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 年6 月，中共中央主持召开了全国红军代表会议。
这时，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央。在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决议案。
决议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批评农村包围城市是一种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和保守观点。决议指出，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就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
在这种盲动主义思想指导下，决议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
大冶县刘仁八村。
参加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红军党代表滕代远、五纵队党代表何长工回到了红五军。
红五军在刘仁八召开红五军军委扩大会议。按照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精神以及党中央关于整编红军的指示，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下辖五军、八军、十六军三个军，彭德怀任军团长兼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委，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
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指示也随之传达到了三军团的全体将士当中。按照中央的部署，红三军团组成后，应该攻打武汉，以实现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
这时，国民党新军阀正忙于混战。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之间展开大战，根本无暇顾及苏区和红军。因而，中央的这一番豪言壮语，让广大红军欢呼雀跃，大有革命高潮到来之势。
黄克诚听了传达之后，对此很有保留看法。若干年后他回忆道：
我听了传达之后，却是另一番心情，预感到情况不妙。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意识到，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在当时是很不现实的。自湘南失败之后，我几经辗转，颠沛流离，好不容易才在上海找到党组织。这期间，我慢慢悟出了一个道理，即红军的发展壮大，是与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密切相关联的。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红军就无法生存。
离开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单凭攻打儿座城市求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回想起南昌起义时，起义部队在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挥戈南下，一路上攻坚披锐，结果在汤坑、三河坝遭到失败，三万多人的一支部队几乎打光了。朱德和陈毅收拢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八九百人，拉到湘粤交界一带，发动了著名的湘南暴动，近万农军揭竿而起，整个湘南树起了红旗，何等壮烈！但于井冈山会师之后不久，立足来稳，就把湘南农民军派回攻打县城，结果纷纷失败，八千湘南子弟所剩无几。继之，湘南暴动时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第二十九团，再度远离根据地，向湘南冒进。虽一度占领郴县县城，但很快又招致失败，只剩下肖克等同志带着约一连人回到井冈山。最后，还是靠毛泽东在井冈山坚持的这块革命根据地，保存了革命力量，站稳了脚跟，并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现在，形势虽然有所好转，红军也得到发展壮大，但敌强我弱的总形势并没有根本改变。靠我们现有的力量去夺取中心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很有可能重蹈以往几次失败的覆辙。①
一幕幕往事与教训从眼前闪过，使黄克诚觉得不吐不快。
在一片立即攻打武汉的急切呼声里，黄克诚又一次唱了反调。他经过深思熟虑，给彭德怀军团长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以现有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是不可行的。
同时，黄克诚试图说服周围的同志。但是，事与愿违，他与纵队政委张纯洁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张纯清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攻打中心城市的决议，认为黄克诚过高估计了敌人的力量，所以才提出反对意见。
黄克诚以亲身经历阐明自己反对的理由，他说：“我刚离开武汉时间不久，知道那里的党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破坏，我们党在那里并没有多少力量。
如果搞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暴动，采取军事进攻的手段，依靠现有的红军力量，不但不能夺取武汉，反而会造成无谓的牺牲。”
“你这是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张纯清当面指责黄克诚。
两人一路行军一路争论，甚至于宿营休息时也争吵。不过，争来争去，① 见《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第120 页、121 页。
谁也说服不了谁。
红五军到底有没有力量去攻打武汉，彭德怀作为身经百战的指挥员是心里清楚的。面对大多数人力主攻打武汉的要求，彭德怀还是听取了黄克诚这一微弱的呼声，暂时放弃了攻夺大城市的计划。
但是，中央命令难违，彭德怀遂采取了折衷之策：消灭鄂东南地主武装，占领岳州，为攻打武汉作准备。
7 月初，红三军团攻克岳州，进而再次占领平江及其附近地区。
平江。
屋里烟熏雾绕，气氛紧张。
红三军团前委、湖南省委，湘鄂赣边特委联席会议，围绕是否遵照党中央指示，“攻打大城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一关系到红五军今后行动方向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红八军政委邓乾元深受中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决议的熏染，摩拳擦掌，主张立即去攻打武汉，以实际行动贯彻中央指示。他的主张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与赞同。
军团首长和湖南省委一些同志，则主张先夺取长沙，然后攻打武汉。
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争论激烈。
一开始，黄克诚只是仔细聆听两派之间的争论，同时思考着如何陈述自己的意见。
黄克诚是以支队政委身份参加这次扩大会议的，但是不久前组织上已经找他谈话，准备任命他为纵队政委了。
就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黄克诚站了出来，大唱反调：“我个人认为，靠现有的力量去夺取中心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话一出口、不啻一颗重磅炸弹，使争论的双方都缄默不语。
黄克诚接着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意见：“现在提出夺取武汉是不现实的，因为目前我们根本没有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至于打长沙，长沙不是不可以打，但不是暴动夺取长沙，也不可能是先取长沙后取武汉，而只能是采取游击军事行动，设法将长沙守敌吸引到野外，然后予以歼灭。如果打胜了，相机占领长沙。这样既可以扩军筹款，又达到了扩大政治影响这一目的。”
会场上一阵悄声议论，然后大家几乎众口一词，对黄克诚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黄克诚的言词充满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甚至有人指责黄克诚长敌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鉴于黄克诚思想上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红三军团前委认为他已经不适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于是，撤消了纵队政治委员的任命，让黄克诚继续留在支队工作。
黄克诚毫无怨言，服从了前委的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