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苏中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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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2-03-16 00:00

领导重心的再次转移

  一九四四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胜利的形势更加明朗。苏军已基本将德军逐出国境。英美的陆海空军,正向打击德军最有利的方向集中。欧洲各国反法西斯的第三条战线日益发展。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加强了反攻。在中国敌后战场,我解放区军民不断地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日本侵略军正在作最后挣扎。我党中央号召解放区军民抓紧时机,发展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壮大人民革命力量,高度警惕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准备在任何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

  这时苏中的形势是这样:日寇阴谋在对我第四分区进行“高度清乡”的同时,对我第一、第三分区进行“扩展清乡”,对第二分区进行“强化屯垦”,但是已无更多的兵力可调,只能依靠抽集现有力量,而且老兵成份越来越少,土气越来越低落。而我苏中抗日根据地经过艰苦奋斗,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和提高,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底,全区敌人控制的地方仅及百分之十六多一点;敌占区的人口仅及百分之十五多一点。全区县以上早已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区一级政府一股都经过局部改选,半数以上的乡有了共产党的支部和群众组织,基层群众优势已经基本确立,并开始进行以乡政权为重点的基层政权改造。地方武装已能独立担负打击、歼灭日伪,坚持原地斗争的任务,主力部队随时可以用于机动作战。苏中区党委及时提出了“更顽强地坚持原地斗争和更有效地准备反攻力量”的方针。

  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一直是苏中领导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在苏中斗争形势最严峻时也没放弃过,并一直注意为反攻做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物质上的准备。现在敌人正在作垂死挣扎,战争进行到了转折关头,作为战区的指挥员,必须正确估致形势,把握时机,积极主动地推进形势的发展。设若判断失误,轻率从事或优柔寡断,都会对全局造成不利的影响。为此,我开始把领导重心由以坚持为主转为发展为主。

  苏中抗日斗争形势的转折,是从车桥战役开始的。组织发起车桥战役,我有一个较长的酝酿和形成过程。日伪对第四分区“清乡”后,除师直属队和第二分区的机关、部队要在东台南北地区活动外,第三、第四分区的主力团有时也需要转移到第二分区休整,或待机配合第四分区作战,因此,很觉得地区狭窄,部队拥挤,而大批干部亟待整风,也缺少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奉命去军部驻地(黄花塘)参加整风会议和汇报工作,便带少数参谋、测绘人员和一个连,有意识地选择路线,对沿途地形、敌情进行实地调查。去时由台南穿过通榆公路、串场河,经兴化地区南下到江都真武庙,从昭关坝伪军据点中通过扬推公路,偷渡运河,泛舟邵伯湖,在扬州城北十五余公里邵伯湖南岸的黄珏桥上岸,越过杨()()公路,到达黄花塘军部。九月返回苏中时,由天长之龙岗乘船过高邮湖北上,经黎城(金湖县)过淮河,到平桥、径口两据点间登岸,然后夜渡运河,越过封锁线,乘船过建湖、兴化间的水网地区,再越过通榆路回到台南地区。我们穿行了车桥、曹甸据点附近以及许多边沿区、接敌区和敌占区,往返行程五百余公里,沿途察看地形、了解敌情,同干部、群众交谈。在临泽以北的团寨,又与第十八旅旅长兼第一分区司令刘先胜探讨了这个地区的特点和军事地位。我注意到淮安、阜宁、宝应三县边界的淮宝地区,是我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的结合部,也是敌人两支部队的结合部。这里原是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所在地,是韩德勤在苏北苦心经营的反共基地。一九四三年韩顽弃守后为敌伪所占。敌人以车桥为中心,建有十余处据点。我们也跟进开辟工作,一年来已在安丰、曹甸、泾河镇一线以南,打下了政权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初步基础,其余地区伪化仍深。我设想,如果我们集中兵力拔除车桥、泾口等据点,在这里打开局面,敌两支部队都会因为是自己的边沿地区而互相推诿、观望,配合作战也不会协调。而我方得手后就可以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区,可以把领导机关移驻于此,集中干部开展整风运动,集中主力进行整训,还可以就近加强对第十八旅工作的指导。特别是可以打通苏北、苏中、淮北、淮南四个地区之间的战略联系。这样就形成了在淮宝地区发起以夺取车桥、泾口为目标的攻势作战的设想。在这一地域发起攻势作战,会不会刺激敌人,引起对我新四军大规模报复行动?这是需要考虑的。为此,战役发起时机应该审慎待机。到了一九四四年二月苏中区党委召开第五届扩大会议时,我在全面分析了形势后,认为日军已是穷途末路,在我发起攻势作战后,难以对我进行人规模报复“扫荡”,即便有些小动作,在我有所准备的情况下,影响也不会大。我便向与会的几位领导同志提出发起车桥战役的建议,得到了他们的一致同意,随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具体研究制定作战方案。

