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农业学大寨”运动始末

一、大寨典型的出现和学大寨运动的开展

　　大寨位于山西省昔阳县境内，全村60多户人家，802亩土地散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山穷水恶土地薄”，生产条件极差，建国前是一个典型的穷山村。全国解放后，为了改变落后的自然面貌，彻底甩掉贫穷的包袱，大寨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辟了一条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道路。到20世纪60年代初，大寨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零碎贫瘠的土地经过改造，变成了肥沃的良田。粮食亩产连年增加，1952年为118公斤，1958年超过200公斤。1962年，全省许多地方因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而减产，大寨不但没有减产，粮食亩产反而增加到387公斤。当时，晋城各地农业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生产起伏不定，大寨的做法和在农业生产方面取得的成绩，无疑对晋城各县探索发展农业的道路提供了示范和启迪。

　　1959年，《山西日报》发表《大寨年年有个新套套》通讯，介绍了大寨的先进事迹。1960年2月，山西省委向全省农村基层干部发出了“学习模范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号召，《山西日报》、省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也加大了对大寨的宣传力度。大寨及其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事迹开始在晋城各地引起轰动，各县县委对大寨先进经验愈加重视。

　　1963年3月，山西省委正式向全省提出“学大寨，一带二”的口号，并要求有条件的地区开展“一带三”、“一带四”活动。所谓“一带二”，就是要求先进生产队帮助落后生产队搞好工作，同时落后生产队要找出差距，努力向先进学习，在农业战线上进行比、学、赶、帮，实现共同发展。

　　1963年8月，晋城5县连降暴雨，平均雨量在150mm以上，重灾地区达330mm。绝大部分梯田和庄稼被冲毁，倒塌房屋7000余间、窑洞1000余孔，冲毁水库、水渠百余处（条），并发生了压死、冲死人的现象。5县群众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发扬大寨大队大灾之年夺丰收的精神，终于战胜了洪涝灾害。1963年，5县粮食总产量达3.75亿公斤，棉花124万公斤，油料378.5万公斤，蚕茧64.9万公斤，分别比上年增长1.4%、52.1%、34.4%、15.9%。

　　1963年11月9日，山西省委发出了《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向大寨人民学习的通知》，把大寨精神具体概括为：“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高尚风格”。省委要求，要用大寨精神学大寨，“在广大社员、干部和职工中，广泛地组织学习和讨论，并把大寨人民的革命精神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为及时地把省委的通知精神传达到各地，11月10日，《山西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长篇通讯《大寨人民志不屈旗不倒》，并配发《学大寨之志，长大寨之风》的社论。正在省城参加全省农业工作会议的晋城等5县代表，认真听取了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所作的大寨人自力更生，抗灾增产，依靠集体力量建设山区的经验介绍，学习了省委的通知及《山西日报》发表的文章，并以陈永贵的报告为镜子，对照检查自己的工作。表示散会以后，要及时组织学习传达，用大寨精神武装自己，像大寨人那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热爱集体，为国分忧，依靠群众，促进生产。

　　1963年底至1964年春，晋城等县普遍掀起“学大寨，赶大寨”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晋东南地委鉴于各地的不同情况，为了防止发生只讲形式、不求实效、生搬硬套、一哄而起的错误做法，要求各县在学大寨运动中运用和推广“一带二”的方法，树立不同类型的典型，以点带面，开展比、学、赶、帮活动，逐步缩小差距。地委还在全区树立了15面学大寨红旗，其中有晋城城关公社、秦庄大队、巴公大队、陵川黑山底大队。要求这些典型在努力提高生产水平的同时，搞好“一带二”。“一带二”的核心是“比、学、赶、帮”，“比”即以大寨为榜样，队与队之间比自力更生，比经营管理，比增产节约，比对国家的贡献；“学”就是学大寨精神及其基本经验；“赶”就是通过典型的带动，在经营管理、生产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赶上大寨。同时，各县也树立了一批县级学大寨红旗，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带二”，比学赶帮活动。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向全国广泛宣传了大寨群众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事迹，并配发《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榜样》的社论，号召全国“每一个地方，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要很好地学习大寨的经验”。要求各地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学大寨：一要学大寨“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二要学大寨“敢于藐视困难，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优良作风”；三要学大寨“以整体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四要学大寨“永远向前，并把伟大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的好作风”。从此，大寨的名声远扬娘子关外。

