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厉行戒恶俗，高效禁绝黄赌毒

所谓“黄赌毒”，亦即色情、赌博和毒品，此乃举世公认的三大人类公害，也是各国政府久治难愈的社会顽症痼疾。其传染速度快、潜伏周期长、破坏力量大、隐蔽性能强，令人销膏靡骨而不觉、伤天害理亦无耻，严重危害民众身心健康、败坏社会道德风气、动摇执政稳定根基。

中国共产党偏不信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们硬是以非凡的胆识和气魄，领导、发动苏区军民开展了一场全面、彻底的社会改造运动，通过严禁与疏导并举、自律与他律约束相结合的综合整治，形成了一股沧浪排空、清波浩瀚之势，一举洗濯涤荡了旧社会淤积凝滞下来的污泥浊水，从而显著提高了苏区军民素质、根本改观了社会环境面貌、巩固和扩大了苏维埃红色政权。

革命前夕建政初，歪风正盛邪气浊

土地革命战争爆发前夕，封建官僚、反动军阀为了一己之私，明禁暗纵放任黄赌毒泛滥，助长歪风邪气蔓延。因受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上自权豪势要、达士通人，下至黎民百姓、贩夫走卒，普遍沾染上了嫖娼、赌博和吸毒等恶俗陋习。城乡各地风雨萧条、百业凋零，唯独色情、赌博和毒品市场生意火爆、繁荣昌盛。特别是地理位置蔽塞、文化教育落后的省际边贫地区，妓院、赌场和烟馆成了社会渣滓寻欢作乐的天堂、孽根祸胎繁衍生息的温床。

赣南“各县民众性质特别刚强，最喜斗争，好吸鸦片”。“种鸦片者极多，即就兴国一县而言遍地都是樱栗花，每年为政府税收之大宗，亦出产的重要分子”。寻乌2700人的小县城竟有妓院三、四十家，色情和赌博从业人员多达432人，占总人口的16%。瑞金县壬田圩和日东圩也各有十多家妓院、赌场和烟馆，每圩吸引周边嫖客、赌徒和“瘾君子”成千上万。日东圩隔沿江桥连接本省石城和福建长汀，曾有“过了沿江桥，不赌即是嫖”的说法，嫖赌业盛极一时。

闽西“无县不公开烟赌”。武平县在军阀曹万顺统治时期，“发动种植罂粟数万亩，将全部非法收入刮入腰包，县内吸毒者大增”。永定县在军阀赖世璜盘踞时期，“强迫农民种植罂粟，仅一年时间，先后收取罂粟种籽款、捐税款12万元。许多国民党政府官员、豪绅地主及少数平民也吸食鸦片，烟毒流害严重”。长汀县在北洋军阀王献臣和国民党军阀郭凤鸣驻防期间，公开设立利益公司和花捐局，准许赌场和妓院挂牌营业，征收捐税充当防务费。

其他边区的“灾情”有过之而无不及。湘赣边“如宁冈民众特别懒惰，嗜好鸦片者占百分之五十”。湘鄂赣边修水“全县各区人民均极朴实,惟各乡村烟赌习惯,乃遍县之恶风”。赣东北广昌县“社会风气极为恶劣，鸦片烟馆、赌博场、窑子林立”。贵溪县“城乡(农村为尤)赌博之风甚盛。赌博方式五花八门”，“虽无公开挂牌营业的妓院，但半公开的娟妓很多”。湘西“地主军阀嫌一般捐税收入不多，就要老百姓种鸦片，规定一亩地要缴多少鸦片，老百姓不种，就收懒捐”，“由于遍地都是鸦片，人民较普遍地受到烟毒”。

