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敌工站移驻大宁村  张健民编织情报网

张家大院忽然又热闹起来。因为，张家最有出息的老四张仲芳在销声匿迹几年后，又回来了。

张仲芳不光是张家的有为子弟，而且是大宁村最具影响力的青年才俊。他在“十二月事变”中勇斗阎顽的事迹在芦河两岸广为传颂，使他在当地成为妇孺皆知的传奇人物。

张仲芳这次回来，和十二月事变时仓促回村的情形有很大不同。那时候，为躲避阎顽追捕，他潜踪藏迹，来去匆忙，极为神秘，以至村人皆不知其去向。这次回来，却是不掩行迹、公开出入、神情坦然，并且身着八路军军装，英姿飒爽地出现在众人面前，使得人们对他更加刮目相看，以至于他一进村，马上引起全村男女老幼的关注。一连几天，人们川流不息的到张家大院来看望他。长辈人拉着他的手，上下左右的看个不够，关切地询问他这几年在外的情形。年轻人则是盯着那身把他衬托着英俊威武的军装和腰中的手枪羡慕不已，胆大者甚至走上前来用手抚摸几下，然后缠着让他介绍参加八路军。

几天以后，已成为抗日村公所的中佛堂大庙大门一侧，又竖起了一块醒目标牌，上书“八路军阳城办事处”八个大字。这个办事处的负责人就是张仲芳，不过村人这时已知他改名为张健民。随同张健民在此办公的，还有与张健民一同回村的本村人刘申四、长子县人牛存信、本县汉上村人段世鑫等人。他们对外的公开任务是协调八路军与地方政权和基层群众的关系，实际上，这个办事处的真正性质，是八路军敌伪工作站。张健民的真实职务，是敌伪工作站站长。

张健民不是在十二月事变后参加了八路军新一旅，任新一旅政治部秘书吗？怎么又成了敌工站长？此中有这么一段缘由：

自参加八路军新一旅后，张健民亲历了反击反共顽固派黎民游击队，震惊中外的华北“百团大战”，五月反扫荡，著名的响堂铺战斗等战事，在战火里得到进一步锻炼成长。特别是在五月反扫荡后，针对敌人企图消灭我首脑指挥机关的企图，新一旅指挥机关随同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在河北涉县粉碎了日军二十五个大队的铁壁合围。张健民作为司令部秘书人员，亲眼目睹了刘伯承师长面对优势敌人镇静如常、指挥若定的战神风采，并且亲随刘伯承师长走牧羊道，过邯长路，翻鹞子坡，经历了整个艰苦的突围过程，在军政知识、胆略意志等方面，均获益非浅。

张健民任司令部秘书期间，工作踏实，且文思敏捷，有“军中秀才”之称。一九四二年五月反扫荡取得胜利后，八路军一二九师拟为刘伯承师长五十寿辰举办寿典，以树立刘伯承同志作为太行山军事指挥总代表的声望，从威势上震慑敌人。新一旅唐天际政委命张健民代新一旅起草寿联，张健民很快拟出“德如东海晋冀鲁豫均沾泽，寿比南山党政军民齐欢呼”的寿联和“德寿俱增”的横批。唐天际政委看后很满意，当即亲自挥毫书写。唐天际是井冈山时代的老革命，不仅具有很高的军政素养，而且善诗文，精书法，写得一手好字。有“太南一支笔 ”的美称。他写好后，着人送往寿典会场，颇为参加祝寿人员所瞩目。此事在新一旅一时传为佳话，时人既盛赞唐政委不愧为“太南一支笔”，也称赞张健民有古人“倚马可待”之遗风。

