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不灭的火焰--陈云滕代远新疆星星峡迎接西路军75周年

  （编者按：通过学习滕久昕先生的《扑不灭的火焰》，使我对滕代远同志的生平事迹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对革命先烈那种不屈不饶的革命精神产生了深深的敬意！编者：崔利民）

   前几天，在北京参加一个西路军“新疆新兵营”后代的聚会中，见到当年曾在新兵营汽车队学习生活过的老红军李春林同志，身体依然健康，头脑依然清晰，虽然年岁大了，仍然坐在轮椅上兴致勃勃的参加聚会，他给了我们年轻一代人巨大的鼓舞，这就是西路军75年光荣历史的见证人。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四方面军的五军、九军、三十军及总部两万余人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11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路军，并同时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有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卓然、李特（以上为常委）、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等11人。陈昌浩主席兼政委，徐向前副主席兼总指挥，王树声副总指挥，李特参谋长，李卓然政治部主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正式成立。

   西路军在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同河东的红军主力之间的联系被国民党军队隔断，行进中粉碎了国民党二马（马步芳、马步青）等部的围追堵截，舍生忘死，奋战顽敌，杀伤敌军两万余人，在弹尽粮绝、力竭无援的情况下，依然不屈不挠，英勇奋战，为中国革命历史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最后终因寡不敌众，由西渡黄河时的两万余人，锐减到二千余人。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西路军的状况十分着急，早在1936年11月底，苏联首都莫斯科中共代表团驻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通知陈云：“我们刚接到中央发来的一份紧急电报，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遇到国民党军的重兵阻击，连续作战，部队损失很大，形势严峻，现正向新疆方向前进。中央指示我们迅速设法从新疆接济”。王明接着说：“中共代表团决定组织一个代表团前往新疆，负责接送武器和人员的任务。任命你为团长，有军事才能的滕代远为副团长，成员包括电台报务员段子俊、译电员李春田和翻译冯铉”。行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设宴招待了陈云、滕代远等代表团成员，并问他们有什么困难，需要点什么？陈云和滕代远提出西路军进入新疆后缺少武器、弹药。于是季米特洛夫通过联共中央领导，答应送给他们九十辆坦克和九十门大炮。这个决定让中国同志十分高兴。

   1936年12月8日，陈云、滕代远一行五人离开莫斯科高尔基大街的留克斯国际公寓，乘火车前往阿拉木图，与当地克格勃系统的军人接上头。在这里脱下西装，换上苏军的棉袄与皮衣，秘密到达苏联边境霍尔果斯，等待进入新疆。父亲在《我的回忆》里写到：我们乘火车到阿拉木图中苏两国边境，在苏联红军一个营长家中住下，过了四个月，不能出门，不能理发。陈云这时鼻孔出血很厉害，送到医院去住了半个月。回来后，陈云发现大家很不习惯吃每天从驻军食堂打回来的饭菜，商量后决定自己动手做饭。请房东夫人帮助外出买菜，滕代远负责掌勺炒菜，偶尔还炖一锅红烧肉改善一下，李春田负责焖米饭，段子俊烧火，冯铉洗碗。不仅使大家改善了伙食，而且使这个小集体充满着革命家庭的气氛。时间长了有时也想看看电影，苏联内务部就派人接上他们五人去看电影，为了保密，偌大的电影院里只有这五位中国人。就在等待的时间里，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扣留。

   1937年2月20日，毛泽东给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等人电报中指出：“西路军已至极危险时候，其原因正如彭、任所述。如该军失败，则影响甚大”。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由陈昌浩主持，在祁连山的石窝山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经过认真讨论，作出决定：（一）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西路军情况；（二）所余部队分散在祁连山区打游击，保存现有力量；（三）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李卓然、王树声、李特等7人组成，李卓然任书记。将三十军余部编为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率领向西游击，总队直属部队所剩的几十名领导干部随左支队行动。将九军和骑兵师余部编为右支队，由王树声、朱良才率领向东开展游击行动。当晚，西路军左支队在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同志率领下继续向西行动，23日到达一个叫塔实的村子，无线电老战士宋侃夫、王子纲、刘寅、荆振昌、徐明德、贾善等人用手摇发电机发出微弱电波，千方百计和延安联系，使用当时仅有的一部电台向党中央请示：说目前剩下几百人了，是进新疆还是到蒙古去？巧的很，电报一叫就通了。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汇报了情况。这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日中共中央回电指示左支队：“团结一致，保存力量，前进方向是新疆或蒙古，设法去新疆，并将派陈云和滕代远去迎接”。消息传开，全军欢腾。左支队研究后立即决定向新疆前进。3月27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又致电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指出：“西路军情况万分紧张，他们东进西进都成不可能，有被消灭危险”。4月中旬左支队出甘肃跨出祁连山，4月18日，在苏联边境焦急等待的陈云、滕代远突然收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电报，要他们五人“急速前进，立即按原计划到新疆接救西路军”，“去赶上到星星峡的队伍，以便回转国内”。他们即刻整理行装，准备出发前往新疆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同）。