  当时提出三个作战方案分析比较:一是由东向西,先攻泾口后攻车桥;二是车桥、泾口同时攻击;三是先攻车桥,后取泾口。经过分析比较,择优选取了第三方案。因为执行第一方案,虽背靠第三师地区,便于我军运动和开进,但不久前我攻击泾口末克,敌伪防备甚严,而且即使攻下泾口,还需再攻车桥,付出代价较大。第二方案,不仅兵力分散,而且如一处攻击不得手便会陷于被动,甚至使整个战役失利。第三方案的优点是明显的,首先,打下车桥后,敌人可能放弃一大片地区,我们可以得到最有利的战役效果;其次,车桥处敌中心地区,是敌人的心脏,工事坚固又有日军驻守,敌人自以为安全,而敌人认为安全的地方,正是我最容易得手的地方,这是战争的辩证法,我们可以采取掏心战术,隐蔽接敌,突然进攻,必能收出奇制胜之效;再则车桥周围的地形也较有利于我。为此决定选择第三方案。

  车桥座落在涧河(又名菊花沟)两岸,东西二华里,南北一华里半,问道上有五座桥梁,俯瞅全镇,形如“车”字,足以得名。敌伪占领后,驻扎着日军一个小队,约四十余人,伪军一个大队,约五百余人,他们加高围墙,拓宽外壕,架设铁丝网,修建了五十三座碉堡,构成了绵密的交*火力网。以车桥为中心,在外围还有十几个坚固据点相拱卫。车桥地处中心,来援方向比较多,但敌两个师团部的驻地徐州、扬州,距车桥都比较远,估计不一定来援,其主要增援方向可能来自淮安。为此,我们决定调集主力第一、第七、第五十二团和苏中军区教导团及第四分区特务团等共五个多团的兵力,采取攻坚打援并举的方针,决心不惜牺牲,坚决攻占车桥;同时歼灭敌人的增援部队,各阻击部队坚决保障两天两晚之战斗警戒任务。顺便说一句,有的同志把这次的作战方针表述为“攻坚打援并举,以打援为主”,这不太确切。打援的部队虽然多一些,但我们的目的是攻取车桥,解放这一片地区。在此以前,我们对日寇打的都是游击战,这次集中五个团的兵力,还有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对日寇举行这样规模的攻势作战,在苏中抗日游击战争中是没有前例的。所以我们狠抓了战役前的准备,特别重视协同作战的准备。第一,对敌情的判断,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作了审慎周密的预案和计划;对我方部队集中的时间、地点、开进路线、攻击时间作了精密的计算和要求,以减少战时协同的困难。第二,统一了弹药、器材、粮秣、野战医疗、运输等后方勤务工作,还根据我们所拟采用的战术手段,特制了一批攻坚器材,如连环云梯、单梯三角钩、爬城钩、麻绳、煤油、棉花、竹竿、土坦克、炸药、烟幕弹、沙包,还准备了火箭、灯笼、电话等通讥联络工具。第三,动员群众支援前线,征集大批船工和船只,组织群众双及时配合战时勤务,战后平毁敌人据点工事。第四、战前对部队进行编组,将互相较为了解、战斗作风特长相仿的部队,临时编成一个建制,共编为三个纵队、一个总预备队,适当调整了组织与干部。第五,在战役发起前十余天,即由师部和各主攻部队派出得力干部,进入车桥和芦家滩伏击阵地作实地侦察。并依据实地情况,进行战前训练。

  政治动员工作做得很充分,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动员会,颁布了战时奖惩条例,组织了突击队、突击组,互相提出战斗竞赛。

