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徘徊中发展的两年

一、揭批清运动的开展

　　粉碎“四人帮”后，晋城各县同全国、全省一样，从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中摆脱出来，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由于长期受极“左”思想的束缚，尤其是“四人帮”帮派体系的破坏，前进的步伐仍然很沉重。因此，摆在各级党委、政府和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全面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和开展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的斗争。

　　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后，晋高阳陵沁县委当天就按要求将通知精神迅速传达给全县各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21日至24日，5县群众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11月22日，晋东南地委召开地直机关党员干部会议，号召各级党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立即掀起一个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的高潮。11月25日至12月2日，晋东南地委、地革委和晋高阳陵沁各县委、县革委主要领导赴太原，参加了省委、省革委召开的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和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工作会议。会后，地、县委都进行了及时的传达，并部署了开展本地的揭批清运动。要求各级党委加强领导，放手发动群众，组织一场大学习、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的人民战争，把“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肃清；并联系各县实际，从组织上对“四人帮”在本地的帮派体系进行全面的清查。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5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从1976年12月到1978年12月，以召开声讨会、批判会和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等方式，掀起了揭批“四人帮”反党篡权阴谋活动，清查与“四人帮”有关联的人和事的运动高潮。这一运动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6年12月至1977年3月，主要是系统地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搞分裂、搞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以大量的事实揭露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结成“四人帮”，企图篡党夺权、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的罪行。要求将材料“立即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传达，并组织阅读和讨论，务必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12月中旬，晋高阳陵沁各县直机关首先举行揭批“四人帮”罪行大会。下旬，各乡镇、农村也相继召开群众大会，引深揭批运动。1977年1月8日，5县群众分别举行隆重集会，一方面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一方面愤怒声讨“四人帮”祸国秧民罪行。1月中旬到3月初，5县县委还组织近百名理论工作者写出批判声讨“四人帮”的文章100多篇，分别在《山西日报》、《晋东南报》及各县小报发表。各机关、厂矿、学校、乡镇、农村的广大群众，利用广播、黑板报、宣传专栏等丰富多样的形式，展开大揭发、大批判，造成了浩大的揭批声势。

　　第二阶段从1977年3月至10月，主要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恶历史，清查“四人帮”在各地的帮派体系。3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以大量确凿的证据揭露了“四人帮”的罪恶历史。接到中央文件后，各县逐级向全县党组织和党员、群众进行传达，并对第二个战役作了具体部署。要求第二战役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恶历史为重点，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认真清查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彻底摧毁他们的帮派体系，把揭批运动进行到底。7月27日晋东南地委向山西省委汇报时指出：这一阶段，各级共召开大、中、小型批判会25500多次，其中，规模较大的1780多次，参加揭批的干部群众达170多万人；共写出批判文章120600多篇，出批判墙报5万多期，办批判专栏50800多期，画漫画16957幅；地县两级召开批判斗争大会120多场次，参加会议的达十几万人。同时，地直各口和各县，在加强专案审查的同时，先后召开了数千人以至上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通过批判，提高群众的认识觉悟，发动群众摆事实、查线索，并运用当时盛行的“大字报”形式，对“四人帮”在晋城等地进行反革命煽动活动的罪行，及各地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检举、揭发和清查，对帮派分子形成震慑力量。

