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张健民回村播火种  青纱帐诞生共产党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芦苇河的水经过季节的过滤，显得清澈透明。空气中飘荡着泥土的清香，沁人心脾。两岸的杨柳长出鲜嫩葱绿的叶片，显得春意盎然。已经不多见的芦苇丛中，破土而出的芦笋挺着尖尖的身子，顽强的拔节而起。不甚宽阔的古道上，不时有行人，马车，商队经过。层层叠叠的梯田里，三三两两的农人在埋头伺弄着庄稼。若隐若显的村落里，随风飘荡着缕缕炊烟，并传来几声鸡鸣狗叫声，让人感受到世外桃源般的恬静和闲适。

人来车往的古道上，走来两个青年。瘦长脸，丹凤眼的叫张仲芳，即后来大名鼎鼎的张健民。他是大宁村八大家族中的张家子弟，生于民国五年（1916），与前文提及的张仲荃是叔伯兄弟。健民父亲张鸿，是个老实巴结的庄稼人，膝下四男四女。在兄弟姐妹八人中，健民最小，也最聪明灵利，深受全家喜爱。为了让健民将来能出人头地，光祖耀宗，父母和三个哥哥四个姐姐勒紧裤带供他上学。张健民也非常争气。民国十六年（1927），以小学第一名考入县立高小，民国二十一年（1932），又以全县第一名考入县立中学。中学毕业后五县会考，他勇拔头筹，一出校门即被委以小学教师，先后在本县宜壁、上黄崖等小学教书。1935年，从省里下来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牺盟会协理员韩德懋得知张健民思想进步，年轻有为，就亲自到上黄崖学校找他谈话，介绍他参加了牺盟会，并命他于寒假期间，回家乡发动村民进行抗日。此时，大宁村“农民监政救国会”的风潮已经过去，张仲荃等人经家里破费周旋，已被释放。张健民首先把他们介绍加入牺盟会，“监政救国会”的七十余名骨干皆为成员。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大宁村牺盟会支部，他被大伙选为支部秘书，即实际上的负责人。民国二十六年，韩德懋又动员张健民投考山西省国民军官教导团。张健民联络村中热血青年琚懋、王维新等人，徒步三百余里到达曲沃，然后坐闷罐子车北上，抵达国民军官教导团驻地寿阳，开始了军旅生活。同年底，张健民身患伤寒病，被迫返家休养，次年初康复。此时，正是阳城抗日根据地初创时期，各区牺盟会和抗日政权已普遍建立起来，张健民出任了五区区长助理员，主理区内日常政务。

另一个身材结实、长相憨厚、稍为年长的叫杨可箴，本县杨腰村人，生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长张健民十岁。杨可箴系世代耕读之家，十五岁入县立小学，民国九年（1920）考入省立四师就读，毕业后历任高小教员、联合校长、税务局会计员等职。杨可箴生性朴实，出则布衣加身，食则粗茶淡饭，一派农民本色，所到之处，百姓和同仁莫不交口称赞。他于1937年加入牺盟会，不久又担任五区自卫队指导员。他和张健民同在芦苇河畔，深知张健民的才华人品，对他十分欣赏。张健民出任五区助理员，就是他举荐的。此二人日后均为国家栋梁之材。

此时他们二人结伴同行，既不是为了吟山诵水，也不是为了踏青观景，而是前往大宁履行一项特殊使命。

自打“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灭亡中国的步伐。1938年2月，黎城东阳关失守后，长治，晋城相继沦陷，日寇铁蹄已步步进逼。日本飞机已几次飞临阳城轰炸，形势极度紧张。为领导和动员全民抗战，驻阳城的中共晋豫特委做出大量发展党员的指示。五区牺盟特派员王永盛、区长张春发奉县委之命，首先吸收张健民、杨可箴等人秘密入党，然后根据张、杨二人是本地人、情况熟悉的特点，派他们到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大宁村开展建党工作。

虽然重任在肩，但看着眼前如诗如画的青山秀水，二人还是被深深的陶醉了。张健民情不自禁的吟出一首古诗：“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杨可箴说：“看来仲芳弟是睹物生情，诗兴大发，不知你刚才所吟是何人之诗?”

