为主，这遭到顺直省委的抵制，1930年1月，中共中央派政治局委员贺昌来加强领导，改组顺直省工作。2月3日，中共中央批准贺昌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张改任宣传负责人。不久，李子芬、张慕相继被调离北方，另行分配工作。夏秋，张慕陶被调到武汉，任长江局书记。贯彻立三路线，带头搞“飞行集会”，到处制造小型罢工，导致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破坏，长江局机关被破坏时，张慕陶跳楼脱险，摔伤了腿，逃到上海。李立三左倾中央却说他临阵逃脱，没有分配他工作。张慕陶非常气愤，于是起劲反对“立三中央”。

当时，在党内反对向忠发、李立三中央进攻路线的各地方派别，主要集中在顺直省委与江苏省委。顺直省委负责北方党的活动，人数不多，但地域广泛；江苏省委则是中央直属的最大地方区域，在项英、李富春等领导下，对抗向、李为首的中央；而在直属机关系统，则是何孟雄、罗章龙、陈郁领导的工会系统干部，一时间，形成很大的风潮。接着是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米夫改组中央，王明派别上台，继续打压何孟雄、罗章龙派别。于是，何孟雄、罗章龙、陈郁及地方省委相继强烈反弹，要求重新进行中央选举，改组四中全会中央领导。

罗章龙、何孟雄、陈郁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余飞等人在上海秘密召开“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发表《反四中全会代表团告同志书》、致共产国际信，通过了罗章龙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接着，中共江南省委有关成员公开发表反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声明。何孟雄则与长林育南、李求实等准备召开上海各级党组织会议，揭露王明等人破坏党内民主的行径。结果，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罗章龙认为何等被捕是王明中央的告密迫害，于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召开党团会议，作出《全总党团对于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决议案》，认为四中全会“是继续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精神”，要求共产国际“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代表”。会议宣布成立由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何孟雄、王凤飞五人任常委的“临时中央干事会”，此即后来人们通常所说的“第二中央”，罗章龙任“书记。在地方，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曹策、京东特委书记李友才等立即成立“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要求废止四中全会一切决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重建中央领导机关。不久，罗章龙派遣原中共顺直省委书记张金刃（慕陶）等赶赴天津，与曹策等人联合组建“第二河北省委”，由张金刃任“书记”。张金韧立即派人到陕北、直南特委进行分裂活动，策划建立“第二特委”。

四中全会中央也作出反击，1931年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开除张金刃的决议》，决定开除张慕陶的省委书记职务；同时，作出《中央对河北党的问题决议》，要求组织临时省委，“取消现有的筹备处”。

2月6日，新成立的中共河北临时省委开会议决：解散分裂党的筹备处组织，并号召河北全党“反对张金刃、韩连会等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分裂党的行动”。然而张等宣布立即筹备河北省紧急会议，加快非法成立“第二省委”的步伐。

2月18日，在中央巡视员阮啸仙、陈原道的直接干预下，中共河北临时省委作出《关于开除张金刃、韩连会、曹策、叶善之等党籍的决定》。“第二省委”等自行解散，但张慕陶等仍不以为然经常秘密集会。

　4月8日，筹备处成员在李延锐家又一次秘密集会时，全部被捕，张金刃、李延锐、吴化梓三对夫妇在内。

张被捕后先关押在天津，后转押至北平草岚子胡同军人反省分院。在狱中，张慕陶与陈伯达、陈源道同监，表现不错，又恢复党籍，刑期快满时，经党营救，1932年与二陈同时出狱，到北平朝阳大学教书。

1933年5月，受冯玉祥邀请、周恩来指派，张慕陶进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这支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成立时，声势颇为浩大，有官兵12万，枪10万支，冯玉祥为总司令。华北特委根据周恩来指示，安插张慕陶与吴化之（中共张家口特委负责人）、武止戈（留苏学生）等一批共产党员参加冯玉祥领导的抗日同盟军的工作，张慕陶任冯玉祥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吴化之任吉鸿昌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他们还组成中共张家口特委，张任书记。张慕陶很快得到冯玉祥的器重，他与冯共同拟定了抗日行动计划，他还负责起草抗日同盟军纲领。张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确定以冯玉祥为核心，以抗日为最高原则，求同存异，最大限度地团结各派各系抗日力量，没有打出共产党旗帜，也没有攻击南京政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这为柯庆施为书记的河北省委所不容，张被指责为投降主义；柯庆施主张鼓动士兵哗变，以建立共产党苏维埃政权，两边矛盾十分尖锐。6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河北省委秘密指示信，要求将同盟军前委改组为秘密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将先期在张家口工作的特委同志调离各关键岗位，把张家口和察哈尔中共领导或影响的军队，即同盟军第2师、第5师和第18师（这三个师中的师长、团长、营长全是共产党员），及其他队伍中中共掌握的队伍，总共两万多人，拉出来，开到冀南，改编成红军，建立苏维埃，实行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反对国民党统治。在内部指示中，还提出反蒋反冯。柯庆施见张慕陶不听指挥，就撤销了华北特委，建立中共前线委员会，直接指挥。这样，张慕陶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关系变化为：直接领导前委，前委受河北省委领导，河北省委受中央代表孔原领导，孔原的中央代表在天津设有代表处，主要成员包括全总代表饶漱石、军委代表柯庆施。