川陕边的鸦片总产量和烟民总量更是高居全国各边区之首，烟田面积竟占土地总面积的30-40%，只有千余户人口的通江小县城就有200多户开烟馆，江口得胜场130户450余居民只有6人不会吸烟。民因烟而废、因赌而贫，废贫交集，逾越防闲；饥寒至身，不顾廉耻。有的夫妻“嫖客进了门，丈夫主动出去逛，让嫖客与妻子好做那些事”。还有的妇女自编自唱暧昧歌谣：“娃儿乖乖睡，老娘上街卖屄割心肺；娃儿乖乖耍，老娘上街卖屄割嘎嘎（肉）。”把孩子诓睡了就出去卖淫赚钱。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被国民党逼上梁山，陆续进入上述边区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同样面临着被黄赌毒大染缸污染、歪风邪气大环境异化的危险。湘赣边主力红四军刚组建不久，有一次军部正在开会，二十八团有些人公然找来歌妓在军部门口调笑逗乐。特务营和独立营“虽然大多数出身于劳苦人民家庭，被生活驱使当了雇佣军，但大部分在旧军队中染上了不少恶习，特别是吸鸦片和赌博成风，不少人成为‘双枪兵’”。

湘鄂西主力红二军“则带有土匪性与土匪成分”，“党的领导更差，而且还有吃大烟的成分”。鄂豫皖主力红一军成分最复杂、流氓习气最浓厚，三十三师“司令部闹得乌烟瘴气，参谋长的办公处，是他吞烟吐雾的地方，红军中吸食大烟真是奇怪现象；一般流氓在司令部自由往来，戏子成天挂着红军徽章在到处耀武扬威”，“因参谋长吸大烟，在军队没有方法禁止士兵不吃烟，甚至于有许多人打土豪得着大烟都向参谋长进贡”。

地方党政军界情况更严重。“这些弊病而整齐者，莫若宁冈。该地党员负责人，多有赌钱吸鸦片的恶习”。赣西南“二、四团红军大部分吃鸦片，打仗要发饷，二十五纵队是大部分老弱与流氓吃鸦片烟的”。会于瑞边区“如总指挥部所建立的易洋游击队，竞有过半数是吃大烟的流氓”。鄂东“同志一天天的腐化，吃烟、喝酒、打牌、吃肉”。“鄂西的红军第一纵队，大部分有花柳病，并且有两个老婆，这是更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

黄赌毒盘根错节，三种毒素互相转化、互为因果，一般群众沉湎其中，间接影响生产建设、兵源质量和红色政权的生存基础。具有特殊身份的党员、干部和军人迷而不返，直接损害党的形象、降低政府威信、削弱军队战斗力，乃至于断送革命前途。因为他们“习惯嫖赌吃喝的浪漫生活，也就没有迫切革命的要求了”，加以革命失败的反映，以至于流氓意识、流寇思想和个人享乐主义大行其道，“我们横直不免打死，快活玩一下吧”之类的奇谈怪论甚嚣尘上。凡此种种弊端授人以柄，中共和苏维埃政府被敌对势力妖魔化，红军被污蔑为“土匪流氓的乌合之众”，断言不久便要消灭。

策顽磨钝用重典，整军化民立规矩

“师出以律，失律，凶也。”1927年年底，毛泽东从本部和地方武装基层骨干中首批招收了150名学员，在井冈山龙江书院创办了苏区首家红色军校——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军官教导队。他自任兼职教官，以不同的舂米方式产生不同的效果比物假事，深入浅出地给学员讲解“革命”就是革故鼎新的原理，并把“不嫖、不赌”作为学员“三不八能”行为准则中的首要项。红四军组建成立后，军部还制定了三项军事纪律，其中《一般纪律》规定：“赌博则没收其所有金钱并决定一月内不发零用费，嫖妓则处以夜不归营之罪，因嫖妓而滋事者量其大小或处死刑或罚勤务或打屁股或手心，其余比较细小之错误则按其轻重处罚之。”因为有言在先、有章可循，“红军士兵每每都要抬出这三条来批评他不愿的人。他自己犯了处罚他也就没有话说”。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井冈山根据地失守，红四军主力在出发赣南以后四战皆北，在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中也连吃败仗，一时之间“议论又起，军心涣散”，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1929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上杭古田主持召开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形成了以《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核心内容的决议案，指出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方法，规定：“旧的基础厉行洗除。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并把“不吃鸦片，不赌博”列为以后新分子入党的五个必备条件之一。