　　1964年5月，毛泽东正式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晋城等县随即掀起了“学大寨、赶大寨”的高潮。1964年8月25日至9月4日，由主要领导带队，五县组团到大寨，以及晋中、吕梁其他学大寨标兵单位参观学习。参观结束后，代表们结合学习廖鲁言关于大寨的调查报告，传达了参观学习的收获。他们指出，大寨在不到十年的时间，把贫瘠的土地改造成稳产高产田，使自然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起决定作用的是大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因此，学大寨，首先要学大寨干部和群众的精神。为了让各级干部、群众受到直观的教育，9月中下旬，晋城等县先后组织1000多名县、社、队三级干部再次到大寨参观取经。这一年，5县又涌现出一批学大寨先进典型，每个典型辐射周围3至5个贫困村，组成“先进经验推广网”，共同学大寨，发展生产。5县86%的村庄参加了“先进经验推广网”。1964年，5县粮食总产量达4.04亿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其它农作物也较上年大幅度增长。各县县委在总结丰收经验时，一致认为这些成绩的取得，是积极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结果，是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学解放军、大学大寨的结果，是深入开展“一带二”比学赶帮运动的结果。

　　1965年，根据全省学大寨形势的发展，山西省委进一步提出不仅要学大寨、赶大寨，而且要超大寨。在省委的积极引导下，晋城许多农村突破了单一的粮食生产模式，在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增产增收方面积极探索，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大寨。如阳城县发展桑树，扩大养蚕事业，沁水县发展多种经营的经验，曾被《山西日报》宣传报道。正因为这样，所以，尽管1965年晋城等县遭遇了巨大灾害，粮食产量大幅下降，但棉花、蚕茧等产量都较上年有所增长。

　　二、“农业学大寨”方向的转变

   “文化大革命”前各县在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有效地发扬了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广大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战天斗地，部分改变了农业生产的条件和贫穷落后的面貌。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大寨的经验被严重扭曲，农业学大寨运动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1967年到1969年，山西省革委连续三年在昔阳召开农业学大寨现场会，会议观点和口号一次比一次“左”。受其影响，晋城各地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也逐渐演变成政治运动。

　　1967年5月25日至28日，晋城等县各级领导干部964人，由晋东南地区核心小组、地革委统一组织，到大寨参观学习。7月15日，地区核心小组、地革委、晋东南军分区作出《关于在全区深入开展学大寨、赶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各县核心小组和革委会根据《决定》精神，在全县布置开展“学大寨，赶大寨”运动，试图以此稳定混乱的局势。但由于派性斗争引发的武斗升级，这次运动并未奏效。9月10日至17日，在全省第一次农业学大寨现场会上，刘格平对原省委主要领导人王谦、王大任、赵雨亭、刘开基及晋中地区主要负责人王绣锦等所谓反大寨罪行进行了批判。陈永贵在所作的题为《红太阳照着大寨前进的道路》的报告中，集中阐述了大寨人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取得的“伟大成就”。《山西日报》社论说这次会议“是全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一个伟大的起点，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全省学大寨运动已经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开始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次会议是山西各地农业学大寨运动偏离正确轨道的开始。