张健民回道：“我也记不清此诗何人写作，只是觉得其意境和眼前所见极为相似，故顺口吟了出来。”

杨可箴说：“过去人常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些文人墨客把江南描写得如仙境一般。其实，我觉得咱们芦苇河也是美不胜收。清代项龙章有一首《灵泉松月》，就是专写芦苇河美丽风景的。比起那些唐诗宋词来，也毫不逊色。”

张健民急切地的说：“可箴兄见多识广，快念给小弟听听。”

杨可箴清了清嗓子吟道：

莫道荒山冷无主，

有万颗松树堪数。

况夜夜明月来照汝，

月色也，

松多处；

松色也，

泉多处；

山寺日斜风满处，

鸟弄酸烟如语。

晚樵归踏响云边路，

月去也，

泉留住。

云去也，

松留住。”

张健明听完后沉吟片刻说道：“果然是意境深远，描神状物，清晰逼真。我听说咱这芦苇河南岸山地很早以前有一灵泉寺，旧为阳城八景之一，现已不存。这《灵泉松月》莫不就说的是这个灵泉？”

杨可箴道：“也有可能，描写本地风物民情的诗词歌赋多得不可胜数。还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谁将水墨写烟霞，短屋疏篱两三家。意妙不须多着笔，一行飞雁过晴沙。这些诗如今已弄不清它的源流出处，不过足以证明，咱这地方也是美景胜境，可以入诗入画的。”

张健民说：“江南北国，各有千秋。咱这地方虽然贫瘠，但也同样是清风明月，同样有山川河流，同样养育着一方百姓。可恨那些土豪劣绅，巧取豪夺，贪无止境，弄得民不聊生。那小日本放着它的东洋宝岛不住，偏偏跑来中国杀人放火，搞得我们山河破碎，故园飘零，真正是气煞人也。”

杨可箴说：“眼下的中国，民怨沸腾，百姓们久受压迫，犹如一堆干柴，只须有一个火种轻轻一点，顷刻就会变成燎原之势。不过，多少年来的小农经济，把人们变得一盘散沙，要把民众动员起来，让他们齐心抗日，舍已救国，怕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张健民说：“可箴兄所虑极是。就拿我村大宁来说，封建黑暗势力仍然很大，刀把子、印把子全被富豪掌控，平头百姓被奴役得胆小怕事。卢沟桥事变之后，虽然开始了国共合作抗日，实际上，蒋总统、阎长官对共产党骨子里防得很严，村里成立了那么多防共反共组织，什么防共保卫团、主张公道团、铁血暗杀团、革命同志会等等。老百姓家有一块红布，也要被当成共产党抓起，弄得村民谈共色变。这种局面，给我们的工作确实带来了很大难度。”

杨可箴说：“难度虽然很大，但据我了解，老百姓对官府、对豪绅、对日本人，是恨之入骨的。只是苦于无人组织和带头。咱们去了以后，先找几个骨干摸摸底，如没有什么问题，就把他们吸收到党里来。这就等于播下了火种，等于为群众推出了带头人，靠着这些人熟门熟户的去做工作，就不愁群众发动不起来，不愁局面找不开。”

张健民说：“民国二十四年（1935），我村受苦农民自发地掀起过一次监政救国运动，并建立了一个组织，叫农民监政救国会。领头起事的是我的叔伯兄张仲荃，还有郭维邦、刘申四、王学信、梁万章四个骨干，其余参加者七十余人。当时，村中土豪纠合县府弹压，抓了为首五人投入县牢，后经家人和村民破费说情才释放回来。我认为这几个人并不是真正屈服于反动势力，他们是在等待时机。那次反抗风潮过后不久，抗日救国成了光明正大的事。我在韩德懋安排下回村建立牺盟支部，找的就是这几个人。当时我任村牺盟支部秘书，郭维邦任宣传委员，琚景云任组织委员。我走之后，由郭维邦任秘书，琚景云任宣传委员，张仲荃任组织委员。可以说，这个村已经有了很不错的架子。要在大宁发展党员，就从这几个人身上着手。”

