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村民洒泪送徐毅  感天动地血肉情

自阳北抗日局面刷新，徐毅公开自己的共产党员和阳北县委负责人身份后，他就彻底告别了那份货郎生意，以一个职业革命家的面貌出现在群众之中。由于大宁村处于交通要道，为防止日伪偷袭，避免革命力量的损失，徐毅率县委机关，移驻寺头黍地、张庄一带活动。从此，他就很少在村里出现。偶尔来一次，也是看一看琚景玉先生就匆匆而去。

又很久没见到徐毅了，琚景玉先生不免生出几分牵挂和想念之心。自徐毅来到大宁村，并拜老先生为义父，已经将近四年了。这四年来，老先生已经真真切切的把徐毅当作自己的亲儿子一样看待。尤其是当他知道徐毅的真实身份后，内心深处更有一股自豪感。自己的义子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日本鬼子和汉奸是那么怕他，所到之处百姓们是那么敬重他，而自己则是这位了不起的革命者的义父，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啊。因此，一贯沉默的老先生，变得话多起来。他非常喜欢和自己的同辈、同道议论徐毅。他也多次告诫自己的几个儿子：“跟着你徐哥好好学、好好干，将来有个好出息。”他还时时渴望见到徐毅，听他那爽朗的笑声，看他那指点江山的豪迈气概。他还打算，只要徐毅一直在这个地方干下去，那么，当打走日本人后，他要为徐毅盖一座房子，让徐毅把家中亲人接来，陪伴在自己身边。

正在老先生拳拳思念义子之际，徐毅在一天晚上带着一个警卫员，突然出现在老先生面前。老先生惊喜之余，忙上前问长问短。但是，徐毅的情绪似乎有些不大对头。他的话很少，只是机械的看着义父义母在地下走来走去为他忙乎，却没有像过去一样积极地帮着干活。

精明的老先生很快觉察到徐毅有些反常，就停下手中的活问道：“孩子，怎么啦？”

徐毅摇摇头说：“没什么义父，我挺好的。”

老先生不相信，问：“不可能，是不是工作上有什么不顺心的事？”

徐毅说：“没什么事，工作挺顺利的。”

老先生问：“那，是谁给你气受了？”

徐毅笑了笑说：“义父，那哪儿可能呢。”

老先生说：“那我怎么觉得你今天不高兴。”

说到这里，老先生看到徐毅的眼中闪着晶莹的泪光，越发相信了自己的判断，他说：“孩子，你一定有什么事瞒着我。如果你有什么委屈，就讲出来，也许这样会好一些。”

事到此时，徐毅知道瞒不住了，就如实告诉老先生：“义父，我要走了，走之前，我过来看望一下你老人家。”

“走，往哪儿走？”老先生一时没反应过来。

“我的工作变动了，要到别的地方。”徐毅诚恳答道。

“到别的地方？什么地方？”老先生问。

徐毅说：“回我老家河南。”

“啊，回河南？这里好好的怎么要回去？是你想家了吧？”

“不是的，义父，这是工作需要，组织调动。”徐毅解释道。

原来，进入1943年后，随着阳南、阳北党组织力量的壮大和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晋豫区党委为进一步加强对阳城地方党的领导，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对阳南、阳北的党政班子及其隶属关系进行了大的调整，当年一月，晋豫区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王竞成、三地委宣传部长陆达分别出任阳南、阳北县委书记。陆达到任后，徐毅仍担任县委副书记。三月，阳北县委划归太岳区四地委领导，五月，为加强豫北地区抗日斗争，上级党委决定调徐毅任济源县组织部长兼区委书记。徐毅历来组织观念很强，对党的分配和调动坚决服从，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让他以一个县委负责人的身份去另一个县任组织部长和区委书记，从职级上是降低了，但徐毅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他也很想念河南的父老乡亲，想念自己的家。为了革命需要，自己离家多年，流离在外，也该回去看看他们了。他本想在任命之后，即刻前去赴任。但是，他毕竟在大宁村立足、生存、战斗了近四个年头，是他的义父琚景玉老先生，他的战友张仲荃、郭维邦、郭维仁、琚景云、琚天贵、刘嘉珍等人，以及大宁村的村民们，全心全意地掩护他、帮助他、配合他，才使他在日本鬼子的野蛮统治下，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中，没有受到一丝一毫的损失，并领导阳北开创出一个崭新的抗日局面。他已和大宁村的村民们，和大宁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因此，在自己即将奔赴新的岗位之际，他又感觉到对这里依依难舍。不回去看一看与自己朝夕相处多年的义父、乡亲和战友们，他觉得很过意不去。出于这个考虑，他把工作安顿交接之后，专程返回大宁村进行告别。