　　1968年8月27日至9月6日，晋东南地革委在平顺西沟召开全区农业学大寨现场会议，晋城县秦庄大队向会议介绍了经验。时隔不久，10月15日至11月2日，省革委在昔阳召开第二次农业学大寨现场会，提出了更“左”的观点。认为大寨是“七斗八斗”斗出来的新大寨。学大寨的根本是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要大抓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号召掀起一个学大寨人、立大寨志、兴大寨风、走大寨路的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学大寨运动。会议期间，《山西日报》发表的社论指出：大寨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粉碎中国赫鲁晓夫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的典范。并宣称：“学不学大寨，是在农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由于参加这次会议除山西省的代表外，还有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会后，农业学大寨运动作为政治运动逐步推向全国。之后，晋城等县先后召开农业学大寨现场会议，或“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按此精神反复宣传大寨经验，层层树立大寨样板。

　　1969年10月至11月，全省第三次农业学大寨现场会要求各地狠抓学大寨的落实工作，响应晋中地区向全省发出的大学大寨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的倡议，迅速掀起学大寨的社会主义竞赛活动，让大寨红旗插遍全省农村。会议期间，10月30日，晋东南地革委召集全区农业劳模和农业先进单位进行座谈，全国劳模李顺达等代表劳模和先进单位向全区农业战线发出了学大寨、赛革命、赛团结、赛进步的倡议。11月下旬至12月初，晋城等县相继召开农业学大寨三级或四级干部誓师大会，全面回顾检查了各地开展学大寨运动的情况，制定了1970年及以后农业生产跃进计划。会议还总结交流了各地涌现出的学大寨标兵和先进社、队经验，并发出热烈响应李顺达等同志开展革命竞赛的倡议书。会后，各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由点到面，全面展开。

　　1970年8月25日至10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会议听取了陈永贵关于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纲，推动农业学大寨的经验介绍，讨论了如何在北方各省、市、自治区开展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问题。会议重申了《农业六十条》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强调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增加肥料，发展养猪，加速农业机械化等增加农业生产的若干措施，这对于稳定农民的思想，发展农村经济起了一定作用。但会议的主题是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为纲，把所谓的方向问题和路线问题提到学大寨的首要地位，渲染“七斗八斗”的“斗争哲学”，蒙上了浓重的“左”的政治色彩。会议期间，《人民日报》发表《农业学大寨》社论，指出：学大寨，“就是要象大寨大队党支部那样，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人。这是大寨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强调：“把大寨经验迅速推开，必须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只有始终抓住阶级斗争不放，才是抓住了推广大寨经验的重点”。社论还向全国各县的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个十分逼人而尖锐的问题：“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

　　中共中央北方农业会议结束当天，晋东南地区核心小组召集各县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主任举行扩大会议，传达北方农业会议精神，部署今后农业学大寨工作。10月14日，地区革委核心小组在晋城县召开学习毛主席哲学思想座谈会，晋城县秦庄大队党支部介绍了依靠贫下中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大寨、赶大寨，争取农业大丰收的经验。根据中央、省、地的要求，5县结合自己的实际，掀起农业学大寨运动高潮。晋城县以秦庄大队为榜样，在大抓地方工业的同时，组织全县人民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1970年5月7日，该县下河大队发扬大寨战天斗地精神，胜利建成盘山环岭的“五•七”渠，结束了下河村千百年来严重缺水的历史。这一年，虽然晋城县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但粮食亩产仍达到200公斤，总产2920万公斤，达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晋城县的学大寨经验，引起了全国和省、地各级领导的重视。1970年12月28日，由新华社记者、《山西日报》记者、省、地、县革委联合组成调查组，对晋城县的学大寨运动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写出《关于晋城县大灾之年达〈纲要〉的调查报告》。地革委向全区转发了这个报告，并要求各县像晋城那样，把农业学大寨运动落实在行动上。高平县革委1971年1月5日作出《关于1971年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安排意见》，提出要加强党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领导，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养猪事业，抓好农业翻身仗。在县革委核心小组的号召下，1971年，高平县生猪存栏达到17.6万头，比年初增长46%，户均2.4头，人均0.5头。1970年7月3日至7日，晋东南地革委在高平召开全区养猪现场会议，学习交流了高平县的养猪经验。1971年5月21日至31日，山西省革委在高平县召开全省发展养猪业现场会议。中央商业部、中国农村科学院派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学习毛泽东关于发展养猪业的一系列指示，开展了路线分析和革命大批判，讨论了如何推广高平经验，促进养猪业大发展等问题。1970年8月，阳城县组织县、社、队三级400多名干部，在县革委负责人带领下，到昔阳和大寨参观学习。参观结束后，要求每人写出心得体会，并结合本单位实际，订出学大寨计划。同时，阳城县委把狠抓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作为学大寨运动的专项内容。1971年3月10日，山西省小型水利建设会议在阳城召开。中央水电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派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听取了阳城、昔阳等县治水典型经验介绍，并参观了阳城县南关、东关、白桑、红卫渠等社队小型水利工程建设。陵川县根据本地山多树少的实际，在学大寨运动中大力整山造林，建成了太行第一山林场。1970年11月28日，山西省林业、果树工作会议在晋东南召开，与会代表参观了太行第一山林场。1970年冬，5县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深翻土地的群众运动。