杨可箴兴奋的一击双手说：“还是仲芳弟解了情况，省了我们好多麻烦。就这么办。回去以后，你是本村人，你唱主角，我给你做帮衬，肯定能把这一台大戏唱红。”

日落时分，张健民、杨可箴赶到村里。

一进村，就有许多人走上前与张健民寒暄，围着他问长问短。掌灯吃饭时，张家大院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知道张健民回来了，许多人就紧着过来看望，有的甚至等不及吃完饭，端着大海碗就跑来了。农村人也不讲究，进门就赶地方坐，没有坐位，就蹲着站着说话，屋子里挤得满满的。健民父亲张鸿很为有这么一个争气儿子而脸上生光，他满脸堆笑地给大家让座，倒水，跑前跑后忙个不停。

这么多人来看健民，一来因为健民是个读书人，受到大家的敬重。二来因为健民在区上做事，许多人想从他口中打探外面的事儿。无形中，就把这种礼节性的拜访看望变成了咨询座谈会。

“四哥，听说日本人已占了大半个中国，是不是也会打到咱这里来？”

“四叔，听说日本人是魔王转世，杀人不眨眼，是不是这样？”

“四爷，日本人就没有自己的地方吗？他跑到咱这儿干什么？”

“四弟，听说政府对咱老百姓的态度变好了，要给咱减租减息，减轻不合理负担，真是这样吗？”

面对大家争先恐后的提问，张健民趁机向大家讲解时局的发展，指出日本军阀的侵略本性和妄图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以及他们对中国同胞犯下的种种罪行，并借此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说到动情处，他眼含泪水，说到激愤处，他神情慷慨，淋漓尽致地显示了血气方刚的青年心性和忧国忧民的志士本色。

在张健民和乡亲们交谈过程中，杨可箴以一个客人的身份，从头至尾坐在一旁默默静听，偶尔也插上几句话，看似漫不经心，实质是和张健民相互呼应，使其表达的意思更加准确透彻。

在前来看望的张家族人和旁姓乡亲中，张仲荃、张旭东叔侄及维邦、申四、学信、万章等人自然包括其间。由于张健民在1936年组织牺盟会时，就和他们有了交往，已成为他们眼中的首领，所以在感情上特别贴近。其后，健民离村外出工作，至今已两年有余，他们自然分外想念，如今大家又坐到一起，他们恨不得与健民通宵达旦彻夜长谈。可是，看着夜已渐深，前来看望的人们一批批进来又一批批离去，碍着有客人在旁，也怕影响健民的休息，他们也恋恋不舍的起身告辞。张仲荃说：“四弟，你走了一天，又和大伙说了这么多话，够累的了，就早些休息吧！”

张健民把手一摆说：“金保哥，你们几个留一下。“又对其它人说：“乡亲们就可以回去了。 我这次回来要多住几天，大家有什么话随时都可以过来说。”

众人散去后，屋里就剩下张健民、杨可箴和张仲荃、郭维邦、王学信、梁万章、刘申四七人。张健民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杨可箴先生，是咱们五区的自卫队指导员，也是我的好朋友。”张仲荃等人站起身和杨可箴重新握手相见。张健民指着张仲荃说：“可箴兄，这就是我常向你念叨的我二叔的儿子金保，大号仲荃。”

杨可箴道：“噢，这就是当年领头大闹佛爷庙的农民监政救国会会长？久仰、久仰，你的事我早听说过了，你是咱穷人中了不起的英雄。”

张仲荃搓着手道：“杨先生可不敢这么说，我是个粗人，哪能算得上英雄？想为大伙办点事也没办好。”

杨可箴说：“官府豪绅势力强大，你们敢起来和他们斗争，就称得上英雄好汉。如果咱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中，多几个你这样的人，不愁斗不过他们。”

张健民又指着其余四人介绍：“这是和金保兄同盟举事的郭维邦、刘申四、王学信、梁万章。”