   事情已经发生变化，从开始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接收中央电报时指示他们迅速设法从新疆“接济”，到现在的“接救”表明情况十万火急。父亲回忆说：“接到指示后和陈云同志一同昼夜兼程向迪化进发。盛世才派了一个顾问，给了一辆汽车，给我们每人一件牛皮大衣穿在外面，羊皮大衣穿在里面，共六个人一同到了迪化”。4月20日西路军接到毛泽东、朱德同志指示：“远方（指共产国际）对于西路军进入新疆转赴远方求学问题已决定了。为此，目前西路军必须到达星星峡，他们（指陈云、滕代远等人）在该地迎候你们”。4月24日李先念、程世才等率领左支队攻打安西县城，与敌激战一夜未果，逐退向红柳园子时，途中又遭敌人骑兵的堵击，一直尾追不放。西路军在红柳园与顽敌进行了一场最后的厮杀，部队被敌人打散了，到26日晚仅有420人突围。战士们夜晚沿着电线杆一直往西走，忍饥挨饿于月底先后到达星星峡。

   这些人员中有军、师干部十多人，团营连干部约七十人，班排干部很多，战斗员都是三年以上的老兵，党团员有二百六十人左右，还有无线电专业人员、译电员和医生等技术人才约五十人。

   星星峡位于甘肃、新疆交界处，是群山中间的一个峡口，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新疆通往内地的重要关口，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路口，到了星星峡就算进入了新疆。虽然是重要之地，实际上只有几十间黄泥土房，居住有二十几户农民。虽然是五月份了，天空不时还飘着雪花。

   说到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新疆督办盛世才。他曾留学日本，是东北军的军官，受到张作霖部属郭松龄的赏识，再次被派往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回国后担任蒋介石总司令部的作战科长。1930年受聘进新疆，开始是个上校参谋，后任新疆边防督办公署参谋处长。1933年4月，使用武力夺取了新疆最高权力，自封为新疆“督办”，当上了土皇帝。为了保持在新疆的统治，他伪装进步，向苏联寻求援助。1936年，盛世才提出“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巩固了他对新疆的统治。陈云同志说过：“盛世才是个军阀，而且有很大的野心。他与苏联及我党建立联系，在他是想借助苏联来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向国民党闹独立性；在苏联是想稳住他，求得那段边界线的平安；在我们是想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并保持一条和苏联之间物资与人员往来的通道”。父亲在回忆迎接西路军情况的文章里也对盛有所评价，他说：“也可能对盛估计过高了，我们一直认为不能对盛估计过高，那人就是个政客、军阀”。

   出发前，盛世才提出：进入新疆的西路军余部要放下武器，以免出事。父亲回忆说：“陈云同志为此坚持斗争很久……（西路军）到这里不容易，放下枪不成了投降？最后我们胜利了”。这一斗争的胜利，为西路军余部在迪化开办新兵营奠定了十分有利的基础。

   1937年4月29日凌晨，陈云和滕代远以及代表团成员冯铉、段子俊、李春田，还有一位盛世才派给的苏联顾问，带领盛世才手下一个营的部队分乘四十多辆汽车，满载着服装、食品和药品，前往星星峡迎接红西路军。车队途经哈密时，同当地军阀尧乐博斯（哈密地区警备司令）的部队发生过战斗，将他们击溃，扫清了前往星星峡的道路。

   原西路军战士吕黎平（西路军总部情报科长）回忆说：“我们刚一到村口，就见到两个穿便服的人快步走了过来，定神一看，原来是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大家象虎口余生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一齐拥上前去热烈地和陈云、滕代远同志握手，一时百感交集，热泪盈眶，呜咽着说不出话来”。

   陈云同志告诉大家，党中央从延安给他发去急电，指示他和滕代远等五位同志火速由苏联进入新疆，接应突围的西路军同志们。滕代远高声说：“我们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来到这里迎接你们的，你们辛苦了，受罪了，现在又回到自己家里了”。

   当滕代远和吕黎平握手时，站在一旁的李卓然向滕介绍了吕黎平。滕代远松开手后退一步，上下端详着吕黎平说：“吕继熙？不是吕继熙吗？”原来吕黎平叫吕继熙，滕代远1934年任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部长时，吕继熙在军委作战科，经常接触。此时在这种特殊场合见面，心中五味杂陈，父亲紧紧楼主了吕黎平说：“小吕，你受苦了，你们都受苦了。”

