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共晋城特委成立及其活动

一、中共晋城特委在白色恐怖中诞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最艰苦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在全国实行反动的独裁统治，其政权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阎锡山投靠蒋介石，公开支持国民党右派，在山西大肆进行“清党”，四处搜捕共产党员。晋城早期共产党员、地执委领导成员周玉麟、陈立志、孙新、时逸之、陈荣先、王福裕、袁致和等被作为“要犯”公开通缉，书记陈立志及已暴露身份的地执委主要领导成员孙新、陈荣先、王福裕等人先后被迫离乡出走，晋城地执委工作暂时陷入瘫痪状态。

　　与此同时，国民党高平县政府也在全县四处抓捕共产党员。中共高平特支负责人李子修及成员邵心斋、袁效安、张森林、巩祯庆、赵士魁等人闻讯出走，隐蔽他乡后，留下坚持工作的特支负责人、瓦窑头农民协会主席袁凤鸣又被国民党高平县党部逮捕，高平特支停止活动。此时，正在高平周纂村隐蔽的团省委书记周玉麟，以及孙新、侯充之（中共长治支部负责人，高平县周纂村人）也遭到当局搜捕，幸亏一位农民冒雨给他们送信，才及时逃脱。他们又历尽艰辛到武汉寻找党中央。由于此时党中央已迁往上海，为安全起见，他们又分别分散隐蔽。

　　另外，阳城、陵川、沁水等县也都设立了清党委员会，开展清党，重新登记国民党党员，跨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都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这些地方的农民协会也因党组织遭受破坏而暂停活动。至此，晋城地区党组织遭到了创建以来的第一次严重破坏。

　　晋城党组织虽然遭到了严重破坏，但是由于在“清党”之前，中共山西省委对国共破裂后的工作做了一定准备，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张茂甫在“清党”中担任了清党委员会委员。他利用国民党县党部的内部矛盾，设法保护了晋城党组织和一些共产党员，致使绝大部分党的骨干分子在白色恐怖中保存了下来。

　　1927年秋，中共山西临时省委派时逸之到晋东南各县了解党组织被破坏情况，并开展整顿和重建党组织的工作。时逸之首先回到家乡晋城，了解到在这次“清党”中，晋城除5名党员被捕，多名党员被迫出走外，在农村隐蔽斗争的党员尚有40多名。他立即与这些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接上了头，着手恢复党的组织。接着又先后到长治、屯留、高平、陵川、阳城、沁水等县，一方面想方设法同这些地方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联系，听取各县党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遭到破坏的情况汇报，另一方面，传达临时省委关于恢复党的组织和发动工农运动的指示精神，要求各县尽快恢复党组织，开展党的活动。通过几个月奔波，时逸之基本摸清了各县党组织被破坏情况，如实向中共山西临时省委写出了情况报告。根据时逸之的报告，同年11月，中共山西临时省委决定任命时逸之为书记，组建中共晋城特别委员会。

　　1927年12月，时逸之经过多方努力，联系了大部分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逐步恢复了获泽中学、大德针厂、高都垂棘小学、东常村、南马匠等党的支部，并同高平、阳城、陵川、沁水及长治、屯留各地的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正式在晋城城内成立中共晋城特别委员会（简称晋城特委，亦称晋东南特委），上属中共山西临时省委领导。书记时逸之兼组织部长，张茂甫任宣传部长（后靳澄），田运财、翟玉山任工运部长，常子善任农运部长，王福裕任青运部长（后陈荣先）。特委下辖获泽中学、大德针厂、高都垂棘小学、东常村、南马匠、长治省立四师、屯留等7个支部，共有党员120余人。

　　二、中共晋城特委的活动及遭受破坏

　　中共晋城特委成立后，吸取了晋城地执委被破坏的教训，转入隐蔽工作。他们制定了严格的保密制度，要求特委委员在开展革命活动中，严格保密，用合法身份开展工作。并为每个特委领导成员规定了化名（如张茂甫的化名为王德），要求共产党员活动要隐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特委同临时省委的联络代号为“唐僧伟”（“唐”指山西，“僧伟”是“省委”的谐音）。为便于指导各县的工作，特委在晋城城内马王庙北的杂货铺设立了联络点，联系人叫夏桂芝（女，河南人），特委给各县的指示及各县党组织的请示，也都通过联络人进行。

