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小山村国共博弈  张仲荃力挽危局

当张健民、张旭东叔侄在漫天大雪中奔波找党时，在村中坚持工作的张仲荃等党员骨干，也在与阎顽势力进行着顽强抗争。隆冬季节，寒冷的天气浸人肺腑，透人骨髓。但是，空气中弥漫的阴森乖戾气氛却比寒冷的天气更加萧杀逼人。自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后，整个山西已是一片白色恐怖。阳城作为晋豫区所在地，更是阎顽反动势力着力破坏和摧毁的重点地区。国共两党的殊死搏斗，也同样反映到大宁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里，并且开展得异常激烈。李英樵担任阳城县长后，对县、区、村政权进行了全面改组，凡共产党人或进步人士在政权中的职务均被撤换，代之以坚决反共的阎顽分子、流氓、恶霸和土劣人物充任。大宁村的“土霸”刘润被委以五区工会干事，“瞪眼富农”王春生被委以五区农会干事。此二人同时还兼着村里的工会工作。原公道团长兼反共自卫团和铁血暗杀团团长的何象福，取代郭维邦，担任了村长。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一贯温文尔雅、满口诗书礼仪的王璧先生，立场也急剧发生变化。他指使一些人张贴反革命标语传单，蛊惑人心，他自己则利用群众大会等各种场合，为蒋介石、阎锡山歌功颂德，大肆诋毁共产党、八路军和牺盟会。王璧还亲自起草《告同胞书》，要求村民与共产党划清界限，站到蒋委员长、阎长官一边，并以“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相威胁。王璧虽然青年时代同情过革命，中年时代遭到过土匪洗劫，家中七人被土匪放火烧死，其事可怜，其情可哀。他本人在共产党人张健民的鼎立帮助下，方才幸免于难，因而对共产党曾心存感激。但是，作为国民党员，王璧在骨子里并不赞同共产党的主张。共产党在村里发动的减租减息，也曾波及到王璧的利益。这使他在心灵深处对共产党也产生了怨恨之心。所以，当反共风潮到来时，王璧也就头脑发昏，把持不住自己，站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

面对村里反动势力的猖獗，张仲荃宁折不弯的血性脾气又上来了。十二月事变前，为反对国民党反动顽固分子的分裂倒退行为，他根据上级指示，多次组织群众到县里请愿示威。后来，又力主将阎春杰、刘守伦、方小七等几个活动猖狂的反动分子抓了起来，开大会进行斗争，使阎顽势力在强力限制下不得不有所收敛。现在，我党我军为团结抗日，忍痛暂时撤出了阳城，这些昔日被整治得规规矩矩的坏蛋们就以为天下是他们的了，一个个粉墨登场，犹如群魔乱舞，把村里搞得乌烟瘴气。看到这些，他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开初一段时间，他由于对大局不甚明了，思想上还有些迷茫和消沉。自张健民回村和他谈话后，他的心里亮堂了，他明确认识到，村里发生的这一切，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是非，而是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阶级大搏斗，是分裂与反分裂、倒退与反倒退、投降与反投降的政治较量。在这样一个重大关头，自己作为共产党员，必须勇敢地投身到这场斗争中，像战士一样义无反顾的去战斗，去抗争，去高扬共产党的旗帜和革命的真理，而不能有丝毫的胆怯和畏惧心理。否则，就会使群众失去主心骨，使顽固势力的阴谋得逞。

那么，如何在村里有效地组织群众开展斗争呢？这位农民革命家彻夜难眠，苦苦思考着对策。

张仲荃虽然性格粗豪，但绝对不是草莽英雄。自打党支部建立一年多来，他在四弟张健民的言传身教影响下，在与封建反动势力面对面的交锋对垒中，已经有了很大长进，遇事懂得了动脑子，想办法，而不再像拼命三郎那样，只知道赤臂上阵，猛打猛冲。

张仲荃认为，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不丢失阵地，打掉反革命顽固势力的疯狂气焰，光靠哪一个人不行，靠少数人也不行。必须把党员和群众发动起来，抱成团和敌人干。否则，自己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无济于事。

这时，张仲荃想起了一个人：郭维邦。郭维邦是大宁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位民选村长，是大宁村建党后的第一任支部书记，在村里有威信，有影响。虽然他仅仅当了一年多的村长，就被村中土劣所篡夺，但是，他任职期间，为贫苦村民办了许多实在的事情，深得村民称赞。他也决不会甘心就此被撵下台，一定还在寻找机会。要把大宁村的局面扳回来。这是一个必须借重的关键人物，只要自己和郭维邦心气相通，拧成一股劲，发动党员和群众就容易得多。

