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四、五月，我第三野战军参加的渡江战役是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领导和指挥下，按照《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规定的任务，在战略追击阶段所进行的一个大型战役。参加这次作战的有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及中原军区、华东军区部队共一百二十万人。战役从四月二十日晚发起，至六月二日止，历时四十三天。整个战役可分为三个阶段：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为第一阶段，我军以木帆船为主要运载工具，于张黄港至湖门段六百余公里的正面上一举突破国民党军之长江防线，解放南京；第二阶段，四月二十四日至五月十一日，我军合围歼灭南京、镇江、芜湖逃敌，占领浙赣铁路；第三阶段，五月十二日至二十七日，我军攻占上海，歼灭汤恩伯集团主力，六月二日解放崇明岛。渡江战役粉碎了敌人妄图盘踞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重振军力、伺机反扑的阴谋，为我军迅速南进，解放东南、华南、西南地区创造了条件。
渡江战役是我军在长江以北歼灭国民党军主力以后的必然发展。解放上海是渡江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又可以相对独立为一个战役，它是我军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同以往的战役相比较，这两个相关联的战役有这样几个特点：(一)作战地域之广、战役纵深之大、参战兵力之众为解放战争以来所未有。渡江战役，仅三野参战的部队就有六十五万人，担负的战役正面，从江苏南通以西的张黄港至安微的枞阳宽约七百余公里，作战纵深远达三百余公里。(二)战役发起时间与国共两党的北平谈判密切相关。以往战役，指挥员可以根据当面战场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决定什么时候打和怎样打，只要消灭敌人就行，而渡江战役什么时候发起，不仅要看前线的准备、气象、水文的条件，还要看谈判的进展。
上海之战则要看政策教育和接管城市的准备情况，才能确定发起时间。(三)根据战役的目的和战役面临的特殊地理条件，在战术，技术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如组织航渡、水上作战、抢占滩头、二梯队跟进、大兵团多路分进、追击、兜歼等战术都有新的创造与提高。在攻取上海时，采取了以断敌退路，诱歼敌主力于城市外围和乘市内空虚时，适时发起多路攻击的战术，从而既歼灭了敌人，又尽量保护了城市工商企业和人民安全。<四)在战役过程中，还必须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在这里，我主要谈谈自己在作战指导和战役指挥上的一些设想与体会。
渡江计划的演变
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序幕揭开以后，中央曾对华野渡江作战有过几次计划：
第一次是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当刘邓大军挺进鲁西南之时，军委提出“叶，陶两纵队(指华野第一、第四纵队)出闽浙赣，创造闽浙赣根据地”的设想，并要两广纵队随同南下。在刘邓大军决定提前进入大别山，华野第一、第三、第四、第八、第十纵队转入鲁西南后，中央军委认为在鲁西南需要重兵箍制敌人，保障刘邓南下，分散南进，对全局不利，放弃了这一计划。
第二次是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命我率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组成一个兵团，渡江南下。五月初，中央同意了我提出的关于三个纵队暂不过江在黄淮地区歼敌的建议。要求在四个月至八个月内，华野主力在汴徐线南北地区歼敌。豫东战役的胜利，证明了在黄淮之间确有大量歼敌的条件，军委于七月十三日电示：“粟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一九四九年）的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十四日提出华野“争取冬春夺取徐州”，九月中央会议又决定解放战争第二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作战。这就又一次推迟了渡江时间。
第三次是一九四八午十月十一日军委改变了“冬春夺取徐州”的计划，，提出：淮海战役（当时，战役目的仅是歼灭黄百韬和海州，两准地区之敌)结束后，估计此时“邱李两兵团固守徐蚌一线及其周围，使我难于歼击”，华野“仍应分为东西两兵团，以大约五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以其余主力为西兵团，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攻取荷泽、开封、郑州、确山、信阳、南阳、淮河流域及大别山各城”，并指示一九四九年一月休整，二月西兵团转移至中原，三月至七月协同刘邓开始上述作战，“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
第四次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军委决定大约在—九四九年五月或六月渡江。当时淮海战役即将结束，杜聿明集团已被我紧紧包围，黄维兵团即将全部就歼，淮海战役胜利的大局已定。中央指示在淮海战役结束后，华野、中野两军休整两个月，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诸件(雨衣、货币、炮弹、治疗药品、汽船等)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占领长江以北，准河以南，平汉以东、大海以西诸城镇，主要是安庆至南通一带诸城镇，控制长江北岸，然后再以相当时间最后地完成渡江的诸项准备工作，即举行渡江作战。并指示华野、中野两军协力经营东南，包括皖南、苏南、浙江、福建两全省，江西一部，并夺取芜湖、杭州、镇江、苏州、南京、上海、福州诸城而控制之。这次军委渡江决定与以前几次不同，这是在南线同敌人进行了战略决战，将南线敌人主力歼灭于长江以北之后渡江。
关于渡江问题，我作为一个战区指挥员，也经常在考虑。我是把它和未来的南线决战联系起来考虑的，这涉及到以什么样的战法，在江南还是在江北和在什么时机同敌人进行南线决战的问题。豫东战役的胜利证明，适时扩大战役规模，组成更为强大的野战兵团，以对付敌人的高度集中，比以较小的野战兵团，寻歼较小目标的敌人，对我更为有利，发展下去，势将成为我军同敌入主力的决战。济南战役，敌人南线三个兵团在我前沿徘徊，不敢北上交手，说明敌人是在避免不利条件下与我打大规模之仗，也说明我对敌进行决战的有利条件已逐渐成热。
同敌人进行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保障条件。我认为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又以在徐蚌地区决战为最有利，因为徐蚌地区不仅地形宽阔，通道多，适宜于大兵团运动，而且大部地区是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背靠山东和华中老根据地，距华北也不远，人力物力的支援更为充裕和便利。但是，是否在江北决战，还要看全局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中原野战军参加淮海战役和辽沈战役的牲利，把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这个现实性显示出来了。于是我们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辰时电报中央军委，提出如果各老解放区尚能对战争作较大支持，以迫使敌人在江北与我决战为有利。我们于歼灭黄百韬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而以主力转向徐蚌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我们的建议符合中央军委的意图。九日毛泽东同志为军委起草的复电指出：“齐(八日)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将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重大决策将大大有利于我军尔后的渡江作战和在长江以南的作战。因此，当决战胜利即将到来之时，接到中央军委十二月十二日的来电，我不禁为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决策的英明和战局发展的顺利而感到格外振奋。
总前委于十二月十七日开会对中央十二日指示进行了讨论，由刘伯承、陈毅二同志亲赴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并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