　　第三阶段从1977年10月至1978年12月，主要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政治纲领、反动谬论和极“左”路线。9月23日，中共中央下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发动群众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诸方面，彻底批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和反动谬论，揭露其路线的实质及表现。按照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从10月开始，各县对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作了部署和安排。要求系统地揭批“四人帮”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犯下的滔天罪行。1978年1月，5县又先后召开数万名干部群众参加的揭批“四人帮”大会，把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运动推向新高潮。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5县广大干部群众紧密联系本地、本部门实际，针对“四人帮”炮制的“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等谬论及其鼓吹“踢开党委闹革命”，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煽动派性、制造帮派体系等罪行，深入开展了大批判。工交战线集中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的险恶用心及其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等谬论进行了批判；农业战线集中批判 “四人帮”鼓吹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谬论；公检法系统集中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两个否定”、“一个砸烂”（即否定建国17年来公检法工作的成就，否定公检法干警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砸烂公检法”）的谬论；文艺界集中批判了“四人帮”否定建国后17年党对文艺工作正确领导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党政机关广大干部集中批判了“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陷害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行及其推行的极左路线。通过系统的揭发批判，使广大群众从实际到理论，进一步弄清了“四人帮”散布的各种谬论的实质，思想认识大为提高。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各县把清查“四人帮”帮派骨干，作为清除其流毒的重要工作。早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一阶段，各县就根据运动的发展情况，果断地逮捕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犯有罪恶的造反组织头头。揭批“四人帮”第二战役开始后，5县县委按照中央的通知精神，加大了清查工作力度，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及其骨干分子在本县犯下的罪行，一件件、一桩桩地彻底揭发、批判和清理。明确规定：第一，要着重清查1976年“四人帮”横行时期的问题，清查的重点是“四人帮”帮派体系的骨干分子；第二，对“四人帮”帮派体系的骨干分子，要联系“文化大革命”中的一贯表现，新账老账一起算；第三，对“四人帮”帮派体系骨干分子的定性处理，要严格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进行，省管干部由省委把关，地、县管干部由地、县委把关。进入揭批“四人帮”第三阶段后，1977年12月，5县根据省、地委的指示，相继成立清查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简称清查办），具体负责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骨干分子的工作。为使这一工作顺利进行，5县清查办组织了近800人的专门清查队伍，对与“四人帮”帮派体系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查证落实。各系统、各部门、各单位也都相应地成立清查办公室或清查组，抽调专人开展清查工作。据初步统计，南5县约有近5000人在清查中被列为清查对象，因清查受牵连的普通党员干部及家属有数万之众。

　　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自始至终贯穿于揭批斗争的全过程。总的来看，整个揭批清运动取得了重要的成果。首先，揭批斗争中，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深揭猛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犯的罪行，认清了他们的反革命真面目，分清了政治是非，提高了思想觉悟。同时，联系“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在各地的破坏活动，也使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怀疑，这就为以后开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打下了基础。其次，基本上查清了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清理了一批帮派骨干分子，并使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干部重返领导岗位。第三，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骨干在各县进行反革命破坏的罪行，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县委在领导和部署揭批斗争的同时，十分注意将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引导到搞好工农业生产方面，对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恢复起到了促进作用。由于清除了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打砸抢分子，党内政治生活逐步趋于正常，境内开始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但是，由于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仍是在“左”的错误指导思想没有得到根本纠正的条件下进行的，运动中仍难摆脱借“清查”之名行“一派压一派”的派斗之实。所以，受特定历史条件的影响，晋东南地区，特别是晋城5县出现了相当的偏差，清查了一大批不该清查的人，把许多农村党支部书记都扣上了“‘四人帮’骨干分子”的帽子，以至于“翻烧饼”，错整与处理了许多干部，造成了清查扩大化。这一问题由于错整干部群众的不断上访，直至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下台，胡耀邦总书记亲赴高平“解疙瘩”，省、地委及晋城五县的领导班子重新调整后，才得以最终解决。

　　二、整党整风和初步落实政策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中，党的各级组织陷于瘫痪。以后，虽然陆续恢复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工作机构，但由于当时实行的是党的“一元化”领导，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严重削弱了党的自身建设。在一些党的组织和领导班子中存在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以及党不管党的现象。加上晋城各地在“文革”中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派性斗争相当严重，许多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中，班子成员派性严重。加之“文化大革命”中自上而下的多次反复，一些领导干部你支一派，他支一派，各拉一帮人，各站各的队，使领导班子内部长期“窝里斗”，相互攻击，给工作和生产造成严重的危害。