这天，郭维邦正在自己小院的牲口棚里拌草料喂驴，忽觉身后有人。他蓦然回头一看，来人是张仲荃。郭维邦连忙上前拉着张仲荃的手说：“老张，你稀罕呀，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寒门陋舍来？”

张仲荃说：“维邦兄好自在啊，真成了世外之人啦？外面已经快把天闹翻了，你却躲在这里逍遥自在的调弄牲口。”

郭维邦叹口气说：“我不干这个，又能干什么呢。眼下这情势，已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我现在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啊。”

张仲荃说：“这不像你郭维邦的一贯作为吧？在我的印象里，你也是个血性汉子，怎么才遇到个小阴沟，你就不愿再往前跨了？难道你忍心看着咱翻船落水而撒手不管吗？”

郭维邦说：“你老张不要说我，你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段时间风声很紧，你不也躲着不见面吗？”

张仲荃说：“谁说我躲着不见面？你知道我暗地做了多少工作？我才不像你，平时调门唱得挺高，关键时刻却成了缩头乌龟。”

张仲荃这话够重的了，郭维邦却并不生气，反而笑嘻嘻的说：“我就愿意当缩头乌龟，乌龟能活一千年。”

张仲荃没有听出郭维邦是在和他调侃。他气呼呼的说：“老郭，算我看错了人。我今天真不该来。你这个样子，太让我寒心。我四弟怎么看走了眼，让你当了共产党员？现在村里乱成了一锅粥，我本来想和你商量一下，怎么样把局面扳过来，让共产党的红旗不要倒下去。你倒好，刚有风吹草动就成了糊不上墙的臭狗屎。那好，你就在家好好喂你的小毛驴吧，我另找别人商量。我就不相信，离了张屠夫，还要吃混毛猪不成？”

说着这些话，张仲荃把脸一扭，拔腿向门外走去。

刚迈了几步，身后忽然传来一声大喝：“你给我站住。”

张仲荃回头一看，只见郭维邦黑虎着脸说：“老张，你不要把人太小看了。你以为我郭维邦真是贪生怕死之徒吗？告诉你吧，我郭维邦打入党那天起，从头到尾就是血淋淋的共产党人。你不要以为只有你是英雄，我也同样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就是现在让我为党去死，我照样连眉都不皱一下。”

张仲荃有些困惑了，他迟疑地问道：“老郭，刚才你不是死活不听我的话吗？现在这是怎么了？”

郭维邦笑了，用手一指张仲荃额头：“刚才我觉得你是在试探我。说实话，我对你也有些不放心，才故意那样对待你的。直至你要转身离去时，我的直觉告诉我，你仍然是我可以信任的好兄弟。所以，我不忍心就这样让你走了。”

张仲荃这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用拳头捣了一下郭维邦说：“你这家伙，竟敢捉弄我。”

郭维邦说：“彼此彼此。不过，刚才那个嘴官司也不白打，说明咱们的心都还是红的。咱们就谁也别试探谁了，进屋去，咱哥俩敞开心胸谈一谈。”

张仲荃随郭维邦进到屋里，郭维邦用大海碗倒了一碗水，递给张仲荃。张仲荃接过碗坐到炕沿上，边喝边问道：“老郭，现在反动势力十分嚣张，村政大权又被土豪劣绅篡夺，咱们这边的力量也出现了分化。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郭维邦说：“这一段我虽然不大公开抛头露面，可是对村里的事情丝毫也不敢含糊，每天都在睁着眼睛看，支着耳朵听，晚上做着梦也在想。”

张仲荃说：“我也和你一样，这段时间都是这样度过的。”

郭维邦说：“通过这一段的琢磨，我认为，当前这种局面，确实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在党员和群众中，出现了思想上的混乱。有的认为，现在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县、区、村政权完全被他们控制，党员和骨干被抓的抓，杀的杀，更有许多人外出避祸，远走高飞。看起来，共产党确实斗不过国民党，不如随波逐流算了。还有的说，看到敌人那么猖狂，干脆和他们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拼了算了，省得再受王八乌龟们的气。这说明，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把大家的情绪引导好，增强对革命必胜的信心。”