　　1971年8月5日至17日，晋东南地革委在晋城县召开全区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晋城等县在会上交流了一年来以“批修整风”、“路线教育”为纲，以昔阳为榜样，大面积推广大寨经验的新做法、新经验和新措施。会议对各地在新形势下，如何更深入、更广泛、更扎实地学大寨、赶昔阳进行了研究讨论。中共中央委员、省委常委李顺达参加会议并讲话，要求各县把“批修整风”、“整党建党”、“一打三反”等运动同农业学大寨结合起来，以批判带运动，以运动促生产。

　　1971年9月，山西省委在太原召开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这次会议旨在把“昔阳经验”全省化，“把全省每个县都建设成为像昔阳那样的大寨式的县”。会议以所谓举旗抓纲为核心，认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学大寨、赶昔阳的根本”，“县委领导班子的革命化是建设大寨式的县的关键”。抓住了这两条，就抓住了学大寨、赶昔阳的根本；离开了这两条，任何企图走小路、抄近道的做法都会偏“线”，离“纲”，走上“邪路”。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各地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由建设大寨式的社队向建设大寨式的县发展。参加这次会议的晋高阳陵沁各县代表，在会议刚刚结束之时，就急忙赶回县里，尽快召开了各县农业学大寨三级干部会议，研究如何尽快建成大寨县的问题。并向全县各级党组织发出“举旗抓纲学大寨，奋起直追赶昔阳”，“尽快建成大寨县，‘四五’期间跨长江”的号召。这年底，各县纷纷制订出“四五”期间农业生产的奋斗目标：粮、棉亩产双跨江，粮食总产翻二番，实现人均半亩水浇地，一人一亩大寨田，每人一头猪，初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大地园林化。

　　1972年2月，晋东南地委召开全区农业劳模大会。各县、公社党委负责人及农业战线的劳动模范、先进单位代表、先进工作者共10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地委副书记常三毛主持。地委副书记李英奎作了题为“以路线为纲，进一步加快农业学大寨、赶昔阳的步伐”的报告。地委常委、地革委副主任李荣作了题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夺取农业新丰收而奋斗”的报告。地委书记武天明以“认清大好形势，搞好批修整风，加强农业生产”为题进行了总结。会议对全区今后农业生产和学大寨运动提出了新的要求：一要把批林整风作为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二要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尽快改变生产条件；三要大搞科学种田；四要进一步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五是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坚决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各行各业要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的支援。会上，晋城等5县有数百名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和劳模受到表彰。

