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支持试制内燃机车陪同邓大姐看望“二七”厂女工

去年秋天，我从北京到上海拜望文史馆《世纪》杂志社的同志，往返乘坐快捷而舒适的“动车”，思绪不禁闪现出我国铁路运输从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磁悬浮机车和高速机车的发展历程；也不禁回想起45年前我在“二七”厂参加试制第一代内燃机车的情景……

长辛店的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是一家历史悠久的修理蒸汽机车和货车车厢的大型工厂，原名北京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后为纪念“二七”大罢工而改为今名。该厂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中央警卫部队（即8341部队）军管的“六厂二校”之一。这“六厂二校”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抓的“点”。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卫士长王宇清，周恩来总理的三位秘书周家鼎、赵茂峰、赵炜和机要干事邓东来，李先念副总理的秘书徐贵宝、李富春副总理的秘书贺光辉，中央警卫团的武健华（时任副政委，后为政委、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抓捕“四人帮”的主要指挥员之一）等都先后在军宣队工作。

1970年8月初，我有幸成为该厂军宣队的一名成员，先后担任过机车系统的部件车间和附属品车间（当时称“车间”为“连队”）军代表。王宇清和贺光辉先后担任机车系统的“片长”（军宣队内部也称排长），是我的直接领导。

我来前，工厂已经开始试制3000、6000匹马力的内燃机车。在厂里分配给附属品车间的攻关任务中，有一项是试制“针阀”和“针阀体”。因我参军前曾当过钳工，自以为对钻孔还算内行，便和车间的工人、技术人员一起，在钻床上用细如发丝的合金钻头反复给针阀体钻孔，但均告失败。原因是针阀体的硬度相当高，头部是锥形，需要钻孔的地方恰在斜面上，稍一用力，钻头就打滑，偏离位置，或折在孔中。为解决这一难题，我曾带领技术人员到北京手表厂，参观如何在手表盘上打孔。记得针阀体上的孔，后来是采用激光技术解决的。

就在“二七”厂投入内燃机车试制的时候，在铁道部内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一是主张先搞电力机车；一是主张先搞液力（即柴油）机车。但制造电力机车，需要大量的铜，由于铜是战备物资，并且还需要进口，所以价格很高。

周家鼎（时化名贾汀，任“二七”厂党委书记、军管会主任）、贺光辉和徐贵宝同志把铁道部的不同意见，向先念、富春和余秋里，以及一机部部长周子健等主管经济和工业的领导同志作了反映；先念同志又请示了周总理。总理指示：可以先试制内燃机车，尽快投入使用，不让冒黑烟的火车头进首都；并表示支持“二七”厂由修理转制造和试制内燃机车的规划。

此后，周总理很关心试制工作的进度，经常让家鼎汇报内燃机车的性能，如速度，烧什么油，跑到广州中途要加几次油和水，“二七”厂是否能制造全部零件，工人的收入等等，非常细致；他还指示，柴油机的燃烧状况能不能到西南去试？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要搞好协助，争取过关。

周总理将“二七”厂试制内燃机车的事，报告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委员长。毛主席指示：“二七厂生产问题，当前以修为主，制造为次，可以搞点制造，多搞几次试验，方向要往这上走。”

朱委员长视察“二七”厂时，也对职工说过：“内燃机车，主席很关心，你们要搞好它。”

周总理还曾委托邓颖超大姐到“二七”厂看望正在攻关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一次是1970年10月13日，到硅元件班视察，并开了座谈会，详细了解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工资、粮食定量和家庭经济状况；再一次，是1971年春季，邓大姐来附属品车间看望女工。

这年春季的一天，贾汀、武健华等军宣队的领导，和当时也在军宣队担任军代表的赵炜同志找我和附属品连队的另外一位军代表宣万友谈话，交代了一项任务——组织好接待邓大姐到附属品连视察的工作。并说，你们连女工比较多，邓大姐要看望女工，和她们谈谈。

贾汀和健华同志说，事先要做些准备工作，一定要保证邓大姐的安全，和工人们打个招呼，要坚守工作岗位，不要围观，回答问题时要实事求是。

我接受任务后，非常紧张，因为我没有接待中央领导同志的经验，于是就向赵炜同志请教了几个问题，并问道，我和工人们怎么称呼邓大姐呢？是不是叫“首长”？

赵炜说：不要叫首长，就直接称呼“邓大姐”或“大姐”就行了，邓大姐不让称呼她“首长”。

我又问：我是晚辈，叫“大姐”不合适吧？

赵炜说：我们这些大姐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晚辈，她也让我们叫她“大姐”，说这样更亲切一些，表示都是革命同志，是平等的。