听了徐毅的解释，琚景玉先生知道义子是非走不可了。他向外喊了一声：“茂子，你过来一下。”茂子就是先生的长子琚懋，他听到父亲吆喝，急忙从西厢房过来问道：“爸，有什么事吗？”一掀帘子，看见了徐毅，顿感兴奋万分，上前拉住徐毅的手，亲热的问：“徐哥，你可好长时间没来了，我们这几天正想你了，我爸一直念叨你。”

琚景玉打断琚懋的话：“茂子，你徐哥要走了。”

琚懋一时反应不过来，问：“去哪儿？”

老先生说：“你徐哥要回他河南老家工作，这是来辞行的。我们哪能让他这么就走了？你去把你景云叔，你兄弟天贵，还有张仲荃、刘嘉珍、何象立、张旭东，反正就是平时那几个踢破咱琚家大院门槛的几个人，都叫过来和你徐哥聚一聚，说会儿话。我和你妈去拾掇点饭，让你徐哥吃一顿咱家的饭再走。”

徐毅赶忙说：“义父，不用了。他们都很忙。我主要是来看看你。再说，仲荃他们都在区上，旭东在县安局，聚起来不容易。我看这次就免了吧。等抗战胜利了，我再回来看他们。”

琚景玉先生固执的说：“不行，你这一去，谁知什么时候能回来，让茂子多派几个人，一定要把他们叫回来。”

琚懋说：“徐哥，我看我爸说的对。你和这些人多年相处，可以说既是同志关系，又是哥们关系，感情深厚，情同手足，怎么能招呼也不打一声就走呢？你在这里坐着和爸说话，我去叫他们。最多一个时辰也就回来了。”

徐毅说：“谢谢你，茂子兄弟。现在虽说咱们这里已成了根据地，但汉奸敌特到处活动，很不安全，我说还是不要去了。万一因为这个路上出个事，我可是一辈子良心不得安宁。我想，只要咱们们能坚持到胜利那一天，总还是能见面的。”

正说着，忽听窗外有人叫道：“徐书记在这里吗？”随着话音，一人掀帘进门。大家一看，来人是张仲荃。在他身后，还跟着何象立、郭维仁、刘嘉珍、琚景云、张旭东等人。正是景玉先生要求儿子琚懋去寻找的那几个人。

老先生大喜，说：“正要让茂子去找你们，你们怎么就来了？”

张仲荃说：“徐书记要走，这么大的事 ，县里和各区都知道了，我们怎么能不知道？得知消息后，我就到寺头找徐书记，他们说徐书记走了，可能到了咱村。我马不停蹄，叫上魁元往回赶。回来又叫上景云、嘉珍、象立他们，一块儿来送送徐书记。”

看到这么多爽直的汉子，徐毅的眼中浮起感激的泪水。他和大家一一握手后说：“感谢同志对我的关心。我知道你们都很忙， 不想惊动你们，只和老先生告个别就走了。谁知你们还是来了，我真心的谢谢你们。”