一九四二年十月，晋豫联防区司令部与八路军新一旅协商，调张健民到晋豫联防区工作。当时，晋豫联防区驻地在阳南索泉岭西侧的佛堂沟。张健民在这里见到了区党委书记聂真和联防区政治部主任杨伯笙。张健民同这两位首长关系都很熟悉。但是，在如何分配张健民的工作时，两位领导犯了难。因为，当时调张健民从太行归来，是要他到新建的阳北县工作，但因张健民旅途遥远，屡遭敌情，迟迟未到，晋豫区只好另派他人。现在健民回来了，只能采取调出一同志让张健民到阳北，或留在政治部再做秘书工作两种方式让健民选择。张健民考虑到，阳北是自己的家乡，在家乡搞党政工作易受社会关系干扰；留政治部须对原有秘书重新安排，这样可能会伤害自己同志的感情。再说，刚从新一旅政治部秘书岗位离开，再留机关工作，就很难得到下基层锻炼的机会。于是，张健民当面向区党委领导要求，舍此两者之外，请分配到其它实际岗位。恰在此时，晋豫联防区政治部敌伪工作科科长曾柯同志跟随在杨伯笙身边，他提出，让健民到敌工科工作，具体担任阳城县敌伪工作站站长。杨伯笙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岗位，健民也觉得这项工作非常具有挑战性，想也没想就答应了。由此，晋豫区党委指示三地委，任命张健民为阳北县委委员，他的八路军阳城办事处主任和敌工站站长职务则由联防区司令部任命。

敌工站是一个军队建制的特殊单位。它的全称是“八路军晋豫区司令部阳城县敌伪军工作站”，直属八路军晋豫联防区敌工科。它的性质是秘密的，对社会的公开名义是“八路军阳城县办事处”，实质是开展敌伪情报工作，发展内线，分化、瓦解、策反敌伪人员，是一条隐蔽的、看不见的战线。由于敌工站的特殊性，在阳南、阳北讨论、研究敌占区的工作时，张健民都可以参加，对涉及敌伪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商业的政策和斗争策略，敌工站则可分别对两县提出意见。

阳城敌工站原驻白桑乡的王洼和柳泉小庄。张健民到任后，经过对情况全面摸底，认为敌工站处于日伪白桑据点眼皮子底下，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鉴于自己是阳北大宁村人，情况熟悉，掩护面大，也鉴于大宁村已断绝对敌维持，成为抗日根据地和阳北县委所在地，张健民在征得同事同意，并报上级批准后，将敌工站移驻大宁村。从此开始，直至阳城解放，大宁村又成为整个阳城敌伪情报工作的中心。

令村民惊奇的是，张健民作为八路军阳城办事处负责人，却经常不见他坐堂办公，有时多日见不着他的身影，谁也不知道他在忙什么。可是，他确实很忙：忙着与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忙着发展地下情报人员，在各个村庄建立秘密情报联点，忙着在敌伪人员中选点布线，攻心策反，为大反攻做准备。他的身份是公开的，他的工作却只能在极秘密的状态下进行。

张健民接任敌工站长时，前任站长王春秋、副站长贾梦奇已带领敌工站人员，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历经艰苦努力，先后建起三条内线：一是由李志华、王姚盛、赵小白等人为线头，以近在县城的清林沟为联络点，直通四0 年冬打入敌人内部的伪警备一中队第一小队长李凤歧。二是以一区分委书记胡锡光、尹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张继贤为线头，直通伪警备一中队队部书记、地下党支部负责人贾甲申。三是以西沟张学尧、北任村马崇德、秦友山为线头，以县医院我党地下人员宁选三处为联络点，与打入伪警备一中队任班长的地下党员张文盛相联络。

张健民对敌工站的这几条线进行了仔细推敲，他既为战友们的工作成果而欣慰，又从中看出了许多薄弱环节。他感到，敌工站注重县城情报工作是对的，但对遍布全县各地的碉堡、据点的情报关注不够；依靠我方人员开展地下情报是对的，但缺少在城乡维持会、村公所等敌伪机构中对日伪人员的争取，使之为我所用；同时，在广大农村地区，秘密工作的力度还不够。我方还很难做到耳聪目明。

张健民由此得出结论：尽管敌工站的工作已从一片空白发展到初具规模，但就形成一个庞大而完整的情报网络来说，还差得很远，还有待于继续进行艰苦的努力。

他和阳北县委书记徐毅就深入开展敌伪工作交换了意见。

张健民和徐毅都是党内精英，在当地群众中都享有很高威信。晋豫区各县干部北撤时，两人曾有一面之交。徐毅到阳北开辟工作，多次听人讲过张健民的事迹。张健民回到村里后，耳朵里也灌满了徐毅的传奇故事。两人如今聚首共事，不免有惺惺相惜之意，彼此相互敬重，心气相投，配合得十分默契。

