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党组织领导下的初期革命斗争

一、大德针厂工人罢工斗争

　　在国共合作和全国革命形势的推动下，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的晋城工农革命运动掀起了高潮。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后，根据中共北方区委指示，把工作的侧重点放在发动工农革命运动上。执委成员联合国民党左派，深入到工厂、农村和学校，发动和组织群众响应国民革命北伐，为推翻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开展了积极顽强的革命斗争。

　　1927年1月，在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组织发动下，晋城产业工人在城内财神胡同召开了工人代表会议，宣布成立晋城县工会，一致推举共产党员靳澄和田运财为工会负责人。会员大部分为大德针厂、锤金厂和煤矿的工人。工会成立后，晋城大德针厂工人在党组织领导下，为争取自身的自由解放、反对压迫剥削与资本家进行不屈的斗争。

　　晋城大德针厂是由贾景德、樊次枫等官僚资本家集股开办的，由日本宏文学院毕业的祁鲁斋担任厂长。他们从日本引进先进的制针技术和管理方法，为追求高额利润，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该厂工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日工资仅一元五角，致使不能维持家庭生活的工人负债累累；在厂里打骂、体罚工人的事件不断发生。由于生活所迫，1927年春，在厂工会领导下，开始酝酿罢工斗争。他们要求厂方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共产党员深入到工人中，进行罢工斗争的宣传、发动工作，并组成了以田运财、芦克诚等7人为首的罢工斗争委员会，起草了罢工宣言。工人领袖田运财（河南林县人）以工会的名义，代表全厂工人与经理祁鲁斋交涉：反对厂方无理打骂、体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吃住条件，实行8小时工作制等，结果都遭到厂方无理拒绝。这样，群情激愤的300多名工人就举起大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我们不受剥削”等口号，走上了街头游行示威。祁鲁斋请来晋城县长蔡鸿文到厂里调停。蔡对工人说，现在我们南方的青年也在闹，这都是蔑视国法，对违法者要立即查办。只要你们上了班，所提条件很好解决。面对蔡鸿文的威胁利诱，罢工工人坚决拒绝。软的不行厂方又来硬的，他们关闭了厂里的工人食堂，不给工人饭吃。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就以晋城工会的名义向各界求援，并及时组织力量给罢工工人送食品，鼓舞工人坚持罢工。大德针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在晋城各界的支持下，持续了一个多月。资本家最后不得不接受工人的条件，日工资由一元五角增至二元五角，并缩短了工作时间，修葺了食堂，改善了工作条件。党领导的晋城工人第一次罢工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大德针厂工人罢工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工人的革命斗志，使他们认识到自身力量的强大。同时，也扩大了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工人中的一批先进分子在斗争中成长起来，加入了党的组织，成为晋城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二、农民协会的成立及农民运动的发动

　　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在发动工人运动的同时，为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积极地开展农民运动，通过开展农民运动，建立紧密的工农联盟，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组织。

　　早在1926年暑假期间，在长治省立四师上学的进步青年常文郁，就在自己家乡晋城县东常村，同进步青年常子善、常行先，到西常村、冶底村、白洋泉河、犁川等地联络农村知识青年，以研究学术，交换知识为宗旨，组织了晋山研究社。之后又陆续吸收了许多进步学生和常文郁的外县同学，如获泽中学学生、共产党员时逸之、长治省立四师的进步学生王春、赵树理、王庭珍、曾亦农、陈克绍等。他们在学社阅读进步书籍和革命刊物，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新思想、新文化，探讨革命理论，畅谈天下大势，不断提高了自己的革命觉悟。这年阴历7月15日，常文郁利用常姓家族男女老少上坟祭祖的机会，组织村里群众同不法社首常永法展开了坚决斗争。他们清查社首的帐目，揭露社首贪污捐税、胡乱摊派的事实，使贫苦农民拍手称快。晋山研究社后来改为晋山学社。它的活动在晋城有很大的影响。

　　1926年底，常文郁回家乡度寒假，经时逸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在晋城西南部开展革命活动，他又将晋山学社改为农民运动讲习所，动员晋城西南部的青年农民到讲习所听课。听课人数很快达到90多人。讲习所的课程内容主要是讲解北伐战争的形势和南方农民运动的情况，讲解如何发动贫苦农民同土豪劣绅作斗争，以唤醒广大农民，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斗争性。常文郁、时逸之、王春、赵树理分别在讲习所讲过课。通过讲课，打破了农村封建闭塞的状况，使广大农民开始认识和了解中国军阀割据的形势和革命的道理，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为晋城培养了一批农运干部，并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成立了东常村党小组。不久，由于党员人数的增加，在党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东常村党支部，常文郁先后担任党小组组长和党支部书记。

