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村民洒泪送徐毅  感天动地血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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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6-06-03 21:45作者:吴军雄来源:晋城党史网

自阳北抗日局面刷新,徐毅公开自己的共产党员和阳北县委负责人身份后,他就彻底告别了那份货郎生意,以一个职业革命家的面貌出现在群众之中。由于大宁村处于交通要道,为防止日伪偷袭,避免革命力量的损失,徐毅率县委机关,移驻寺头黍地、张庄一带活动。从此,他就很少在村里出现。偶尔来一次,也是看一看琚景玉先生就匆匆而去。

又很久没见到徐毅了,琚景玉先生不免生出几分牵挂和想念之心。自徐毅来到大宁村,并拜老先生为义父,已经将近四年了。这四年来,老先生已经真真切切的把徐毅当作自己的亲儿子一样看待。尤其是当他知道徐毅的真实身份后,内心深处更有一股自豪感。自己的义子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日本鬼子和汉奸是那么怕他,所到之处百姓们是那么敬重他,而自己则是这位了不起的革命者的义父,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啊。因此,一贯沉默的老先生,变得话多起来。他非常喜欢和自己的同辈、同道议论徐毅。他也多次告诫自己的几个儿子:“跟着你徐哥好好学、好好干,将来有个好出息。”他还时时渴望见到徐毅,听他那爽朗的笑声,看他那指点江山的豪迈气概。他还打算,只要徐毅一直在这个地方干下去,那么,当打走日本人后,他要为徐毅盖一座房子,让徐毅把家中亲人接来,陪伴在自己身边。

正在老先生拳拳思念义子之际,徐毅在一天晚上带着一个警卫员,突然出现在老先生面前。老先生惊喜之余,忙上前问长问短。但是,徐毅的情绪似乎有些不大对头。他的话很少,只是机械的看着义父义母在地下走来走去为他忙乎,却没有像过去一样积极地帮着干活。

精明的老先生很快觉察到徐毅有些反常,就停下手中的活问道:“孩子,怎么啦?”

徐毅摇摇头说:“没什么义父,我挺好的。”

老先生不相信,问:“不可能,是不是工作上有什么不顺心的事?”

徐毅说:“没什么事,工作挺顺利的。”

老先生问:“那,是谁给你气受了?”

徐毅笑了笑说:“义父,那哪儿可能呢。”

老先生说:“那我怎么觉得你今天不高兴。”

说到这里,老先生看到徐毅的眼中闪着晶莹的泪光,越发相信了自己的判断,他说:“孩子,你一定有什么事瞒着我。如果你有什么委屈,就讲出来,也许这样会好一些。”

事到此时,徐毅知道瞒不住了,就如实告诉老先生:“义父,我要走了,走之前,我过来看望一下你老人家。”

“走,往哪儿走?”老先生一时没反应过来。

“我的工作变动了,要到别的地方。”徐毅诚恳答道。

“到别的地方?什么地方?”老先生问。

徐毅说:“回我老家河南。”

“啊,回河南?这里好好的怎么要回去?是你想家了吧?”

