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日本侵华中鲜为人知的文化战争

—读《刺刀书写的谎言：侵华战争中的日本“笔部队”真相》

     《刺刀书写的谎言----侵华战争中的日本“笔部队”真相》，是军旅作家王龙同志在2007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时推出的一部“拓荒之作”。之所以称为“拓荒”，是因为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日本侵华史上一个被人忽略已久的领域------文化战争，于是独自一人挥着一把砍刀，在人迹罕至的荒莽之地，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笔耕数载，终于将这段几近湮灭的历史史实化为厚重的文字展现在世人面前。我是最近才在新华书店发现这本书的，看到后如获至宝，立即购买下来。仔细拜读以后，我觉得作者的历史视觉非常独特，也非常开阔。他避开了长期以来在抗战作品（包括影视作品）中，一反映日本侵华，就是野蛮、残暴、血腥的单一表现模式，而把笔触伸向人们不大关注的文化战争这一隐秘角落，深度揭露了日本对我国的侵略和祸害，不仅有对中国人民血淋淋的屠杀，还有思想、精神、文化上的戕害。侵华日军的庞大队伍，不仅由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类似野兽一般的嗜血恶魔所组成，而且还有一支文质彬彬、以笔为枪的所谓“笔部队”。这支特殊部队是日军“思想战”的急先锋，其成员遍布于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等地“协力”战争。这些表面文质彬彬的“笔部队”成员，与穷凶极恶的“枪部队”相互配合，狼狈为奸。“枪部队”在战场上源源不断地杀人， “笔部队”则笔征四方，大肆煽动战争狂热，为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喝彩打气。许多日本知名作家都在“爱国主义”口号煽动下，堕落为日军对外侵略扩张的吹鼓手、马前卒。他们用自己手中的笔，肆意混淆真假、颠倒黑白，把日军的累累罪恶漂白，把侵略者描写成“天使”，把“杀人魔王”描写成“国家英雄”，把占领区描写成“王道乐土”。他们通过作家的独特作用，既美化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性质，消弭日本人民的反战情绪，把本国所有人民绑在疯狂的侵略战车上，还要欺骗、蒙蔽、毒害被侵略国家的人民，让他们相信，日本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日本军队是保护他们的好队伍，从而解除被占领区人们的思想武装和斗争意志。书中披露了许多我们过去不知道的日军侵华的另一面嘴脸，能够帮助我们对日本侵华的那段罪恶历史认识得更为全面和深刻，

下面，让我们追随作者的笔触，来共同了解一下日本侵华时那支神秘的“笔部队”的基本情况。

从该书可知，日本“笔部队”的活动轨迹，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国策形成的过程中，早期一些启蒙主义思想家和作家，如福泽谕吉、中江兆明、保田谕重郎等人就扮演了“笔部队”的开路先锋，很早就为发动侵略战争制造“法理”基础，在煽动侵华思想方面起了恶劣作用。二战时期，更是日本文学史上空前的“暗谷”时代。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日本近代文学，几乎被法西斯狂潮摧残殆尽。日本军部策划下的“国策”文学，成为文坛主流。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部立即在全军设立了军报道部，派遣空前阵容的随军作家、记者进入中国战场采访报道。同时对从军作家的创作制定了七条明确而具体的规定：（1）不得写日本军队的失败；（2）不得涉及战争中所必然出现的罪恶行为；（3）写到敌方必须充满憎恶和愤恨；（4）不得表现作战的整体情况；（5）不能透露部队的编制和部队的名称；（6）不能把军人当做普通人来写，可以写分队长以下的士兵，但必须把小队长以上的士兵写成沉着勇敢的人；（7）不能写有关女人的事。随着战争的大规模推进，“笔部队”阵容不断扩大，一大批日本记者、作家开赴前线进行“笔征”。按照军部的要求，他们明火执仗地鼓吹对华侵略，煽动日本国民的战争狂热，日本各大文学刊物也沦为宣传战争的竞赛场，争先恐后开辟特写专栏，为日本侵略扩张摇旗呐喊，一时间日本文坛热闹非凡，各类作家各显身手，全方位服务于侵略“国策”。按照作品题材内容划分，这些为侵略服务的“国策文学”，具体包括“兵队文学”、“满洲文学”、“皇民文学”、“宣抚文学”、“大陆开拓文学”等类型；按照作家身份划分，又分为“军队作家”、 “征调作家”、”转向作家”等不同类别，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日本除了极少数正义作家流亡中国外，其他作家几乎全部加入了日本法西斯主义政权的附属机构-----“日本文学报国会”，总人数达4000之多。他们投身侵略战争的心态各有不同。有的是被军国主义饮鸩止渴的精神欺骗所蛊惑，有的是畏惧法西斯政权的疯狂迫害而缴械投降，有的是为了出名得利而主动投怀送抱，有的本身就是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作者以让事实说话的严肃态度，不惜笔墨和篇幅，详细介绍了四个类型九个作家的情况：