杨可箴道：“就是号称金刚钻的那几条好汉吧。”

郭维邦不好意思的说：“什么金刚钻呀，不过是一句戏言。”

杨可箴道：“不是戏言，你们和仲荃兄一样，敢于为穷人出头，都是英雄好汉。”

张仲荃说：“那年发动农民监政救国会时，县里来的县长和村里的狗财主们，都骂我们是共党分子，现在，村里一天起来起劲叫喊防共铲共，可我们连共产党的影子都没见过，想来这共产党是个个大英雄吧？”

杨可箴含笑问道：“官府豪绅说共产党是红眉毛、绿眼睛的妖怪，不但要共产，还要共妻，你们认为是这样吗？”

郭维邦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既然富人那么怕共产党，把他说得像恶魔一样，那这个人就一定是跟老百姓站在一起。”

张健民说：“维邦兄说对了，共产党并不是那么可怕的妖魔鬼怪，共产党实行共产主义，并不是要共产共妻，而是主张天下平等，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主张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由劳动人民掌握政权，当家作主。主张消除内乱，团结一致，共御外侮。”

刘申四说：“那共产党不是和咱老百姓想的一样么？要是这样的话，他就是咱穷人的救星。可是，去哪里找这个人呢？”

杨可箴道：“共产党并不是一个人，它是一个严密的组织，这个组织所从事的，是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而奋斗的人民革命事业，在这个组织里的人，都是革命同志，都是咱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革命？同志？”张仲荃等人念叨着这些闻所未闻的名词，隐隐中像看到一片新的天空。

迟疑片刻，郭维邦问道：“像我们这些泥腿子、大老粗，能参加共产党么？

“当然能！”健民接过话回答说：“共产党是穷苦工人和农民兄弟的组织。依靠的就是你们这些苦大仇深、斗争意志坚决的骨干分子。”

张仲荃问：“那，谁来介绍我们参加呢？”

杨可箴说：“你们看，我和仲芳兄可以么？”

张仲荃似有所悟的问道：“你们两个就是……？”

张健民点点头，低声说道：“是的，我和可箴兄就是共产党员。加入共产党讲究自愿，不能强迫，如果你们确实愿意加入共产党，我们俩可以当你们的介绍人。”

正在这时，门外响起急促的脚步声。健民上前开门一看，是张旭东。健民说：“魁元，你咋这么不懂事？我和你金保叔他们商量事情，你来凑什么热闹？”

张旭东说：“四叔，不是的。刚才你留下金保叔他们，我就知道你有话跟他们说。我担心那些财主们的狗腿爪牙使坏，就悄悄站在院外厕所观风，真的就有一个黑影摸过来，耳朵贴在大门上偷听，看样子像是阎春杰，我咳嗽了一下，他赶快溜走了。我就赶紧跑过来给你们报信。”

张健民这才放缓脸色说：“原来如此，四叔错怪你了。”

杨可箴听了张旭东的话，沉吟着说：“仲芳弟，看来大宁村的情况确实非常复杂。咱们一进村，肯定引起了坏人的注意，我看今天是否就谈到这里，改天再换个地方谈，一旦走漏风声，后果不堪设想。”

张健民说：“那好，今天就议到这里，我们还要在村里呆几天，我和可箴兄要分别和大家一个一个谈话。谈完以后，你们几个合计个隐蔽的地方，大家再去哪里聚集。记着，去时不要相跟，不要点灯，各走各的，注意尾巴，发现有人跟踪，要尽量甩掉。谁甩不掉就原路回去，不能有一点暴露 。”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凉风习习，星光闪烁。大多数人在忙碌一天后，有的在昏暗的油灯下围坐吃饭，有的往床上一躺，早早的进入了梦乡。这时，从村西、后沟、穿院、新房院、松树岭，石旺沟等处，分别闪出几个人影，从不同的方向朝一个叫大洼的地方走去。他们就是前些天晚上在张健民家里促膝夜谈的张仲荃等人。