“不是的,义父,这是工作需要,组织调动。”徐毅解释道。

原来,进入1943年后,随着阳南、阳北党组织力量的壮大和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晋豫区党委为进一步加强对阳城地方党的领导,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对阳南、阳北的党政班子及其隶属关系进行了大的调整,当年一月,晋豫区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王竞成、三地委宣传部长陆达分别出任阳南、阳北县委书记。陆达到任后,徐毅仍担任县委副书记。三月,阳北县委划归太岳区四地委领导,五月,为加强豫北地区抗日斗争,上级党委决定调徐毅任济源县组织部长兼区委书记。徐毅历来组织观念很强,对党的分配和调动坚决服从,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让他以一个县委负责人的身份去另一个县任组织部长和区委书记,从职级上是降低了,但徐毅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他也很想念河南的父老乡亲,想念自己的家。为了革命需要,自己离家多年,流离在外,也该回去看看他们了。他本想在任命之后,即刻前去赴任。但是,他毕竟在大宁村立足、生存、战斗了近四个年头,是他的义父琚景玉老先生,他的战友张仲荃、郭维邦、郭维仁、琚景云、琚天贵、刘嘉珍等人,以及大宁村的村民们,全心全意地掩护他、帮助他、配合他,才使他在日本鬼子的野蛮统治下,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中,没有受到一丝一毫的损失,并领导阳北开创出一个崭新的抗日局面。他已和大宁村的村民们,和大宁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因此,在自己即将奔赴新的岗位之际,他又感觉到对这里依依难舍。不回去看一看与自己朝夕相处多年的义父、乡亲和战友们,他觉得很过意不去。出于这个考虑,他把工作安顿交接之后,专程返回大宁村进行告别。

听了徐毅的解释,琚景玉先生知道义子是非走不可了。他向外喊了一声:“茂子,你过来一下。”茂子就是先生的长子琚懋,他听到父亲吆喝,急忙从西厢房过来问道:“爸,有什么事吗?”一掀帘子,看见了徐毅,顿感兴奋万分,上前拉住徐毅的手,亲热的问:“徐哥,你可好长时间没来了,我们这几天正想你了,我爸一直念叨你。”

琚景玉打断琚懋的话:“茂子,你徐哥要走了。”

琚懋一时反应不过来,问:“去哪儿?”

老先生说:“你徐哥要回他河南老家工作,这是来辞行的。我们哪能让他这么就走了?你去把你景云叔,你兄弟天贵,还有张仲荃、刘嘉珍、何象立、张旭东,反正就是平时那几个踢破咱琚家大院门槛的几个人,都叫过来和你徐哥聚一聚,说会儿话。我和你妈去拾掇点饭,让你徐哥吃一顿咱家的饭再走。”

徐毅赶忙说:“义父,不用了。他们都很忙。我主要是来看看你。再说,仲荃他们都在区上,旭东在县安局,聚起来不容易。我看这次就免了吧。等抗战胜利了,我再回来看他们。”

琚景玉先生固执的说:“不行,你这一去,谁知什么时候能回来,让茂子多派几个人,一定要把他们叫回来。”

琚懋说:“徐哥,我看我爸说的对。你和这些人多年相处,可以说既是同志关系,又是哥们关系,感情深厚,情同手足,怎么能招呼也不打一声就走呢?你在这里坐着和爸说话,我去叫他们。最多一个时辰也就回来了。”

徐毅说:“谢谢你,茂子兄弟。现在虽说咱们这里已成了根据地,但汉奸敌特到处活动,很不安全,我说还是不要去了。万一因为这个路上出个事,我可是一辈子良心不得安宁。我想,只要咱们们能坚持到胜利那一天,总还是能见面的。”

正说着,忽听窗外有人叫道:“徐书记在这里吗?”随着话音,一人掀帘进门。大家一看,来人是张仲荃。在他身后,还跟着何象立、郭维仁、刘嘉珍、琚景云、张旭东等人。正是景玉先生要求儿子琚懋去寻找的那几个人。

老先生大喜,说:“正要让茂子去找你们,你们怎么就来了?”

张仲荃说:“徐书记要走,这么大的事 ,县里和各区都知道了,我们怎么能不知道?得知消息后,我就到寺头找徐书记,他们说徐书记走了,可能到了咱村。我马不停蹄,叫上魁元往回赶。回来又叫上景云、嘉珍、象立他们,一块儿来送送徐书记。”

看到这么多爽直的汉子,徐毅的眼中浮起感激的泪水。他和大家一一握手后说:“感谢同志对我的关心。我知道你们都很忙, 不想惊动你们,只和老先生告个别就走了。谁知你们还是来了,我真心的谢谢你们。”

郭维仁说:“徐书记,咱们通过这几年相处,已经像亲兄弟一样,你要不声不响走了,我们不知道要难过成什么样子。你是我们的老领导,这几年手把手的教我们,使我们由一个庄稼汉,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学会了许多对敌斗争的经验和方法。你是我们革命的领路人,是我们非常敬重的好领导,也是我们的生死之交。我们回来送一送你,是情理之中的,难道不应该吗?”