第一类：恶魔的鼓吹手-----“从军作家”。

选取了两个典型人物：日本著名作家石川达三，女作家林芙美子

石川达三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即被日本影响最大的综合杂志《中央公报》以特派作家身份派往南京，写一部反映攻克南京的小说。石川达三采访后回到日本伏案疾书，在10天内写成一部8万字的作品《活着的士兵》。在书中，石川达三虚构了一个高岛师团，并以几个下层官兵为主角，描述了他们进攻南京中的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当时日本国内严密封锁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作品发表后立即遭到日本军部的严厉指责，外务省当即发出命令，立即收回杂志，全面禁止发行。石川达三被逮捕审讯并判刑。判决十几天后，日本军部有意放他一马。让他再往中国战场戴罪立功。从此时起，石川达三开始学乖，竭力讨好当局。在武汉采访一个月后，他回到国内。快速写出长篇纪实小说《武汉作战》。在该书中，他全力渲染日军的“文明”之举，把战争的责任统统推到中国军队一边。他写道：中国军队每撤离一处就放火投毒，日军每占领一地就努力宣抚拯救难民。在他的笔下，日本侵略者成了和平的使者，侵华战争就是制造和平的“圣战”。杀人不眨眼的日本兵一个也不见了，甚至成了被人同情、崇敬的对象。

林芙美子出生贫寒，命运坎坷。靠自学成为日本文坛大名鼎鼎的女性作家。特殊的经历，使她的性格非常复杂。她同情无产阶级，并因给日本共产党刊物捐款而遭到拘留。但她又不愿意走革命之路。她很务实，坚信生活先于虚幻，渴望通过自我努力成为“女暴发户”。1931年“满洲事变”（即9.18事变）后，狂热的军国主义浪潮席卷日本，林芙美子在这种氛围的浸润下，也开始关注战争，并亲自送丈夫手塚绿敏参加日本军队，奔赴中国战场，由此被称为“军国之妻”。1938年9月，林芙美子也随“笔部队”从东京来到中国，被日本当局树为“夫妇共为国家出力”的典型。12月，林芙美子到了汉口，《朝日新闻》对她大加吹捧，给她戴上“汉口先锋”、“战地玫瑰”、陆军班的“头号功臣”等桂冠。林芙美子本来就爱好虚荣，争强好胜，《朝日新闻》一吹捧，愈发刺激得她血脉喷张，急于立功。回到日本后，她不仅到各地巡回演讲，泪流满面地宣扬日本士兵在中国的“英勇事迹”，还迅速创作出从军记录《战线》和《北岸部队》，这两部作品都是以日记体和书信体写成，配有大量她在战场上和全副武装士兵合影的照片，和她亲自描绘的“部队进击地图”等插图。这些作品不仅受到了普通民众的欢迎，更重要的是受到了政府和军部的高度赞扬，日本主流媒体都被发动起来，为她的作品举行了浩大的宣传攻势，她的书创造了日本的畅销之最。林芙美子一边为日军的侵略战争涂脂抹粉，歌功颂德，一方面对受荼毒的中国及其人民却极为冷血。她在书中写道：“道路上中国士兵死伤累累……我的神经就这样无所顾忌的注意这些尸体……我对日本伤兵所怀有的那份感情，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但这些中国士兵的尸体，完全激不起我的一丝感伤，即便连一瞬间的触动也没有。”这要把人性丧失到什么地步，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啊?