 1927年1月，又成立了以常文郁、常子善、常行先为首的农民协会，开展了晋城党组织领导下的首次农民运动。这年春节，常文郁以农民协会的名义，带领常子善、常行先挨家挨户送贺贴，联络本村农民正月十五闹社火。正月十五这天，农民协会组织了“提灯会”游行，他们提着灯笼（寓意当时社会的黑暗），打着大旗，潮水般涌向街头。常文郁带头高呼“反对军阀”、“支持北伐战争”、“迎接北伐军到来”等口号，大造了革命的声势。游行群众集中到村东的文庙内之后，常文郁以说评书的形式向广大群众讲解革命军北伐的形势和同封建地主作斗争的道理，启发农民反对封建地主、土豪劣绅压迫与剥削的自觉性。东常村农民协会的活动，影响和带动了全县人民的反封建斗争，有力地震撼了晋城农村封建统治的基础。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党员人数的不断增多，党的影响也逐步扩大到晋城西南一片。

　　与此同时，阳城县在太原省立一中读书的共产党员张季纯（阳城县大树村人）和在太原农校读书的共产党员范月亭（永明，阳城郭峪村人）等人于1926年暑假组建了国民党阳城县党部筹委会，同一些国民党左派在范月亭的家乡郭峪村组织了农民协会小组，推举木匠出身的张和尚任组长。农民协会小组成立后，张季纯、范月亭走家串户向农民宣传南方农民运动的情况，动员农民团结起来，开展农民革命运动，抗粮抗税，反对乡里长乱摊捐税，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他们提出“年头坏，不还债”这一口号，顶住了地主劣绅收租逼债的恶行。这一举动，触动了农村封建地主的利益，乡绅卫树植到县衙状告张和尚，阳城县当局以鼓动农民暴乱罪，抓捕了张和尚。张季纯、范月亭同几个国民党左派到县衙据理力争，又利用他叔父与县公安局长的同学关系，出面保释了张和尚。为了打击卫树植的嚣张气焰，农民协会又抓住他贪污教育经费的问题，告到县教育科，县教育科在脏证俱全的情况下，只好撤了他的教员职务。这场斗争取得了胜利。

　　还有共产党员孙思孝（孙新，原晋城县巴公人），1926年夏，从长治省立四中毕业后回到高都高小任教，以教师为掩护，相继建立了高都垂棘小学党小组和党支部，分别任组长和支部书记。他先是推动和帮助了校长王树三举行“庆祝国民革命北伐进军大会”，高都高小的学生和群众数百人参加了大会，会上孙思孝还带领大家高呼“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等口号。此后他又到家乡巴公组织成立了巴公农民协会，开展了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农会搜集当地劣绅靳鸿恩的罪行十条，并派出代表到县衙告状，迫使晋城当局责罚了靳鸿恩，狠狠地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到1927年6月，晋城、高平、阳城等县都组织了农民协会，会员有400余人，参加活动者达1万余人。

　　三、高平特支领导的驱陈倒刘运动

　　1926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发表《北伐宣言》，国民革命军发动了北伐战争。北伐军进军神速，节节胜利，军阀政府极度恐慌。停留在绥远的冯玉祥国民军，也在五原誓师，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并占领了甘陕，逼近山西。这时，阎锡山为了抵御北伐军入晋，命各县加紧城防建设。遵阎之令，高平县长陈乃蓉和绅士刘干臣，借防匪名义，设立防务局，组织起了地方武装。为了解决财政窘迫问题，他们决定向百姓预征钱粮。一时间高平群众负担更重，怨声载道。中共高平特支顺时应势，决定发动群众，反抗预征钱粮，开展驱逐陈乃蓉、打倒劣绅刘干臣的群众运动，以策应北伐战争。

