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特别挺进杀入队”刺杀左权将军今考

1942年夏季，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为彻底消灭在太行、太岳的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出动3万余人的兵力，进行了空前残酷的、“铁壁合围”式大扫荡。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反扫荡作战中，壮烈殉国。他是牺牲在抗日前线的中共职务最高的将领。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笔者曾协助中央军委顾问李达上将撰写回忆录——《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参谋长李达）担负着保卫八路军总部的任务。在起草反击日军1942年夏季大扫荡作战的经过时，李达召集原在师部作战、机要、情报、敌工等部门工作过的亲历者，就八路军总部被围、左权牺牲经过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我作了详细记录。我根据首长们提供的线索，到解放军档案馆查阅了八路军总部的电报和129师的《阵中日记》和电报，访问了刘伯承夫人汪荣华、罗瑞卿夫人郝治平、朱穆之等老同志。从而，了解了左权将军牺牲的详细经过。

　　　　　　发现化装成八路军的日军独立小分队

根据档案记载和上述老同志的回忆，日军在1942年夏季发动的大扫荡，称为“驻晋日军总进攻”。其扫荡太行山北部的兵力，有第36师团主力、第1混成旅团一部、第3混成旅团一部、第4混成旅团主力、第8混成旅团一部和第110师团一部，共约2.5万余人。

刘伯承师长根据各军区上送的情报判断：日军将于5月中下旬发动大规模的扫荡，并于5月12日向部队下达了反扫荡作战命令。

5月14日，129师师部收到八路军总部的通告：

“敌扫荡胶东时，曾冒充我军，每到一地即用我军代［番］号发出通知通令，贴布告，以‘收容’我失散人员及部队。并派大批汉奸化装［我］政府及我地方工作人员，背着行李，‘接见’我军，刺探军情。彼等以白毛巾、镜子、黑色旗为记号。”（引文中“（ ）”内的文字为原电文；“[ ]”内的文字为笔者所加。下同）

5月21日，129师第386旅旅长陈赓给刘伯承发来急电，电文的第二项是：

“[日军]行动秘密突然，常以一独立支队（不下千人[笔者注：电报原文如此。疑为“百人”之误]）完全夜间行动，作远程的拂晓袭击。有的化装成我军，绕过村庄向预定的目的地直进，奔袭我后方机关。”

师政委邓小平于1942年3月初出发，到386旅开辟的太岳根据地检查和布置工作。他和陈赓、王新亭、聂真等太岳军区领导同志一起，指挥部队粉碎了日军的第一期扫荡（兵力约1.5万余人），使日军“消灭沁河河畔之共军”的目的落空。陈赓及时总结了太岳军民反扫荡经验，电告刘伯承。

刘伯承分析了这些电报后，对李达说：“敌人常常派出伪装的独立支队，而且是夜间秘密行动，这就说明敌人已经查明了我军各统帅机关、后勤机关的所在地。要通报各部队、各分区严重注意，机关都要马上转移。”

5月22日黄昏，在浊漳河岸的王曲村，有3个民兵发现了一支小部队，但见他们穿着八路军的服装，就放他们过去了。

23日拂晓，在小曲村附近，民兵也发现了一支小部队，询问他们的番号？队中有人回答：“我们是新6旅的。”因为当地民兵都习惯把386旅称为“老6旅”，没听到过有“新6旅”，并且还穿着皮鞋，就对他们产生了怀疑，便说：快把枪交给我们！带队人令队员们向民兵开枪射击，遂得以逃脱。

民兵们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了太行军区第5分区的首长，该分区立即电告了129师师部。

5月21日夜，刘伯承率领师部前指从会里村转移，于22日晨6时到达固新。23日收到太行5分区的电报：“小曲发现穿皮鞋、灰衣服的敌探100余，有向王堡、会里前进模样。”

几乎同时，李达派出的侦察员的报告：师部从会里村转移之后3小时，有一股伪装成“新编6旅”的日军独立支队就到了会里。他们抓到老百姓，就问刘伯承哪里去了？

鉴于已经发现多股日军小股部队，李达即于23日上午电令：“各分区、各旅［今］后凡关［系］军事机密（尤其我军行动与驻地）概不允在电话中明述”，以免被日军特务窃听。24日，刘伯承又率前指转移到固新以南35华里的合漳（位于清漳河、浊漳河的汇合处）。

