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和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

一、“五反”运动的进行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席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在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仍存在阶级斗争，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0月5日至11月22日，山西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和一届十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将毛泽东的上述讲话作为“今后我们一切工作的指针”。把当时一些地方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等经营方式定性为“单干风”，认为“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是坚持人民公社原来的经营方式，还是“包产到户”之间的争论定性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决定要在全省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省委一届十五次会议后，各地逐步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63年初开始，到1966年5月因“文化大革命”中止，前后历时3年多。以196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在城市和农村分头进行，城市的运动，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简称“五反”；农村的运动以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四清”。1965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后，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内容一律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统一称为“四清”，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向思想政治领域。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的决定。3月6日至12日，山西省委召开一届十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讨论提出了全省工交系统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意见。3月15日至19日，晋东南地委召开扩大的全委会议，按照中央、省委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全区今后的工作。会议决定，1963年全区各级领导要集中力量搞好两个运动，一是继续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搞好农村的整风整社和县以上单位的“五反”，在城乡普遍深入地开展一个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二是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搞好工业、农业生产和商业工作，力争1963年农业有一个较大的丰收，进一步克服困难，争取国民经济的全面好转。会议还对包购、反对修正主义，搞好学习和基层选举等问题作出安排。

　　晋东南地委全委会议后，3月22日，地直党政机关首先开展了“五反”运动。首批参加“五反”的18个单位分两个阶段进行，4月中旬以前为第一阶段，重点是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具体方法是先集中学习中央、省委有关“五反”运动的指示，接着从领导干部到一般职工都要进行“洗澡”，即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思想认识。4月中旬以后转入第二阶段，主要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掀起坦白、检举、揭发高潮。通过群众性的摆事实，讲道理，同干部中存在的资产阶级腐朽习气，特别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开展坚决的斗争。然后对存在问题的干部进行“三定”，定事实，定时间，定性质，根据每个干部存在的不同问题，进行阶级斗争教育补课，系统整改，总结教育。通过一系列步骤，到8月10日，地直机关“五反”告一段落，经落实定案，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51人，其中贪污1000至5000元的4人，5000元至10000元的1人，10000元以上的1人。

　　7月下旬至8月上旬，在地级机关“五反”快结束时，晋高阳陵沁5县县级机关的“五反”运动同时开始。由于县级机关担负着指导公社和大队“四清”的任务，所以，省、地委对县一级的“五反”特别重视，多次召开会议进行具体安排和指导。确定了“县是‘五反’和‘四清’的会合点，县里的‘五反’搞好了，就给‘四清’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强调县级的“五反”一定要搞好、搞透、不乱、不漏，在时间上又要比省、地两级快一些。县级“五反”要“向一切损害社会主义利益的现象，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和行为，一切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进行斗争”。①中心是反对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遵照省、地委指示，5县相继成立增产节约、“五反”运动领导组，设立“五反”总办公室，统一领导各县的“五反”运动。领导组之下，分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卫生四大口，成立各口“五反”指导小组，负责本系统各单位的“五反”运动。在具体方法上，也同省、地委机关一样，采取学习文件、进行“洗澡”、发动群众提意见、落实“三定”、全面整顿、总结教育等步骤。从1963年冬到1964年春，5县约940个单位、3.8万名干部、职工参加了“五反”运动，经落实，有贪污盗窃行为的840人，贪污盗窃金额约80余万元；有投机倒把行为的264人。1964年2月5日至11日，晋东南地委召开各县县委书记会议，对县级“五反”运动进行了初步总结。要求县级“五反”要按照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工业企业“五反”任务的指示和省委“五反”领导组长会议的精神，一方面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情绪；另一方面从现在起，有组织、有领导地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各地广大党员和职工中，开展以学习中央指示为纲，学解放军、学大庆、克服官僚主义、实现革命化的运动；同时要学习外地经验，继续开展五好干部、五好职工生产竞赛，以及一带二、比学赶帮运动。

　　1964年4月至10月，各县利用农忙季节农村“四清”暂时放慢的时机，集中在县营厂矿、财贸、城镇街道、文教卫生等单位开展了“五反”运动。厂矿的“五反”主要以开展增产节约、反对浪费运动为中心，共收到职工意见30000余条。企业之间开展了五好竞赛活动，较好地发挥了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促进了领导干部作风的改进。财贸战线在“五反”运动中，重点开展了整顿市场、登记发证、取缔投机倒把以及打击卜命算卦等封建迷信活动。如晋城县城关根据“加强管理，缩小范围，逐步代替，区别对待，因地制宜”的方针，进行了登记发证、取缔无证商贩的工作，到1964年初，熟食、肉食业已全被国营商业占领。教育方面，数千名中小学教师利用这年暑假参加了“五反”集训。此外，5县还对数万名城镇居民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和阶级登记。

