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农民朋友“四同”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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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6-08-14 10:52作者:苏金松  来源:晋城党史网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全国农村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县许多干部下乡到生产大队指导工作。我刚当教师,很想到广阔天地里受受锻炼。1965年,教育局在全县农村开展了“扫盲”运动,我向联区校长主动请缨参加,被批准。秋天,我背上铺盖卷儿来到了陵川县平城公社的草坡村。

草坡村背依青山,前为平川,是个二百多户人家的生产队。县畜牧局局长崔松陵在此蹲点,我先见了他。崔老是位老党员,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他将我介绍给生产队支书、主任,告诫我:“年轻人,到农村工作必须和农民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才能完成你的扫盲任务。”我虚心地点了点头。

开始我住在村边庙上的小学校,黑夜组织男女青年“文盲”识字,学员来的稀稀拉拉。崔主任说:“你住在村中央老百姓家,在那里扫盲,人肯定多。”于是大队主任将我安排在村中王大妈家的闲屋里。晚上,就有许多学员到我的住处识字。我将1000个农村衣食住行劳常用汉字印成册子,促膝教他们读写,学员学得来劲,一冬天就将字识得搬了家。有时候,个别学员因事因病误了课,我就搞“家教”,亲近了农民,收到了好的效果。青年们对我说:“你不像老师,到像朋友!”我高兴地说:“咱们就是朋友嘛!”。

王大妈瞅我工作忙,就帮我照看火,还给烧开水,待我像儿女一样亲。我很过意不去,抢着给大妈担水、担煤、扫院,闲了与他拉家常,处得像一家人似的。我在大妈身上看到了农民的淳朴,在他乡享受到了“家”的温暖。

那时干部下乡吃“派饭”。就是由生产队把干部一天的饭安排到农家吃。每人每天给这家交1斤2两粮票,3角钱。开始,我吃的农家饭较好。崔主任对大队主任说:“派饭到贫家,才能使我们体验到农民的生活。”从此后,我看到了农民的疾苦。生产队给社员分的口粮有限,各户情况不一,生活就千差万别。我到王龙胜家吃派饭,看到他家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炕上只铺着破了的苇席,孩子多,妻子身体不好,个个穿得破破烂烂,顿顿喝稀汤,甚至缺油断盐。我了解到,村上还有30多户人家处于这种状况。我很同情他们,每到县里或公社开会前,总要去这些人家要个瓶子,掏自己钱给他们打1角钱煤油或称1斤盐,还在自家拿些旧衣服送给这些家户。他们感动地说:“还是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干部好!”我听了这话,想着这点事也给党争了光,心里非常高兴。

我黑夜做扫盲,白日参加社员的生产劳动。我和农民朋友在秋田里割谷、收玉米。火辣辣的阳光晒得我头上直冒汗,臂上晒出小泡泡,夜里像针扎似地疼。运谷时尽管农民大哥拣小个谷捆让我担,我还是吃不消。他们说:“你努着力干会伤坏身体的!”我不甘示弱地说:“锻炼锻炼就好了。” 我看见黄澄澄的粮食分到社员家中时,和他们心里一样高兴。  

草坡村缺水,崔主任与村干部研究,决定冬天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村口打一个直径20米的大水池,解决社员吃水用水难的问题。数九寒冬,我参加了工程建设。池浅时我与农民用平车往外运土,深了的时候用辘辘往上绞土,一天下来累得黑夜睡不着觉。但时间一长,累就少了,吃饭多了,睡觉也香了。当池子挖出了水的时候,我和社员们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

来年桃杏花开放时节,我与社员担粪施追,拉耧下种,不惜力气。社员们夸我。我想自己长在农村,应有农民的本色,脱离农民倒是不应取的。

社员们劳动一天,晚上还要到大队部学习《毛选》、报纸文章。崔主任让我给大伙读。读完了他结合全省农业学大寨形势对社员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直熬到11点。有些人打盹,旁边的人抖醒他。那时,农民们很累,但对毛主席情深,对中央政策坚信不移,红心向着党。

我从到草坡第一天起,就坚持写“下乡日记”,记与农民朋友“四同”的日子,记思想改造过程,还写了“入党申请书”。下乡中我共写了三大本“日记”。这是我的一个大的收获。

翌年5月,我顺利完成了“扫盲”任务要回学校了。离开草坡村的那天,生产队干部、崔主任、我教过的男女青年、一些群众,闻迅来为我送行。崔主任拍着我的肩语重心长说:“年轻人,在农村锻炼得能毕业了!希望你回校后做位好老师。”村支书、主任和农民农民朋友则纷纷对我说:“你是位好青年!”“希望你不要忘记草坡村!”我恋恋不舍地说:“谢谢崔主任对我的教导,谢谢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

那次下乡虽只有短短的一年,但与农民朋友“四同”使我收获颇丰。我学到了农业生产知识,学到了农民朋友的艰苦奋斗精神,学到了为人民服务思想,锤炼了身体,和农民交上了朋友,真正接受到了党的群众鱼水关系的教育,促使我一生对党对人民无比忠诚。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