第二类：蘸血为墨的谎言机器——“军队作家”

选取了三个典型人物：火野苇平、藤田实彦、岛崎曙海

火野苇平1928年就加入日本军队，但他同时还是日本左翼作家。后来经过日本法西斯当局打压和洗脑，他很快蜕变成为一个战争狂人，甘心情愿为天皇卖命。除了军人身份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陆军报道员”。从军之初通讯兵的身份，使他很容易了解某些战役的全貌。长期在一线担任“伍长”，也让他经历了枪林弹雨的洗礼。他先后参加过徐州会战、汉口作战、安庆、广州攻克战等重大战役，这些成为他得天独厚的创作条件。他创作的《麦与士兵》、《土与士兵》、《花与士兵》，被统称为《士兵三部曲》。在这几部书中，他大肆美化日本军队，美化侵略战争，称日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军队”，侵略中国的战争是一场“宏伟的战争”。胡说日军所到之处，对中国人和蔼、友善，敬重老人，热爱孩子，胡说日本士兵“丰富可爱”，并为他们大唱赞歌：行军中“无论哪个士兵，肯定都是脚疼，胸闷，咬紧牙关艰难地行进，但是看上去又是那样英姿飒爽，那样美……不是看上去美，而是感到真美、真强、真勇。”火野苇平的书，在整个日本引起了巨大轰动，被认为已经超越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将火野苇平誉为“战争文学第一人”，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士兵作家”,其作品不断重印，累计达到300万册。在他作品的蛊惑下，日本又掀起了新一轮支援圣战的狂热。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火野苇平第三次应招参军，一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他都是战争文学最活跃的人气作家。但是，火野苇平的结局也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爬的高，摔得重。日本投降后，火野苇平被定为“战犯作家”，被逐出“文笔家”之列，日本《赤旗》杂志将他指定为第一号文化战犯。尽管在美国纵容下，火野苇平只受到象征性惩罚，但从原来的大红大紫跌落到“门前冷落车马稀”，不能不使火野苇平大受刺激，最终自杀身亡。

藤田实彦，时为日本陆军少佐，第10军独立车队队长。但藤田实彦不是单纯的武夫，他是日本陆军大学的高材生。他既可以挥刀杀人，也可以握笔写作。他在戎马倥偬中创作了一部纪实报告文学，叫做《战车战记》，详细描写了他率领坦克部队通过华北地区向南京进发、参与围攻南京的情况，这也是他根据亲身经历创作的唯一一部作品。藤田实彦并非专业作家，《战车战记》的文学价值并不太高。但由于它是从日军角度正面描写进攻南京战事的重要作品，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为了唤起日本全体国民效忠天皇的战争狂热，藤田实彦不吝笔墨地讲述战车部队的“英勇事迹”。在他笔下，日军活着的士兵无不英勇无畏，顾全大局，死去的士兵莫不形象高大，令人敬重。在中国人看来一群到别国土地上行凶作恶的法西斯狂徒，在藤田实彦笔下，却无不充满勇士的光辉。作为死硬的军国主义分子，他杀人如麻，血债累累，中国人民对他极端仇恨，但日本军部却对他非常欣赏，于1942年将他晋升为陆军大佐，1945年又任命他为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日本战败后，关东军司令部向125师团下达了投降命令，藤田实彦拒绝执行，妄想孤注一掷，负隅顽抗。在司令部要逮捕他时，才勉强执行了命令。当年9月，中共抽调大批部队挺进东北，抢先一步占领了战略要地通化。不甘失败的藤田实彦在国民党通化党部书记长孙耕尧策动下，化名田友，密谋组织在通化的日本人发动叛乱，结果被我公安机关破获并逮捕。但狡猾的藤田实彦很快设法逃脱。1946年3月，藤田实彦终于同通化国民党组织联手，发动了一万多人的大叛乱，在我强大军队的打击下，暴乱很快被平息，藤田实彦再次落网。一个月后，藤田实彦在绝望中病亡，他的妻子回到日本后自杀。