　　这一时期的“五反”运动，重点在经济领域进行。运动中揭发出一些问题，纠正了党内存在的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弊端。经过“五反”运动，各级党政机关和各条战线的工作面貌有所改善。运动中虽然采取了群众运动的办法，逐个检讨、逐个审查、逐个过滤、人人过关，个别地方还存在打人、体罚等过火作法，产生了消极后果。但总的来讲，由于地、县委尽量采取有效措施来制止偏激行为，减少了一些损失。运动开始时，就反复强调“三宽三严”政策，即过去从宽，现在从严；坦白从宽，隐瞒从严；退赃从宽，不退从严。要求各级党组织都要“加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坚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斗争方法，绝不允许有打人、体罚等粗暴的行为”。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的指示精神，各级还实行了“三允许”政策，即允许犯错误者进行申辩或别人代为申辩；允许犯错误者补充交代问题或修正原来交待的事实；允许拿出证据推翻原案或保留意见。这些措施和政策的实行，缩小了打击面，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据5县的统计，经过反复落实，最后被定为有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行为的仅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2.2% 和0.7%。

　　在“五反”运动中，各县严格按照省、地的要求，努力做到“五反”、生产双胜利。即使在县委干部“洗澡”后，也抽出部分人员，抓好日常生产，做到“五反”生产两兼顾。同时，要求工商、文教单位都要做到“五反”、工作两不误，运动再紧张也不能影响增产节约，不能影响教学。由于坚持了正确的指导原则，“五反”运动中各地的经济工作没有受到大的影响。

　　但是，从整体上看，“五反”运动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失误。首先，各级党组织对基层的状况做了脱离实际的估计，夸大了阶级斗争，把打击的目标由经济领域扩大到思想政治领域，把一些观点不同的人误认为阶级敌人。甚至认为“越是公私合营企业和合作社企业，越是小型企事业单位，问题越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各县派出工作组，配合省、地委派来的工作组，在各单位的“五反”中无限上纲上线，甚至在一些单位开展了“夺权”斗争，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使得许多好人或犯有一般错误的干部受到了打击。其次，在对城镇居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中，党组织同样不切实际地认为：“城市街道情况复杂，问题很多，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反革命分子、投机倒把分子、逃亡地主、流氓、无赖等兴风作浪，乌烟瘴气。严格说来，有些城市街道的阵地，社会主义尚未占领”。据此，各县专门抽调骨干，组成工作组，在社会主义教育中重划阶级成份，使许多城镇居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第三，在“五反”运动中，一些兢兢业业从事技术业务的骨干被认为是对阶级斗争“麻木不仁，嗅觉不足”，受到批判，还有的县把抓生产的好作风当成官僚主义加以批判。致使领导干部不敢放手抓生产，技术人员不敢大胆搞业务，使经济工作受到了影响。

　　二、“四清”运动的开展

　　在城镇进行“五反”运动的同时，在广大乡村则开展了以清账目、清仓库、清财产、清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

　　1962年11月22日至1963年1月5日，晋东南地委召开历时40余天的县委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公社、生产大队、部分生产队以及军队大尉以上党员干部，共32000余人。会议集中传达贯彻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和省委一届十五次全会精神，重点学习了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决定在全区农村开展一次以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为主要内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整风整社运动。会上，晋东南地委成立了整风整社领导组及办公室。随后，各县纷纷召开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会议，层层进行了传达贯彻，并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建立相应的机构，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4月，整风整社全面铺开。

　　这次整风整社的主要内容，一是大力宣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和省委一届十五次全会精神，突出宣传阶级和阶级斗争，批判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和“晋东南是老区，没有阶级斗争”的看法。采取大会辩论、家户访问等形式，到1963年2月，5县90%以上的生产大队和95%以上的农民接受了教育；二是针对农村中存在的所谓“单干”倾向，对农村干部和农民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重点是发动和依靠贫下中农，建立贫下中农组织，树立贫下中农优势。85%以上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均成立起贫下中农委员会或贫下中农代表小组；三是落实勤俭办社的5项基本要求：农活质量好、合理使用资金、干部参加劳动、改变穷队、困难队面貌、实现分配兑现，安排了今后生产和“四清”任务。为了搞好这次整风整社，5县县委训练了大批干部、党员、共青团员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同时从县、公社机关抽调数千名干部，组成农村工作组，深入到生产队，采用蹲点的方法帮助农村党支部开展运动，并要求农村干部和全体下乡干部，带头树立学习风、劳动风、勤俭节约风、民主作风、提高做活质量风和落实风。

　　在整风整社过程中，由于强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些地方出现了捆绑、揪斗、批判干部群众的过激行为，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了干部自杀现象。据当时晋东南9个县统计，共发生捆绑、揪斗、自杀事件36起，涉及42人，其中仅晋城一县就发生这类事件18起，多名干部自杀，占到整个晋东南地区的一半。