　　针对上述情况，晋高阳陵沁各县委根据省、地委的指示，决定从1977年春天开始，对全县基层党组织进行分期分批整顿。这次整顿以毛泽东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项基本原则为指导思想，以揭批“四人帮”为纲，以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民主集中制、优良作风为中心内容，以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为重点，紧密联系实际，在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中意在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以切实搞好党的自身建设。

　　1977年3月，5县县委相继发出《关于基层党组织整党整风的意见》，要求各基层党组织要突出搞好“一批四整顿”。一批，就是要学好文件抓住纲，深揭猛批“四人帮”；四整顿，即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整顿经营管理。规定这次整党的方法是，充分发动群众，实行开门整党，采取集中整顿和常年整顿相结合的方法，分三步进行。

　　第一步，重点是宣传发动。 大力贯彻落实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组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党中央的各种文件，以大寨党支部为榜样，以革命促整风，以整风带生产。通过学习宣传，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掌握思想武器，摸清思想底子，迅速掀起揭批“四人帮”和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运动的新高潮，从而为搞好整党整风创造出一个浓厚的氛围。

   第二步，突出进行思想整顿。 这项工作与前期开展的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紧密结合进行。1977年2月至1978年底，各县先后组织四批工作队深入基层，进驻到所有大队、企业，由县委书记亲自挂帅，蹲点包片，指导工作，解决问题。前三批着重进行无产阶级党性教育和消除资产阶级派性教育。1978年3月以后，各县又派出第四批工作队，到一些重点单位和老大难单位，重点整顿大队领导班子，解决那些受“四人帮”毒害的思想、组织、作风不纯问题。同时注意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为了帮助各县把整党整风工作搞好，省、地二级还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由省、地委领导带队，到晋城各县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其中，由省直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分别到晋城、高平2县级机关开展工作，地直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队由地委领导带领，分别深入到晋高阳陵沁5县基层开展工作。

　　第三步，着重进行组织整顿，以解决基层领导班子长期存在的软、懒、散状况。 1977年4月，省、地委首先整顿了晋高阳陵沁5县的县级领导班子，调整了一些领导干部。下半年，各县所属各部门、各基层党组织通过开门整风，抓住自身存在的主要问题，揭露矛盾，广泛征求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意见，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对115个公社和2100多个生产大队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整顿，共调整近500个生产大队的领导班子，调整面达24.5%，初步解决了部分基层干部精神不振的问题，使领导班子的状况大为改观。

　　这一次整党整风，虽然仍受“左”的错误影响，出现了部分地方以派整派，借“清查”之名，行“翻烧饼”之实，错批了不少不该批的人和事，班子中也钻进了一些借风驶舵的投机分子，但就整个运动本身来说，通过对各级党组织进行思想、组织、作风、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整顿，确实清除了一些混入领导班子中的派性骨干分子，把一些老干部安排到了各级领导岗位上，把一些表现好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充实到了各级领导班子中，对改变领导班子软、懒、散状况，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和开展整党整风过程中，1977年6月，晋高阳陵沁各县委遵照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分别成立政策落实小组，由县委书记亲自挂帅，层层建立组织机构和专案工作队伍，以抓大案、要案为主，本着“一快、二细、三彻底”的精神，展开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截止1978年底，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清队”、“一打三反”和整党建党中所处理的近千件案件，大多数进行了复查和核实，纠正和部分纠正了58.5%的案件。1978年10月17日，沁水群众在尉迟村隆重悼念著名作家赵树理，将赵树理的骨灰由尉迟村运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11月28日，晋东南地委召开落实政策大会，为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参加悼念周总理，传抄悼念周总理诗词而被当作反革命分子追查的国营金阳器材厂技术员杨军、高平县永录大队社员王树林等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同日，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毒打，含冤而死的原沁水县委代理书记王太歧平反昭雪。与此同时，各县也对本县“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