　　1927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十五），在袁致和的组织领导下，高平瓦窑头农民协会及寒假返乡的学生共一百多人，在县城瑞云观集会，宣布成立高平留潞学生联合会。大会通过了学生联合会章程，选出了学生联合会的领导机构。袁致和被推举为学生联合会主席，并及时建立了各工作机构。大会决定从即日起在全县开展驱逐陈乃蓉、打倒劣绅刘干臣的斗争。他们一方面将起草的取消防务局、惩办刘干臣的呈文递交县政府，一方面以张贴标语和讲演的方式，控诉以刘干臣为首的一伙劣绅，伙同贪污县长陈乃蓉借名防匪，设立防务局，巧立名目，征收苛捐杂税、敲诈勒索老百姓的十大罪状，号召各界人士团结起来，同贪污劣绅进行坚决的斗争。仅讲演听众多达数千人，在高平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天晚上，高平县警察局以学生扰乱社会治安为借口，无理扣压了与县政府交涉的学生代表邵心斋、常世禄、巩祯庆、吕建章及进步绅士唐之恭、何桂堂等人，并电告山西省政府高平学生会组织学生聚众滋事、扰乱社会治安、反对预征钱粮，要求准予镇压。在这种情况下，高平特支书记袁致和连夜赶到晋城，以高平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向省城大中学生联合总会和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发电报，要求省学联给予支援。省学联接电后，责问高平县政府扣压学生的理由，并要求立即放人。省党部也来电确认，“反对预征钱粮是省党部提出的，与高平学生无关”，要求立即放人。省学联还根据高平学生联合会的呈文，向省政府呈述了高平县长陈乃蓉勾结劣绅、中饱私囊的十大罪状，要求严厉查处。不久，省政府要求高平县呈报学生运动的详细情况，并要求释放被扣学生。陈乃蓉得知他镇压学生的行动得不到支持时，只好下令释放被扣学生。被扣学生认为，陈乃蓉说不清扣押理由决不应出去。这使陈大为难堪。后因寒假结束，省政府多次来电谴责陈乃蓉，并要求学生立即返校上课。在陈的再三劝解下，被扣学生才走出牢房。是年3月底，阎锡山被迫撤销了高平县长陈乃蓉的职务，劣绅刘干臣也被群众斗得威风扫地，预征钱粮规定也彻底被废除了。历时一个多月的驱陈倒刘运动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高平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

　　四、晋城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国共合作的破裂

晋城的国共合作，是与晋城党组织的建立相联系的，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推动了晋城党组织的建立，晋城党组织的建立又推动了晋城国共合作的形成。

　　1926年10月1日至8日，全省第三届学生代表大会在太原举行，晋城学生联合会负责人时逸之、常昆玉代表晋东南地区参加了会议。会议强调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斗争，要在斗争中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结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大会还选举产生了学生联合会的领导机构，时逸之当选为山西省大中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省学联又任命时逸之为晋东南特派员。会议期间，他还参加了国民党省党部的一个会议，讨论北伐形势和国民党的发展问题。时逸之回晋城后，召开了获泽中学全校学生大会，传达了省学联会议精神，并强调要发展新国民党员，壮大国民党左派力量。

　　1927年1月，中共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后，为了推动晋城的国民革命运动，决定晋城国共两党进行党内合作，共同组建中国国民党晋城县党部。地执委作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跨党加入国民党，壮大国民党左派的力量。从此，地执委开始了以建立国共合作为内容的统一战线工作。

　　早在1922年，在北京大学上学的苗培成（字郜宝，晋城苗匠村人，山西国民党省党部执委）、牛星桥（后任获泽中学教师）和北京燕京大学上学的刘冠儒（泽州县高都人，国民党省党部执委）等就在大学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并开始在晋城活动，发展国民党员。地执委为了协调晋城国共两党关系，鉴于国共两党中央已公开合作，加上晋城一些国民党左派在开展反帝爱国斗争与工人、学生运动中也采取过一致行动，两党合作有了一些基础，于是经过双方协商，决定成立晋城县国民党党部，地执委的领导和共产党员跨党加入国民党。1927年1月，晋城召开国民党代表会议，早期共产党员陈立志、时逸之、孙思孝、陈荣先、王福裕等都参加了会议。当选的7名正式执委委员中，国民党方面3名，即：苗培成、刘冠儒、牛星桥，共产党方面4名，即：时逸之、孙思孝、陈荣先、王福裕，执行委员分别担任各部部长，地执委推举加入国民党最早、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获泽中学教师牛星桥为书记长。

　　由于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阎锡山开始出现动摇不定。我党中央以大局为重，及时派李大钊做阎的工作，使山西的政治局势相对缓和，中共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也趋于公开状态。他们联合国民党左派，大刀阔斧开展工农运动，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使党组织力量不断增强，党的影响不断深入人心。再加上县党部内部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打着国民党的牌子，做共产党的工作，国民党区分部负责人也大都由共产党员担任，这样，晋城国民党党部实际上是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他们在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展工农运动，成立工会、农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中，宣传共产主义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三民主义，动员全体民众，行动起来，打倒军阀，迎接北伐军入晋，并发动共产党员积极发展国民党员，把其中表现好的又秘密发展为共产党员，使党的组织不断扩大。