岛崎曙海，日本“满洲文艺协会”会员。因在侵华战争中炮制大量“宣抚文学”而名噪一时，其代表作品有《宣抚班战记》等。今天的人们，大多数不知道“宣抚”是什么意思。扒开历史可知，所谓“宣抚”；就是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的思想战。 而“宣抚班”，就是日军思想战的一个特殊兵种。其主要任务就是以恩威并用剿抚兼施的手段，进行“教化安抚”，麻痹中国军民的反抗意志。“七七事变”后，随着攻陷中国大片国土，日军开始实施武装侵略和文化侵略并进的战略，将“宣抚班”大规模投入侵华战场。直接隶属各驻华派遣军总部。汪伪政权成立后，华北389个县，就有275个设立了宣抚班，成员近3000人。那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双方对民心的争夺非常激烈。岛崎曙海说：“敌人让土民（指中国普通民众——本文作者注）吃了什么药，我们就必须给他们吃解药。” 在日本人的内心深处，中国人不过是“卑贱之民”，只要施以小恩小惠，比如给老人一支香烟，给妇女一盒火柴，给小孩一块糖，就可以把民心笼络过来。岛崎曙海在《宣抚班战记》中描写道：“茶的味道很好，（土民）闻着茶，连说好吃，好吃。不光是茶，这次把叫做‘小孩儿印’的香烟也拿来了，…一支一支的分发。……宣抚官趁机向他们说明共产党和国民党如何是恶党，那种欺负良民的人，应该快快消灭，说得通俗易懂，使大字不识的土民听得明白…。”这段话不打自招地反映出日军蒙着面纱笑里藏刀的伪善“德政”。

第三类：迷失的变节者……“转向作家”

选取了两个典型人物：黑白“异人种”牛岛春子，“灵魂变色龙”林房雄。

牛岛春子原是一名理想主义者，1930年代，她选择了一条危险的革命道路，积极投身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工人运动，并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先后两次被捕，但都没有屈服。使她信念坍塌的原因是，1933年日共领袖佐野学、锅山贞亲的背叛。他们在日本反动当局血腥镇压下，发出“转向声明”，向日本军国政府摇尾乞怜，缴械投降。主要领导人的叛变，给了日本共产党多数党员致命一击，大批人排着长队，在转向书上签字投降，拖着镣铐的牛岛春子也在其中。出狱后，牛岛春子认清了一个真理：在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面前，任何渺小的个人都形同蝼蚁。如果迎合强权顺从招安，就可以尝尽甜头。于是，她和新婚丈夫牛岛晴男来到满洲（即我国东北），并且一住就是十年。在这里，她摇身一变成为军国主义的鼓吹手。她写的第一部小说叫《富寿草》，在书中，她塑造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日本警务指挥官岛田浩太郎，讲述了他如何英勇顽强可歌可泣抵抗共产党的故事。昔日和她并肩战斗的战友，在她笔下成了负隅顽抗凶残可恶的共匪，将她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法西斯警察，却成了一心奉公的帝国楷模。此后她以高亢的热情，创造出一系列浸满战争之毒的作品。其中，有反映中国官吏忠心耿耿效忠日本殖民政权、充分体现“日满亲善”的十幕话剧《王属官》和中篇小说《祝廉天》。这两部书是牛岛春子最得意的“转向作品”的代表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祝廉天》，获得了在日本最具盛名的权威奖芥川龙之介奖的提名奖。日本投降后，牛岛春子回到日本，并且又加入了左翼团体“新日本文学会久留米支部”。正像一句老话说的：梦里走了很多路，醒来还是在床上。归根结底，她是日本军国主义政权下的受害者，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精神“异种人”。

