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精才二三事

我父王精才，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六大队一中队队员。他早年参加革命，为新中国诞生做出了奉献。南下福建后，更是把自己完全交给了人民、国家和党。      

1951年，父亲和母亲张桂花都在福安县工作。组织上搞“整编”时，父亲是福安地委组织的“编委会”成员。在“整编”动员大会上，地委书记王毅之指出：“这次下了最大决心，凡是文化程度不高、工作效率低的同志，都要下来。有的可以到速成中学学习；有的农民干部想回老家，也可以。反正是供给制嘛……” 王书记还特别号召编委会的成员要起带头作用。在晋城时，母亲通过上冬校、夜校、民校，有了一定文化水平；而且她已从事妇女工作多年。凭着她的能力，做好在福安的工作是完全可以的。但为了响应王书记的“编委会的成员要起带头作用”的号召，父亲首先报名，带头让母亲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可那时，也有少数文化程度、工作能力比母亲差的阿姨，楞是没下来。供给制改薪金制“定身份”时，因母亲不在工作岗位上，定成了“家属”；而那些坚持不下来的阿姨，则成了“干部”。我长大知道此事后，直埋怨父亲。父亲却说：“我和你妈都是党员，是应该起带头作用的。你妈下来后，我做别人的工作就顺利多了。”母亲身为“家属”，但一直担任着父亲所在地质队、地质局的家属委员会主任工作。在龙岩，家属们零散地住在县城各处（租房｝。当时什么都凭票、证、券等限量供应。粮油票更是一月一发放。母亲身体不好，可她不顾严寒酷暑，奔波在龙岩城的各个角落，准时地把各种票、证、券送到各家各户。家属们有事也乐意找她，夫妻吵架闹离婚、邻里不和、哪个阿姨病了孩子没人管……她都要出面尽量帮助解决。她－分钱报酬没有，却一直乐此不疲地干着这工作。而父亲则始终大力支持着她。

1952年供给制改薪金制时，我父定为十六级县团级干部。三十多年来，毎次调资晋级时，父亲总是先为別的同事着想：“xx家，人口多，比我困难，给他调吧。”“先给##调吧，我以后再说。”“请领导放心！我没意见。”父亲让了一次又一次，领导都觉得亏欠他太多。就这样，直到父亲快离休时，才第－次调资晋级，享受地专级待遇。

1960年正是“困难时期”。粮油定量不高；副食供应极少；肉蛋魚等更是长时间见不着。人们只是每天拿着购菜本，排队去买限量的“无缝钢管”（当时对空心菜的戏称）。大家长得都很“苗条”；也能看到些“胖子”，那都是因为缺乏营养而水肿的（我母亲就水肿得厉害）。父亲当时在省地质局供应处工作。一天，我放学回到家，见脸盆里放着三条新鲜的黄花魚。我惊喜万分：“哇！好久没吃鱼了，这下可以解解馋啦！”问母亲魚从哪来的？说是县里来的同志送的。父亲下班回来，问明来由，马上对母亲板起脸：“你怎么能收人家的东西呢？”又转身命令我：“赶快把魚送食堂去！”我滿不情愿地把魚送到了食堂。第二天中午，食堂把那三条鱼切段红烧成好几盘“高级菜”。母亲则早早到食堂排队，“抢购”回－盘，全家也算“改善了－下生活”。后来听父亲说，他批评了那位送魚的同志；但还是按规定给他办了该办的事。

我父一生调动工作十多次，每次总是调令一到，二话不说，立马奔赴新工作岗位。1955年，他从在福州坐办公室，调到屏南的深山老林去搞地质勘探工作，照样是毫不犹豫。他真正做到了“哪里需要到哪里去”！父亲更是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始终全心全意、认真负责地工作着。尤其是他在金属材料管理系统工作时，经常深入基层（库房），对全省（全市｝的金属材料情況了如指掌。上级了解情况时，他马上就能如实反映；有时下属需要什么数字，也会“去问王经理”。因为情况全装在脑子里，所以他做工作总结从不打稿。父亲生活俭朴；对国家财产｛金属材料等｝，同样精打细算，管理得井井有序。同事们风趣地称赞他为“我们公司的活帐本”、“铁算盘”、“好管家”。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