　　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指出农村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有些地方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已落在地主富农分子手里，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要求各级党组织要依靠贫下中农开展“四清”运动。6月25至7月23日，晋东南地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根据《前十条》精神，检查和重新部署了农村的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活动，要求各县利用当前农村已进入农忙季节，不宜开展大规模运动的时机，抓紧进行公社一级的“四清”运动。指出“公社一级必须认真搞‘四清’，而且必须由上级派较强的工作组帮助他们搞”。强调“公社不清，生产队也难以清彻底”。7月下旬，5县按照地委的部署，很快成立了“四清”领导组，抽调骨干力量组成工作队，进驻到各个公社。同时，召开县、社、队三级干部会议，吸收贫下中农代表参加，通过学文件、揭盖子、放包袱、查上当、找危害等形式，给干部“洗澡”，提意见。并要求各级党政一把手要亲自到公社蹲点，并由公社党委统一领导公社的“四清”。

　　公社的“四清”运动主要围绕5方面内容进行：一是通过举行人民公社建立5周年庆祝活动，对党内外干部和广大群众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二是通过查帐目、查仓库、查工分、查财务，实行三定退赔，彻底解决干部的“四不清”问题；三是要求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并定期进行检查、公布；四是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对地主、富农实行专政；五是通过讲家史、村史、社史忆苦思甜，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如高平县文化馆将该县乔村村史、社史编成连环画，在全县机关、厂矿、学校、农村流动展出，反映很好。“四清”过程中，各公社干部与群众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破除机关化作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公社干部的领导作风，巩固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1963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和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晋东南地委书记赵军的陪同下，来高平、陵川等地视察。先后参观了高平城关市场、高平丝织厂、长平古战场、米山保健站、陵川太行第一山，并同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焦元富、董小苏和全国养羊专家宁华堂等亲切交谈。视察结束时，李雪峰召集当地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举行座谈，指示公社“四清”不仅要搞深搞透，还要为生产队的“四清”提供经验。在公社“四清”的同时，可以在一些生产大队进行试点，积累经验。根据这一指示，有近20%的生产大队同时开始了“四清”。

　　正当公社一级“四清”进行时，1963年11月，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对全国的“四清”运动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标准。此后，5县掀起一个学习宣传贯彻“双十条”（《前十条》和《后十条》）的高潮。各县 集中培训了近20万名宣讲员，实行“七定”，即定宣讲地点、定领导、定成员、定方法、定质量、定宣传组、定时间。宣讲员深入社队，以农村民校为基本阵地，采取了一系列步骤。首先训练大队干部、党团骨干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其次在群众中广泛宣讲，做到家喻户晓。再次是联系农村实际深入宣传，提高宣传效果。针对一些老、弱、病、残、孕妇、饲养员、外出人员等，由支委包干组织，宣讲员送课上门，分头补课。宣讲过程中，山西省副省长刘开基、晋东南专署专员张行夫等亲自带领宣讲队来到各县宣讲，使“双十条”真正做到了妇孺皆知，不留死角。宣讲中，各县还与正在进行的公社“四清”实行三次结合。一次是面上宣传《前十条》和公社干部学文件、揭盖子、“洗澡”相结合；二次是面上讲《后十条》和公社四清四查、公布财务、三定退赔相结合；三次是公社整改与举行代表会相结合。经过这些步骤，社员给公社干部提出意见15万条，给大、小队干部提出意见近10万条，较好解决了社队干部存在的“四不清”和违法乱纪现象。

　　按照地委原来的要求，公社“四清”应在1963年收秋前基本结束，后由于部分生产队也开始搞“四清”，战线拉长。加上大规模宣讲“双十条”的需要，公社的“四清”被推迟到1964年春耕前才基本结束。

　　在公社“四清”的同时，各县的生产队“四清”试点也探索出了一些经验。陵川县后山大队结合“四清”运动，对党支部进行了整顿，作出了党要管党决定，建立健全了党支部的各项制度，使党内外干部群众“定期洗温水澡”经常化。他们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积极领导群众开展运动，并在运动中不折不扣地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等方面创造出不少好经验。1963年9月，山西省委以“农村党支部的一面光辉旗帜”为题转发了对后山大队党支部工作的调查报告。同月23日，《山西日报》整版刊登了“后山支部的工作经验”，并配发“向后山支部学习”的社论。1964年春，晋东南地委在陵川召开组织工作现场会议，作出《关于在全区党的基层组织中学习后山支部活动的决定》。7月2日，《山西日报》报道了各地参观、学习后山支部的活动情况，同时发表了《继续推广后山支部经验，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社论。高平县秋子大队会计赵长保，刻苦钻研业务，工作认真负责，收支帐目与财务管理井然有序，十几年来严格执行财务制度，账目从无差错，被群众誉为“铁算盘”。1963年冬，工作组在该村“四清”时，经过一冬一春的内查外调，竟找不出他一点毛病。1964年5月9日，晋东南地委作出决定，号召各级会计“向他学习，向他看齐”，学习他忘我工作，一心为公，两袖清风的革命精神。晋城县中山大队党支部在“四清”中，把培养革命接班人作为重点，在“选苗”上，采取一摸、二访、三核定。在培养方法上采取“各职带各职”。在思想工作中，除加强经常性思想教育和具体帮助外，还建立了“一会”、“两簿”、“一评比”制度。成批的后起之秀很快得到成长，充实了领导班子，改变了工作面貌。7月13日，《山西日报》头版头条做作了详细报道，并配发了《编者按》。晋城县浪井村把整顿、纯洁民兵组织的工作纳入“四清”运动的轨道，充分发挥了民兵在生产、生活中的排头兵作用。1964年4月，山西省人民武装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学习晋城县浪井民兵营的号召》，《山西日报》同时发表了《浪井儿女爱武装》长篇通讯和《党支部一定要把民兵工作抓起来》的社论。沁水县把重点放在培养贫下中农下一代上，一年时间先后办起26所半农半读的农村小学，使16周岁以下的600多名贫下中农子弟得到了学习机会。《山西日报》10月19日对此作了报道。上述做法和经验，为以后农村大面积的“四清”运动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1964年4月15日至24日，晋东南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根据公社的“四清”运动即将结束的情况，讨论、起草了搞好“四清”运动的验收标准，并开始将运动的重点转移到生产大队上，为此重新修订了大队“四清”规划。决定从1964年起，利用3个冬春季节，分期分批进行生产大队的“四清”，预计生产大队的“四清”大约在1966年冬至1967年春完成。