实际上，冯玉祥、方振武并不愿意公开反蒋，因为在日寇侵略日重的情势下，统一的中央政权是大势所趋，而且苏联政府也明确只支持南京政府。但柯庆施策划吉鸿昌等，决定赤化察哈尔，进攻京津地区，建立一个华北的苏维埃政权。8月24日, 中共前委在张北县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正式公开共产党在抗日同盟军中的组织身份，并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常委由柯庆施、吉鸿昌、张慕陶、宣侠父、许权中等7人组成，柯庆施任书记，吉鸿昌任总指挥。同时决定部队西开商都，然后出呼和浩特，再南下蔚县，实现中央意图——在河北省中南部地区建立新苏区。

吉鸿昌原准备联合高树勋部合作，但高已归顺中央，吉部无奈，只得独自行动， 9月10日，吉鸿昌等正式把抗日同盟军改为“讨蒋联军”（“东亚联合同盟军”），要求攻下北平，讨伐蒋贼，成为反蒋作战部队。这支部队攻城拔寨，一度攻占北京城外的密云、昌平、小汤山。10月中旬，中央军集结完毕，包围了这支军队，吉鸿昌、方振武通电下野，所部6000多人全部缴械。

在此过程中，柯庆施等提前离开，吉鸿昌的攻城计划完全失败。不久，以柯庆施为代表的前委、河北省委为逃避责任，反而追究张慕陶的右倾错误。9月12日，前委召开以师为单位的党员大会上宣布，开除张慕陶及五师王沛南、尹心田、周茂兰、贾振中等党籍。有些与会同志不同意在混乱情势下，公开召集党员大会而暴露党员同志的身份；有些与会同志提出,，张慕陶工作能力强，在同盟军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这样的人才难得，有错误批评改了就好，不要一有错误就开除出党。但这些意见遭到柯庆施的压制。柯庆施在会上简单宣布了开除张慕陶党籍的理由，指斥张慕陶是反党反革命。

张慕陶知道自己被开除党籍后大病一场，从此单干反蒋，也开始反对中共。如1934 年秋, 他在山东泰山看望冯玉祥时, 见到冯的副官、共产党员张公干，便对其说：“党的领导有问题，要组织起来和党斗争。”张公干当时劝张慕陶说：“左倾机会主义者开除你不一定对, 你要正确对待, 不能分裂党。”张慕陶拒绝了张公干的批评, 回到天津不久, 认识了阎锡山之弟阎锡棋，并经其介绍到山西太原给阎锡山做高级参议，深得阎锡山的信任。1935年, 阎锡山授意续汝揖组织培养反共专家的“文山读书会”，张慕陶被聘任为该会训导。同年秋，张慕陶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由于王明路线和政策的错误而放弃了革命根据地，带领红军东奔西跑，未有稳固的根据地，所以，他欲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来领导真正的中国革命。接着，张慕陶在太原四处活动，招兵买马，结果“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还未及成立，就被中共北方地下党派王定南给搞掉。张慕陶已对共产党失望，正在山西组织牺盟会的薄一波等，多次要求张慕陶“归队”，遭到张的拒绝。

西安事变时，杨虎城曾电阎锡山请求指导。张慕陶作为阎锡山的总参议名义来到西安活动，并得到张学良、杨虎城的信任。到达西安后，张慕陶会见了周恩来，表达两个意见，一是杀蒋，认为放蒋会养虎贻患；二是归队，回到党内，并明确提出将自己开除出党是政治陷害。周对张的要求未予答应，但对张个人能力非常欣赏，希望张与之一起共同为解决西安危机而努力。张慕陶坚决主张杀蒋，并对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的放蒋意见进行批评与攻击。

张慕陶作为老资格的反蒋人士，与反蒋高级将领关系密切，是陕西有名望的青年领袖，而且斗争意志坚决，与杨虎城的特务营长宋文梅关系友善，他们经常邀约张学良军中的少壮派聚会，“抵掌而谈，兴会淋漓，放声高歌，旁若无人。张慕陶说：“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蒋介石是不能抗日的。你不要信共产党的错误主张。为今之计，万不能再听共产党的话。现在蒋介石威信还没有恢复，内部还不一致，军心还不安定。华北的韩、宋，西南的李、白，四川的刘湘，山西的阎锡山都想倒蒋。我们只有趁着这个时侯坚决打一下。只有打仗，才能救回张汉卿。”因此，在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后，如何营救张学良，张慕陶在青年军官中有很大的影响力。