左权将军牺牲的真实经过

据李达回忆，刘伯承在与日军小分队玩“捉迷藏”的同时，曾几次给左权副参谋长打电话。为防特务窃听，刘伯承就用俄语同左权通话（他们在苏联留学时是同学），通告了发现化装成八路军的日军小股部队的行动规律和路线，请他转告彭德怀副总司令，建议总部机关尽快转移。

刘伯承还指示太行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秦基伟）和所指挥的新1旅（旅长韦杰）、第四分区（司令员石志本）部队，立即组织一个突击营，与部队配合，袭击长治日军，摧毁其补给线，捉拿汉奸；并随时准备接应总部机关；又指示冀南军区的宋任穷和刘志坚立即派基干团向营井、武安一线破袭、摧毁日军补给线。

但是，从5月25日到27日，师部与总部的电台联系中断了！据129师《阵中日记》记载，直到5月28日，刘伯承和李达才得知总部的突围经过，原文是：

“总部于二十四日晚在偏城南的杨岩、索堡、麻田、阳邑敌共三千余压迫下，被合围于南艾铺、姚门口，于二十五日午被包围。后向石灰窑以北突出敌围，电台五全失，左权阵亡，罗主任、立三部长向黑龙洞突围，详情不明。”（罗主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立三，八路军后勤部部长杨立三）

根据许多参战老同志的回忆，总部在转移中被日军包围和左权牺牲的情况是这样的：

“[五月]二十四日夜，由于总部机关庞大，后勤部队携带物资过多，行动迟缓，又未按原计划分路进行，结果一夜只走了二十多里路，以致造成集总司、政、后、北方局机关和特务团的一万多人、上千匹牲口，都挤在十字岭一线的不利情况。二十五日拂晓，敌主力一万多人从四面压缩，以南艾铺为目标，进行‘铁壁合围’。彭副总司令同左副参谋长、罗主任等领导同志商定：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局，向北突围到太行二分区；野政到太行六分区。决定之后，彭副总司令纵身上马，挥手高呼：‘马上按指定方向突围！’率先向北山口冲去。左权同志负责指挥后勤人员突围。到了下午四时左右，大部分冲出了包围圈。左权同志还站在一个高岗上沉着地指挥疏散。突然，一发迫击炮弹呼啸而来。左权同志一边高呼‘卧倒！’一边冲到高岗下，将两位惊慌的女同志按倒。炮弹在他们身边爆炸了。那两位女同志得以幸免。可是左权同志头部却被炮弹片击中，不幸牺牲。”（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238-239页。“集总”，指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总部，即八路军总部。朱德当时不在总部）

因为总部的电台丢失，左权牺牲的消息，是由129师电台发给延安的。

但是，当年日军发表战报时，说是他们找到了129师师部机关，随即进行合围，并给予了重创。这说明，日军此时尚不知他们袭击的是八路军总部，更不知左权也在其中并阵亡。

1980年，笔者曾到太原专程访问了曾为八路军总部参谋的一位老首长。他说：左副参谋长牺牲时，我就在现场。因为日军公布重创了129师师部，所以，八路军总部为了迷惑日军，不让日军掌握总部的行动规律，就“将错就错”，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公布：5月24日夜和25日，八路军129师师部遭到日军袭击等语。将近一个月之后，才正式公布了左权牺牲的假日期：6月2日，但并未公布牺牲地点。这是迷惑日军的又一招。（详见李达：《我党我军一英才——纪念左权诞辰80周年》，1986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

当年，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司令部，只是根据情报分析出：总部被包围，是由于日军在扫荡主力部队出发前派出了小股化装侦察分队，带着特务机关事先收集到的照片和资料，并收买当地汉奸带路所致，并不知道这股小分队就是“益子挺进队”。  