郭维仁说：“徐书记，咱们通过这几年相处，已经像亲兄弟一样，你要不声不响走了，我们不知道要难过成什么样子。你是我们的老领导，这几年手把手的教我们，使我们由一个庄稼汉，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学会了许多对敌斗争的经验和方法。你是我们革命的领路人，是我们非常敬重的好领导，也是我们的生死之交。我们回来送一送你，是情理之中的，难道不应该吗？”

在场的人都纷纷说：“是的，我们都是这个意思。”

徐毅感慨的说：“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死别生离，最难得战友情深。我在大宁村工作四年，最欣慰的是相处了你们这一帮实心汉子。你们不仅是阳北的抗日骨干，是我倚重的左膀右臂，而且是我最值得信任的好兄弟。我永远不会忘记大宁村的父老乡亲，不会忘记你们这些义薄云天的患难兄弟。”

说话间，琚景玉先生已整了一桌极具当地特色的酒菜，整整摆了一桌子。这是农村待客的最高规格了。

老先生招呼徐毅和其他人入座。张仲荃说：“景玉叔，让徐书记吃吧。我们都已吃过了。”老先生说：“那里的话。我这一桌饭人人有份。你们要不陪，客人吃的多没滋味。”推让半天，张仲荃说：“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吧。”招呼其他人也落了坐。

老先生又抱出一坛子自酿的陈年米酒，满满倒了一碗，递给徐毅说：“孩子，这几年，你为了大伙，在芦苇河上下餐风露宿，奔跑颠波，义父没有照顾好你，深感惭愧。你把这碗酒喝下去，就算义父为你送行了。”

徐毅接过酒，语调哽咽地说：“义父，这几年，我也没少给你老添麻烦，没少让你老担惊受怕。你对我的好，亲娘老子也不过如此。我走了，还望你老人家多保重自己。”说完扬起脖子，把酒一饮而尽。

接下来，张仲荃也倒了一碗酒给徐毅说：“徐书记，我也借花献佛，敬你一碗。”

徐毅说：“这么多人都敬我，我可受不了。大家一起来吧。”

于是众人都端起碗，纷纷和徐毅相碰。

老先生又拿起筷子，礼让徐毅吃菜。徐毅谦让地说：“请义父先来”。老先生说：“这桌饭菜是专为你做的，你就别客气了。”徐毅只好拿起筷子，先给老先生夹了，又招呼大家共同下箸。

徐毅边吃边说道：“我刚来阳北时，只是个光杆司令。为了开展工作，尽快打开局面，我实际上是把大宁村当作县委的基地来使用的。那时候，我手中兵无一卒，将无一个，枪无一杆，无论是打通和上级的联系，还是到沿河上下传递情报，联络关系；无论是完成上级给阳北下达的筹集军粮、输送兵员等任务，还是接送南来北往的干部，以及护送我党我军人员穿越敌人的封锁线，你们就是我手中基本的依靠力量。大宁村这几年，实际上担当了阳北抗日斗争的领头雁。这既是一种光荣，又是一种压力。为这，我没有少批评你们，还请大家不要放在心上。”

众人七嘴八舌的说：“看徐书记说哪儿去了。那都是教我们学本事。我们怎么还能有埋怨之心？也是我们太愚钝了，让你费了不少心。”

徐毅说：“也不尽然。你们从一个只知种地的庄稼汉，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革命者，这中间，你们也经受了很多磨练。记得四0 年我刚来时，在要不要对敌人实行两面政策的时候，你们都不同意，我就严厉批评了你们。为了筹建联络站，保持和上级的密切联系，嘉珍没少跑路，少吃苦。后来，申四、旭东也多次北上找党，屡遇危险，同志们都是付出了很大代价啊。”

张旭东说：“徐叔，你记得么？1943年春，你派我以买棉花为名，到晋南打探敌情，我没有钱，只好向伪村长郭双群借了一百元鬼子货币，每月就要交利四十。因敌人封锁，晋南去不了，你又让我上平顺找地委，回来后又捐钱给独立营买枪。不到四个月，背出了我的半份家产。”