　　1973年2月21日至3月7日，山西省委再次在昔阳召开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人民日报》以《鼓足干劲学大寨，加快步伐赶昔阳》为题，全面报道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把会议对学大寨的新认识概括为3条：第一，学大寨，首先必须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向农民群众不断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第二，搞社会主义农业，必须坚持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第三，建设大寨式的县，关键在于建设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班子。3月上旬至中旬，晋城等5县相继召开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精神，并通过对照检查找差距。为落实“关键在于建设强有力领导班子”问题，5县从3月以后陆续派出约2500多名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到大寨、昔阳参观学习，并就地举办了学习班。

　　到1973年，中央北方地区农业会议过去了整整3年，但全省多数县并没有解决了学大寨“三年行不行”问题。针对这种情况，1973年11月18日至29日，山西省委再一次召开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这次会议进一步把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态度问题、思想认识问题提到了一个新高度，认为许多县3年没有改变面貌，主要不是条件问题，而是“思想路线问题”，是“感情上对大寨、昔阳不爱”。要求必须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揭露矛盾，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批判保守思想。特别是对那些学大寨数年，山河依旧，老样子不变的县，要注意那里的领导权究竟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这样，就把对学大寨、赶昔阳的态度问题上到了“纲”的程度。12月中旬，晋城等县相继召开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在传达省委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精神的同时，主要围绕总结“三年行不行”的经验教训，回答“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的问题。会议还对近年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涌现出的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进行了表彰，并部署了今后农业学大寨目标和任务。12月4日，北方8省、市、自治区山区打井现场经验交流会在阳城县召开，与会代表参观了阳城县南关、白桑、风门、北村等大队及北留水轮泵站。此后，农业学大寨运动不仅在农业，而且在工业、财贸、文教等各条战线深入持续地开展起来。

　　1974年，是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10周年。6月13日，山西省委发出《关于开展纪念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伟大号召十周年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地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紧紧抓住批林批孔这个头等大事，使批林批孔成为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的强大动力。11月20日至12月6日，省委在昔阳召开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认为过去学大寨运动迈不开大步的原因，在于各地思想和政治路线不端正。指出学大寨就是要像大寨和昔阳那样，“大批促大干，领导带头干”，要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学大寨运动的战斗指挥部。会议全面肯定了昔阳县提出的“在政治上反复辟，在思想上反腐蚀，在经济上反蚕食”的所谓宝贵经验。强调要大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孔孟之道和一切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最终达到大批促大干。11月下旬，也就是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晋高阳陵沁各县也分别召开了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一方面通过参观先进社队典型、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推动学大寨运动开展；另一方面，以大寨、昔阳为榜样，联系本县实际，系统地学习了中共中央有关批林批孔的指示和文件，宣讲了儒法斗争史，并对林彪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展开了大批判。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结束后，12月下旬，5县又相继召开四级干部农业学大寨会议，重点对全省会议精神进行了传达，检查总结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来各县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情况，并提出了普及大寨社、队问题。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学大寨运动中，要想新的，干大的，大树雄心壮志，大鼓革命干劲，大搞群众运动，大打学大寨的总体战。这样，就进一步使大寨、昔阳一套“左”的做法和经验在全区蔓延开来。

　　三、普及大寨县运动及对“农业学大寨”的初步评析

　　1975年9月15日至10月19日，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先后在昔阳和北京举行。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作了题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交流农业学大寨，特别是建设大寨县的经验，研究普及大寨县的问题。会后，山西省委于10月24日至11月2日，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进行了及时传达贯彻。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在会上作了题为《动员起来，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会议提出了今后5年在全省普及大寨县、改变生产条件、实现农业机械化、加快农业生产发展等方面的奋斗目标。会上，省委决定用3年时间，结合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认真进行整党整风。会后，省委组织了5700多名干部组成农村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分赴全省7个地区和一些县，投入到普及大寨县的“战斗中”，其中有晋城和高平县。