当听了张健民对敌工现状的分析后，徐毅说：“健民同志，隐蔽战线好比我党我军的眼睛和耳朵，是我们对敌斗争的生命线。没有这条线，我们就会成为聋子和瞎子，很难取得斗争的主动权。不光是在阳北，在整个阳城，我们都需要借重隐蔽战线对公开斗争的策应。希望你放手去干，县委保证全力支持配合你的工作。”

张健民说：“我对从事和开展秘密工作的经验还不足。不过我想，它不外乎包含这样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敌人的心脏里做文章。敌人的心脏，就是他们力量最强、防范最严密的县城。日伪军政指挥系统全摆在这里。对我们最有价值的情报也集中在这里。我们必须重点加强县城的敌伪工作，才能时刻掌握敌方动向。同时，要毫不放松的做好瓦解敌伪武装，争取敌方人员的工作，一旦时机成熟，就能拉出来为我所用。”

徐毅说：“一九四二年冬，敌人刚组建警备队时，我就派李凤歧以招募名义打了进去，随后又把贾甲申、张文盛派了进去。这些同志凭着对党的忠诚和勇敢，不顾个人安危，周旋于虎穴狼窝，为抗日斗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张健民说：“这些情况我已了解了。但我觉得单靠他们还不够。目前警备一中队的内线力量较强，其它中队则相当薄弱甚至空白。而且根据目前形势，除了做好内线情报和一般下级军官与士兵的争取工作外，还必须转向争取高级军官。我听说伪警备一中队队长崔永法比较温和，不是死硬汉奸，就可以考虑从崔永法着手，在上层进行突破。这样，你派去的几个人，我打算亲自掌握使用，并对他们重新分工。同时，还准备在近期再派一些同志进去。”

徐毅想了想说：“可以，我现在就把李凤歧他们的隶属关系和联络方式移交给你，以后就由你一并掌握。”

张健民继续说：“第二，敌伪工作要深入到各个碉堡、炮楼、据点，这些地方是敌人赖以维持统治的基础，如果我们能够摧毁这些碉堡据点，城中日伪就成了孤立之敌。但眼下我们还缺乏摧毁它的力量，当前所能做的，也是必须及时做的，是要从内部寻找可用之人，或借敌人征夫派差之际，选派合适可靠的人进去做内应。中国有句话说：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如果我们在每一个碉堡据点都安上我们的人，等反攻时机一到，何愁不能摧毁他们？”

徐毅说：“这确实是我们应该重视的地方。记得我刚到阳北时，曾选派马寨村郭进金十二岁的弟弟郭佑民到刘村据点当差，就掌握了不少敌方情报。后来，重视了对县城的秘密工作，这些地方的工作就有所忽视。”

张健民道：“我听说，警备二中队有个叫阎小仓的，头脑简单，满脑袋吃谁的粮扛谁的枪听谁差使的糊涂思想。每逢日军扫荡，他都冲锋在前，做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后来，听说阳北武工队假意抓了他的父母妻子，并且放出风声要以汉奸家属处以重刑。这阎小仓听说后痛哭流涕，赶紧向政府求饶，并写下保证，再到根据地窜扰，枪口一定朝天，绝不伤害人畜，如违反，后果自负。后来，这阎小仓再也不敢像从前那样鲁莽事敌了。有这回事吗？”

徐毅说：“有这回事，我还亲自与这阎小仓谈过话。”

张健民说：“这件事对我启发很大。现在驻在各个据点和炮楼的伪军，基本都是本地人。如果能通过他们的亲属家人做些工作，就能促使一部分人转变立场，为我们服务。另外，敌人经常向所在地派差要人。咱们瞅准机会，就像你派郭佑民进刘村据点一样。咱们也向各据点多派一些像郭佑民那样的人，通过他们的渗透瓦解，慢慢就把敌人的基础搞垮了。”

徐毅问：“其它方面，你还有什么考虑？”