在场的人都纷纷说:“是的,我们都是这个意思。”

徐毅感慨的说:“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死别生离,最难得战友情深。我在大宁村工作四年,最欣慰的是相处了你们这一帮实心汉子。你们不仅是阳北的抗日骨干,是我倚重的左膀右臂,而且是我最值得信任的好兄弟。我永远不会忘记大宁村的父老乡亲,不会忘记你们这些义薄云天的患难兄弟。”

说话间,琚景玉先生已整了一桌极具当地特色的酒菜,整整摆了一桌子。这是农村待客的最高规格了。

老先生招呼徐毅和其他人入座。张仲荃说:“景玉叔,让徐书记吃吧。我们都已吃过了。”老先生说:“那里的话。我这一桌饭人人有份。你们要不陪,客人吃的多没滋味。”推让半天,张仲荃说:“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吧。”招呼其他人也落了坐。

老先生又抱出一坛子自酿的陈年米酒,满满倒了一碗,递给徐毅说:“孩子,这几年,你为了大伙,在芦苇河上下餐风露宿,奔跑颠波,义父没有照顾好你,深感惭愧。你把这碗酒喝下去,就算义父为你送行了。”

徐毅接过酒,语调哽咽地说:“义父,这几年,我也没少给你老添麻烦,没少让你老担惊受怕。你对我的好,亲娘老子也不过如此。我走了,还望你老人家多保重自己。”说完扬起脖子,把酒一饮而尽。

接下来,张仲荃也倒了一碗酒给徐毅说:“徐书记,我也借花献佛,敬你一碗。”

徐毅说:“这么多人都敬我,我可受不了。大家一起来吧。”

于是众人都端起碗,纷纷和徐毅相碰。

老先生又拿起筷子,礼让徐毅吃菜。徐毅谦让地说:“请义父先来”。老先生说:“这桌饭菜是专为你做的,你就别客气了。”徐毅只好拿起筷子,先给老先生夹了,又招呼大家共同下箸。

徐毅边吃边说道:“我刚来阳北时,只是个光杆司令。为了开展工作,尽快打开局面,我实际上是把大宁村当作县委的基地来使用的。那时候,我手中兵无一卒,将无一个,枪无一杆,无论是打通和上级的联系,还是到沿河上下传递情报,联络关系;无论是完成上级给阳北下达的筹集军粮、输送兵员等任务,还是接送南来北往的干部,以及护送我党我军人员穿越敌人的封锁线,你们就是我手中基本的依靠力量。大宁村这几年,实际上担当了阳北抗日斗争的领头雁。这既是一种光荣,又是一种压力。为这,我没有少批评你们,还请大家不要放在心上。”

众人七嘴八舌的说:“看徐书记说哪儿去了。那都是教我们学本事。我们怎么还能有埋怨之心?也是我们太愚钝了,让你费了不少心。”

徐毅说:“也不尽然。你们从一个只知种地的庄稼汉,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革命者,这中间,你们也经受了很多磨练。记得四0 年我刚来时,在要不要对敌人实行两面政策的时候,你们都不同意,我就严厉批评了你们。为了筹建联络站,保持和上级的密切联系,嘉珍没少跑路,少吃苦。后来,申四、旭东也多次北上找党,屡遇危险,同志们都是付出了很大代价啊。”

张旭东说:“徐叔,你记得么?1943年春,你派我以买棉花为名,到晋南打探敌情,我没有钱,只好向伪村长郭双群借了一百元鬼子货币,每月就要交利四十。因敌人封锁,晋南去不了,你又让我上平顺找地委,回来后又捐钱给独立营买枪。不到四个月,背出了我的半份家产。”