　　按照地委的部署，从1963年4月上旬起，5县约200个生产大队首批开始“四清”，占到5县大队总数的10%。从县、公社抽调干部1200多名充当工作队员，每个大队平均6人。5月底以前，各县普遍召开了有工作队员、公社党委书记、县直科级以上党员干部参加的会议，认真学习讨论中央、省、地委有关“四清”运动的文件和指示，整顿和培训工作队。会议要求90%的公社党委书记要到生产队蹲点，参加集体劳动和“四清”。会后，随着各级工作队下乡进村，大队干部开始与群众见面，进入“洗澡”阶段。同时，发动群众背靠背给大队干部提意见。到6月中旬，首批参加“四清”的大队初步清出集体和个人约140万元的经济问题，平均每个大队6000余元。其中，个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多吃多占问题总值约为30万元。经过退赔和整改，首批大队的“四清”到8月20日左右告一段落。

　　1964年9月，中共中央对《后十条》做了重要修改，发布了《后十条（修正草案）》，对农村的形势做出了更加严重的估计，认为许多地方农村党支部已经无力领导“四清”运动，整个运动要由工作队领导，并规定了“四清”是否搞得好的6条标准：第一，贫下中农是否发动起来了；第二，干部的“四不清”问题是否彻底解决了；第三，干部是否参加了劳动；第四，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否建立起来了；第五，发现坏分子破坏，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批判；第六，当地生产是否增加。

　　根据《后十条（修正草案）》，省、地委对全省、全区的“四清”运动重新进行了部署和调整，决定实行点面结合的方法，确定一批“四清”重点县，抽调大批干部，到重点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据此，1964年后半年，晋城等5县相继组成“四清”工作队，由主要领导带队，到长子、屯留、襄垣、沁县等县帮助搞“四清”。未抽调的干部，分成两组，大部分到本地农村蹲点，帮助生产队开展“四清”运动，少部分负责面上的工作。

　　1964年12月12日至30日，5县相继召开4级干部会议和贫下中农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各级贫下中农代表协会，对下放集体牲畜、包产到户、干部修房、私养牲畜、雇佣剥削、副业大包干、干部超种自留地等做法进行了揭发和批判，这标志着农村大面积的“四清”运动开始。参加这批运动的生产大队达1700余个，占大队总数的81%。整个运动分为四阶段：第一阶段，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以清工、清欠为中心，大造声势，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通过揭盖子、放包袱，帮助干部“洗澡”；第二阶段，各级工作队（组）进村，一面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访贫问寒组织阶级队伍，一面召开全体党员、团员、贫下中农代表、积极分子、群众等大会，进行全面动员，组织群众背靠背提意见，干部面对面“洗澡”；第三阶段，对群众提的意见和干部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落实，并及时组织退赔、处理；第四阶段，整顿基层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发动生产高潮。这一时期“四清”运动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围绕思想、政治、经济、组织等方面，对“四不清”问题进行大揭露、大批判。兴无灭资，申张正气，刹住一切不清的歪风。并且按照地委下发的关于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指示，加强了党支部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把思想政治工作列入各项工作之首；二是对大小队干部普遍进行了不准多吃多占、不准铺张浪费、不准挪用公款、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投机倒把、不准放高利贷、不准打骂群众、不准违法乱纪的“八不准”教育。在参加“洗澡”的5万多大队干部中，有“四不清”问题的干部多达4万余人，占干部总数的80%以上。经过教育，多数干部带头退赔清欠，并作了深刻检查；三是坚决取缔了巫婆、神汉、测字算命者、阴阳先生进行的封建迷信活动；四是开展了以“五好社员”、“五好干部”为中心的劳动竞赛活动。运动中，特别重视发挥贫下中农的作用，90%以上的生产队成立了贫下中农协会，并举办贫下中农讲习所，兴办冬学、民校，对农民进行业余教育，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和文化水平。1964年12月30日，晋东南地委批转了省、地委宣传部工作组《关于晋城县委举办贫下中农讲习所第一期训练工作的报告》，要求各县务必加强对贫下中农讲习所的领导，尽快健全领导班子，使以贫下中农讲习所为中心的冬学运动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运动后期，在认真对“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进行组织清理的同时，将一大批贫下中农积极分子选拔到领导岗位。据统计，这时期5县约调整了8000多名不称职的干部，占大小队干部总数的16%。通过“四清”，教育了农村基层广大干部和群众，党的基层组织基础更为巩固。但也应当指出，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许多基层干部在这一时期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和打击。在重划阶级成分的过程中，少数群众也受到错误的对待和处理。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在纠正1964年冬农村“四清”运动中某些“左”的偏向的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加“左”的观点。此后，“四清”运动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范围从经济领域扩大到思想政治领域。