张健民侃侃而言：“第三，除了对日伪武装进行分化瓦解外，还要大力开展对城乡伪政权中的人员做争取工作。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为敌人做事，是迫于无奈，并不是真心事敌。我们拉得紧些，他们就有可能转向革命阵营。比如我的老师王耀庭，在伪剿共委员会任职。事变前，他和我同在县牺盟会共事，具有爱国思想，出任伪职并不是他的真心。还有伪三区区长刘墨林，已看清小日本气数不会很长，流露出愿和我敌工人员接洽的意思。我已和这些人进行了接触谈话，给他们讲明了日寇必亡，抗日必胜，伪组织人员只有及时回头，才能免遭世代汉奸骂名的道理，他们均表示愿意同抗日政府建立联系，为人民办一些好事，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对于那些数典忘祖，坚决与人民为敌的铁杆汉奸，必要时则给予坚决镇压，给伪政权人员以震慑，促使他们回归光明。

“第四，必须把党的秘密工作扎根于群众。革命战争之最深厚的伟力和源泉，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依靠群众，我们就会对敌情无所不晓，对强敌无坚不摧。群众中那些坚决拥护共产党八路军，誓死不与日本鬼子同流合污的进步分子，经过考察，都可以作为我们的依靠骨干，成为我们的地下交通员、秘密联络员、可靠情报员，有的甚至可以直接吸收为敌工站的工作人员。让他们以合法身份和公开职业为掩护，承担敌工任务。我准备先以同乡、同学、同事、朋友、亲戚、师生等名义，在凡有敌人炮楼和据点的地方，建立起第一批情报网络，然后逐步扩展，力争覆盖到所有村庄。”

听了张健民一番设想，徐毅认为这个敌工计划严谨、周密、细致，堪称万全之策。他补充说：“情报工作是在老虎嘴上捋须，危险性极大，必须万分谨慎，挑选的人员一定要十分可靠。否则，一着不慎，就会给革命事业带来灾难性后果。同时，仅靠敌工站的几个同志，要完成这样庞大的计划，力量远远不够。我建议你直接负责对城乡敌伪工作，这是隐蔽战线工作的重中之重。其它的事情，则分工由别的同志去干。为了配合你的行动，县委将责成军事部长栗顺兴、公安局侦察股长张旭东协助你，这两个同志机智勇敢，对敌斗争经验丰富，而且是你过去在大宁村做党的工作的得力助手，有他们协助，你的计划实施起来就容易多了。”

张健民兴奋地说：“那太好了。这两个同志我都了解，而且都是久经考验的优秀同志。有了他们的配合，我将如虎添翼。不把鬼子的老巢闹个天翻地覆，决不罢休。”

在阳北县委的坚定支持下，张健民脱下那身回村后仅穿了几天的军装，换上便衣，开始在敌占区各村、各据点炮楼所在地穿梭奔波。他冒着极大的风险，深入到敌人鼻子底下，在敌人各据点所在地考察人员、了解情况、设点布线。不长时间，凡城外修有日军炮楼的地方，都安置了情报收集人员。

南安阳、风圪堆、风神庙是县城外围三个最大的据点，它环绕县城东、西、北呈半径分布，既对县城形成拱卫之势，又对周围农村形成辐射和钳击之势，敌人在这里分别布有重兵，是未来攻克县城的主要障碍。张健民自然也将这里作为分化瓦解的主要对象。

南安阳村有一位伪村副叫董清汉，平时头戴黑呢礼帽，脚蹬牛皮底靴，骑着桔红大马，手提一条马鞭，行走村中街道，往来城乡之间，进出日军红部和安阳据点如履平地，时人均认为其是铁杆汉奸。但张健民通过在南安阳村秘密查访，细致考察，认为董清汉的外表是伪装出来的，他的内心深处其实有着正直、爱国的一面。为了试探董清汉，张健民亲自出面，让董清汉护送我方人员过封锁线，董清汉一口答应，果然敌人岗哨一不盘问二不搜身就放行通过。张健民又让董清汉设法阻截瓜底、涝泉两村给安阳据点日军所送粮食，董清汉用了个调虎离山计，不仅让游击队截获成功，而且将罪名加到了县城伪警备队头上。董清汉还主动提供了南安阳一带日伪军、汉奸的活动情况，经敌工站核对，没有大的出入。通过几次试探，张健民认定董清汉并不是死心塌地的汉奸，于是亮明了自己的共产党员和敌工站站长身份，并要求将董清汉家设为与阳南县委的秘密联络点，董清汉慷慨应允。从此，董清汉成为与张健民直接联系的情报专线。