   老红军战士杨南桂回忆：“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从迪化来到了星星峡，他们微笑着向同志们招呼，并亲切地握着每一个同志的手，战士们跳跃着，欢呼着，真象一群被引入了歧途，历经了艰难危险，忽然扑入母亲怀抱的孩子一样。很多干部和战士在紧握着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的手时，一边笑一边眼眶里流着泪水”。

   这一天，正好是五一国际劳动节。西路军部队集合后整齐地站成方阵，请陈云同志讲话。陈云同志压抑着激动的感情对大家说：“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有失败，只要我们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我们就会发展和壮大起来。你们现在的几十几百人，将来可以扩充到几千几万人，争取革命更大的胜利！”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士热泪滚滚，欢呼雀跃。原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黄火星回忆：“党中央的关心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陈云同志在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大家听了更是兴高采烈，使我们这些从祁连山荒原僻野中历尽艰辛长途跋涉出来的红军战士，精神上得到极大慰藉。”

   原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回忆说：“陈云同志讲完话，我们卸下车上载来的东西，这都是我们所最需要的，每人一套夹衣，一套衬衣，一个碗，一双筷子……还有大批的哈密瓜，我们立刻分发下去，穿戴起来，并剖开哈密瓜欢乐的大嚼。”随后，为这些红军战士就地补充了二百支步枪、二十余万发子弹和两挺轻机枪。路上又发给每人新疆币一万两（相当内地一千个铜元）作为零用钱，大家非常高兴。针对西路军官兵身体十分虚弱的状况，陈云同志要求他们：“有什么话，有什么事，以后慢慢再讲，你们先给我执行两个任务：第一要吃好饭，第二要睡好觉。”父亲和冯铉、段子俊、李春田几个人则到处张罗米饭、蔬菜、鸡蛋和设法买来新鲜的牛羊肉，盼望着战友们的体力得到恢复。

   1937年5月1日下午，西路军左支队四百余人在陈云、滕代远带领下，坐车向迪化驶去。经过几天的行军，5月7日到达迪化西南十余公里的红雁池。暮色徐徐降临大地，四十辆军车趁着夜色驶进市区，停在西大桥附近一个名叫阜新纱厂的院子里。这是盛世才的一家新落成纺织厂，里面各项设备、条件都不错，建成后尚未启用，先给西路军的同志们当营房。（七月下旬转移到东门外，今五星路）。西路军进疆是秘密的，既没有搞群众迎接，也没有开欢迎会。陈云同志请示中央同意，取消左支队番号，成立总支队，队长杨秀坤，政委刘庆南，参谋长饶子健，政治处主任姚运良，下辖四个大队，对外称“新兵营”。从外表看，这个营几乎都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一多半是南方人，个子都不很高，确实象一营“新兵”。可是，他们虽然年轻，大部分人是久经沙场、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三过雪山草地，转战河西走廊，攀越祁连山，跨过冰山绝壁的红军西路军一部分。入住营房后，主要的工作是休息，检查身体，治疗伤病，逐渐恢复健康。在伙食方面，每天都有大米、白面，盛世才还关照副官每天送来七、八只肥羊。当时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五十两新疆币，陈云同志认为：这点菜钱是不够的，和滕代远商量后，决定拿出他们俩的津贴，又给每人每天增加菜金一百五十两新疆币，还要求保证每餐能吃到新鲜豆腐。在生活上每人又发了两套衣服，每人每月再发五千两新疆币作为零用钱，可以自己购买袜子、牙粉、肥皂等物品。过端午节时，又给每人发了一万两新疆币作为零用。天气变冷后，每人又发放了皮大衣、皮鞋、皮帽子、长短毛毡靴。

   部队休整期间，陈云和滕代远特别注重对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始，部队的情绪不很稳定。他们深入到干部、战士宿舍里，与这些同志谈心，了解思想状况，分别找了三十多位团以上干部进行个别谈话，初步摸清当前的主要问题。陈云、滕代远决定：在迪化不讨论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而“把党的新政策及季米特洛夫同志和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七次大会的报告，先向他们传达，以便首先在党的政策上面去团结他们”。这种办法的实施，在指战员中起到良好的作用。原三十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喻新华回忆说：陈云同志“做思想工作，常用摆龙门阵的方式。有时他提出问题，同志们答不上来，他做解释或答问。”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和关心西路军这只队伍，开始由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负责组织学习，每周给干部作两三次政治报告，以后就是邓发同志，再后是陈潭秋（化名徐杰）同志。学习期间，邓发、徐杰同志不止一次宣读过毛泽东同志从延安给西路军同志们写来的信，每封信充满着对西路军战士的亲切关怀和巨大鼓舞。根据党中央指示，要求这些同志要学习飞机、坦克、火炮、骑兵、无线电、文化等知识。文化方面在“新兵营”开设了语文、算数等基础课程，后来还增加了中国近代史、地理、物理等课程。当时师资缺乏，为了解决困难，陈云同志和父亲都亲自给部队上课，陈云上政治课，滕代远上语文课，冯铉和段子俊也都担任教师讲课。