徐毅道：“我怎么记不得呢。那段时间，为了打通与上级的联络通道，为了壮大抗日力量，你们可真是既跑路，又破财，损失很大啊。”

张旭东说：“跑些路，贴些钱，问题都不大，关键是有时完不成任务心里有愧。四一年底，你让我和嘉珍、申四再上平顺找地委，走时你写了一份材料交申四带着。我们走到晋城东沟，用我借的那些钱，买了些香油、黄烟，冒充小贩到了平顺，向聂真等首长汇报了情况，又在党校学习了一个月。回来时，地委王一飞书记给你写了半页纸的密信，我们把它藏在颜料筒的纸皮内。走到壶关的高岩头时，遭到国民党军的盘查和殴打，差一点查出那封密信。又把我们带到西坡粮站，审问了半天，才让我们走。刚走不远，两个士兵追来，说要买东西，我们看出这些兵痞是想揩油，为了脱身，主动送给他们两打清凉油，几双袜子。为防不测，我们又把密信藏到申四裤腿下的补丁里。赶到沁河边时，下起大雨。为了抢时间赶回，我们冒雨过河。但申四忘了带给你的那封密信，没有保护好。过了河，我们在石坎下避雨时，撕了几个颜料筒纸皮点火取暖，一检查，才发现信丢了。我们三人都很晦气。回来后我们向你如实汇报，你严厉批评了我们，说我们警惕性太差，申四为此还哭了好半天。”

张旭东说得申四很不好意思。红着脸说：“那次丢了信，我难过得好几天吃不进饭。”

徐毅说：“所幸那封信没有落到敌人手里，否则，就会给革命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不能不批评你们。”

张仲荃说：“徐书记，你在这里的几年中，除了工作外，很少讲过你自己，能给我们传传经验么？”

徐毅摇摇头：“我没什么经验。我在开展敌区工作的过程中，也多次遇到过危险。十二月事变后，我受上级派遣，离开高会去蟒河那天，一进阳城地界，就遇到国民党新八师盘查，说我是八路军，不让我走。为尽早脱身，我把当时穿的一件新棉背心和一支心爱的自来水笔送给这些爱财鬼，才被放出。八里湾留人起伙店开张后，我返回地委汇报，遇到顽军和当地反动分子查店，他们问我认识八里湾的谁，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经多方设词才被放过。四零年二月，我从高平离开特委返回，夜宿晋城东沟，又遇顽军查店，说我包烟丝的包袱是军用品，把我带到东沟村公所反复审问。幸亏特委事先为我做了一个通行证，我才侥幸混过。四零年三月，阳城县委负责人刘峰同志在八里湾小店与我谈完工作后返回，走到白沟被一个当顽军的老乡认出，当即被捕。后来，敌人押着他掉头向上河走，路过我的小店门口，进去吃饭。我正要出去接待，忽听见操河南口音的人说话，我听出是老乡张健全，知道此人是坏蛋，就没敢出去。否则的话，我贸然出去，就会遭到和刘峰同志一样的结果，破坏我的隐蔽工作。日寇占领阳城后，留人起伙店被迫关闭，我撤回义父家。为了反对维持，我和大家一起跑反。有一次，敌人到村里抓人抓牲口，我和村民们跑到野外一个土窑洞里，日寇在后面紧追，把我们堵在里边。敌人把我拉出来，把我全身衣服脱光检查，因我穿的衣服很破烂，手上给群众摘桑喂蚕弄得很脏，加上我带着良民证，敌人把我当成当地群众，让我给他们赶着牲口往村里走。进村后，我寻了个机会，才乘机走脱。”

听了徐毅的历险经过，琚懋乍乍舌说：“没想到徐哥经历这么多的危险。我整天和你在一起，咋没听你说过呢。”

徐毅说：“这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我通过这些事，只是想说明，在敌人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我们的同志时刻都会遇到各种危险，必须慎之又慎，才能避免给革命带来损失。”

