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遭劫难勇抗争苏区霜晨月

   田村。  

　　阳光普照着一座农家小院。春意渐浓，杨柳吐新芽，布谷声声。  

　　红三军团召开一次特殊的会议，屋里挤满了人，有坐着的，有站着的。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主持会议，中心议题是批判黄克诚。会议指出黄克诚主要有两点错误：反对攻打中心城市，对抗中央路线；主张打“土围子”、扩大苏区，反对现行土地政策，是右倾机会主义。  

　　有的同志站出来，批评黄克诚一再对抗中央路线：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不久，他便反对攻打武汉、长沙等中心城市，而且当面向军团长彭德怀提出反对意见，因此被取消了纵队政治委员的任命；这次打赣州，他又一次站出来反对中央决定，力劝红军撤围。  

　　有的同志说，黄克诚一贯有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反对中央苏区现行的土地政策，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有看法。不少同志七嘴八舌，批判黄克诚的种种“错误”。黄克诚面对批判，表示不服，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黄克诚坚持认为自己的那些主张是实事求是，既不存在对抗中央命令，也不存在有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的问题。  

　　批判会上，耿直的黄克诚，单枪匹马，据理力争。会议僵持了很久，只得休会，暂时停止对黄克诚的批判。  

　　按照江口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中央红军分东西两路，夹赣江而下，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红一军团与红五军团组成东路军，人闽作战，红三军团与湘赣军区和湘鄂赣军区所属的地方武装组成了西路军，以彭德怀为总指挥，膝代远为政委。  

　　江口集结期间，中革军委还重编了一、三、五军团，恢复了红五军的建制与番号。  

　　这样，中革军委任命邓萍为红五军军长，贺昌为政治委员，黄克诚为政治部主任。全军归属红三军团建制。  

　　不久，红三军团遂沿赣江西下，准备“赤化”河西，贯通湘赣苏区与中央苏区，并相机夺取河西几个城市，使之成为革命向湘赣发展的根据地。  

　　田村批判会，是在红三军团西渡赣江之前召开的。  

　　部队沿赣江西下后，进入了湘、粤、赣边境地区。  

　　一路上又开始了对黄克诚的批判。黄克诚仍然据理力争，与他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行军途中，黄克诚几乎是在批判声中度过的。幸运的是，批判归批判，上级并没有给黄克诚任何处分，更没有撤消他的职务。  

　　黄克诚随红五军先是进入江西境内，在茶陵、莲花、永新一线活动，这一地区原本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茶陵还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因而红五军打算在这一带收编一些地方武装来扩充主力部队，然而收获不大。于是，红五军又迂回至上犹地区。  

　　不久，西路军奉命回师赣南，挺进南康、大余。行军途中，黄克诚恰好与红五军政委贺昌携手同行。贺昌年龄比黄克诚小，但是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曾被选为中共五大、六大中央委员，是一位久经斗争考验的同志。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一手控制了中共中央，贺昌被撤消了中央委员一职，旋即派到中央苏区工作。  

　　贺昌参与过对黄克诚“错误”的批判，认为黄克诚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过，黄克诚面对同志们的批判态度强硬，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也给贺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次携手行军，贺昌便一边走，一边同黄克诚谈话，试图说服黄克诚承认所犯“错误”。  

　　黄克诚性情耿直，认定自己没有错，就理直气壮地同贺昌争论。  

　　贺昌也是个犟脾气，看见黄克诚拒不认错，就集中火力反驳。  

　　两个人各持己见，针锋相对，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服谁。黄克诚大声向贺昌表示：“现在不服，将来也不认错，准备和你再争论二十年。”  

　　于是，黄克诚与贺昌早上争论，晚上争论，行军争论，宿营争论，仍是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黄克诚后来回忆道：贺昌不愧是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作为上级，我无论怎样同他争吵，他都不在乎。争吵归争吵，吵过之后，照样相处，毫不计较，也不影响工作。①1932 年7 月，黄克诚随红五军参加了南雄、水口战役，打击了人赣敌军的嚣张气焰，稳定了中央苏区的南翼。之后，黄克诚率部进军信丰地区开展工作。  

　　8 月8 日，苏区中央局接受了周恩来等同志的提议，正式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同时组成了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参加的最高军事会议，周恩来为主席，开始部署乐安、宜黄战役。  

　　黄克诚随红五军又投入了乐安、宜黄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  

　　乐安、宜黄战役之后不久，红五军番号奉命取消，黄克诚被派回了三军团红三师担任政委。  

　　骄阳似火，躁热难当。  

　　红三军团第三师师部。  

　　一个年轻人走进师部，向黄克诚行了个军礼：“报告！”  