　　2月9日至20日，晋东南地委召开了有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公社党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对《二十三条》进行了学习传达，并开始对前一阶段的“四清”运动进行检查总结。会议认为，“四清”运动开展以来，多数地方成绩是主要的，一是组织了阶级队伍，使党有了一支可以信赖的依靠力量；二是领导作风大为改观，促进了机关革命化；三是解决了一批基层多年不易解决的问题，比如，真正把救济粮、款、物发到了贫下中农、困难户手中；四是对广大基层干部进行了一次生动的阶级教育，解决了“四不清”问题；五是发动国家干部职工带头归还生产队欠款；六是91.7%的核算单位都实现了分配兑现；七是查出了一批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四类分子”，健全了部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班子。会议认为，由于对基层干部缺乏全面的历史的分析，扩大了打击面，“四清”运动中停职、撤职的干部多了一点，挫伤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在会上，山西省副省长刘开基作了重要指示。会议根据《二十三条》精神和省委领导的指示，对今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新的部署。

　　按照地委的部署，1965年3月至4月，晋城等县结合当地实际，以突出政治为中心，对各项工作进行了新安排。

　　在工交方面，提出要大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促生产的高潮；要继续深入贯彻《二十三条》，狠抓干部参加劳动，认真推行“三定一顶”的劳动制度（“三定一顶”：即干部参加劳动要固定时间、固定岗位、固定职责，在实际工作中能顶替班组的定员，象普通劳动者那样参加劳动）；要狠抓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努力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劳动效率；要大力支援农业，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要进行企业管理革命，精减管理机构，减少多余人员。

　　在财贸方面，要求下功夫抓好“三落实”，以政治促生产，促效益。首先，落实学习毛主席著作，规定学习时间基层每周不少于4小时，并把学毛著作为生活会、评比、提拔干部的主要内容。其次，落实政治机构和政工人员。县农行、粮食、商业、供销设政治办公室，配3至5人。人行、税务公司、经理部配专职指导员。外贸、财政配兼职指导员。基层供销社、农村营业所配专职指导员。粮站、税务所、人行办事处等单位，10人以上的一般配专职指导员，10人以下的有条件的话也要配专职指导员，或至少配兼职指导员。再次，落实政治工作。规定每天不少于1小时专门用于政治工作，建立健全必要的制度，以党课、阶级教育、方针政策时事讲解为主，以党支部为核心，开展学习互动，思想互助。

　　在文教卫生方面，大力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坚持党的阶级路线和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办学方向，提倡走自力更生、勤工俭学的道路。同时，强调“四清”运动“不要扩到教育质量、教学观点、医疗事故等问题上”。广大文艺、科技、医疗卫生工作者响应党组织号召，积极开展文化、科技、医疗保健送下乡活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不断进行自我改造。如1965年6月12日《山西日报》报道：晋城县文化工作队的十几名队员，挑着行李，挂着背包，带着乐器、幻灯、图片，不畏风霜雨雪，爬山涉水，先后到27个公社、113个大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当然在具体执行上述措施时，由于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影响，也出现了夸大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倾向，对一些人和事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处理，给文化教育事业带来了负面影响。首先是把一些基本正确的东西当成了错误的东西来批判，如把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剧目当成了封建糟粕；把学校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当成是忽视阶级斗争；把一些人努力学习技术、钻研业务当成走“白专”道路；把城镇一些地方举办舞会看成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把吸收西方文化精华斥之为“崇洋媚外”。结果导致在思想文化工作者中间扩大了打击面，不利于文化气氛的活跃。

　　在农业和农村工作方面，按照省委“关于系统地建立农村政治工作的指示”，立即组织干部、党员、群众团体、贫下中农，积极参加宣传活动，营造大搞政治思想工作的气氛。生产队的政治队长，一律改为政治工作员，专门做政治思想工作。建立健全县、社两级政治领导机构及班子，开展政治思想工作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迅速推广试点的经验。要求农村广泛学习解放军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着重从学习毛选抓起，开展争当“五好社员”、“五好干部”活动，并组织社员过“五好日”、“生活会”，以此来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