　　在全国农业大寨会议之前，山西省委开始着手解决晋东南地区存在的“资产阶级派性”严重，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得“不深入”等问题。主要原因是晋东南及晋城部分县在解决两派群众组织的问题上，晋东南军分区及驻军支持了“联”字号，另一派组织“红”字号受到压制，派性仍存在于各级领导班子及群众中。1975年8月22日至9月9日，山西省委召集晋东南地委常委到太原，就贯彻执行党中央解决山西“派性”问题的一系列指示，消除资产阶级派性，端正对待农业学大寨的态度等进行专门汇报。汇报会期间，即9月4日，省委对晋东南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9月14日至17日，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央有关指示，传达地委常委太原汇报会议情况及省委领导指示，集中讨论和研究解决地委及地直各部、委、局、办，部分县在“方向路线方面”和对农业学大寨态度的问题。11月2日，省委又对晋东南的主要领导作了重新任命。同日，地委对晋城等县的主要领导也作了调整。对晋东南的主要领导作了重新任命。地、县领导班子调整后，11月中下旬，5县先后召开县、社、队三级干部会议，中心议题是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和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总结检查原县委在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思想、政治、路线方面存在的问题，向全社会发出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苦战三年，为建成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一时间贯彻落实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成了各级党委、各行各业工作的中心和主题。尽管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设想和奋斗目标，对一些领导干部进行了不恰当的批判甚至处理，但是，在邓小平全面整顿思想的指导下，加上各县干部群众的努力，这段时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各地农业生产的发展。然而，这种发展势头并未得到保持，最终又为全国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所冲击。

　　粉碎“四人帮”后，1976年12月10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会议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强调继续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搞得更好。会议还提出，到1980年，全国要有1/3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山西省委在传达贯彻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时，进一步提出要苦战4年，力争到1980年把全省一半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

　　1977年2月22日至3月3日，山西省委在昔阳召开省、地、县、社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议，对全省农业学大寨运动作了具体的安排。2月底，根据省、地委的部署，除原先已由省委派出的工作组进驻晋城、高平外，又先后分三批派出工作队，到阳城、陵川、沁水和数百个重点大队，开展以清查“四人帮”帮派势力为目的的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3月下旬，地直机关又抽调近600名干部组成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和抗旱工作队，在地委主要负责人的带领下，分赴高平、阳城、沁水等县，同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社员群众一道，开展建设大寨县的工作。这个时期的各级党组织仍然把大寨作为政治斗争的典型，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作为一场政治斗争来看待，提出“学大寨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学大寨就是搞歪门邪道，反大寨就是走资派”，要求各级党组织“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组织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认真地、细致地学习大寨经验，以加快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步伐”。还具体要求各级党委、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要把学习“大寨经验”作为农村整党整风的一个重大问题来抓，要把揭批“四人帮”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教育”的结果，就把晋东南地区乃至晋城各县无数基层党员干部打成了“反大寨”的“走资派”和“四人帮”的黑干将。

　　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之后，各级党组织在传达贯彻十一大精神时，依然强调要加快普及大寨县步伐，并要求各行各业都要学习大寨。据此，5县先后召开了学习大寨民兵工作“三落实”经验交流会，教育学大寨学大庆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代表会，司法、公安、保卫工作学大寨学大庆“双先”代表会，卫生、财贸、农村社队等各行各业学大寨会议，使大寨一些带有极左色彩的经验不适当地到处推广。在对农业学大寨的认识上，仍然强调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要发动群众毫不手软地把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把反大寨的歪风邪气打下去；在领导班子建设问题上，仍然强调推广昔阳县常年整风的经验，把“三不纯”和“五种人”掌权的问题解决好；在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上，提出要大干，要大变，就得搞过渡，要在3年内基本实现生产大队所有制；另外，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实行科学种田、加速农业机械化等方面也要求过高、过快、过急，严重违背了当时的客观实际，把“阶级斗争”推向了极端化，把农业发展的“模式”推向了简单化和单一化。