1930年6月上旬，毛泽东又在长汀南阳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进一步把“与流氓意识争取领导权”，上升到“现在红军中最严重的任务”的高度，严正指出：“现在的红军及赤卫队中，包含有不少的流氓分子，他们是破坏纪律最厉害的。……只有把他们洗刷出去才能健全红军、赤卫队，执行伟大的阶级任务。也只有排除这些反纪律反组织的成分，才能更大规模的争取群众，使之乐意加入红军。”其他根据地的工农武装纷纷跟进，从贯彻古田、南阳两会决议精神入手，厉行清党整军，大力开展反腐化倾向、洗刷流氓的斗争。

与此同时，苏区各级党政机关也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针对黄赌毒的法规条令。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苏维埃政权决议案》，同年10月永定县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十大施政纲领》，11月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颁布的《最低政纲草案》，都明文写进了严禁烟赌嫖的内容。1928年7月，湘鄂赣边平江县苏维埃政府颁布的苏区首份《政治纲领》，采取“饥饿疗法”对付黄赌毒，规定：“吃鸦片、嫖赌者绝对禁止，倘敢犯者，开除饭籍，实行不工作者不给饭吃的口号。”1930年2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颁布的苏区最完备的《土地法》，则拿起土地当工具制裁烟赌，规定：“雇农及农业游民愿意分田的，应该分与田地。但游民分田的，须戒绝鸦片、赌博等恶嗜好，否则苏维埃收回他的田地。”

1929年4月29日，平江县苏维埃政府颁布的《暂行纪律》，对涉毒犯罪作了简单而又严厉的规定：如发现栽种、贩卖、吃食鸦片，“经二次警告而不改者处决”。1931年7月，鄂豫皖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婚姻问题决议案》，对涉黄犯罪作了有区别而又很明确的规定：“废除娼妓制，苏维埃对于娼妓得实行强迫劳役，对于嫖客得处罚和逮捕，尤严禁苏维埃政权下一切工作人员狎妓宿娼行为。”1932年9月28日，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颁布的《禁烟禁赌条例》，针对3种对象分别设计了拘留、警告和劝告3个处罚等级。1931年5月19日，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颁布的《暂时刑律》体例最全面、内容最丰实，在中共立法史上首次单列了鸦片烟、赌博和奸非三项罪名，并细分了20条相应的量刑定罪标准。

通过明文立法、具体设规，无疑对当事人起到了明示、预防和约束作用，但“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井冈山时期，一团团长陈浩在攻下茶陵城后只顾吃喝嫖赌，不愿回井冈山过苦日子，毛泽东忍无可忍，第一次亲自下令处决手下战将。鄂豫皖红二十五军三十六团副团长陶某利用缴获的财物包养7名妓女，霍邱县二区的阎德成吸鸦片烟、聚赌抽头，均被当地政治保卫局逮捕、处决。湘鄂西联县四区的何纯乐也因嫖赌逍遥、不事生产，“乡苏维埃政府报请上级同意后，开大会把他杀了”。在苏维埃严刑峻法的威慑和打击下，苏区境内的歪风邪气大有收敛，黄赌毒泛滥之势大为减弱。

移风易俗劣根除，改天换地开新局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切旧思想、旧风俗和旧习惯势力自有其生长的穷泉朽壤，黄赌毒泛滥实属多种负能量叠加的结果，也就决定了除旧布新、移风易俗必然是一项长期、复杂而又艰巨的系统社会工程和重大政治任务，不可能指望下几道禁令、杀几个人就能一蹴而就、大功告成。祸根不挖掉、死结不解开，“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一味的严禁滥杀，只不过是磨铅策蹇、扬汤止沸，始终难以跳出越禁越反弹、越杀越添乱的怪圈、恶性循环。

各根据地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在尊重科学和人性化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严禁与疏导同步推进、预防与根治并轨运行的综合治理方式，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截断传染源、稀释淡化毒素，最终倒逼黄赌毒实质性退出历史舞台。军队不再将黄赌毒涉及对象拒之于门外，新兵入伍还定量发给鸦片；地方上对一般青壮年群众也不再苛求限期戒断，对积习已久的老年人、重症患者则适当迁就。苏区军地普设专门的戒烟机构和过渡性质的工农烟馆，因人而异研究戒烟方法，因地制宜研制戒烟药物。红四军采取“偷梁换柱”法在鸦片中掺入黄烟叶，逐渐取而代之。湘西红军以蒸馏水溶化硫苦作静脉注射，结合口服戒烟药，只需个把月就能把毒瘾戒断。川陕苏区高薪聘请当地名中医，用中草药搭配少量鸦片精制成“双效”戒烟丸，既戒烟又治病，烟龄“四年者即需一个月，毫无痛苦”。