  在组织指挥上,师前方司令部与一分区司令部暂时合并,组成野战司令部。我和副师长叶飞也作了分工,叶飞负责战场指挥,我掌握全局。

战役于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晨一时五十分发起,首先进攻车桥据点。我军利用夜暗从敌外围据点之间直插车桥,以隐蔽迅猛动作,从四面八方越过外壕,架起云梯,爬上围墙,很快攻占了围墙上的所有碉堡并迅速攻入镇内,分割包围各敌伪驻地。我军的突然攻击,使敌完全被动。经激烈战斗,于当日中午全部歼灭了镇内的一个伪军大队。接着对日本驻守的土圩及碉堡开展攻击,经一天一夜的战斗,日军一个小队大部被歼,残敌固守挣扎,我展开了政治攻势。五日下午,淮阴、准安、涟水等地日军(华北派遣军第六十五师团第七十二旅团山泽大队),纠合伪军共七百余,分批在淮安集结,乘汽车向车桥增援。当第一批援敌进入我韩庄、芦家滩伏击阵地时,我军突然猛烈开火,迫敌进入我预设的地雷阵地,炸死了一批敌人,接着第二、第三批援敌亦进入韩庄与第一批残敌会合。当晚,敌向我阻击阵地进犯。我军从敌侧背奋勇出击,与敌白刃格斗。敌伤亡惨重,向韩庄东北突围,在芦苇荡边被我切成三段,大部就歼。七日,车桥残敌狼狈逃窜,战役胜利结束。我军共歼山泽大佐以下日军四百六十余人,其中生俘山本一三中尉以下二十四人,歼伪军五百余人,攻克车桥据点,摧毁碉堡五十余座,并缴获九二式步兵炮一门及大批武器弹药,我军乘胜扩大战果,至十三日,共收复曹甸、泾口、塔儿头等敌伪据点十二处,使推安、宝应以东纵横五十余公里的地区全部解放。

  车桥战役发起前,我运用声东击西的手法,在东台三仓地区举行了牵制作战。当时敌军对我计划一无所知,仍在致力于“清乡”和“扫荡”。三月三日,我获悉日军百余人、伪军千余人增至安丰,有向东“扫荡”模样;南面海安之敌一部进至李堡,有向我台南地区“扫荡”之可能。我们遂将师直机关分为前后梯队,由管文蔚同志率后梯队北移,跳出“扫荡”圈;我车前梯队向南经三仓、三十总到薛家套,故意迎击“扫荡”之敌与其纠缠。三月四日,李堡、安丰、潘家(金敝)各路之敌,以一仓河、吴家桥为目标分进合击。我们于夜间从敌人空隙中由薛家套安全转移到五总。敌合击扑空后继续分路追寻。我又安全转移到兰路址。三月五日使晨,车桥战役打响后,敌即仓皇后撤,并放弃了潘家(金敝)据点。南线的作战行动麻痹了敌人,加强了车桥战役发起的突然性。

  车桥战役得到我兄弟部队第三师的积极支持。在战役前,我们即同三师沟通了情报联系。战役进行中,第三师一部攻克涟水、车桥间的朱圩子据点,歼灭伪军三百余人,对车桥战役的胜利起到积极的配合作用。

  车桥战役的捷报传到延安,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新四军收复车桥的消息,赞扬这是“以雄厚兵力”打的一个“大歼灭战”。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祝贺这一胜利的社论。在延安的陈毅军长也发来了嘉奖电。车桥战役后敌人未敢进行大的报复行动。一个月后,苏中区党委、苏中行政公署、苏中军区移驻车桥附近宝应县的固津一带,党校移到了固津附近的林溪镇。我们集中四个主力团在淮宝地区整训,为后来我军向苏浙战略机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车桥战役以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役形态,以机动突击、单刀直入、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秘密接近、迅速猛扑等战术手段,偷袭与强攻、进攻与阻击、分途开进与协同攻击、步兵单独作战和步炮联合作战、主战场与牵制战场、主力与人民武装等多种作战方式以及周密细致、机智果敢的组织指挥而展现光彩。我军指挥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一百八十五位同志光荣负伤,五十三位同志光荣献身。日本反战同盟苏中支部松野觉同志参加火线喊话,英勇牺牲。

  车桥战役以后,我对全区斗争方针又作了一次考虑。当时日伪对四分区的“清乡”已转为以政治伪化为主,同时准备对第一、第三分区进行“扩展清乡”、对第二分区进行“强化屯垦”。面对这一情况,我认为敌人已无多大兵力增调苏中,我们对敌人的“扩展清乡”、“强化屯垦”应采取打破的方针。至于第四分区的反“清乡”,则仍提“坚持反清乡”,不提“粉碎反清乡”,因为过早地提“粉碎”容易引起轻敌和急躁,导致敌人的报复,使群众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同时,这时我们的领导重心,已经转向准备反攻,第四分区形势如再度紧张,对全局会有干扰。

  六月中旬,苏中区党委根据形势的发展,指出反据点斗争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要用一切办法来达到反据点斗争的胜利,使敌人被逼放弃小据点,集中到大据点,并使大据点一个个处于孤立局面。