　　“来，王平同志，请坐。”黄克诚笑着说道。  

　　王平是三师教导大队的政委，才二十五岁，显得虎虎有生气。他是黄克诚的老部下，两人打长沙时就认识了。那时，王平担任机关枪连文书，常跟着黄克诚活动。  

　　“王平同志，今天叫你来，是和你商量一件事情。”黄克诚对待部下，一向平易近人。  

　　“政委，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王平答道。  

　　“教导大队的学员都是从部队的优秀班长中选拔出来的。别小看这些班长，他们可是‘军中之母’啊。部队连排干部伤亡，是他们及时担当了重任。  

　　你们教导大队结合战斗总结现身说法，搞射击，教练土工作业、马刀劈刺，讲授班排进攻，搞得相当不错，训练方式十分灵活。不过，”黄克诚话锋一转，“我们的学员都是农民出身，文化程度低，连为什么刮风下雨都不懂，我建议你们教导大队还得讲点自然科学知识。”  

　　王平知道，教导大队这副担子挺重的，别看它只是个连学员加在一起才一百多人的营级单位，而且学员流动性大，但是它担负着战时培养基层干部的重要任务。红三军团自平江起义时起，向来重视培训作战骨干，先后办过随营学校、军事政治训练队，现在又办起了教导队，主要培训连排干部，军团及各师领导对教导大队的工作很重视，逢有余暇，他们还亲自给学员们讲课①（ 见《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第177 页），黄政委就给学员们讲过课。  

　　要说讲政治工作、支部工作等课目，还难不倒王平。但是讲什么自然科学知识，王平真有点犯难了。他连小学也没上过，只是零零星星上过私塾，而且时间也不长。  

　　黄克诚看出了王平的为难之处，他禁不住笑了，对王平说道：“没关系的，你先试着备课，有不懂的地方就来找我，也可以找彭邀师长嘛。”  

　　“是！”一句话令王平信心倍增，“政委，保证完成任务。”王平心里很高兴，黄政委是湖南三师出来的，知识面宽；彭邀师长是长沙楚怡工业学校毕业，极有学识。有他们保驾，王平心里踏实了很多。  

　　王平果然不负众望，他认真准备每一次课，遇到问题及时向黄克诚和彭邀请教，为了一个小时的课，他常常花费数倍的时间去准备，最终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看到像王平这样的年轻人生龙活虎，敢于接受挑战，政治军事训练认真刻苦，黄克诚从心里感到高兴。  

　　在这段难得的休整间隙里，黄克诚十分注重对年轻干部的培养。  

　　师部有个参谋吴信泉，才二十岁，读过两年书，有点文化底子，人也很精干。黄克诚经过认真考察，有意加以培养，就派他下到特务连当指导员，让他经受基层锻炼。但吴信泉为此产生了畏难情绪，他认为特务连是一个有四个排的大连，担负全师重任，自己才二十岁，能够挑起这副重担吗？于是，他找到黄克诚诉苦，毕竟年轻，说着说着，流下泪来。“共产党员可是流血不流泪啊！”黄克诚拍了拍吴信泉的肩膀，抚慰有加，“大胆去干吧，我相信你一定能胜任。”吴信泉听了，增添了勇气，咬牙上任了。  

　　结果，吴信泉工作认真踏实，不负政委重望，深受战士爱戴。  

　　后来吴信泉因病住院，黄克诚得知他快出院时，又派他去红军大学，进一步深造。  

　　特务连的战士们知道了，一个班派一个代表到医院，搬起吴信泉的行李就回连队，舍不得放他走。  

　　黄克诚听说此事，心里更高兴，赶紧去说服了战士们，让吴信泉上红军大学去了。  

　　这个吴信泉，后来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指挥员。黄克诚还利用休整时间，狠抓全师的训练教育，加强部队的纪律，督促干部战士们学文化。  

　　红三师政治军事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部队准备出发了，立刻有人站出来讲几分钟射击要领，讲一些支部工作问题，教唱“射击歌”等军队歌曲；部队行军途中，成了学习的流动大课堂，每一个战士背后背一个小牌子或干脆贴张纸，上面写几个字，后面的战士看前边战士的背，认字学习，部队还作出了一天认几个字的具体规定；部队宿营休息了，就布置起了“列宁室”，组织人出墙报，学文化。  

　　南方的气候是变化无常的，有时骄阳当空，有时大雨滂沱，有时雾气朦胧，湿热难当。  

　　黄克诚率领红三师的干部战士们排除各种干扰，抓紧练兵，从不松懈。  

　　因为他们知道，休整是暂时的，战斗，更为激烈的战斗在等待着他们。  

　　笼罩在茫茫雨雾中的广昌。  

　　秋风瑟瑟，阴雨绵绵。  

　　红三军团驻地充满了火药味。一场批判黄克诚的会议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  

　　会议是由军团政治部组织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作为中央和中革军委的代表，也出席了这次批判会议。  

　　这次集中批判黄克诚与宁都会议有相当大的关系。  

　　10 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源召开全体会议，这就是党史上举足轻重的“宁都会议。”  

　　会议认为临时中央7 月21 日给苏区中央局的长信中要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指示应当坚决予以执行。  