   原二六七团卫生队队长袁彬在回忆文章里写到：“滕代远同志当时看上去不过三十多岁，中等个儿，稍有些胖，着一身西装，脸上露着笑容，隐隐挂着几缕军人的威严。……当看到我们这些经过长征、刺刀见红的青年战士，竟连一些常用字还都不会写时，显出一种难以察觉的庝爱和心焦。…… 滕教员每天在我们三大队讲一小时语文，尔后到其他大队去讲课。从认字、写字，到语法修辞和写作、读报，他都细心讲解，直到我们听懂为止。晚上，他还要为我们批改作业，对的划个红圈，错了的打个叉，并在旁边注上正确的，我们常见到他窗前的灯光夜深不熄。”

   原西路军战士冉正全同志回忆：“经过学习，同志们的政治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学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大家在文化学习中比较认真，比着学、赛着学，白天黑夜都在学。营房的墙上、食堂里贴满了生字，甚至在沙土地上都用树枝写上了不少生字。那种热火朝天的劲头真象战场上冲锋陷阵一样。”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在迪化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八路军总部代表周小舟前来迪化跟盛世才商谈设立办事处事宜。征得盛世才同意后，10月10日，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在迪化南梁成立，对外称“第三招待所”。办事处由中共驻新疆代表主持，陈云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是第一任主任。11月29日，陈云和王明等人返回延安，接替博古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之后由滕代远接任，担任中央代表和办事处主任。父亲在担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期间，除了办好新兵营外，还几次与盛世才和省政府联络、交涉，努力争取到支援我们八路军羊皮大衣五万件，军用卡车十辆，高射机关枪十二挺，子弹十二万发。

   1937年12月，党中央令滕代远返回延安，中央代表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由邓发接任。

   “我很想回延安。”这是父亲发自肺腑的心声。1934年7月父亲受党中央委派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到苏联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到如今已经过去了三年零五个月。国内发生了许多变化，父亲在苏联学习到丰富的革命斗争知识与先进的军事斗争本领，迫切地想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他不愿意学俄文俄语，不愿长住莫斯科的高楼大厦，也不愿意吃面包、穿西服，更不愿意在那里找对象结婚。和陈云同志一起默契配合，完成迎接西路军同志的任务后，他确实想念延安，想念在那里的革命战友了。依依不舍的与西路军“新兵营”的战友和同志们握手告别，向接替他的邓发同志交代了工作，随后与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黄火青、李天焕、曾传六、郭天民、宋侃夫、王子纲等人登上了迪化至兰州的飞机。盛世才表现很客气，还到飞机场送行。安全到达兰州后，转乘汽车途经西安回到延安。

   从新疆回到延安，正好赶上1938年的春节。毛泽东同志亲切接见了这些同志。根据1987年访问宋侃夫同志谈话记录中记载，毛泽东同志说：“四方面军是党的军队，四方面军的指战员是好的，是跟着党走的，是为党英勇牺牲奋斗的，是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的，我们一定要承认这一点，不承认这一点是不对的。”现场安静极了，掉根针都响当当的。顿了一下，毛泽东同志又讲到：“张国焘在四方面军、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的工作上犯了错误，那是张国焘的责任，主要归罪于张国焘。中央也有责任嘛！……你们没有责任。当时，你们不听张国焘的话，听谁的话呀？”被接见的西路军同志听到此处，已经泪眶满盈。毛泽东点燃一颗香烟，话锋一转高声说：“那种所谓张国焘路线的残余的提法是不对的，是错误的。我们绝不能这样看问题。……责任在张国焘，有错误也是张国焘的，同你们没有关系。你们是好同志，到延安后不要背包袱，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为党为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

   随着毛泽东向前一推的手势，在场的西路军领导同志激动的鼓起掌来。

   这次接见前，毛泽东同志还单独接见了滕代远，认真听取了父亲的汇报。父亲是这样回忆的：“我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感觉特别亲切，心情也特别快乐。主席先问了我一些情况，就当面要我就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工作。我当时向主席声称，我做不了参谋长的工作，主席还是决定要我干起来，参谋长前面不要‘总’字，和他分管八路军和新四军。我就再没有说什么话了，表示服从命令。”父亲回忆中的字里行间，显示出在井冈山根据地创建过程中战友间的信任与支持，同时也是对圆满完成迎接西路军同志任务的肯定。

   随后，父亲走上责任更重大的岗位，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领导下，投入到抗日战争之中。西路军回到延安的同志们经过短期学习、休整，委以重任后相继走上领导岗位，继续发挥着革命作用，编织出一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壮丽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