　　1978年7月，5县遵照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分别成立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对在1957年划定的400多名右派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由所在单位逐个复查，进行了适当处理。其中，绝大部分作了全面纠正，摘掉了右派帽子并安排了工作，受到株连的家属也作了妥善安置。

　　1978年10月，5县县委围绕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组织400余名理论骨干，召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理论研讨会。随后，各县县委宣传部召开专门会议，具体部署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工作。这一阶段，由于当时省委主要领导的政治倾向，整个山西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方面行动迟缓，5县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只是做了个样子，未能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各县才又进行了这方面的补课。

　　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各县落实政策工作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不仅为一些受到迫害的干部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党籍，而且成立了审干领导组，加强了党对审干工作的领导，以便更好地识别和使用干部，从而保证了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但这一时期的落实政策工作，仅仅是个开始，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一些涉及“文化大革命”的大案件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许多冤、假、错案未能平反或彻底平反，有的留了“尾巴”。大量案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才逐步地得以彻底解决的。

　　三、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恢复发展

   “文化大革命”期间，特别是1976年，晋城各地的工农业生产受“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严重干扰和破坏，跌入了历史的低谷。这一年，5县地方财政收入仅为3901万元，比1975年减少30.5%，倒退到1960年的水平。工农业总产值1976年比1975年下降1.7%，其中，农业总产值下降7.1%，粮食总产量减少5700多万公斤，其他经济作物棉花、油料等均大幅度减产。粉碎“四人帮”后，各县在开展揭批清运动的同时，掀起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和抓革命促生产的高潮，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国民经济的措施，工农业生产开始摆脱下降趋势，走向了恢复发展的道路。

　　农业方面。 5县县委将农业作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把普及大寨县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后，进一步加快了建设大寨县的步伐。各县组织起上千人的宣传队伍，深入农村宣传普及大寨县的“意义”及昔阳建成大寨县的“经验”。从1977年春天开始，5县先后组织起五、六十万人的建设大军，开展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造出了数千亩保土蓄水的梯田。如高平县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一冬一春，共出动劳力10万余人，建成19万亩水浇地，19万亩稳产田，并实行山、水、田、林、路统一规划，综合治理，建成从赵庄、寺庄、城关到唐庄50华里一条线的平地园田化、岭地梯田化工程。虽然在人力、物力上存在着一定的浪费，但对于改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同时，各地还比较注重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首先是针对当时农村存在收益分配不合理的问题，整顿了经营管理。在分配上，对集体扣除和开支费用多，胡吃乱补、胡支乱用多，社员分配不兑现多等削弱集体经济、影响社员收入的“三多”现象进行了整顿；在计酬上，对干部多，劳动少，补贴高，造成干部与社员之间同工不同酬，拉大了分配收入上的差距等现象进行了整顿；在管理方面，将一些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的重新恢复为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其次，从1976年底开始，陆续恢复了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被硬性关闭的农村集贸市场，并发出《关于正确对待农村集市贸易的通知》，强调农村集市贸易是农民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场所，是社会主义商业的一种补充形式，应当受到保护。1978年7月，5县为进一步落实党在农村的政策，又召开各种会议，专门研究减轻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并从各行各业抽调干部，组织力量，对农民的不合理负担进行了专项检查。共查出农民不合理负担12个方面，39个项目，计7500多万元。针对存在的问题，各县因地制宜，制定措施，将原来由集体收回代耕的农民自留地全部退给社员自己经营，允许社员在搞好农业生产之余发展家庭副业。并发出文件，明文规定今后不准随意收回农民的自留地，不准随意向农民摊派，不准把工业亏损转嫁给农民。这实际上是从政策上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左”的错误进行限制和纠正。与此同时，在农业生产中，注重以粮为纲，兼顾其它林、牧、副业的生产。1977年，晋城县禽蛋生产获得丰收，当年收购鲜蛋102万余斤，成为山西省第一个收购鲜蛋超百万斤的县，跨入全国鲜蛋收购先进县行列。高平县生猪饲养量达20余万头，户均3.5头，1978年7月9日到14日，全省发展养猪事业现场会在高平召开，省革委副主任王庭栋到会作了重要讲话。5个县的蚕茧生产持续发展，1978年晋东南地区在全区确立的8个蚕桑基地县中，晋高阳陵沁均名列其中。