在场诸人都点头称是。

徐毅转问郭维仁：“老财同志，四二年太岳支队入阳前，为了给太岳支队筹粮，我提议实行苦肉计，捆了你和王书正一夜，方才瞒过鬼子，使筹粮计划顺利实现。你还记得吗？”

郭维仁答道：“当然记得了。”

徐毅问：“不知道你可理解我的良苦用心？”

郭维仁说：“徐书记，我哪能不理解呢？我要不受这一绳子，就难以保证乡亲们免遭鬼子报复。我知道这是领导的一片苦心，没有丝毫怨言。”

徐毅说：“这样理解是对的，和日本鬼子斗，既要斗勇，也要斗智。有时候为了制造假象，免不了让自己人吃些苦头，这是对敌斗争的需要。”

何象立好不容易插上话说：“徐书记，你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能再回来。我想请你再给村里的工作做些指示。”

徐毅说：“我现在已不负责阳北的工作，不能再做什么指示。不过，凭我这几年和大宁村的感情以及对这里的了解，我还是愿意提一些建议。首先，就整个阳城的形势看，革命力量已有了很大发展和壮大，但是相对来说，日本鬼子的力量仍然比较强大，他们的实力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削弱，并且凭借着占据城市和交通要道的优势，经常不断的进行清乡、扫荡，妄图扼杀新生的革命力量和抗日根据地。而且越往后斗争就越残酷。因此，加强武装斗争始终是全县各项工作的中心环节，也应该是大宁村的中心环节。你们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依托民兵武装，开展全民武装抗日，并且和周围各村联合，建立联防区，把大宁村建成打不烂攻不破的钢铁堡垒。每一个村庄都能如此，敌人的末日就不远了。

“第二，要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而慎重的抓好减租减息，同时把双减与生产运动结合起来。从四二年起，阳城的旱蝗灾害就非常严重。今年更胜过去年，粮食歉收，民不聊生。加上鬼子的扫荡，抢劫，封锁，无论是敌占区还是根据地，人民生存十分困难。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为了度过眼前的困难，要根据党的“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的政策，说服地富豪绅减收或缓收百姓租息，并且向有粮者合理借粮，开仓济贫。同时，要帮助困难家庭开展生产自救。据我了解，许多百姓家中男劳力被抓被害，也有的参加了八路军队伍，这些人家中缺少人手，难以进行生产，村里要组织他们，以常年互助组，季节性互助组，变工队等方式，实行劳动互助，共度难关。村里的公产公地，合作社组织，也要为群众提供生产生活服务。

“第三，要把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当做一切工作的保障，抓住不放，大宁村从三八年建党以来，党支部始终成为领导人民同内外敌人斗争的坚强核心。正是有了党的领导，村民才有了靠山，才有了主心骨。现在，由于形势的发展，大宁村大批骨干被抽调，急需培养新的骨干力量和精英人物。因此，象立同志要注意抓好组织发展工作，吸收新生力量入党，并且让党的优秀分子担当村公所，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民兵队，合作社的主要工作，把政权始终掌握自己人手中。”

听了徐毅的这番话，何象立说：“我一定按照徐书记的建议，尽最大的力量去做好。”

徐毅发现，座中诸人中，张仲荃一直沉默寡言，很少说话，就问道：“仲荃同志，你平时高谈阔论，能言善辩，今晚怎么不见吭声啊？”

没想到，此言一出，张仲荃竟掉下泪来。

徐毅惊问：“仲荃，你这是怎么了？”

张仲荃这才抽抽搭搭地说道：“徐书记，你这就要走了，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到？我一直想着，大宁村能够打开局面，阳北的工作能做得这么好，都是在你领导下取得的呀。你既是我们的上级，也是我们的兄长，我实在是舍不得你走啊。”