张仲荃说：“咱们想到一起了。现在时局险恶，反动派嚣张，许多群众不敢说话，连我们的一些党员同志的情绪也低沉起来。我们作为村里党的负责人，决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郭维邦说：“刚才我所讲的那些现象，说轻了，是对革命悲观失望，说重了，是胆小鬼，软骨头。俗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贞。现在正是考验我们的节骨眼。在革命需要我们站出来，带领群众与黑暗势力坚决斗争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胆量，不敢站出来，是一种消极的表现。在革命处于不利的时候，我们不顾敌人力量的强大，非要去拼命，是一种盲动的表现。这两种思想都是要不得的。”

张仲荃说：“过去，有上级在，有四弟在，我们凡事不需要操心，只要照着他们说的办就行了。可是现在上级撤了，四弟走了，村里的事就要靠咱哥俩共同商量着来办。我的意见是，咱们既不能消极等待，也不能盲目拼杀，而要专对着敌人的软肋下手。那么，敌人的软肋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在对待老百姓的态度上。他们过分迷信武力和权力，以为有了枪杆子，霸占了政权，就可以为所欲为。这恰恰和共产党对待老百姓的态度相反。共产党历来讲究依靠群众，把群众当作自己的亲人，从不欺压群众，而是真心实意为群众做事。这样，谁好谁坏，人们看得很清楚。你当村长一年多， 搞二五减租，分半减息，村里哪一个穷苦人家没有得到过实惠？可是，自从阎锡山把那些土豪恶霸重新扶上台，这些好办法都废除了，人们又过起了苦日子，你说老百姓能不恨他们吗？再加上他们每天随便抓人，打人，搞得全村不得安宁，男女老少每天担惊受怕，即使那些人在台上，大家会买他的帐吗？我想不会。只要我们发动串连村里的基本群众，不听他们的谣言和蛊惑，不跟着他们跑，不给他们做事，他们失去了人心，没有了群众基础，能支持几天呢？”

郭维邦说：“我同意你的意见，只要我们把群众抓在手里，就等于断了那些坏家伙的底气。”

张仲荃说：“灯不拨不亮，话不说不明。咱们这么一商量，我心里就更有底了。咱们马上开一个支委会，把支委的思想先统一起来，然后，由支委们分头与靠得住的党员谈话，交待任务，再由这些党员秘密到群众中做工作，最后把全村群众团结起来，以软办法和敌人周旋。”

郭维邦说：“行，就这么办。咱们去给群众谈心布置时，一方面要告诉大家咱们的队伍一定会打回来，坚定大家的信心，一方面要让大家对顽固势力进行抵制，不给他们做事。失去了民心，失去了群众，那些坏家伙的戏就唱不下去了。”

张仲荃说：“我们在动员群众和顽固势力斗争时，也要采取一定的策略。目前，村里那些原先就十分反动的地富分子，认为天下是他们的了，表现得十分嚣张。就连王璧这样的人，也反常地站在了我们的对立面。但我认为他们的阵营也不是铁板一块，对他们也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由于王璧在社会上影响大，他的立场变化也可能是一时糊涂所致，所以要对他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式。过几天咱俩分别和他谈一谈，争取让他不要陷得太深。对于刘润、王春生这类人，则要毫不留情，坚决打击，不能让他们在村人中有市场。”

郭维邦说：“我同意你的意见，咱们先做大多数人的工作，然后再集中对付那几个跳得高的人，这样，不管外面怎么乱，咱村的局势不会出现失控。”

大多数村民早就对地富劣绅倒行逆施看不惯，只是敢怒不敢言。在党员和支委们的串联下，大家看到有人为自己做主，心又齐了起来。村政权虽然落到了何象福等反动顽固分子手里，但是，却连个村公所书记、村警也没人愿意给他们干。被指派的人不是说家里有事，就是说身体不好，或者说自己只会扛锄头，吃不了那碗清闲饭，气得何象福干瞪眼没办法。何象福心里很清楚，这是张仲荃、郭维邦在背后捣他的鬼。可是，他又不能亲自去干属于书记员、村警的一应琐碎事务。拖了一段时间，何象福不得不放下架子，亲自找到郭维邦说：“老村长，你的风大，号召力强，咱借借你的风，给弄俩人到村公所给咱帮帮忙吧？”郭维邦说：“何老弟，我这村长是过时村长，能帮上你的什么忙？”何象福赶忙奉承说：“村里谁不知道你老哥德高望重？谁敢不听你老哥指派？小弟没有你帮忙，这村长一天也干不下去。还是请老哥给个方便吧。”郭维邦端足了架子后，才答应给物色两个人选。