　　上述这些政策措施的实行，以及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开展，改善了农业生产的环境，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1977年和1978年，5县虽然遭受到严重的自然灾害，但粮食产量仍然突破5亿公斤大关，分别达到5.13亿公斤和5.02亿公斤，比1976年增长6.3%和4.4%。而且由于重视林、牧、副业生产，提倡多种经营，1977年，5县棉花产量达到376.5万公斤，油料309.5万公斤，蚕茧111.3万公斤，肉类总产量1118万公斤，禽蛋产量290.7万公斤，分别比上年增长81.4%、2.9%、20.6%、20.2%、3.2%。1977年，5个县的农业总产值达到5.3亿元，比上年增加3000多万元，基本上同1975年整顿时持平。但这一时期由于各县仍然开展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的运动，在恢复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依旧沿袭了过去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某些错误的做法，延缓了农业生产恢复的速度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

　　工业、交通运输方面。 粉碎“四人帮”后，各县从抓工业学大庆入手，学习大庆人“三老、四严”的作风，加强企业管理，推广工交战线先进典型的经验，从而使工业、交通运输业迅速得到了恢复。1976年12月23日至28日，山西省委召开工业学大庆工作会议，在着重揭批“四人帮”破坏工业生产，总结交流全省工交战线工业学大庆经验的同时，对全省工交战线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在工交战线大力进行整顿，尽快清算工交企业中“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恢复工交企业的各种规章制度和生产经营秩序。1977年1月21日，晋东南地委工交建政治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厂矿企业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结合各地实际，把兴办农副业，加强支农产品的开发和生产作为工业学大庆的一项重要内容抓紧抓好。3月23日，晋东南地革委召开全区节约工作会议，着重解决工交企业存在的对生产节约不重视，组织机构不健全，节约措施不得力，发动群众不充分等问题。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大力领导下，境内工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涌现出一批大庆式企业和学大庆先进单位。5月，阳城缫丝厂、巴公电厂、金阳器材厂、巴公化肥厂炭化车间、晋城矿务局、晋城钢铁厂及阳城县的代表出席了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并在会上受到表彰。5月29日至6月7日，晋东南地区工业学大庆会议在长治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了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总结交流了全区工交战线深入揭批“四人帮”和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经验，表彰了学大庆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制订出全区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和实现国民经济新跃进的规划。按照这个规划，全区县营以上企业545个，除已建成大庆式企业2个（阳城缫丝厂、巴公电厂）以外，1977年规划面建成大庆式企业28个，1978年保证建成大庆式企业100个，争取180个，到1980年全区60%以上的企业要建成大庆式企业。其中，化工、交通两个系统要实现全系统大庆式企业。虽然这个规划受“左”的思潮影响，提出了一些过急过高的指标，但客观上仍对于全区工交企业的整顿和恢复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会后，各县工交企业在积极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同时，继续进行全面的整顿。晋东南地委抽调地县两级干部570余人，组成97个学大庆工作队，分赴各县社工交企业开展整顿工作。工作队帮助各企业首先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规章制度和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励和津贴等按劳分配的劳动计酬形式，指导企业恢复和重建“文化大革命”前行之有效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工作队员还深入车间、工人家庭进行调查研究，帮助工人解决各种实际问题。1977年2月至8月，晋东南地委按照中央提出的要求，组织了为期半年的煤炭生产大会战。截止8月底，煤炭战线提前107天超额完成全年国家原煤生产计划，比去年同期增长40%，创造了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望云、永安、岳南、赵庄等矿生产原煤比1976年同期增长一倍。同时，销运存煤140多万吨，按时完成了中央下达的任务。到1977年11月7日，全区工交战线提前53天完成全年工业总产值计划，比1975年同期增长39%，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1978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下达后，各县县委发出指示，要求工交企业按照“工业三十条”规定整顿好，同时在工交企业开展了“质量月”活动。经由省、地、县领导和工交系统有关专家组成的大庆式企业验收团检查验收，阳城应朝铁厂、陵川工具厂、金阳器材厂、阳城蒿峪铁厂、晋城手扶拖拉机厂、晋城大阳煤矿、阳城化肥厂、巴公化肥厂基本达到大庆式企业标准。4月，沁河殷庄公路大桥竣工通车，全长90米，为当时华北跨度最大的曲拱桥。6月5日至12日，在晋东南地区工业学大庆会议上，阳城县委、阳城缫丝厂、应朝铁厂、金阳器材厂、陵川工具厂、大阳煤矿等单位和个人介绍了学大庆经验，并向全区工交战线广大职工发出《倡议书》。9日，端氏缫丝厂生丝的正品率达到99.3%，保持了该厂曾于1970年在北方8省、市缫丝行业中第一个获得的产品出口“免检”的荣誉。