各级党政在加大物质投入、强化政策支撑改善硬件环境的同时，着重采用多种多样的宣传教育手段、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深根固本培植教化软实力、增强可持续发展后劲。针对苏区群众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现状，宣教工作者尽量选用口语方言，创作了大量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标语、歌谣，供他们读诵传唱。比如，赣东北苏区流传的《戒烟歌》：“鸦片烟馆五寸长，送了多少少年郎，卖了多少好田地，败了多少好家当。”湘鄂川黔苏区流传的《赌棍歌》：“赌棍哥，背着空箩箩，家中嘛没有米下锅……戒赌吧，地里去干活，猛回头，莫再赌博。”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剧团创作的《扩红谣》：“老乡们，听我言，人穷胆大志不短，莫赌钱，莫烧烟，跟着红军去造反。”川陕苏区还组织錾刻队，在山岩石壁显要处勒石刻字：“穷人吃上鸦片是杀伤自己的身体，而且遗毒子孙后代。”

苏区境内出版发行的报刊也纷纷开辟专栏、采编特稿，指名道姓揭露腐化现象、批评流氓行为。比如，1932年3月25日，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发表的《“特别区”的“特别”》，讽刺：“于都梓山区团区委以前的书记，对一切工作非常消极，但好象又很忙的样子。后来调查出来，原来他与区政府党区委的一部分人，每天忙于一件特别的工作——赌博。”1933年8月13日，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表的《样样来得的贪污分子》，揭露永丰县七都工委书记刘彦才的日常生活是“嫖妇女、赌钱”。1934年2月18日，该报发表的《加紧开展反贪污浪费的斗争》，揭露中央总务厅事物股长管永才“生活腐化，嫖老婆至八个之多”。不断有当事人因媒体曝光而臭名远扬、落入法网，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的威力。

在各级党政群工组织的鼓励、引导下，受黄赌毒为害最深的家庭妇女竞相上台现身说法，有的指责丈夫把她唯一的裤子偷去嫖娼，害得她光着屁股不敢出门；有的哭念儿子因赌博纠纷畏罪潜逃，至今下落不明；还有的怒斥公公嗜毒败家，导致子孙生病无钱医治而夭折……种种悲景惨状，极大地激发起了同病相怜者参与斗争的热情。少年儿童也被组织起来，充当查禁黄赌毒的急先锋。瑞金县儿童团自备竹刀下农田，见烟苗就劈铲。兴国县永丰区“童团查烟赌打菩萨很厉害，完全不讲人情，‘真正公事公办’”。赣东北广昌县中寺区儿童团在1933年一年就捉获烟痞、赌棍20余名。湘鄂西鹤峰县“童子团员关阳春揭露了自己的爷爷吸鸦片，把爷爷绑在腿子上的鸦片也查出来了”。皖西北六安县童子团软硬兼施，把石婆店街南头的老鸦片鬼冯长顺整得服服帖帖。

中共和苏维埃政府重在因势利导、上下协调、标本兼治，贵在完善、贵在落实、贵在坚持，这场以整治黄赌毒为重点的社会改造运动，取得了历史上空前未有过的成功。一盘散沙的游民阶层经过教育改造，潜移默化间文明了其精神、野蛮了其体魄，脱胎换骨成为各条战线上的生力军。苏区境内烟赌肃清、娼妓绝迹，整个社会风气、精神面貌为之一变，“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刻看见是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

在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的事实面前，竟连一向反共成性的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承认：“赤化时，烟赌两项，可谓全被禁绝。盖一经捉获，认为流氓，立即处死，无稍容情，其谁不惧？！”蒋介石在败退台湾后更是自责不已：“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他跟所谓的“土匪流氓的乌合之众”较量了一辈子，到最后总算大彻大悟、知彼知己了，然而迟了，历史不会再给他机会……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