　　1926年暑假期间，阳城籍在太原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张季纯和太原农大上学的共产党员范月亭，也回老家阳城县组建中国国民党阳城县党部。他们根据太原地执委关于共产党员要利用回家渡假的机会，积极发展国民党员，组建县级国民党筹备机构的指示，在城内发展段亮臣等四五个在太原上学的学生成为国民党员，还将原来一些国民党员组织起来，召开会议，选举成立阳城县党部筹备委员会。县党部筹委会成立后，他们同国民党员一起学习由共产党员参加起草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共产党宣言、三民主义等，多次进行宣传演讲，团结了不少革命青年，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员，加强了国民党左派的力量。之后，筹委会还在郭峪村组织了农民协会小组，开展农运工作。

　　1927年1月，中共高平特别支部成立后，借助国共合作的良好势头，立即着手同高平国民党开展合作。他们首先决定特支的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高平国民党整顿组织，建立中国国民党高平县党部。袁致和任县党部执行委员。接着，陵川、沁水也都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

　　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在晋城的形成，使中共晋城地执委以国民党县党部领导职务的身份合法地领导了工人、农民、学生运动，而且把许多共产党员和工人、农民、学生中的革命分子吸收为国民党员，壮大了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同时，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既促进了晋城国民党县党部改造成一个民主的革命联盟的步伐，又为党组织革命活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由于上级党组织的这些正确决策，从1925年至1926年间，在晋城一度掀起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潮。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愈演愈烈。晋城县的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党左派与右派的矛盾和斗争从未停止过。晋城国民党右派代表牛星桥，在其同学省党部执行委员苗培成、刘冠儒支持下，开始排挤国民党左派，制造反对共产党的舆论。

　　1927年，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投靠帝国主义，加紧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导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奉系军阀也在北京逮捕共产党员，并于4月28日杀害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此后，在太原也发生了“五五”事件。当太原市各界群众5月5日在国民师范大礼堂召开追悼李大钊烈士大会时，阎锡山派兵包围了国民师范，驱散了群众，逮捕了4名共产党员。6月，阎锡山就任蒋介石的北方革命军总司令，公开支持国民党右派。革命形势的逆转对晋城国共合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民党右派牛星桥公然向共产党挑衅，攻击共产党利用工会、农会在社会上搞“赤化”，煽动向共产党夺权，提出了“举起我们的左手打倒共产党，举起我们的右手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极力制造反共舆论，使晋城的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面对这一形势，刚成立的中共山西省委召开紧急会议，认为阎锡山已公开倒向蒋介石，实行反共政策，党必须采取措施保存革命力量。根据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必须执行先进的土地改良政纲和制造乡村的革命民主政权”的精神，决定在省城的共产党员尽快分散到农村去，发展党的组织，利用合法名义领导群众斗争。省委还决定各级党组织立即停止公开活动，在各地已暴露身份的党员迅速转移。

　　6月，鉴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山西日趋恶化的形势，山西省委派周玉麟到晋城检查指导工作。他向晋城地执委书记陈立志传达了省委会议精神，决定执委立即停止公开活动，在社会上公开露面的共产党员要迅速隐蔽，要用合法手段开展群众运动，利用国民党的旗号发动群众斗争。之后，周玉麟还到高平，向高平特支书记李子修传达了省委会议精神，并给李子修等共产党员开了到武汉学习的介绍信。晋城地执委遵照周指示，认真落实省委精神，对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为新的革命斗争做了充分准备。接着，“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汪精卫迅速右转。武汉国民党作出“分共”决定，公开背叛了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在“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

　　此时，阎锡山也进一步抛弃了对山西国共两党采取“静观”的立场，开始投靠蒋介石，公开支持国民党右派，在山西进行“清党”反共、大肆擒杀共产党人。他在报纸上公开点名通缉的72名共产党要犯中，有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的陈立志、孙思孝、时逸之、袁致和等。国民党晋城县党部秉承省党部的旨意，计划抓捕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监控侦察他们的行踪。在晋城县当局的竭力支持下，反动警察包围了陈立志的秘密住处——城内十字街药铺。幸亏店老板急中生智，将其隐藏在药铺匾额后面，才幸免于难。在危急情况下，陈立志、孙思孝、陈荣先和王福裕等领导人先后被迫离乡出走，晋城党组织第一次遭到大破坏。接着，国民党高平县党部也开始搜捕共产党人，高平特支负责人李子修同共产党员邵心斋、袁效安、张森林及进步青年巩祯庆、赵士魁等人出走河南，到武汉寻找党的组织。留在高平坚持工作的特支负责人袁凤鸣，因他人告密，被高平国民党清党委员会逮捕。在狱中，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坚贞不屈，始终没暴露自己的身份和高平党组织的情况，只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员。当局由于找不到他是共产党员的证据，他于1928年被保释出狱。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晋城地区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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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