徐毅道:“我怎么记不得呢。那段时间,为了打通与上级的联络通道,为了壮大抗日力量,你们可真是既跑路,又破财,损失很大啊。”

张旭东说:“跑些路,贴些钱,问题都不大,关键是有时完不成任务心里有愧。四一年底,你让我和嘉珍、申四再上平顺找地委,走时你写了一份材料交申四带着。我们走到晋城东沟,用我借的那些钱,买了些香油、黄烟,冒充小贩到了平顺,向聂真等首长汇报了情况,又在党校学习了一个月。回来时,地委王一飞书记给你写了半页纸的密信,我们把它藏在颜料筒的纸皮内。走到壶关的高岩头时,遭到国民党军的盘查和殴打,差一点查出那封密信。又把我们带到西坡粮站,审问了半天,才让我们走。刚走不远,两个士兵追来,说要买东西,我们看出这些兵痞是想揩油,为了脱身,主动送给他们两打清凉油,几双袜子。为防不测,我们又把密信藏到申四裤腿下的补丁里。赶到沁河边时,下起大雨。为了抢时间赶回,我们冒雨过河。但申四忘了带给你的那封密信,没有保护好。过了河,我们在石坎下避雨时,撕了几个颜料筒纸皮点火取暖,一检查,才发现信丢了。我们三人都很晦气。回来后我们向你如实汇报,你严厉批评了我们,说我们警惕性太差,申四为此还哭了好半天。”

张旭东说得申四很不好意思。红着脸说:“那次丢了信,我难过得好几天吃不进饭。”

徐毅说:“所幸那封信没有落到敌人手里,否则,就会给革命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不能不批评你们。”

张仲荃说:“徐书记,你在这里的几年中,除了工作外,很少讲过你自己,能给我们传传经验么?”

徐毅摇摇头:“我没什么经验。我在开展敌区工作的过程中,也多次遇到过危险。十二月事变后,我受上级派遣,离开高会去蟒河那天,一进阳城地界,就遇到国民党新八师盘查,说我是八路军,不让我走。为尽早脱身,我把当时穿的一件新棉背心和一支心爱的自来水笔送给这些爱财鬼,才被放出。八里湾留人起伙店开张后,我返回地委汇报,遇到顽军和当地反动分子查店,他们问我认识八里湾的谁,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经多方设词才被放过。四零年二月,我从高平离开特委返回,夜宿晋城东沟,又遇顽军查店,说我包烟丝的包袱是军用品,把我带到东沟村公所反复审问。幸亏特委事先为我做了一个通行证,我才侥幸混过。四零年三月,阳城县委负责人刘峰同志在八里湾小店与我谈完工作后返回,走到白沟被一个当顽军的老乡认出,当即被捕。后来,敌人押着他掉头向上河走,路过我的小店门口,进去吃饭。我正要出去接待,忽听见操河南口音的人说话,我听出是老乡张健全,知道此人是坏蛋,就没敢出去。否则的话,我贸然出去,就会遭到和刘峰同志一样的结果,破坏我的隐蔽工作。日寇占领阳城后,留人起伙店被迫关闭,我撤回义父家。为了反对维持,我和大家一起跑反。有一次,敌人到村里抓人抓牲口,我和村民们跑到野外一个土窑洞里,日寇在后面紧追,把我们堵在里边。敌人把我拉出来,把我全身衣服脱光检查,因我穿的衣服很破烂,手上给群众摘桑喂蚕弄得很脏,加上我带着良民证,敌人把我当成当地群众,让我给他们赶着牲口往村里走。进村后,我寻了个机会,才乘机走脱。”

听了徐毅的历险经过,琚懋乍乍舌说:“没想到徐哥经历这么多的危险。我整天和你在一起,咋没听你说过呢。”

徐毅说:“这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我通过这些事,只是想说明,在敌人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我们的同志时刻都会遇到各种危险,必须慎之又慎,才能避免给革命带来损失。”

在场诸人都点头称是。

徐毅转问郭维仁:“老财同志,四二年太岳支队入阳前,为了给太岳支队筹粮,我提议实行苦肉计,捆了你和王书正一夜,方才瞒过鬼子,使筹粮计划顺利实现。你还记得吗?”