大洼，是一处离村子七、八里的梯形盆地。层层的梯田里，种植着玉米，高粱，小麦，蓖麻，黄豆等不同类型的庄稼。现在已是春夏之交的季节，一些早种的庄稼已长有半人多高。几个人来到一处长势旺盛的玉米地里，往下一蹲，就被淹没了身影。别说这黑黑的夜晚，就是白天，也很难被人发现，

坐定以后，张健民说：“我先让大家看一样东西。”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块折得方方正正的布，打开来后，大家就着麻灰色的星光仔细辨认了一番，隐约看出是一块长方形红布，红布的左上方是个交叉的镰刀斧头。健民问：“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张仲荃等人摇摇头。张健民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党旗。红色是革命的象征，镰刀斧头代表工人和农民，说明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劳苦人民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袖叫毛泽东，他是党的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共产党、毛主席，就是我们穷人的大救星。”

这使张仲荃等人又一次感到新奇和激动，他们不仅知道了共产党不是一个人，是代表普天下穷人利益的组织，而且第一次知道了穷人的大救星毛主席。

接下来，张健民结合自己所受的教育和感受，向大家详细讲述了一些必要的基本知识，包括党的发展历史。他说：“要加入一个组织，必须对这个组织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必须认识这个组织是干什么的，不能稀里糊涂。前些天，我和杨可箴同志已经把共产党的情况向大家做了大体介绍。今天晚上，为了帮助大家进一步加深理解，我想给大家尽可能多灌输一些。”

张健民说：“我入党的时间也不长。但是，在入党前后，区上的领导，也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王永盛、张春发同志，以及县里的王春同志，和我进行过多次谈话，特别是在五区驻地刘村的黑虎庙后麦地里，我们进行了好几个晚上的学习，我自己也经组织介绍，看了不少党的文件，所以，有些情况相对知道的要早一些，多一些。现在，我就把我所掌握的情况，向大家做一比较详细的讲解。”

张健民清了清嗓子，略微提高声调说：“从古至今，世界上的人就分为两种，一种是富人，也就是有钱有势的人。一种是穷人，是地位最低、最被社会看不起的人。几千年来，都是富人欺压穷人，穷人永远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共产党的产生，就是冲着这个不合理的世道来的，就是为着咱们穷苦人的翻身解放来的。”

张健民用三言两语，就交代清楚了共产党产生的原因。然后详细解说道：“中国共产党是民国十年，也就是1921年在上海成立的，当时，这个组织只有五十多个人。人数虽然很少，但她代表的是全中国老百姓的希望。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提出自己的最低纲领，是推翻万恶的封建剥削制度，打倒反动军阀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国家。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让全体人民人人有饭吃，有衣穿，过上幸福富足的生活。这个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就是共产党在现在、在将来的政治主张，在这个纲领下，党把全心全意为工农劳苦大众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除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为了实现这个崇高的目标，党有着极其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任何人，要想加入党的组织，必须首先加入党的一个支部，并且必须承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忠实执行党的宗旨，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能谋取个人的任何私利。同时，要自觉缴纳一定党费，以支持党的活动。要严格保守党的机密，对党的组织、党内的同志，党安排的工作，只许自己知道，不能向任何人泄露。更重要的是，成为共产党员的人，要豁出身家性命为党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必要时，要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做不到这一些，就不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在寂静的深夜里，张健民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扯着耳朵认真听着他的每一句话，生怕漏掉一个字。