　　1965年6月中下旬，5县相继召开第四次党代会（沁水为第五次）。各县委以突出政治为中心，作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并通过加强政治工作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等决议。会后，将农村工作部和工业交通部分别改为农村政治部、工业交通政治部。7月3日至14日，晋东南地委召开农村基层组织政治工作会议，专门就突出政治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问题，以及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领导机关革命化问题，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会议强调，必须把政治工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成为一切工作的统帅和灵魂；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发扬三大作风，坚持五项制度；深入开展机关干部革命化运动。地、县委会议还着重讲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提出要“把斗争锋芒指向党内极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提出了“四清”运动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一是坚持“四清”工作的6条标准，继续贯彻《二十三条》；二是坚持适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分期分批完成 运动；三是坚持对基层单位分类排队，分类指导；四是既要放手发动群众，又要启发干部自觉革命；五是要求各级党组织既要坚持蹲点，又要加强面上的领导。8月下旬，各县都将县级班子一分为三，一部分组成农村“四清”领导组，一部分组成城市“四清”领导组，另一部分组成面上工作领导组，重新组织大批工作队深入农村、工厂、机关、学校，大规模地宣讲《二十三条》。1965年冬，正当各地“四清”运动转入三定退赔、清理阶级成份、重建领导核心等项工作之际，山西省委又发出新的指示，认为“县、社两级‘四清’，过去搞过一次，当时主要是经济问题，效果不小，但是不完全彻底，现在看，县、社党政机关更主要的应放在思想、工作作风、领导方法的革命化方面”。这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县、社两级前一段的“四清”运动。各县在传达学习省委的指示时，也认为“对于过去县级‘五反’、社级‘四清’的成果决不可高估。对于县、社两级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严重情况决不可低估”。根据这样的认识，决定“一定要以彻底革命的精神搞好县、社‘四清’”。此后，各地的“四清”运动就主要围绕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开展对资本主义大批判进行。规定县、社机关每周三、五上午为法定学习毛主席著作时间，多次召开各条战线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单位和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交流学习体会和经验，并将是否学好毛著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1966年4月30日，晋东南地委作出了《关于在全区推广晋城县鲁村公社河底团支部青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经验的决定》。接着又发出《关于在城乡“四清”运动中联合作战夹击资本主义的通知》，农村开始组织群众把过去实行的副业大包干等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批判。在城镇开展“一反三查”运动（反浪费、查材料、查设备、查资金）的同时，又先后发出学习王杰、学习焦裕禄的通知，掀起一场全民性学习王杰、焦裕禄活动。

　　按照各县的安排，“四清”仍是1966年工作的重点。但是从1965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已处于新的政治运动的前夕。1966年5月，“四清”运动终于被“文化大革命”所取代。

　　不可否认，“四清”运动对于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对于现在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方面的缺陷，对于打击贪污盗窃及封建迷信活动，整肃社会风气，对于干部参加劳动，改变机关工作作风，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四清”与“五反”一样，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运动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首先，在运动初期，各级党组织对城乡阶级斗争形势做了严重的估计，认为这时的“阶级斗争，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广泛得多，复杂得多，艰巨得多。它不仅反映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而且还反映在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由此片面地认为，农村多数基层干部都有问题，结果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严重扩大了打击面，使许多干部、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和错误的处理。同时，还把一些地区农业生产落后的状况与没有彻底开展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认为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集中力量开展对敌斗争，夺回领导权，就能改变落后面貌。对运动的性质同样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是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问题，“是土改以来，一次大规模的贯彻阶级路线的实践”。

　　其次，在“四清”运动中，各地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体罚干部、斗争过火的现象。一些工作队员作风粗暴，命令受审查的干部站板凳，有的还动手打人，个别地方出现干部自杀问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第三，把干部和群众为发展农业生产而进行的一些积极探索当成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把“包产到户”、“生产到组”等经营方式都当成资本主义，把一些农民搞贩运当成“弃农经商”、“不务正业”，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发展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

　　60年代初，各条战线经过调整，晋城等县的国民经济开始出现好转的迹象。但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主要是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到“一五”期末的水平，工业结构不平衡，产品质量差，生产效率低，企业管理水平不高。因此，根据中央、省、地委指示，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3年时间，继续按照“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精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之间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紧紧围绕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大力发展农业，加强基础工业，从进一步压缩和严格控制投资规模入手，努力降低积累率，改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积极进行综合平衡，促进、协调、改善工农业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的关系，大力增产市场和人民必须的消费品。

　　在农业方面，以贯彻《农业六十条》为基础，加大对农业的政策扶持。1963年2月，各县制订出《1963年农业生产计划的意见》，提出在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各种经济作物，争取粮、棉、麻、油等农作物全面丰收，农、林、物、副、渔全面发展。为此，对农业的投资和贷款逐年增加，调整了棉花、生猪、麻皮等农产品的购留比例，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了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价格，农业税也有所降低。这一系列政策的实行，激发了各地农业生产的积极性。1963年底，陵川黑山底大队、晋城浪井大队、巴公大队、高平建南大队作为玉米丰产标兵，沁水苏庄大队、豆庄大队、阳城南关大队作为棉花丰产单位，陵川石头大队作为麻皮生产先进受到晋东南地委、专署的表彰。尤其是陵川黑山底大队，从1962年到1964年，连续实现了高产稳产。1962年亩产粮食245公斤，较1961年增加70公斤，1963年、1964年亩产分别上升到283公斤和327公斤。1965年3月3日《山西日报》以“高产区乘胜前进，全面发展”为通栏标题，报道了黑山底大队夺取高产稳产的经验。