过了几天，郭维邦在和张仲荃通气后，派琚温当了村公所书记，郭维郁当了村警。这两个都是秘密党员，是党支部乘机安进村公所的两颗钉子。

在党支部的暗中策动下，村民们对复辟上台的顽固掌权人物不理不睬，使得反动势力在村里的活动很难开展，就连张贴标语、布告，也只敢偷偷摸摸地到晚上去贴。一天晚上，已成为区农会干事的“瞪眼富农”王春生在大庙东墙偷偷张贴告同胞书等反动传单，忽觉身后有人，吓得拔腿就跑。来人是张旭东。张旭东将张健民、李德源护送到晋城后，就返回村里。他牢记张健民的吩咐，每天晚上走家串户，给村民们鼓劲打气，让大家坚信共产党不会垮台，八路军不会被消灭。并把县委书记胡晓琴交给他的揭露“十二月事变”真相和郭峪、土岭事变阴谋的宣传品，于深夜张贴到马寨、宜壁、汉上、卧庄等地。他还按照张仲荃的要求，每天晚上提个灯笼四处巡查，看到反动分子张贴的反动传单，他就撕掉。这天晚上，他来到大庙前，用灯笼一照，看见一个黑影，像是王春生，正撅着屁股在贴标语。张旭东拣起一块砖头，照着王春生的黑影砸了过去，王春生尖叫一声，连滚带爬跑回家中，从此夜间不敢出来。

转眼到了次年的阴历二月。按照旧例，每年阴历二月十五，村西佛堂要有一场庙会。张仲荃、郭维邦事先就估计到，会有阎匪军政头子利用庙会进行反动宣传，因为阎军独八旅就驻扎在大宁村一带。于是提前做了精心安排。

果然不出所料，二月十五晚上，担任阎锡山晋绥军副总司令的杨爱源在独八旅头目陪同下，登上戏台演讲，由瞪眼富农王春生主持呐喊。张旭东等党员分散在看戏群众中，暗暗告诉大家，不论台上说什么，都不要吭声，不要跟着呼口号。

杨爱源往台上一站，唾沫四溅，大放厥词。他说：“我今天到这儿来，是要告诉大家，共产党已彻底失败了，牺盟会完蛋了，八路军也溃散了，蒋总统、阎司令长官已完全控制了大局，国共对决谁胜谁负已见分晓。事实已经清楚地说明，共产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共产党也成不了大气候。只有三民主义才是中国最好的、最正确的主义，只有蒋总统为首的国民政府，才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你们老百姓一定要和共产党划清界限，不要听从共产党的蛊惑，更不要心存幻想，跟着共产党乱跑。谁要乱说乱动，和共产党暗中来往，将会受到国军的严厉制裁。”

扬爱源讲了一通谬论后，向台下众人发问：“共产党不仅共产共妻，而且是青面獠牙、杀人不眨眼的妖魔鬼怪，大家说是不是呀？”看戏的几百人竟无一人应声。杨爱源拉长声调又问：“中国只有一个领袖，就是蒋委员长；一个政府，就是国民政府；一个主义，就是三民主义，是不是呀？”仍然无人回应。杨爱源气得浑身发抖，手指台下责骂道：“你们都哑巴了吗？尽是些蠢猪。”

看着杨爱源尴尬的样子，王春生赶忙呼口号解围。他举起一只胳膊，扯开大嘴，声嘶力竭地喊道：“打倒共产党”，不料，台下只有一人应声。大家一看，是刘润，就都拿眼瞪他。尤其是刘润的外甥琚懋、琚天贵，对这个反动舅舅非常鄙视，低声呵斥道：老顽固， 不许你胡说八道。一看这个阵势，刘润害怕了。当王春生又呼“蒋委员长万岁”时，刘润不敢呼了。他怕自己再应一句，场上的人会撕了他。杨爱源看到这个光景，情知再问下去只会自讨没趣，于是骂骂咧咧下了台，狼狈出门而去。

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事变发生到一九四0年四月这段时间，大宁村党支部有效地争取了群众，极大地限制了反共顽固势力。在顽固分子中，虽然有的很反动，闹腾得也很嚣张，很起劲，但多数是心大胆小，加之得不到群众支持，就显得极端孤立，策划的许多阴谋大多没有得逞。日寇占领阳城后，蒋阎顽军全部退出，许多顽固分子同样过起亡国奴的生活，在这以后就很少再有公开活动。但是，随着大形势、大环境的不断恶化，特别是阳城成为沦陷区后，党的活动不得不完全转入地下。

（责任编辑：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