张仲荃一掉泪，所有人都受到感染，不由得悲从中来。

徐毅赶忙说道：“大家快不要这样，否则我也受不了。这几年，为了阳北的工作，我固然作了不少努力，但大家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尤其是仲荃同志，文化虽然不高，但悟性强，肯钻研，对党的政策吃得透，理解快，对我的工作配合最得力。我和陆达同志说到你时，他对你的评价很高，称赞你是农民领袖，革命旗帜。今后，阳北和大宁的工作，仲荃还要多担当一些。”

张仲荃揉揉眼睛说：“我一定记住徐书记的话，也请徐书记有机会再到大宁村来。”

徐毅也动情地说道：“有你们这些好兄弟，我一定会再来的。”

在大家你来我往的谈论中，时间已到后半夜，琚景玉先生在徐毅长篇大论发表意见时，已悄然离席。看看时间不早，大家都站起身说：“徐书记，今天晚上就不说了，你休息一会吧。明天一早，我们给你送行。”

徐毅说：“那好，大家也回去休息，要是忙的话，明天就不要来了，今天就等于饯了行，明天由警卫员陪我走就行了。”

何象立说：“那不行，我们明天一早一定要来送你，你就听我们东道主安排吧。”

看到同志们这么热情，徐毅没法再说什么，拱手将大家送出门外后，自己才返回阁楼休息。

第二天清晨，还是头天晚上的那几个人，早早来到琚家大院，待徐毅用完早饭后，簇拥着他向门外走去。

一出大门，徐毅愣住了。只见从琚家大院到桥头的道路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足有好几百人。仔细看去，都是村里和周围山庄的乡亲们，扶老携幼，肃然伫立。徐毅问何象立：“这是怎么回事？”何象立说：“昨晚回家路上，我和张仲荃他们几个商量了一下，一致认为徐书记在这里几年，和乡亲们结下了很深的感情，徐书记要走，也应该让乡亲们知道一下。谁知一说后，乡亲们都要来送你。有的天不亮就来了。”

徐毅有些不高兴了，带着责备的口吻说：“乱弹琴。这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惊动乡亲们干什么？”

何象立说：“徐书记，大家也是出于一片好意。乡亲们既然来了，你就见一见大家再走吧。”

徐毅也知道大家是出于好意，可他觉得这样很不合适。众目睽睽之下，他不好再说什么，只好往前一站，大声说：“乡亲们，感谢大家来为我送行。我徐毅在村里这么几年，没少给乡亲们添麻烦。根据上级命令，我就要离开这里，回家乡开展新的工作，请乡亲们多加保重，抗战胜利后，我一定回来看望大家。”

乡亲们想起徐毅在村里这几年，走家串户，不仅给大家宣传抗日道理，而且热情的帮助每一个有困难的家庭。经常卖了东西少收甚至不收钱。更重要的是，在徐书记领导下，以各种方式抵制和反抗日伪的暴行，在很大程度上保全了村民利益。这样好的一个人，如今就要离开他们，许多人不由鼻子一酸，掉下泪来，有的甚至哭出声来。一人哭，众人也跟着哭。不一会儿，哭声响成一片。

老天也仿佛被眼前的场景感动了，天空飘起了毛毛细雨。

徐毅眼噙热泪，和乡亲们一一握手，然后穿过人丛，向村外走去。村民们不忍离去，跟在徐毅身后，一直来到村外的芦苇河边。

徐毅再三拱手，请村民们回去。大家不肯，非要看着他走。徐毅没法，恭恭敬敬的向乡亲们行了三个鞠躬礼，才在警卫员陪同下，转身离去。

徐毅不知道的是，在他走后，琚景玉老先生一个人关着门哭了半天，并且连续几天茶饭不思，神情恍惚。

徐毅调离阳城后，先后任河南省济源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抗战胜利后，他又回到山西晋南，历任闻喜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稷山县委书记，晋南地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运城地区手工业管理局党委书记兼局长，运城地委组织部副部长，运城地区纪委副书记等职。他和大宁村的干部群众，特别是琚家后人始终保持着良好关系。1990年3月，徐毅因病在运城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责任编辑：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