　　经过粉碎“四人帮”后二年工业学大庆运动和对企业的全面整顿，各地工交企业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各种规章制度重新建立，“文化大革命”前正常的经济协作关系重新恢复，计件工资制与奖金制开始试行，生产与工作秩序大为改观。不少企业通过发动群众，集中力量进行技术改造，努力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原材料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较短的时间内扭转了长期亏损的局面。1978年底，5县工业总产值突破10亿元大关，达到10.3亿元，比1976年增长43.1%。主要工业产品产量1978年为：原煤926.8万吨，发电量58929万千瓦时，生铁12.2万吨，水泥12.4万吨，化肥2.3万吨，生丝146吨，棉纱2633吨，公路客货运输量458.7万吨，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最高水平。但这一时期，由于对长期存在的超越客观可能、脱离实际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对“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对经济形势做了过分乐观的估计，认为一个新的跃进形势已经到来。因此，在经济工作中提出了“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要求，片面追求“在发展速度上来一个大突破”，各项计划指标订得很高，从而导致了1978年超过经济发展可能，大上基本建设项目，使国民经济出现了紧张的局面，资金、物资更为短缺。这种状况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逐渐得到纠正。

　　在工农业生产恢复发展的同时，各项社会事业也得到恢复和发展。

　　教育方面。 “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部门是重灾区，教师被诬蔑为“臭老九”，教育系统的许多领导被扣上“三反分子”、“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受到批判、斗争或劳改。学校一度被迫停课，教育工作的正常秩序被打乱，校舍、仪器、图书、设备损失严重。在不断大批所谓“师道尊严”、大搞“开门办学”的情况下，教育质量急剧下降。粉碎“四人帮”后，各县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在教育系统开展了拔乱反正。首先是摘“帽”平反，使一批受到错误处理的老教师重新回到教学岗位。其次，各县根据国务院要求，从1977年起，恢复招生考试制度，废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使学生来源正规化，保证了教学质量。再次，各县依照中央的指示，将驻校的工宣队员全部撤出学校，同时，停止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至此，“文化大革命”以来实行长达9年的工人阶级改造学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办法宣告结束。1978年5月至7月，5县先后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央、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要求教育战线广大教职员工提高教育质量，提高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要求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逐步好转；要求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会后，各县对中小学进行了大力整顿，重新调整和配备了教育系统各级领导班子，选派一批长期从事和热心教育事业的老干部和青年骨干分子担任学校的领导，并恢复了党组织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为调动教职员工办教育的积极性，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解决教师两地分居和住房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还试办了十几所重点小学。教育部门内部和各学校，逐步冲破“左”的思想桎梏，恢复和完善了管理制度，制订充实了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改进了教学方式，整个教育战线面貌焕然一新，教育工作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科学技术方面。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大批科研人员受到批判，被迫离开科研岗位。