郭维仁答道:“当然记得了。”

徐毅问:“不知道你可理解我的良苦用心?”

郭维仁说:“徐书记,我哪能不理解呢?我要不受这一绳子,就难以保证乡亲们免遭鬼子报复。我知道这是领导的一片苦心,没有丝毫怨言。”

徐毅说:“这样理解是对的,和日本鬼子斗,既要斗勇,也要斗智。有时候为了制造假象,免不了让自己人吃些苦头,这是对敌斗争的需要。”

何象立好不容易插上话说:“徐书记,你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能再回来。我想请你再给村里的工作做些指示。”

徐毅说:“我现在已不负责阳北的工作,不能再做什么指示。不过,凭我这几年和大宁村的感情以及对这里的了解,我还是愿意提一些建议。首先,就整个阳城的形势看,革命力量已有了很大发展和壮大,但是相对来说,日本鬼子的力量仍然比较强大,他们的实力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削弱,并且凭借着占据城市和交通要道的优势,经常不断的进行清乡、扫荡,妄图扼杀新生的革命力量和抗日根据地。而且越往后斗争就越残酷。因此,加强武装斗争始终是全县各项工作的中心环节,也应该是大宁村的中心环节。你们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依托民兵武装,开展全民武装抗日,并且和周围各村联合,建立联防区,把大宁村建成打不烂攻不破的钢铁堡垒。每一个村庄都能如此,敌人的末日就不远了。

“第二,要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而慎重的抓好减租减息,同时把双减与生产运动结合起来。从四二年起,阳城的旱蝗灾害就非常严重。今年更胜过去年,粮食歉收,民不聊生。加上鬼子的扫荡,抢劫,封锁,无论是敌占区还是根据地,人民生存十分困难。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为了度过眼前的困难,要根据党的“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的政策,说服地富豪绅减收或缓收百姓租息,并且向有粮者合理借粮,开仓济贫。同时,要帮助困难家庭开展生产自救。据我了解,许多百姓家中男劳力被抓被害,也有的参加了八路军队伍,这些人家中缺少人手,难以进行生产,村里要组织他们,以常年互助组,季节性互助组,变工队等方式,实行劳动互助,共度难关。村里的公产公地,合作社组织,也要为群众提供生产生活服务。

“第三,要把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当做一切工作的保障,抓住不放,大宁村从三八年建党以来,党支部始终成为领导人民同内外敌人斗争的坚强核心。正是有了党的领导,村民才有了靠山,才有了主心骨。现在,由于形势的发展,大宁村大批骨干被抽调,急需培养新的骨干力量和精英人物。因此,象立同志要注意抓好组织发展工作,吸收新生力量入党,并且让党的优秀分子担当村公所,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民兵队,合作社的主要工作,把政权始终掌握自己人手中。”

听了徐毅的这番话,何象立说:“我一定按照徐书记的建议,尽最大的力量去做好。”

徐毅发现,座中诸人中,张仲荃一直沉默寡言,很少说话,就问道:“仲荃同志,你平时高谈阔论,能言善辩,今晚怎么不见吭声啊?”

没想到,此言一出,张仲荃竟掉下泪来。

徐毅惊问:“仲荃,你这是怎么了?”