　　特委在中共山西临时省委的领导下，着重抓了恢复党的组织和发动农民群众的工作。晋城党组织经过重建和整顿，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各支部的共产党员都深入到农民中间，发动农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在这一段时间，晋城农民运动的主要形式是反对不法村长和向土豪劣绅作斗争。

　　1928年1月，晋城特委在南寨村召开秘密会议，传达学习临时省委指示精神。为保密起见，会址选在特委委员、国民党晋城县党部清党委员张茂甫家中。参加会议的有特委委员以及下属7个党支部的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临时省委两点指示：一是针对新华舞台事件①，指出今后组织武装暴动，要作好充分准备。现在敌人正在加紧搜捕共产党，各支部要注意隐蔽，加强保密工作，不能在社会上暴露自己的身份。二是各学校的党员在寒假期间，要联络当地的党组织和党员开展工农运动，主要方式是开展反对不法村长和反对土豪劣绅斗争。上述指示在当时由于受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左”倾盲动主义倾向。

　　这年寒假期间，长治省立四师和省立四中回家乡度假的共产党员，都按照晋城特委的指示，积极开展党的活动。高都镇的孙新，不但担任长治党支部书记，同时还担任高都垂棘小学党支部书记，工作十分繁忙，回到高都后，立即发动党员开展农民运动。常文郁虽说在长治读书，还担任东常村党支部的书记，回到家乡组织农民参加农民协会，开展抗租抗粮斗争。东沟镇的刘光弟，高平的侯充之、杨守义，沁水的赵树理、霍启高，阳城的王春等，都在家乡发动群众，开展农民运动。

　　1928年2月11日，中共山西临时省委在霍州召开扩大会议（通称霍州会议）。会议认为全省已有“广大的暴动的先兆”，作出了关于发动工农暴动、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士兵运动等一系列决定，并将晋城划分为全省7个暴动区域之一。霍州会议是在“左”倾盲动主义指导下召开的一次会议，给山西党的工作带来许多消极的影响。

　　晋城特委书记时逸之和常文郁被通知参加会议，因接到的通知时间稍迟，二人赶到霍州后，会议已经结束。省委宣传部长王鸿钧亲自向他们传达了霍州会议精神。

　　时逸之回到晋城后，召开特委全体会议，传达贯彻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会议讨论了大革命失败后晋城党的工作，部署了下一步工作。要求特委委员都要深入到农村，组织发动农民举行暴动。会议还根据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对特委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决定增选工人出身的靳澄为特委组织委员，贫农出身的常子善为农民委员，陈荣先为青年委员。会后，时逸之将晋城特委贯彻落实霍州会议精神的情况，向省委写了工作报告。

　　1928年4月，由于省委机关再次遭到破坏，晋城党组织的联络地址被敌人掌握，山西省清党委员会指使国民党晋城县党部立即抓捕晋城特委领导人。晋城县党部派出人员，昼夜监视特委领导人的活动。一天夜里，正当晋城特委成员在时逸之家中开会之时，县党部带领警察突然包围了时逸之家，特委书记时逸之以及张茂甫、翟玉山、田运财等4人被捕。晋城县当局对4人进行了审讯，没有任何结果，只好将4人困绑在牛车上，分4辆囚车，押往太原。省清党委员会通过审讯，仍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后又转押陆军审判处，经过特种刑事临时法庭审讯，以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时逸之6年零3个月徒刑，判处张茂甫、翟玉山、田运财3人4年徒刑，关押在山西省第一监狱。

　　晋城特委机关被破坏后，所属支部也都先后遭到破坏。获泽中学支部书记时逸之被捕后，一部分共产党员出走。东常村支部书记常文郁在其家中被捕。高都垂棘小学支部书记孙新出走。长治省立四师支部负责人杨守义（高平人）、刘光弟（又名水保，泽州县东沟镇人）被捕。王春（阳城人）、赵树理（沁水人）、霍启高（沁水人）等党员出走。其中，王春、赵树理在浮山、安泽和豫北一带乡村以“游方郎中”为职业维持生计，霍启高回沁水老家隐蔽。杨守义被捕后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叛变。刘光弟则对敌人的淫威不屑一顾，被捆绑在四师大门前的柱子上示众，在敌人的拷打下，泰然自若，视死如归，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至此，晋城特委机关及7个支部全部被破坏，被捕的共产党员达11人，这是晋城党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遭受的第二次大破坏。

　　　　　　　　　　　　　　　　　　　　　　　　　　　　　　　　　　中共晋城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