　　1978年1月19日，晋东南地委又召开全区农业学大寨会议，中心议题是落实省委的指示，大张旗鼓地解决学大寨与反大寨、真学与假学的问题。会议由于坚持以“派性”反“派性”，把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当作“反大寨”的典型错误地进行了批判，并强调推广“大寨经营管理上的一整套经验”。种种迹象说明，“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结束了近两年，但各项工作仍然没有摆脱极“左”思想的影响和束缚，“两个凡是”仍在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

　　农业学大寨运动从1964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开始，到1978年底结束，持续时间长达14年之久。其间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64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第二阶段，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作为一个生产典型，的确是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晋城各地广大农民群众热烈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坚持按照周恩来总结和概括的大寨经验及大寨精神，农业学大寨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在推动农业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农业学大寨运动被纳入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轨道，在指导思想上将原本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农业生产典型当作政治典型推行，偏离了原来的方向。因此，各地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发生了一系列失误，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第一，学大寨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学大寨运动中人为地制造了阶级斗争，把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做敌我矛盾去处理，伤害了一大批干部群众，在政治上导致了恶劣的影响。

　　第二，脱离客观实际，大搞所谓穷过渡。在“文化大革命”中，各县强行推广大寨和昔阳实行的向生产大队所有制过渡的做法，取消了社员的自留地，取消了集市贸易，搞“平均工分”等，严重背离了客观实际，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第三，大搞形而上学，把农业学大寨运动主观意志化。不切实际地制定了一些过高、过快、过急的目标，提出了一些过“左”的“跃进”口号，并一厢情愿地确立了各行各业学大寨的目标和任务，强制推行，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到了庸俗化的程度。

　　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客观地、全面地审视历史，审视“文化大革命”和两年徘徊期间的农业学大寨，可知它毕竟是一场在党的领导下，以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村落后面貌为目的的农业生产运动。它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发动群众，战天斗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做法动机是好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在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之后，差不多每年冬春季节，5县都有数十万劳动大军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构筑梯田，拦洪造地，填沟开坝，修渠打井，建造水库，引水灌溉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比如，1977年7月1日，阳城县红卫水渠改建工程经80天奋战竣工，发展水地2.2万亩。同日，沁水县山泽水库灌渠建成通水。9月，晋城县掀起农田基本建设高潮，县级机关搬到郭壁电灌站工地办公，实行吃住、劳动、办公、学习、揭批、整党整风六到工地。1978年6月，高平县委采取打总体战的办法，带领全县人民奋战8个月，完成北王庄截潜流工程，使3万亩旱地变成了水田。7月，晋城县巴公公社万亩灌区水利工程竣工通水。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沁河灌区建设工程。这是当时晋东南地区最大的水利设施，它要把沁河水提到山上，引到沁水、阳城、高平、晋城等4县，灌溉那里的农田。灌区的主要工程有：一是枢纽大坝，在沁水县王必大队张峰水库兴建一条蓄水量可达5亿多立方米的拦河大坝；二是修建总干渠，从张峰水库至晋城大阳大队，全长77公里，并修建四条干渠，流量为30个秒立方米，可浇地128万亩；三是在晋城、阳城之间的磨滩建电站一座，以供整个提水工程用电。这项规模宏大的工程，若建成竣工，将惠及晋、高、阳、沁4县的子孙后代。1975年底，沁河灌区破土动工，晋城、高平、阳城、沁水县各自组成建设兵团投入奋战，到1976年底，一年内取得了“三通一建”（即公路通、电力通、通讯通，临建工程完工）的成绩。1976年12月上旬，沁河灌区党委在大坝工地举行第一期工程施工誓师大会，晋、高、阳、沁兵团、山西水利工程队五中队近万名指战员参加了誓师大会。后因种种原因，这一建设工程未能进行到底。

　　　　　　　　　　　　　　　　　　　　　　　　　中共晋城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