1942年9月，天津的伪《东亚新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说：

“六川挺身队，五月二十日由基地出发，攀登悬崖，走过山沟，开始遭遇了三个农会会员。他们把挺身队误认为八路军，于是很不费劲渡过了漳河。在对岸岭上休息纵身深入这样的大敌之中，也只以新编6旅的队伍而逃脱。队员们都是以刘伯承之首级为目的。可是异常兴奋的队员的希望，都被奇袭王堡之时，人家刚刚出发扑了个空而打消了。在那天又去索堡，进入东面的大山中追赶刘伯承。后来据俘虏说，刘伯承逃往西山去了。队员们甚为惋惜的踏着石子路跑到偏城与友军汇合去了。”

129师老同志看到这篇“回忆录”之后，也只是知道了跟踪129师部的小分队，被日军称为“挺身队”，队长叫“六川”，但并不知其全称和军衔，仍不知偷袭总部的小分队队长的名字。在《彭德怀自述》中，亦未提及益子挺进队之事。

《华北治安战》披露组建“特别挺进杀入队”详情

1982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天津市政协翻译的、日军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我研读了有关1942年夏季大扫荡的章节，从中得知：“驻晋日军总进攻”，在该书中被称为“C号作战”，作战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共军第十八集团军军部暨129师仍盘踞于晋冀豫边区的山西、河南、河北省境附近的山岳地带（太行军区）及沁河中游河畔地带（太岳军区），屡次巧妙避开日军讨伐芒锋，企图扩大其势力。”“预定5月15日作战开始。作战分三期进行：第一期（8天）消灭沁河河畔之共军；第二期（20天）消灭涉县北方地区之共军；第三期（20天）消灭涉县南方地区之共军。”（《华北治安战》下册，第175-176页）

书中还说，驻晋日军第1军（时任军长岩松义雄）要求，为达到消灭“共军十八集团军军部及129师”的目的，“C号作战计划”特别要“在战术上加以革新”，就是组成多股小部队，化装成八路军，插入抗日根据地，担任侦察八路军各部队、军分区指挥机关驻地，刺杀八路军各级指挥员和破坏指挥机关及弹药仓库等任务。于是，从第36师团的两个步兵联队中抽组了两支“特别挺进杀入队”：

“步兵第223联队以益子重雄中尉为队长，步兵第224联队大川姚吉中尉为队长，[各]由特别选拔的、改穿便衣的士兵100名组成。”

 为配合“特别挺进杀入队”的行动，第36师团还编组了“特务工作队”，“以宪兵下级军官为队长”，由20名左右的中国人编成“全员武装”。上述部队应“身穿夏服，携带雨衣。便衣中队的便衣到潞安［今长治市，日军上党道特务机关所在地］领取。”

“C号作战计划”规定：

“挺进队接受的任务是：深入敌后捕捉敌首脑（朱德、彭德怀、金永德［朝鲜义勇军负责人］、左权及刘伯承等），如不得手时，也应搅乱敌指挥中枢，报告敌主力退却方向以及敌人隐藏军需品之前发现其所在。”（《华北治安战》下册，第177、181页。引文“[ ]”中的字为笔者所加，下同）

这两支挺进队的分工是：益子重雄挺进队破坏八路军总部，刺杀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大川姚吉挺进队破坏129师师部，刺杀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这是侵华日军对付八路军的最狡猾、最凶狠的一招！

益子挺进队和大川挺进队到在潞安的上党道日军特务机关领取了装备和毒气（芥子气），包括八路军总部驻地（山西省辽县麻田村）及129师部驻地（河南省[今河北]涉县赤岸村）的坐标地图，贴着朱德、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照片和简历的折子，并带有电台和信鸽（129师在此次反扫荡作战中缴获了日军的大量文件，其中就有贴有上述将领照片和简历的折子，内容都是对的。只有一处错误，就是把卢仁灿的照片贴在了罗瑞卿的名下。这也印证了《华北治安战》中这部分内容的真实性）。他们穿上灰色军装，化装成八路军，但穿的却是皮鞋（这并不日军的疏忽，因为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找到合脚的布鞋）。在主力部队出动之前，于5月20日从潞安（今山西省长治市）出发，分别朝八路军总部驻地辽县麻田和129师师部所在地涉县赤岸急进。他们不走大路，夜行晚宿，为避免与民兵和村民遭遇，他们绕过村庄，有时不惜攀登绝壁。