林房雄之所以被称为“变色龙”，是因为在20世纪光怪陆离的日本文坛上，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像他那样，集丰富驳杂于一身：他是三次入狱的文学战士，又是幡然醒悟的“转向作家”；他是出生入死的“战地记者”，又是威风八面的“文化使节”；他是被开除公职的“战犯作家”，又是怙恶不悛的“右翼宗师”。青年时代的林房雄，思想进步，信奉马克思主义。文笔也很好，作品格调阳光健康，他写的《密探》、《都会双曲线》、《牢狱五月祭》等等，为无产阶级大声疾呼，在中日两国文坛上，曾获得万众仰慕。他因此被日本政府逮捕、判刑、三次入狱，这使林房雄思想开始右转。出狱后，他提出批判政治优先的主张，开始正式转向。但林房雄不是一个简单的随波逐流者，而是在灵魂深处实现了深刻的嬗变。他在《谈转向》一文中，表示坚决拥护“承诏必谨”的天皇制，声明自己的“转向”是出于“对国体的信仰和献身”，并攻击马克思主义“绝不是日本人心灵中的永久支柱”。“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而中国则开始了全面抗战。林房雄响应日本政府号召，奔赴中国“协力”战争。林房雄冒着炮火在战场上采访，写出了《战地纪行》、《战地间隙》、《战争的侧影》、《上海战线》等“战地报告文学”。 在这些作品中，中国人的总体形象体现为灰暗丑陋，卑下混沌，而日本人则表现得英勇无畏，众志成城。1943年，林房雄担任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 “文化使节”，他绞尽脑汁，不惜一切手段，拉拢沦陷区文坛为日本法西斯统治效力，而且成果颇丰。为了彻底征服沦陷区文坛，林房雄高度重视文化策反活动。他主动学习中文，以了解掌握中国文坛动态，并能阅读中国作家的作品。为了笼络人心，实现思想征服，他积极呼吁中日双方互派留学生、加强文学翻译、扶助出版杂志等，通过组织文学社团、筹备文学刊物等手段，培养忠实于日本的文化走卒，由此他被称为沦陷区文坛的“太上皇”。日本投降后，日本国内掀起了追究战争责任的狂潮，林房雄作为一名为侵略战争冲锋呐喊的主将，自然难逃被惩处的命运，12名“战犯作家”，他名列其中。

第四类：随波逐流的“良知”：“摇摆作家”

选取了两个典型人物：“迷途的叛逆者”与谢野晶子，“默然的不安（者）”川端康成。

与谢野晶子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充满传奇色彩的女作家。早在1904年日俄战争时，由于她的弟弟战死，与野谢晶子就写了一首悼亡诗《弟弟，你千万不能死去》，在日本的《明星》杂志发表。这首诗千回百转，如泣如诉，字字浸血，声声含泪，对人具有穿云裂石般的震撼，可以说这是日本最早的反战诗，而且把矛头直指天皇。该诗发表后，立即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受到国粹分子和保守派的猛烈围攻、但与谢野晶子毫无惧色，发表了“公开信”予以反驳，由此被日本主流舆论称为“社会之敌”。1905年她还创作了不少反战诗。谁能想到，这位特立独行、敢作敢当的文坛奇女子，后来竟成为军国主义的铁杆粉丝。这位开一代诗风之先的近代日本文坛泰斗，到了晚年思想发生了剧烈蜕变，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支持侵略国策的极端国家主义者。1932年2月，一名叫空闲的日本少佐在上海作战中受伤，他拒绝中国军队的优待和红十字会的治疗，顽固选择了自杀。与谢野晶子的丈夫与谢野干闻听后大为感动，创作了歌曲《悲君---为空闲少佐自裁而献诗》。与谢野晶子不甘落后，立即紧随其后创作了组诗《红颜之死》。在诗中她虽然对战死的中国学生表示同情，但却质问道：“是谁欺骗了纯情的他们，让他们与善良的日本为敌？”实际上意在把侵略者美化成为“善良的邻国”。1932年6月，日军在中国的节节胜利激起了与谢野晶子心底的侵略本性，她在《日本国民》杂志上发表诗作，盛赞日本士兵的武士道精神：“你是普通一兵\你抱着爆破筒\纵身跃进铁丝网\身躯化为灰烬。这仅仅是一个战例\我们后方国民\在各行各业\却为此倍添了自己的勇气”。与谢野晶子已经卖力地投入到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宣传中去，对正在中国烧杀抢掠的日本军人，她再也没有半点反感和批评，而是积极充当日本当局的政治传声筒，竭力对杀人如麻的、野兽般的日本军人予以美化和赞颂。在她生命的最后十年。她对侵略战争的态度已经演变到更加狭窄、极端，甚至趋于反动的程度，而且越走越远，至死不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亲手将自己的第四个儿子送上战场，与美军作战。儿子走后四个月，与谢野晶子也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终年64岁。她死后三年，自己的国家也遭到美国原子弹袭击，日本变成一片火海。招致这样的灾难，也有着她的一份罪恶。