借着麻灰色的星光，张健民用严肃的眼神地在每个人脸上巡视了一遍，又接着说道：“中国有了共产党，是个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她代表了一切受苦受难人们的利益，要为一切受苦受难的人抱不平、打天下，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广大劳苦人民的拥护。因此，她虽然开始时人数很少，却发展很快，迅速遍布到全国各地。同时，这个组织又是一切敌视和压迫人民的反动者的克星。共产党要把老百姓带上光明幸福的道路，就必然要消灭一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动军阀，以及大大小小的土豪劣绅，这就势必引起他们的无比仇视和恐慌。他们拼命地造谣污蔑，把污水往共产党头上泼，说什么共产党是红眉毛、绿眼睛的妖怪，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王，是游荡在夜间的幽灵，是打家劫舍的山大王，是风高放火、月黑杀人的江洋大盗。共产党不光要共产，还要共妻。除了极力败坏共产党的名声，让人民不敢接近以外，反动势力对共产党的围剿、屠杀、破坏，连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特别是1927年，共产党主导的北伐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怕他的统治地位受到共产党威胁，丧心病狂地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举起屠刀，致使无数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党的力量和革命事业受到惨重损失。但是，正如古话所说：压迫愈甚，反抗愈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共产党并没有被蒋介石的野蛮屠杀所吓倒。这年的八月，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九月，毛主席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将队伍拉上井冈山，和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等同志带领的部队会合，建立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第一支人民武装一一中国工农红军。许多地方的共产党人也都纷纷起来，发动了各式各样的暴动、起义，逐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首先在南方掀起燎原之势。后来，由于蒋介石反动派的拼命围剿，加上共产党内部发生了错误，党和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北上转移，抗日救国。红军都是钢铁汉。他们空着肚子，穿着单衣，爬雪山，过草地，吃皮带，嚼草根，并且每天要对付蒋介石军队的围追堵截，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死了多少人，硬是靠着两条腿，走了两万五千多里，最后终于来到陕西的北部，建立了陕甘宁边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党中央，如今就驻扎在陕西的延安，从此，这里就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张健民的讲述，就像拉开了一幅历史长轴，那充满睿智的南湖红船，惊天动地的南昌枪声，跳动不熄的井冈星火，以及黄洋界上的嘹亮号角，赣江两岸的苍茫风雪，延安窑洞的明亮灯光，组成了色彩斑斓、波澜壮阔的壮丽画卷，在这几个庄稼汉面前展示出一个闻所未闻的崭新世界，其震撼性犹如石破天惊，强烈地叩击着张仲荃等人的心灵，拍打着他们的心岸。他们这才知道，为了普天下的劳苦大众，有着那么多的人，不畏生死，前赴后继，英勇地站在阶级翻身、民族解放的最前列。

看到大家听得十分专注，张健民言犹未尽，又说道：“目前，时局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中央和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蒋介石不顾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严峻事实，下令驻扎西安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进攻陕北。受到共产党感召的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西北军爱国将领杨虎城不愿再同根相煎，手足相残，毅然发动西安事变，逮捕了蒋介石，以兵谏方式逼蒋抗日。为了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说服张、杨释放了蒋介石。由于大势所趋，蒋介石对共产党的仇视态度被迫改变，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敌后对日作战。现在，八路军已来到咱们太行山上。”

“啊，咱们的队伍来了？”几个人露出惊喜的神情。

张健民点点头道：“从去年以来，朱德、彭德怀等首长，就率领八路军总部，进驻到咱们上党地区。”

“有了自己的队伍，咱们的腰杆就硬了。”张仲荃道。

“情况不是那么简单，”张健民说：“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势力还十分强大，抗日战争只是刚刚开始，什么时候能取得胜利，还很难预计。另一方面，蒋介表面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骨子里并没有真正转变对共产党的敌视仇恨态度，所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国共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仍然十分尖锐激烈。在这个复杂的形势下，要求我们党的组织和每一个党员，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坚定的信念，灵活的斗争方式，和勇敢的革命精神。”

张健民的这番煌煌叙述，持续了近两个时辰。当他讲完时，启明星已闪现西天，春夜的露水打湿了每个人的衣襟，大家也恍然不觉。几个人久久沉浸在一个神秘而庄严的气氛中，心潮起伏，浮想联翩，不能自抑。

待大家的心情平静下来，杨可箴问道：“仲芳同志的话，你们可听明白了？”

张仲荃、郭维邦、刘申四、王学信、梁万章先后回答说：“大致的意思差不多，有些地方还要慢慢领会。”

杨可箴说：“对党的了解不是一时半会的事，需要很长的时间，你们今后要继续学习。现在我来问几个问题，既然共产党是工农劳苦大众的先锋队，参加共产党，就没有任何私利可图，只有比别人多吃苦，多受累，甚至要豁出身家性命，你们能做到吗？”