　　1964年2月，晋东南地委确定了全区15面高产红旗单位，晋城城关公社、秦庄大队、巴公大队、陵川黑山底大队名列其中。各县按照地委的部署，开展了外学大寨、内学黑山底的比、学、赶、帮运动。运动采取全区分类，各找对手，“一带二，一片红”的形式，以贯彻中央增产节约、开展“双五好”评比为主要内容。9月，5县组织近千名县、社、队三级干部到大寨参观学习，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推动了农业生产进一步调整与发展。1965年3月，在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农业生产先进集体单位代表大会上，晋城巴公大队、浪井大队、陵川黑山底大队、高平建南大队、阳城南关大队、沁水高庄大队受到表彰奖励。在农业结构调整方面，也取得一些成绩。阳城县委大力发展桑树、扩大养蚕事业的作法于1965年4月9日被《山西日报》报道。同年6月下旬，国家农业部在沁水县端氏公社召开北方8省、市蚕桑生产现场会，肯定了端氏公社蚕桑生产的先进经验。在1966年4月中央召开的全国蚕茧工作会议上，端氏被确定为北方地区发展蚕桑生产的样板。1965年7月20日，《山西日报》刊登了沁水县发展多种经营的经验。指出沁水县现有55万亩林木，每户平均14亩；各种木材树、干果树、水果树、桑树927万株，每户平均210株；大牲畜、羊、猪不断增加，所有生产大队都办起了各种作坊，因地制宜开辟了各种副业门路，改变了农副业集体经济收入比例。1964年，全县仅多种经营收入达632万元，占农业收入的60.9%，平均每人收入33.3元。《山西日报》同时转载了《人民日报》就沁水经验发表的题为“不仅为了找零花钱”的社论。

　　在工业方面，1963年初，各县相继制定了工业企业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计划，4月至5月，开展了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努力降低消耗和成本，增加利润总额。同时，坚决贯彻中央、省委“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的方针，按照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第一位的原则，调整工业布局。4月1日至3日，5县地方国营厂矿企业负责人到潞安矿务局石圪节煤矿进行参观学习，重点学习了石圪节煤矿艰苦奋斗、克勤克俭、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的精神；干部参加劳动，与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没有特殊化的作风；坚持依靠老工人，通过老工人的言行教育新工人的工作方法；坚持阶级路线教育，处处以思想工作第一；企业管理科学、细微、严格；执行制度认真，贯彻始终。之后，在工业方面开展了外学大庆、内学石圪节的群众性比学赶帮运动。企业之间以大庆、石圪节为榜样，通过“三摆”（摆成绩、摆进步、摆经验）、“三找”（找缺点、找差距、找措施），展开了“五好”竞赛。5月，晋城氮肥厂（巴公化肥厂前身）开始筹建，这是山西省最早的一个小氮肥企业，年设计能力为5000吨合成氨。8月18日至27日，晋东南地委召开全区工业交通会议，着重讨论企业开展“五好”竞赛运动、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改进领导作风等问题。会议强调必须把以“五好”为目标的比学赶帮运动当成工业交通企业的中心工作，要把竞赛运动的条件与安排落到实处。企业领导干部应深入蹲点与群众实行三同，认真推行“三定一顶”劳动制度。会议还决定对全区工业、手工业的产品方向、生产规模、企业布局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整。会后，各县先后成立了工交系统五好竞赛领导组，工业、手工业调整领导组以及工业和财贸支援农业领导组，负责工业生产及企业布局、生产规模、产品方向、人员、设备等方面的调整工作。

　　1965年1月6日至13日，晋东南地区经委召开全区工业支援农业、支援山区建设会议，提出了工业支援农业的几项任务：一是继续改进推广深耕犁、深翻铣、中耕耘锄、喷雾器等生产急需的农具；二是要对农田基本建设所需的开山、挖土、起重、搬运以及平、整、耧、耙、施肥等机具进一步革新、试制和生产；三是进一步改制和推广碾米机、磨粉机、切脱机；四是改革农村运输工具，力争达到车子化、胶轮化、轴承化，逐步消灭人担、人背、牲口驼等现象；五是根据农、林、牧、副、渔发展的具体情况和不同要求，在各种专用机具上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和试制工作，提高小农具质量，降低售价；六是继续做好经常性的修理工作。3月下旬，地委和晋城等县委先后召开工交工作会议，确定1965年工业生产要加强三方面工作：一是要狠抓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 二要大力支援农业，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挖掘潜力，提高效率，增加盈利；三要进行企业管理革命，精减管理机构和非生产人员，在一些厂矿单位，还试行了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充分利用农闲时节的剩余劳力，收到了企业增产不增人的效果。