川端康成是日本一位世界性作家，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在日本那个举国疯狂的年代。川端康成也没能独善其身，他的文坛好友片冈铁兵、横光利一、菊池宽等人无一例外地卷入了战争风暴，都曾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摇旗呐喊。川端康成则尽可能地离群索居，默默创作和战争毫无关联的作品。到了1945年，日军在亚洲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已接近全线崩溃，当年4月，冲绳大决战打响，日军准备对美军实施全方位“神风特攻作战”。此时，日本政府要求作家“奉公出征”，开赴各地前线采访撰写战地作品。川端康成作为海军报道班的成员，被派往鹿屋海军航空兵特攻队基地“体验生活”。鹿屋是冲绳的前沿阵地，日本当局大肆吹嘘冲绳大战大概一周内就可以结束。川端康成也坚信，在“神风特攻队”的攻击下，不出十天半月，冲绳一战就会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带着这种强烈的渴盼心理，他赶忙出发赶往鹿屋基地，生怕错过了这场生死攸关的“最后胜利”。但与川端康成的愿望正相反，，他看到的不是胜利，而是绝望。在日本帝国行将灭亡的疯狂时刻，日本海军组织“神风特攻队”驾驶满载炸弹的飞机，采取同归于尽的方式直接冲撞美舰。每个阴霾密布的日子，只见身裹白绫、头系“七生报国”白布的日本飞行员，面对北方，悲壮宣誓后，随着“出发”的一声令下，他们下饮下最后一杯绝命酒，登上驾驶舱绝尘而去。飞机一经起飞，经特殊设计的起落架即自行脱落，特攻队员别无生路，只剩下拼死搏杀、机毁人亡了。可以想象，耳闻目睹每天都在发生的战争惨剧，川端康成的内心会经受怎样的煎熬？许多人希望他写一些到前线“体验生活”的所见所闻，川端康成却“完全沉默无语”。但是，这并不能就以此断言川端康成没有参与日本对华文化战争的行为。1955年日本投降10周年时，川端康成在《新潮》杂志发表了《战败之时》一文。有人发现，川端康成在这篇文章中刻意隐去了两个人的名字—火野苇平和村松稍风，因为这两个人长期在满洲为日本文化侵略服务。这这种欲盖弥彰之举，反而暴露了他有过满洲之行，时间在1941年4月。有人还挖掘出，同年秋，川端康成又受关东军盛情邀请，与山本改造社长、火野苇平等人再次前往中国东北，飞赴黑河、海拉尔等地，在关东军安排下，走访了学校、煤矿、工厂，慰问各地陆军部队和开拓村，出席各种座谈会和演讲会，两次考察长达四个月时间。川端康成在他自己写的《战败之时》，也留下了一些白纸黑字，说明他的满洲之行，是配合日本当局对中国实行的文化侵略政策，为推行奴化教育、实现“日满一体化”而奔走的。他刻意回避隐瞒这些，是为了掩盖他内心的真相。他并没有在明面上直接发表歌颂侵略战争的言论，没有公开地充当为日本侵华摇旗呐喊的急先锋，致使许多人错认为他是“沉默的抵抗”。实际上，随着战争进程的深入，川端康成的内心已受到国内时代风潮的侵蚀而发生变异。思想开始漂移倾斜，促使他对战争的态度从迷惘到接受，从屈从到肯定，他既拼命地想脱离政治，又不由自主地与日本当局合作。当他把侵略战争认可和接受下来，坚守多年的阵地就已全面失守，事实上他已经充当了日本“文化侵华”的一个“过河卒子”。更令人不能理解的是。1943年底，川端康成主动向某出版社提出，做一项大型出版工程，即把在侵略战争中丧命的日军士兵遗文，包括日记、书信 、文章、作品等编辑出版，用以宣扬“圣战”和“皇道精神”。他还鼓动出版社按照上海卷、南京卷、汉口卷等战场进行划分编纂，或以部队序列为类别编纂。可以说，他无论是从思想还是言行上，都已和日本当局紧密靠拢了。1972年，川端康成以自杀的形式离开人世。