一些科研机构被取消或合并，科技队伍萎缩，科研成果减少，给工农业生产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最初的拨乱反正，各级党委和政府日益感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逐步将恢复和发展科技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1977年6月，山西省委召开科技广播大会后，各县重点抓了科技队伍的恢复和建设，重新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7月，5县派代表出席了全省农业科学大会，明确了农业科学技术今后的重点任务和主攻方向。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之后，各县都及时进行了传达，要求全县干部深刻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必须走在生产的前面；全面了解知识分子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明确科学技术对于提高综合国力以及增强全县的经济实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977年到1978的两年中，由于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都得到重视和发展。1977年8月18日，晋东南地革委转发了晋城县《关于小麦、玉米、谷子、高粱、棉花实现良种区域化的报告》，要求各县都要像晋城县那样，认真落实全省农业科学大会精神，尽快把科学技术应用于农业，把种子工作抓出成效来。11月上旬，山西纺织工业公司在阳城县召开全省丝稠工业科技情报会议，总结交流了阳城缫丝厂制定丝绸工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经验。1978年1月，晋城电器厂试制成功E61型和FE90型两种发电机，为解决农用拖拉机的照明做出贡献，填补了山西省的一项空白。2月24日，晋城县东沟公社化工厂，用土法试制成功流线型人工消雹炮弹。这种消雹炮弹较球型消雹炮弹射程高，威力大，据县气象站和有关科研部门试验，发射高度可达1500米左右，比球型消雹炮弹射程高1倍以上。3月20日，晋城无线电厂研制成功BW—77—A型农用电子喷雾器，经中国农林科学院生物防化研究所鉴定和农村社队现场试验，该喷雾器具有不用水，直接采用原液，不打气，雾化后的微粒子能自动寻找作物，分布均匀，吸附牢固，耐光、耐风、耐雨、渗透力强，在作物间穿透和复盖性良好等优点。同月，晋城塑料厂试制成功符合喷灌要求的支农新产品——钙塑管。7月9日至14日，全省发展养猪事业现场会议在高平召开，认为高平县以青贮饲料为主，青、粗、精三结合科学的喂猪方法值得在全省推广。上述实用技术的发展和推广，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各县在大力恢复和发展教育、科技事业的同时，还提高了对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重视，采取各种措施，促进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繁荣。在文化艺术方面，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落实了党的文艺政策，对文艺界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1978年7月，恢复了晋东南地区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文艺创作开始活跃。各县的上党梆子剧团相继重建，恢复上演了许多传统剧目，参加了全省文艺汇演。卫生事业通过整顿，制订了规章制度，重新起用了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或错误处理的医务人员，焕发了广大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有的县还先后恢复和成立了中医院，大力弘扬和继承祖国的中医传统。1978年4月21日，地区革委发出《关于在全区进行中医处方用药计量单位改革工作的通知》，要求从12月1日起，全区一律使用公制计量单位，改以钱计量为以克计量，停止生产和出售旧制戥秤。计划生育和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也正常开展。1977年4月2日至5日，晋东南地区计划生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阳城县召开，阳城县委、演礼公社党委、献义大队、封头大队党支部、阳城缫丝厂等单位在会上介绍了经验。1978年上半年，各县先后召开体育工作会议，传达全国、全省体育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广大体育工作者，在揭批“四人帮”的基础上，更加广泛地开展群众体育活动，积极搞好训练竞赛工作，加强体育队伍建设。各县体委在认真抓好群众体育活动的同时，在各个学校重点选拔和培养了一批体育骨干，使群众性体育活动和竞技体育得到同步发展。1978年9月，阳城一中学生买丽梅在全省中学生小口径步枪射击中勇夺第一。

　　　　　　　　　　　　　　　　　　　　　　　　　　　　　　　中共晋城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