“能做到！”

几个人齐声回答。

“共产党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当一个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而不得有任何形式的违背。你们现在成了党的人，但这只能记在心里，要做到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更不能向其他任何人透露。党交给你们做的事，也只许你们自己知道，而不得向任何人讲，你们能做到吗？”

“能做到！”又是整齐而坚定的回答

“当前内忧外患十分严重。日本人从外面打，蒋介石、阎锡山在内部围剿，每一个革命者随时都有被捕和杀头的危险。假如有一天落到敌人手里，面对严刑拷打和死亡威胁，都不能动摇对党的信念，不能做出任何对不起党的事情，不能出卖组织和同志，你们能做到么？”

“能做到。”

“奶奶的龟孙，脑袋掉了不过碗口大的疤，怕它个逑？”刘申四又补上一句。

其它人也跟着说道：“就是，就是。”

张健民和杨可箴对视一下，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张健民说：“通过这几天的谈话，我和可箴同志了解了大家对党的认识、志向和决心。我们代表党组织宣布，通过对你们的考察，同意接收你们五人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和可箴同志就是你们的入党介绍人。下面，我们来进行宣誓。”说着站起身来，把党旗在靠地塄的一棵树上挂好。

盘腿而坐的几个人不知道什么是宣誓，见张、杨二人一脸严肃，赶忙也跟着站起身来。张健民说：“请大家面向党旗举起拳头，我说一句，大家跟着说一句。”

于是，在星光辉映的党旗下，几个庄稼汉子郑重地举起了紧握的右手：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誓为共产主义终身奋斗……永不叛党。”

深夜的原野里回荡着他们粗犷豪壮的誓言声。

宣誓过后，张健民、杨可箴边同五人握手边说：“同志们，祝贺你们”。张仲荃几个听到“同志”这个亲切的称呼，心中感到无比的温暖，眼中涌出了激动的泪水。

等大家的情绪平静后，张健民说：“还有几件事，需要和大家说。一个是关于建立党的组织。从今天起，你们五个人就是共产党员了。这就具备了成立支部的条件。我和可箴同志已商量好，在接收你们入党的同时，宣布大宁党支部的成立。支部成立后，考虑到仲荃同志在前一段风潮中太过显眼，我们的意见，由郭维邦同志担任支部书记，仲荃、万章为支部委员。仲荃负责组织，并兼任农会主席，万章负责宣传，申四、学信为候补委员。

“第二个是发展党员。鉴于当前形势紧迫，必须尽可能多地增加党员数量。支委建立后，你们立即开展培养发展新党员的工作。眼下，我和可箴同志就是你们的上级联系人。有不明白的地方可多和我们联系商量。我看，你们平时向我念叨的那几个人，像李凤岐、郭维仁、郭维民、刘留保、刘春元、刘嘉珍、何象立等，如果平时确实表现不错，可以考虑分批接收到党组织中来。还有我那侄儿张魁元，人挺机灵，跟着你们闹过监政救国会，也跟着我做过牺盟会工作，可以说已经接受过考验，虽然年龄小一些，我看可以让他参加。一些富裕人家的子弟，像琚清的儿子琚景云，王保的儿子王书润、王麟书等人，一直在积极靠拢革命，与他们的反动老子全然不同，也可以考虑吸收。总之是人越多越好，但有一关要把住，人必须可靠。

“还有一个是党的发展要和改造旧政权结合起来。党的组织扩大后，要尽量选派能干的同志担任村里的职务，把政权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听说最近要举行村长的换届选举，你们要动些脑筋，争取让能代表大多数村人利益的人当村长。”

张健民的话，使刚才还处于兴奋状态的张仲荃等人，感到了自己身上肩负的光荣使命和艰巨责任，每一个人心里都是沉甸甸的。

在这个不平常的夜晚，在这片饱含着露水的青纱帐里，共产党的红色种子在这里播种、生根、发芽，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

（责任编辑：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