以上我以提纲挈领、挂一漏万的方式，把《刺刀下的谎言》这部容量达近15万字的的史学作品向读者朋友进行了大致推介。当我写完这篇文章时，已是深夜时分了。抬眼望了一下日历，已是2018年的2月4日，正是立春的日子。我的头脑中，猛然涌上南宋豪放词人辛弃疾的《汉宫春.立春日》，我不由得低吟道：“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我想，这词的意境和当前中日两国的状况不是极度相似吗？饱经忧患的中华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动荡、分裂，近代又屡遭外敌入侵。尤其是日本这个弹丸之国，野心勃勃，以小博大，从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就染指我国。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日本割让了辽东半岛、台湾省、澎湖列岛，还对日本进行了巨额赔款。从此开始，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日本因获得巨额战争赔款，国力军力迅速强大，彻底走上军国主义对外扩张之路。从20世纪初开始，日本就将将武力进攻和文化渗透结合在一起，不择手段祸害中国，几乎将中华民族亡国灭种。两国可以说是仇山冤海，很难化解。可以欣慰的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近百年的浴血奋斗，终于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特别是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赢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如今，我们党领导人民继续奋力前行，力争在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整个中国现在不仅是“春已归来”，而且可以说是春满人间，生机盎然，充满无限光明前景。反观日本这个国家，却从未对侵略我国的罪恶行径有过真正的反思和忏悔。他们从不承认侵略过我国，只说是“进入”过中国。他们也从不承认有过南京大屠杀。当代日本文坛也普遍对侵略战争选择了“集体失忆”。时至今日，日本还在做着复活军国主义，重新对外发动战争的美梦。多年来，日本历任领导人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与美国等敌视中国的国家结成同盟，围堵、遏制我国崛起。最近几年，更是力图修改和平宪法，将自卫队解禁为正式军队，在武器研制、购置方面也不断突破国际禁令。在钓鱼岛、南海等争端方面，屡屡明着或暗里使坏，为中国设置种种障碍。其历史罪恶堆积如山，现代罪恶罄竹难书。在全世界都在向往与争取和平发展的大趋势下，日本这个极具野心和侵略本性的国家，却仍然蠢蠢欲动，整个社会都在右转，当年日本“笔部队”那些美化侵略的“国策文学”，早已沦为一堆军国主义的思想垃圾，发出空洞的历史回响。但在二战结束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分子依然活跃在政治前台，诸多宣扬日本军国主义的作品又卷土重来，他们篡改历史、美化侵略的手法，与当年“笔部队”的如出一辙，许多人仍然在做着对中国进行第二次文化战争的美梦。这难道不是“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吗？善良的人们啊，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放松对日本这个国家的警惕。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