为了掌握风神庙据点的情况，张健民与这一带事变前与他共事的北任村马崇惠、秦友三、马元兴，南任村张仁甫等人取得了联系，这些同志都要求脱产和他一块干。但张健民考虑到在敌占区开展工作，必须取得日本人发的良民证，他们是本地人，又有良民证，便于通行，所以安排他们就地开展工作。

对汉上风圪堆据点，张健民实行单线联系，联系对象是于鸿顺。于鸿顺的公开身份是汉上伪村公所书记员，实际上是地下党支部书记。张健民在很长时间主要依靠他搜集风圪堆据点的敌伪情报。后来，由张庄的王实接替他担任了联络员。

为了弥补敌工力量的不足，张健民还起用了一批具有社会职业和合法身份的可靠人员做兼职敌工干部。如西沟村人张学尧，以卖西药行医作掩护，凭借良民证，频繁进出县城配备药品，获取情报，再以行医卖药名义到大宁村向张健民直接汇报，领取任务。老窑头人李志华，健民老师，以闲居知识分子身份进出县城收集情报。台头人吉秀峰，以农民身份，收集掌握白桑据点情况，向张健民汇报。尹家沟人张继贤，因体弱不能劳动，以提篮小卖为掩护，受张健民派遣与县城内线人员直接联系。大宁村人李高林，系李凤歧胞兄，以赶马车为掩护，受健民派遣与李凤歧专线联系。

县城，是日伪统治的中心，也是开展敌伪工作的中心和重点，是健民最想去、最该去的地方。可是，他却不能去。因为，他在担任县牺盟会组织部长、县政府行政科长时，在十二月事变中同阎顽进行斗争时，许多顽固反共分子都认识他。这些顽固反共分子在日军占领县城后，大都卑躬屈膝、卖身投靠，降日苟存，不少人在伪维持会、新民会做事。新民会风闻张健明回村后，还以五千元金票的价格悬赏收买张健民的人头。由于这个条件限制，上级敌工部严令张健民不许轻易涉险，以免给党的工作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健民不能进城，只能在城外接收情报，会见内线工作人员和争取对象。带着这个遗憾，健民每月一次深夜，都要由已成为阳北公安局侦察股长的大侄子张旭东陪护，缓步绕城一周。转完之后，他长时间地伫立于护城河一侧，动也不动地望着城内，不知道在想什么。是在回想当年的斗争情景？是在思念奋斗在龙潭虎穴的战友？还是在思索这座县城何时能回到人民手中？直至夜露浸湿了他的衣襟，张旭东多次催促，他才转身回返。

一天夜里，孤身一人的张健民从风神庙据点查看情况后回到张庄，住在王实家里。白天，张健民在张学尧处就险遭敌手。他一进张学尧家，就从中寨村过来一小队鬼子兵，上了张学尧院后的山岭上，张健民要走出去已不可能。情急之下，张学尧急忙把柜子移开，让张健民进柜子背后的暗室躲藏。健民一边进暗室，一边镇静地说：“快把竹帘卷起来，把门打开，让敌人感到这里没什么事。”结果，当敌人搜到这个家时，看到门帘高卷，大门洞开，没有异常迹象，伸头看了一下就走了。张健民把这个情况告诉王实后，王实一咂嘴说：“哎呀我的妈呀，张站长你要出了事，我可咋交代呀？”张健民说：“没事，我是九命猫。有人民群众保护，蒋阎顽固势力没有杀了我，日本鬼子也照样杀不了我。我还要看到咱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王实说：“张站长，可不敢太大意了，要不，你今晚别在这里住了，我把你连夜送回大宁村去。”张健民说：“不怕，即使鬼子来了，有你在我还怕什么？你先给我弄些饭，吃饭后我还要和你聊聊风圪堆据点的情况。”王实无可奈何的说：“那行吧。”转身去收拾了些饭菜，待健民吃过后，两人又长谈至后半夜才休息。