　　在财贸方面，1963年初，各县制订出《关于进一步加强集市贸易管理的意见》，有限的松动了以前统得过死的做法。规定：粮食、油料在完成国家统购换购任务后，经县级有关部门批准，供销社可以议价收购；棉花、土布一律不准进入集市贸易；对外来的饮食业小商贩一律取缔；严禁贩运工业品；禁止卜命、算卦、游医、卖假药者进入市场；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一律不准经营商业；整顿市场，登记发证，取缔投机倒把活动；同时允许农民将个人多余的粮、果、菜拿到集市上出售。1964年4月至7月，5县县委先后建立财贸政治部，加强了对财贸工作的领导。此后，财贸工作重点转移到支援农业，围绕农业生产运转等方面。各县供销社都成立了多种经营办公室，有领导、有计划地扶持农业生产，主要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及时供应抗旱、救灾、春耕、三夏、三秋等生产物资，并负责产品的销售。1964年以后，又规定每年从利润留成中提取15%的资金用于扶持发展农村副业生产。银行方面，提出“控制投资，加强调剂，开源节流，争取当年平衡”的方针，从1963年到1965年，工业贷款逐年减少，农业贷款保持低位增长。1965年，5县农业贷款余额为771.9 万元，比1961年仅增加14.3万元。

　　从1961年3月到1966年5月，晋高阳陵沁人民在省、地、县委领导下，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经过5年多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农轻重的比例关系由1960年的55.8：11.7：32.5改变为1965年的60.7：12.4：26.9。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工业内部的各种关系得到了初步协调。工业支援农业的力量有所加强，绝大多数企业内部的生产能力得到填平补齐，设备损坏和失修的状况开始扭转。国民收入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趋向合理，市场供应状况显著改善，财政收入稳步增长。1965年，5县地方财政收入为2578万元，比1962年净增570万元。整个经济形势出现了稳定、协调、全面发展的态势，到此，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胜利完成。这次调整的主要成绩是：

　　工业产值和产品超过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1965年境内工业总产值达2.27亿元，比1962年增加6900万，增长43.7%，仅次于1960年，创第二个历史新高。其中，轻工业产值5389万元，创历史最高水平。主要工业产品1965年与1962年相比，原煤由181.5万吨增长到332.6万吨，增长83.3%；发电量由2999万千瓦时增长到4354万千瓦时，增长45.2%；水泥由0.7万吨增至1.5万吨，增长1倍多；缫丝由18吨增至38吨，增长1倍多；结束了境内不能生产化肥的历史，共生产化肥100吨。而生铁和铁铸管的产量则明显下降，分别由17000吨、1655吨下降到7000吨、1429吨。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产量稳步增长。1964年，5县粮食总产量达4.04亿公斤，农业实现总产值1.27亿元，两项指标均创历史最高水平。1965年，虽然境内发生大面积灾荒，粮食总产量降至3.39亿公斤，但由于调整了农业生产结构，实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农业总产值仍实现1.07亿元，接近1962年1.1亿元的水平。其中，小麦总产量7332万公斤，棉花总产量277万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分别比1962年净增2797万公斤、195万公斤。油料总产量351.5万公斤，比1962年净增76万公斤。其它农牧产品1965年与1962年相比，大牲畜由17.06万头增至19.13万头，增长12.1%；生猪存栏由7.75万头增至27.94万头，增长2.6倍；肉类总产量由72.7万公斤增至246.3万公斤，增长2.3倍；禽蛋总产量由144.8万公斤增至200.6万公斤，增长38.5%；蚕茧产量由56万公斤增至78.1万公斤，增长39.4%；水果总产量由2028万公斤增至2561万公斤，增长26.3%。

　　物价趋于稳定，市场繁荣，人民生活基本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严重困难中摆脱出来。1965年，境内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8887万元，比1962年增长9.6%。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017万元，基本同1962年持平，高价商品改成了平价，集市贸易价格已基本接近国家牌价，人民生活得到一定改善。

　　从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这10年，尽管指导思想上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左”的错误，各县县委在贯彻执行中央、省委路线、方针、政策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失误。尤其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超越了当时实际的可能，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给各地的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损失，致使国民经济发生了三年严重的困难。但从总体上说，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那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各县经济文化建设诸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在历次运动中，尽管许多干部、群众有时想不通，但绝大多数干部、群众表现出了对党组织的极大信任，以满腔热情参加了各项整风整社或生产竞赛运动。如1966年2月至5月，因受到错误打击而贬任山西省副省长的黄克诚到高平下乡蹲点，恰遇大旱。他足迹踏遍高平23个公社400多个生产大队，与当地干部、群众商讨抗旱对策，并亲自查找水源，到水利工程工地实地考察。在他的带动下，高平县迅速掀起了一个群众性打土井高潮，队队挖土井，户户出劳力，从平川到山区，到处是打井的人群。共出动劳力近50000人次，打井8000多眼，见水5300多眼，增加水地约20000亩，相当于建国后16年水地总面积的25%。正是由于广大干部、群众充分发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所以，这一时期尽管各县遭遇了种种天灾和人祸，最终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向前发展了一大步。

　　　　　　　　　　　　　　　　　　　　　　　　　　　　中共晋城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