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之军昔北去

在玉屏楼前狮石靠迎客松一侧有诸多摩崖题刻。细心的游客会发现，这里还有两块碑刻，一块为黄山建设委员会委员刘紫垣所题“奇松怪石   天然仙境”，另一块则为开国元帅刘伯承所题一首诗。我们需要仔细品味、慢慢咀嚼的是刘伯承的碑刻诗。

1957年10月29日，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到黄山休养。期间，游览了温泉、玉屏楼、北海、云谷寺等景区，为半山寺题写了匾额。11月4日，作诗《与皖南抗日诸老同志游黄山》，离开黄山。此后不久，黄山管理部门将该诗刻于碑上镶嵌在狮石右下侧邻近迎客松处，上世纪70-80年代曾毁坏，90年代重新镶嵌。

我们不妨先阅读一下该诗：

与皖南抗日诸老同志游黄山

抗日之军昔北去，

大旱云霓望如何。

黄山自古云成海，

从此云天雨亦多。

这首诗从题目就可以看出，为与皖南抗战老同志一起游览黄山所作。内容既追述当年往事，又描述黄山情景，以景物转换阐述大自然变化规律，借此说明革命虽有曲折，但胜利是必然的。

那么皖南抗日诸老同志是谁？为何与刘伯承一同游览黄山？现有资料没有记载，文献档案亦未查到。从2013年开始，我一直追寻答案，经过几年多番查证，近期终于有了眉目。

追寻的线路从照片开始。刘伯承当年到黄山来休养，同来的有夫人汪荣华。黄山摄影社摄影师王君华为他们拍摄了近十张照片，其中有一张在观瀑楼前台阶上的合影值得细细研究。照片上五个人，一位蓄胡须高个长者站在中间，刘伯承和汪荣华站两边，还有两人分别站在刘伯承和汪荣华旁边。站在汪荣华旁边的刘奎最先被确认，因为他在皖南黄山一带知名度非常高，嘴巴曾受过伤，特征明显，请教本地党史工作者后即可辨认。2014年，我将照片发给专门研究刘伯承的山西晋城党史研究室，请他们辨认另外两人，他们虽几经走访，但回复没有查到。后转辗多次经过省新四军研究会、宣城和泾县新四军研究会、池州新四军研究会确认了站在刘伯承旁边曾经担任过青阳县委书记的许章法。最难认定的是站在正中间的长者，按照职级排序，他无论如何也高不过刘伯承，但拍照时他却站在中间，说明刘伯承对他很尊重。机缘巧合，最近访问景区一位年近九十岁的老同志，他明确认出这位长者叫沙德轩——早期游击队员、新四军七师战士、黄山管理处首任处长。

应当说，刘伯承所述皖南抗日诸老同志就是指以上三位。由此，我们不妨从战火纷飞、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开始作一探究，梳理人物之间脉络关系。

沙德轩陪同刘伯承并与其合影，固然有尽地主之谊的成分，但此时刘伯承更看重的是他已经六十多岁新四军老同志的身份。沙德轩家在无为县，上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时就在沿江地区打游击。皖南事变后，随游击队与泾县茂林突围出来的二千多将士一起编入新四军第七师。他出身贫穷，没有读过书，一直战斗在一线，虽然年龄大，但为人平和、谦虚，非常受人尊重。抗战胜利后，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沙德轩所在第七师与军部一起北撤，进军鲁南，编入山东野战军。刘伯承所述“抗日之军昔北去”即指此。1952年8月，安徽省政府成立后，开始考虑黄山建设事宜。不久即明确由省委统战部长张恺帆兼任黄山建设委员会主任，负责黄山建设。张恺帆也是无为县人，抗战后期曾作为皖南地委副书记随新四军七师在沿江和皖南与日寇作战。应当说，张恺帆那时就与沙德轩熟悉，此时推荐沙德轩到黄山主持工作理所当然。沙德轩从1953年1月就任黄山管理处处长直到1958年4月离任，几年间张恺帆几乎每年都有几个月住在黄山，指导黄山工作，指导沙德轩工作。因为没有资料证明刘伯承到黄山休养时，张恺帆也陪同，不然的话，皖南抗日诸老同志也包括他。