刚躺下不久，有几条黑影翻墙进入王实的院子，并“笃、笃、笃、”敲了三下门。王实起身一看，是阳北武工队的几名队员，领头的是武工队杨队长，连忙把他们让进屋中。

进屋后，武工队员看到炕上躺着一个人，就问王实是谁？王实答道：“他是咱阳北县新来的领导张健民。”

“张健民？怎么没听说过？”

一名武工队员上前叫醒炕上的人问道：“你叫张健民吗？”

该人说：“是的，我就叫张健民，没错。”

武工队员问：“你是那儿人？”

自称张健民的人答道：“我是阳北县大宁村人。”

队员问：“你是干什么的？”

张健民反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队员说：“我们是阳北县武工队的。”

张健民说：“那咱们是自己人。”

武工队员一看张健民既不像农民，又不像商人，隐约中有一丝军人气质，更多的则像个文面书生，心下不免生疑：“ 是不是县城日伪便衣班派出的便衣密探，打入我方侦察情报来了？”于是又问：“你说你是阳北县新来的领导，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

张健民说：“同志啊，搞地下工作还能携带身份证明吗？你去问一下县委徐毅书记，就知道我的情况了。”

这时，一直在旁静观事态的杨队长大喝一声：“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身份，又说不清自己的来历，分明是敌人派来的奸细，给我绑了。”

几个武工队员立即扑上去把张健民摁在炕上，一个人又从墙角找出王实耕地套牛的粗麻绳把张健民背绑起来。

王实说：“杨队长，这个张健民同志是徐书记派来侦察风圪堆据点敌情的，我可以为他作证，你们千万不敢搞错了。”

杨队长训斥王实道：“你真是太老实了。现在敌我斗争错综复杂，敌人的便衣伪装成我方人员，频繁到根据地活动，阳北已破获好几起这样的案子。仅凭他说是徐书记派来的，就能证明他是自己人吗？要知道，我们的对手是非常狡猾的。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说着又命令手下：“给我搜他的身。”

武工队员上下一摸，从健民身上搜出一卷传单，上面的文字却又都不认识。

杨队长拿过一看，是日本人的文字，指着传单说：“王实同志，看到了吧？他身上还带着日本人的文件，不是奸细是什么？”

张健民说：“杨队长，那是晋豫区印发的对日宣传品，怎么成了我是奸细的证据了？要不相信我的话，咱们现在就回县委，见到徐毅同志不就一清二楚了？”

杨队长说：“你不要用缓兵之计来蒙我。县委在寺头、张庄、黍地、宜固一带活动，找到他们岂能那么容易？路上你趁机跑了，不是便宜了你这个汉奸？”

张健民见不能消除怀疑，就说：“那好，咱就等到天亮再说。”说完蒙头大睡。

看到张健民神态安详，被缚而息，还睡得呼呼作响，杨队长几人小声商议道：“咱们莫非搞错了？要真是抓了县委领导，那就闯了大祸了。不行把他叫醒再问一问。”

说话间，东方已露出鱼肚色，报晓的雄鸡叫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张健民一觉醒来，看到几个人围着一盏油灯边抽烟边商议。就说：“杨队长，天亮了，咱们去找县委吧。请你们把我放开，捆了我一夜，我也该放松一下了。你们人多，我只有一个人，我要跑，你们开枪打死我还不行吗？”

姓杨的队长看到健民从容不迫的样子，确信是自己搞错了。但仍不放心的问道：“张同志，你真是新来的县委领导吗？”

张健民哈哈一笑：“那还有假？我再说一遍，我是晋豫三地委任命的阳北县委委员，是八路军晋豫联防区阳城县敌伪工作站站长，”

杨队长赶忙上前边松绑边道歉：“张站长，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没认出一家人。请你责罚我吧。”

张健民说：“我虽然受了些委屈，但我还要表扬你们。你们不轻信于人，警惕性很高，这正是复杂斗争所需要的，精神可嘉，不必自责。”

此后，张健民和杨队长及几个武工队员成了好朋友，在敌伪工作中，多次得到他们的有力帮助。

（责任编辑：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