　　接着，会议对中央苏区自攻打赣州以来的全部工作进行了总结。  

　　后方中央局领导在总结中对毛泽东进行了批判与指责。他们认为攻赣州“依据当时的情况都是绝对需要的”，之所以没有打下赣州，是由于毛泽东等执行中央命令不坚决，指挥犹豫；4 月红军攻打漳州，本来是在毛泽东正确指挥下取得了胜利，他们指责“进占漳州虽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来往延缓了北上任务的实现”；至于8 月下旬，红军在南丰、宜黄等地分兵， 作群众工作，他们认为是“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是“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等等。  

　　进而，后方中央局领导认为毛泽东在前三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指责毛泽东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摇羽毛扇子的方法指挥作战，并且“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等等。  

　　结果，会议不顾周恩来、王稼祥等前方军事领导人的反对，决定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从此，毛泽东失去了军权。  

　　宁都会议激起的余波很快落到了黄克诚头上。  

　　黄克诚一贯“右倾”，多次反对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对抗中央路线，而且主张打“土围子”，扩大苏区，这些主张简直是毛泽东的翻版，因而宁都会议结束后，红三军团专门开展对黄克诚的批判。  

　　广昌会议对黄克诚进行了集中批判。  

　　本来，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是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的，但是，作为中央和中革军委派来的代表，王稼祥还是在会上讲了话，批判黄克诚。  

　　黄克诚听到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遭到批判，并离开红一方面军的消息，心里说什么也想不通。  

　　红军三次反“围剿”，采取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等正确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完全胜利，这是全军将土有目共睹的事实。毛泽东之所以在红一方面军全体将士面前享有很高的威信，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一个重要原因；至于反对攻打中心城市，又有什么错误？中央关于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很不现实的。湘南暴动开始时何等壮烈？但是，经过冒进湘南，远离根据地，一味攻打县城，八千湘南子弟所剩无几！  

　　湘南暴动失败的教训太深刻了，所以黄克诚才认识到攻打中心城市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二打长沙的失败，赣州之围徒劳无功，三千红军将士血染沙场，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毛委员反对攻打中心城市难道不对吗？  

　　黄克诚想不通，特别是毛泽东离开红一方面军更使他对中央苏区的前途，忧心忡忡。脱离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的红军，下一步将如何去行动呢？  

　　如今，又一次面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指责，黄克诚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不仅拒绝检讨自己的“错误”，而且敢于直言不讳，批评上级推行的是“左”  

　　倾盲动主义，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在对自己的集中批判面前，黄克诚再次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刚直不阿的革命胸怀，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  

　　黄克诚的表现使他再次被降职。  

　　上级认为黄克诚态度不好，一再顽固地坚持错误，已经不适宜带兵，于是撤销了黄克诚红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调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几天之后他又被调任教导营政治委员。这样，一个多星期之内，连撤两职。黄克诚对此泰然处之，仍然勤恳扎实地在教导营工作，并没有因为遭受批评与降职而闹情绪。  

　　秋去冬来，寒风阵阵。山上的枫树，尽染红色。  

　　贺昌又从红一方面军总部回到了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  

　　这位年轻的上级领导一回来，便打听那位爱与他争吵的年长的下级——黄克诚。  

　　于是，黄克诚又被贺昌从教导营要了回来，担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  

　　不是“冤家”不碰头。贺昌与黄克诚仍旧意见相悖，每天“争论”不休，贺昌指责黄克诚右倾机会主义，黄克诚也毫不客气，回敬他是盲动主义。  

　　老朋友相聚，还是那副老样子，争论归争论，但他们彼此相处十分融洽，并没有因为各自主张不统一而影响工作。  

　　黑云压境，杀气腾腾。  

　　蒋介石在南昌设立了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积极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大“围剿”。  

　　1932 年12 月，在结束了对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围剿”后，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军，亲临南昌，分兵左、中、右三路，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对中央苏区采取包围态势，开始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大“围剿”。  

　　面对敌人的“围剿”，中央苏区进行了积极的备战工作。  

　　1932 年10 月13 日，就在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回到中央政府主持工作的第二天，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战争紧急动员的第十二号通令》。  

　　10 月29 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联合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战士书》， 指挥红军投入反“围剿”的战斗。  

　　11 月24 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又发布紧急训令，指出“敌人大举进攻的战火就在眼前”，要求各部队抓紧政治工作，提高军事素质，赤化新占区域，做好反“围剿”的各项准备。  

　　这时，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红军，但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仍然采用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一再强调战斗中一定要“运用一、二、三次战役的宝贵经验，来准备和进行全战线上的运动的战斗，以反对国民党的军队。”  

　　因而，1933 年初，在周恩来、朱德的正确指挥下，红军接连取得黄狮渡、浒湾两次大捷，俘敌四千，缴枪四千，大快人心！  

　　战斗结束后，周恩来提议，主力红军北上贵溪，与赣东北的红十军密切联系，在抚河至信江之间的广大区域间于运动中伺机歼敌。  

　　然而，这一主张遭后方中央局领导的反对，恰在此时，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移至中央苏区瑞金，临时中央也反对主力红军北上，担心中央苏区兵力空虚，无法抵御敌人的大举进攻。于是周恩来的正确建议被否定，临时中央要求主力红军西渡抚河，攻打敌人重兵防守的南丰、南城，进而威逼、夺取临川、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