张学良当时的秘书高崇民说，张慕陶等通过杨虎城主任、李兴中参谋长的关系，导演着十七路军的少壮派宋文梅、许权中、王劲哉、任云章、李振西等；十七路军方面，当时除杜斌丞、孙蔚如、赵寿山、杨明轩、王炳南、申伯纯和其他革命军人如阎揆要、张希钦、孔从周等外，直接间接几乎都在张慕陶的影响下。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警卫团长孙铭久、张学良的机要秘书，西安“剿总”行政处副处长应德田等少壮派带领特务团的一批少壮军官枪杀67军军长王以哲、57军军长何柱国、67军副军长宋学礼、参谋处长徐方，激起东北军内讧。此事在西安引起极大混乱，东北军大部投诚中央军，杨虎城也无法控制局面。中共中央立即把此事件与托派对“西安事变”的立场，及张慕陶与孙铭九少壮派的关系联系起来，把“托派张慕陶”视为少壮派杀害王以哲的幕后策划者，延安的《新中华报》猛烈抨击“托派张慕陶等阴谋企图破坏和平统一”。

但是说张慕陶直接插手“2.2事件”，很多人认为缺乏证据。 1980年，曾参与“西安事变”的应德田写了《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一书，声明“2.2事件”与其他人无关。他说， “有人认为, ‘2.2事件’ 是受了托派分子的影响搞的。坦率地说，张慕陶、徐维烈、张子奇之类, 在西安事变时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更谈不上见过、接触过。至于托派一词，我更不知道。”

这说明，张慕陶主张杀蒋，与托派毫无关系。

西安事变结束后，张慕陶回到山西，仍得到阎锡山的信用。抗战爆发后，山西进入联共合作抗战的新时期，阎锡山对共产党势力颇为重视，而张慕陶得不到中共中央及北方局的信任，所以在阎锡山几次委以重任的情况下，都为共产党反对而作罢，如在太原失守后，阎锡山准备委派张任第二战区司令部政治部长、晋东南长治等十二县行政主任兼地方自卫军总指挥、晋东南专员，都因共产党反对而未成。

1937年9月，王明在回国前，无中生有提出一个所谓托匪张慕陶、徐维烈等人“每月从日寇的华北特务机关部领取五万元的津贴”的罪名，诬指张慕陶亲赴日本、在东京听受日寇指示等，中共中央北方局据此作出由山西省委组织除掉“托匪奸细”张慕陶的决定。

这个部署首先由山西省学生组织实施。1938年2月4日，张慕陶应邀到临汾国民大学演讲。中共山西省委乘机组织学生围攻他。他逃到家里，学生们追到家中，抄家，并把他和妻子申云心揪斗、游街、关押起来，扬言要“公诉枪毙张慕陶”。阎锡山得知后，半夜里派宪兵拿着他的手谕，以提审张慕陶为名，从看守的学生们那里，要走了张，解送到临汾高等法院。阎锡山表面上答应群众要求，要公开审判，甚至还要薄一波准备发言，揭发罪行。可是在当天晚上，就把张解送到西安九府街第一监狱。当时177师西安办事处主任赵彦青是张在北平朝阳大学的学生，赵得知张被捕，即告师长李兴中；李通过阎锡山，设法把张慕陶在3月8日无罪释放.

张出狱后，逃到西安，继续反蒋反共，扬言“共产党没有希望，国民党已腐烂，非走第三条路不可”，并成立了一个自称是“马列主义”的无名小组织。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要张写自首书加入国民党。他拒绝说：“甘为刀头鬼，岂作无耻徒。”国民党乃将他逮捕，但生活上给予优待。由于日机轰炸，辗转押解沔县和阳县，张慕陶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鼎鼎大名的人物，也是跨越国共两党、搅动半个中国政治军事的风云人物。但人死灯灭、事过境迁，在暴死于蒋介石政权枪下后，竟然在国共双方的史书中一并湮灭，使人感慨不已。

张慕陶被捕后，有多人对他劝降，要他归顺国民党，公开反共，均被他拒绝。1940年12月8日，蒋介石电令枪决张慕陶；1941年1月4日，国民党南郑专员魏席伦执行命令，将张慕陶秘密抢杀于专员公署，年仅36 岁。张慕陶作为一代风云人物，   在死于蒋介石之手后 ，竟然在国共双方的史书中一并湮灭，使人感慨不已。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