张仲荃这才抽抽搭搭地说道:“徐书记,你这就要走了,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到?我一直想着,大宁村能够打开局面,阳北的工作能做得这么好,都是在你领导下取得的呀。你既是我们的上级,也是我们的兄长,我实在是舍不得你走啊。”

张仲荃一掉泪,所有人都受到感染,不由得悲从中来。

徐毅赶忙说道:“大家快不要这样,否则我也受不了。这几年,为了阳北的工作,我固然作了不少努力,但大家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尤其是仲荃同志,文化虽然不高,但悟性强,肯钻研,对党的政策吃得透,理解快,对我的工作配合最得力。我和陆达同志说到你时,他对你的评价很高,称赞你是农民领袖,革命旗帜。今后,阳北和大宁的工作,仲荃还要多担当一些。”

张仲荃揉揉眼睛说:“我一定记住徐书记的话,也请徐书记有机会再到大宁村来。”

徐毅也动情地说道:“有你们这些好兄弟,我一定会再来的。”

在大家你来我往的谈论中,时间已到后半夜,琚景玉先生在徐毅长篇大论发表意见时,已悄然离席。看看时间不早,大家都站起身说:“徐书记,今天晚上就不说了,你休息一会吧。明天一早,我们给你送行。”

徐毅说:“那好,大家也回去休息,要是忙的话,明天就不要来了,今天就等于饯了行,明天由警卫员陪我走就行了。”

何象立说:“那不行,我们明天一早一定要来送你,你就听我们东道主安排吧。”

看到同志们这么热情,徐毅没法再说什么,拱手将大家送出门外后,自己才返回阁楼休息。

第二天清晨,还是头天晚上的那几个人,早早来到琚家大院,待徐毅用完早饭后,簇拥着他向门外走去。

一出大门,徐毅愣住了。只见从琚家大院到桥头的道路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足有好几百人。仔细看去,都是村里和周围山庄的乡亲们,扶老携幼,肃然伫立。徐毅问何象立:“这是怎么回事?”何象立说:“昨晚回家路上,我和张仲荃他们几个商量了一下,一致认为徐书记在这里几年,和乡亲们结下了很深的感情,徐书记要走,也应该让乡亲们知道一下。谁知一说后,乡亲们都要来送你。有的天不亮就来了。”

徐毅有些不高兴了,带着责备的口吻说:“乱弹琴。这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惊动乡亲们干什么?”

何象立说:“徐书记,大家也是出于一片好意。乡亲们既然来了,你就见一见大家再走吧。”

徐毅也知道大家是出于好意,可他觉得这样很不合适。众目睽睽之下,他不好再说什么,只好往前一站,大声说:“乡亲们,感谢大家来为我送行。我徐毅在村里这么几年,没少给乡亲们添麻烦。根据上级命令,我就要离开这里,回家乡开展新的工作,请乡亲们多加保重,抗战胜利后,我一定回来看望大家。”

乡亲们想起徐毅在村里这几年,走家串户,不仅给大家宣传抗日道理,而且热情的帮助每一个有困难的家庭。经常卖了东西少收甚至不收钱。更重要的是,在徐书记领导下,以各种方式抵制和反抗日伪的暴行,在很大程度上保全了村民利益。这样好的一个人,如今就要离开他们,许多人不由鼻子一酸,掉下泪来,有的甚至哭出声来。一人哭,众人也跟着哭。不一会儿,哭声响成一片。

老天也仿佛被眼前的场景感动了,天空飘起了毛毛细雨。

徐毅眼噙热泪,和乡亲们一一握手,然后穿过人丛,向村外走去。村民们不忍离去,跟在徐毅身后,一直来到村外的芦苇河边。

徐毅再三拱手,请村民们回去。大家不肯,非要看着他走。徐毅没法,恭恭敬敬的向乡亲们行了三个鞠躬礼,才在警卫员陪同下,转身离去。

徐毅不知道的是,在他走后,琚景玉老先生一个人关着门哭了半天,并且连续几天茶饭不思,神情恍惚。

徐毅调离阳城后,先后任河南省济源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抗战胜利后,他又回到山西晋南,历任闻喜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稷山县委书记,晋南地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运城地区手工业管理局党委书记兼局长,运城地委组织部副部长,运城地区纪委副书记等职。他和大宁村的干部群众,特别是琚家后人始终保持着良好关系。1990年3月,徐毅因病在运城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责任编辑: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