因为当时工厂里的派性还没有完全消除，我和宣万友担心有些人知道邓大姐来附属品连队时，会闯进来“反映问题”，造成围观，容易发生挤压的危险，就对连队党、团支部负责同志说，过几天，有位中央首长要来我们附属品连视察，名字暂时保密，到时就知道了。接着，和他们研究了接待方案，物色了几名女工，让她们做好准备，首长来后，问什么，就实事求是地回答。

作者谢武申

之后，我们分头向各班组的工人们讲了接待中央首长的事，叮嘱大家不要围观，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并把车间打扫干净。

邓大姐来“二七”厂的那天，由秘书赵茂峰（在“二七”厂军宣队工作时化名赵峰）等同志陪同，先是到厂办公室，向厂党委和军宣队的负责同志转达了周总理对试制内燃机车的支持，并向参加攻关的人员表示慰问！希望早日看到内燃机车驰骋在祖国的铁路线上。

邓大姐从厂办出来后，由赵峰和赵炜等很少的几名同志陪同，向附属品车间走来。

我和宣万友早已在车间外等候，见首长走过来，就迎了上去，喊了声“邓大姐！”立正敬礼。

赵炜同志向邓大姐介绍说：“这是附属品连的军代表小谢和小宣。”

邓大姐伸出手来，亲切地同我俩握手。我见邓大姐穿着旧得有些发白的藏蓝色布衣，胳膊上搭着一件同样有些发旧的风衣，和女工们没有什么区别。

我向邓大姐介绍了车间的几位负责同志，和准备陪同大姐的青年女工吴瑞银（团支部委员，已病世）。之后，我们便请大姐来到车间。她边走边和工人们打招呼，说：“你们试制内燃机车，辛苦了！”她不时向女工们询问车床上加工的是内燃机车上的什么零件，有什么作用？女工们一一作了解答。

之后，我们又陪大姐专门看了看正在研磨针阀的女徒工。大姐问加工的精度是多少？我记得她们回答是“﹡﹡﹡12”，即研磨精度最高的一级。

在车间的一角儿，我们请大姐坐在马扎上休息一会儿，并递上了早已准备好的白开水，还找来几名女工陪她。大姐边喝水，边亲切地问她们叫什么名字，多大了，是什么工种？有没有孩子？孩子小的，喂奶时间够不够？她语气和蔼亲切，就好像同自己的亲姊妹拉家常一样。所以，女工们一点儿也不感到紧张，对大姐说，工厂安排得很好，有专门的育婴室，喂奶时间都可以保证。

大姐对我和车间的负责同志叮嘱说，对女工一定要照顾好，除了保证喂奶时间，还要给她们安排一些学习时间。

大约谈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快到午饭时间了。大姐说，到职工食堂看看伙食怎么样？

我们陪她到了食堂后，几个打饭的窗口都已经排上了十来名工人。于是，大姐就排在了后面。

工人们有的认出了是邓大姐，就纷纷请她到前边先打饭，但大姐就是不肯。我们劝说，让赵秘书去打饭，请大姐坐下等，正好同女工们谈话。

大姐说：那好，就让赵秘书买饭吧，但是也得排队。

就这样，我们陪邓大姐用了一次职工食堂的饭菜。记得是馒头、窝头和炒圆白菜、肉丝炒豆角，外加两三个咸菜。

餐后，邓大姐叮嘱赵秘书：你再打一份儿，带回去给总理尝尝。

出了食堂，我问赵秘书，大姐外出视察，都是自己排队买饭吗？

他说，到哪儿都是这样，有时是我们劝她，替她去排队，但是大姐嘱咐，不论谁去买饭，都要排队，自己付钱。

我听着听着，眼睛渐渐模糊起来……

不久，内燃机车试制出来了，被命名为“北京”号。我们和全厂职工非常兴奋，轮流站在由“北京”号牵引的敞篷货车车厢上，从长辛店到琉璃河跑了个来回。

周总理和邓大姐支持“二七”厂试制内燃机车的事，我铭记至今。然而，使我更难忘的，却是大姐在职工食堂给总理带饭的事。他们的心，和工人是连在一起的……

今年，是敬爱的周总理逝世40周年，也是第一台“北京”号6000匹马力内燃机车试制成功45周年。笔者遂拟此文，以为纪念。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