益子挺进队在途中没有遇到麻烦，终于找到了八路军总部。但是，益子并不知道这是八路军总部，而认定是129师师部。那么，既然益子挺进队带上了八路军总部驻地的地图，又有汉奸带路，为什么会判断为129师师部呢？这是因为总部已经从麻田转移。益子队只好到山中寻找。

大川姚吉虽然找到了在赤岸村的129师师部，但刘伯承已经率前指转移。大川气急败坏，让队员们往刘伯承、邓小平和李达的办公室，以及院子里的所有房间的炕上和桌椅上，都喷洒了“芥子气”（对挺进队携带毒气一事，《华北治安战》隐而不写），然后到偏城寻找主力部队。益子得知大川没有找到刘伯承，便以为自己找到的就是129师师部，迅即将位置报告了主力部队。

这一情况说明：八路军总部被日军包围和袭击，左权将军阵亡，就是由于益子挺进队发现了总部机关后，通知主力部队深夜出动合围所致。

我把《华北治安战》中披露的上述内容，向李达将军作了汇报。他同意在回忆录中引用《华北治安战》的有关原文，但要我加上“评注”。之后，首长又让我把回忆录的修改稿送给参战的老同志们核阅。经研究，大家认为《华北治安战》关于“特别挺进杀入队”的内容是大体可信的，与129师师部当年所掌握的情报基本一致，从而确认益子挺进队是突袭八路军总部的急先锋，罪责难逃。

完成左权将军将军未竟事业

1942年6月，延安《解放日报》和《新华日版》公布了左权将军牺牲的消息，并刊登了悼念诗文。6月21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左权同志精神不死！》一文。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赋诗《悼左权同志》，诗云：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障吐血花。

 刘伯承和邓小平合写了《纪念我们的战友左权同志》一文，说：“左权同志的牺牲，不仅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就在同志感情上，即个人的友谊上，也使我们失掉了一个最亲密的战友，我们的悲伤，是不可以言语形容的。”

应左权将军牺牲地山西省辽县人民的强烈请求，为纪念左权将军，经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批准，将辽县更名为左权县。1942年10月10日，八路军总部、129师和边区政府为在反扫荡作战中牺牲的左权将军暨诸先烈和朝鲜友人，举行了隆重的公葬典礼。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罗瑞卿、李达、李大章、杨秀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等领导同志，和朝鲜独立同盟的代表和5000名群众参加了典礼。

刘伯承站在青石方墓前发表讲话，号召大家“继承先烈遗志，学习和发扬他们勇敢、坚决、顽强的斗争精神，强化群众游击战争，准备反攻力量。”

罗瑞卿在墓前作了讲演。他说：“给烈士们行礼还没有完毕，今后还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是报仇，第二件是报仇，第三件还是报仇！”

之后，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同志，亲手给左权将军的墓穴掩上黄土……（详见1942年10月12日《新华日报》（华北版））

下面这张珍藏了73年的珍贵合影，记录了礼葬殉国将士的悲壮一幕，几十年来没有公开发表过。因照片上的人物太小，不好辨认，笔者做了局部放大，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刘伯承、邓小平、罗瑞卿、滕代远等凝重的表情……

葬礼之后，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将士揩干了悲泪，继承左权将军等抗日先烈的遗志，投入了抗击侵华日军的殊死战斗。

刘伯承指挥129师部队，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术，取得了1942年夏季反扫荡的胜利，迫使日军付出了伤亡3千余人的惨痛代价，不得不于6月20日撤出我太行、太岳根据地，为左权将军复了仇。

《华北治安战》中记录了日军曾检讨“C号作战计划”失败的原因：

“在方法上，尚有需要检查批判之处。如军的统帅过于武断，对于与作战密切相关的治安工作及掌握民心方面缺乏办法。此外，对部队进行了不适合第一线实际情况的指挥，追求表面上的武功战果……而对于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虽摧毁其根据地，使其陷入极端的困境，但未能制其死命。”（《华北治安战》下册，第183页）

“摧毁其根据地”，是日军夸张战功。我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不但没有被日军摧毁，反而不断发展壮大。邓小平还领导129师在根据地开展大生産运动，取得了农业和畜牧业大丰收，使部队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向日军发起大反攻，取得了林南、安阳等战役的重大胜利，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左权将军以及为抗日而捐躯的先烈们，终于可以含笑九泉了。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