刘奎，在黄山一带有着神话般的传说，曾经九次负伤，多次死里逃生，人称“打不死的刘奎”。他1928年参加红军，井冈山时期就是红三军团第五军的一个营长，因受重伤没有参加长征，留下来开展游击战。抗战初期，由于干部多、士兵少，按照新四军改编原则，刘奎被降级，先后担任新四军一支队副连长、教导队队长、军部作战参谋。皖南事变后，党中央决定突围的新四军全部到江北集结，但组织上挑选刘奎留下，带领两名受伤的同志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开展游击战。此后他一直在黄山一带打游击，条件极其艰苦，环境异常恶劣，但他已超乎寻常人的毅力坚持下来。也就在这时候，他认识了谭家桥聂家山的李明，不久结为革命伴侣。抗战后期，刘奎本来可以到江北新四军第七师任职，但他坚持在黄山地区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组织上安排他作为第一批学员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三年。南京军事学院正是刘伯承倡导成立的新中国三大军事院校之一，此时刘伯承担任院长兼政治委员。虽然刘奎是井冈山时期的红军，但与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这样高层领导相识的可能性不大，但1950年下半年在南京军事学院时应当完全熟识了。1952年8月，刘伯承院长安排刘奎和项英之子项学成前往泾县，寻找皖南事变中被害的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三人遗骨，送回南京安葬。由此来看，刘伯承对刘奎非常信任，两人关系也非同一般。刘伯承到黄山休养，老“黄山人”刘奎当然要前往看望。此时，刘奎年龄虽然只有47岁，比刘伯承小很多，因为参加革命早，称其为“老同志”也不为过。

许章法又名许达抱，青阳县人。1935年在县城国民小学当教师期间接触共产党，曾与几名青年教师组建儿童抗日救亡工作团，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青阳县地下党骨干。1938年组织上派他到新四军教导队学习，此时刘奎正好担任教导队队长。40年代，许章法一直在皖南游击区在打游击，前期以贵池、东至等地为主，后期主要在祁门、黟县山区，曾担任铜青南县委委员兼青北工委书记、贵桐县委委员兼组织部长等职，领导的游击队由七八人增加到30多人，与刘奎领导的黄山游击队遥相呼应。新中国成立后，许章法担任青阳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刘伯承到黄山时，刘奎邀约许章法拜见老首长，应当是情理之中的事。

回头来看，刘伯承到黄山休养，也有一定的必然性。从1955年开始，国民经济逐步恢复，黄山建设受到安徽省重视，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善。期间一大批摄影家、画家到黄山创作，黄山的知名度、影响力得到极大提高。舒同、丁玲、张治中、叶圣陶、沈钧儒、李一氓等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社会名人已纷纷到黄山考察、休养。汪荣华老家在安徽六安，家乡感情深厚，对刘伯承肯定有影响，到黄山休养后又于1958年5月、1964年4月两度到巢湖半汤休养，充分说明了这点。如果刘奎盛情邀请，刘伯承到黄山休养更顺理成章了。

刘伯承和几位新四军老同志到黄山后对解放军军事院校尤其是南京军事学院的影响极大。

1959年8月，时任南京军事学院政委的钟期光上将到黄山休养。钟期光1930年7月任红五军秘书长，是刘奎的首长。红军长征后，他任湘鄂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开展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刘奎仍为期下属。南京军事学院成立时，钟期光担任学院政治部主任，协助刘伯承工作，深受刘伯承影响。

与钟期光同期到黄山休养的还有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姚喆中将。姚喆在1929年8月至1930年4月井冈山时期曾任红五军第四纵队（相当于营）大队长，刘奎时任该纵队副排长，名副其实的战友。1952年12月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又与刘奎同学，他受影响到黄山来也理所当然。

在此期间，南京军事学院副院长陈庆先中将、张震中将（后升上将，曾任军委副主席）也到黄山休养。陈庆先参加过长征，1939年起在新四军任正团、副旅职。1950年12月，与刘奎同期到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张震加入红军时也在红五军，曾担任第2纵队特务大队宣传员。皖南事变后，曾任新四军第4师参谋长。1954年12月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7年9月任南京军事学院副院长。上世纪90年代，张震念念不忘当年到黄山时的情景，再次前往游览。

1960年8月，钟期光上将又一次到黄山，一同到达的还有王平上将。王平井冈山时期加入同属红三军团的红八军，1958年11月任南京军事学院政委，1960年1月任该院党委第一书记。毫无疑问，王平到黄山也属刘伯承影响。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