  于是苏中全区展开了对日伪的攻势作战。早在五月,苏中主力特务四团已攻克南通、如皋两县交界的童家甸据点;东南警卫团攻克竖河镇据点;各县警卫团、区队、民兵攻克日伪据点二十八处,歼灭日伪近千人。六月二十三日,第三旅第七团在如皋中部耙齿凌附近与日伪军五百余人打了一个遭遇战,经三个多小时激战,击毙日军中队长加藤大尉以下日伪军二百余人,活捉日军小队长以下十四名,伪军二百余人。六月二十七日,我主力第七团与特务四团,在三千余民兵配合下,攻克“清乡”区封锁线上的日伪军重要据点南坎镇,把“清乡”区打开一个大缺口。此仗日军十二人、伪军一个连被全歼,驻掘港日军中队长丹木率部增援,被我阻击,丹木以下十余人毙命。七月中句,活跃在吕四、环港一带的海防团以奇袭手段,缴获日军运输艇两艘,活捉日军九名。七月中旬,第三分区主力一部与如西独立团攻占石庄,俘伪军一百五十多人。区队、民兵收复新市、新生港、吕家窑、田家铺、张黄港、新坝等日伪据点,攻克长江中的永安沙。第二分区于七月中攻克兴化南的戴家窑,俘伪军营长以下一百八十多名,强攻西团伪“屯垦”警备第一纵队第五大队,击毙伪军三十余人,俘二百四十六入,平毁了十三座碉堡,接着又收复谢家庄、洪家垛、河口、墩头、湖北庄、万来庄、朱家舍等日伪据点。

  我第四分区军民在“清乡”区内发起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六七月间,南通、海门、如皋各地地方武装、民兵和群众五万余人,发动了为时二十多天的大破击战,破坏公路七百余公里,炸毁桥梁五十余座,攻占八总店、鲍家坝、三余、北新桥等一批日伪据点。九月再次组织大规模攻势,历时四十五天。夏秋两季攻势,前后攻克、逼退日伪据点六十余处。到了一九四四年十月,不仅恢复了“清乡”以来被日伪占领的地区,而且使根据地有所扩大。

  至此,第四分区军民经过一年零七个月的艰苦斗争,终于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决定性胜利。而日伪的“扩展清乡”、“强化屯垦”宣告破产。一九四四年初设立的伪“苏北屯垦总署”,也于十一月一日被迫宣布取消。实践证明,我们对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因而能不失时机地对敌人展开攻势作战,而车桥战役则成为苏中抗日根据地对日伪进行局部反攻的起点。

  一九四四年秋,党中央为了发展东南各省的抗日斗争和准备战略反攻,并为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迎击国民党的反共内战预作准备,重申了发展东南的战略方针,我奉命担负向苏浙皖边区发展的任务。多年为之奋斗,一刻没有忘怀的这一宿愿终于实现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中旬,我率苏中主力三个团由车桥地区出发,渡江南下,暂时告别了苏中父老。

  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苏中抗日根据地是在同敌人艰苦顽强的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苏中人民是经过战争烈火考验的,因而是最坚强的。回忆这一段历史,我觉得这是一条最宝贵的经验。

向苏浙敌后发展,是我军向东南发展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党中央在抗日战争后期,为迎接战略反攻形势到来作出的战略决策。

  我们在执行向苏浙敌后发展任务的过程中,遭到国民党顽固派一而再、再而三的拦截和进攻,被迫奋起自卫。从一九四五年二月到六月,在浙西天目山地区,主要是孝丰(今安台县丰城镇)地区,我军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自卫反击作战,沉重地打击了顽军。尤其是第三次作战,歼灭了向我进攻的顽军精锐主力。这三次作战统称为天目山战役或孝丰战役。

  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在望,胜利果实归谁所有?胜利后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将怎样?已经日益尖锐地提到全国人民的面前。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一直处心积虑地限制、削弱人民革命力量,随时准备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抗战爆发以来多次制造反共磨擦,现在眼看日寇败局已定,为了独吞胜利果实,并在胜利后对全国继续其法西斯反动统治,就更迫不及待地指令国民党第三战区悍然向我发动进攻,妄图一举歼灭我在江南和浙西的新四军主力,为其以后发动至大规模内战作准备。

  我们对于在向苏浙敌后发展中将会受到顽固派的严重阻挠是早有预料和作了准备的。为了全力迅速向敌后进军,我们总是力求避免同顽军纠缠和正面冲突。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想避免也避免不了。发动内战是顽固派的既定方针,我们只能针锋相对坚决斗争。因此,我们向敌后进军时不能不随时准备对顽军的进攻实行自卫反击。面对顽军的进攻,我们只有取得自卫反击作战胜利,才能够继续挺进敌后,打击日伪,发动群众,扩大和建立新的解放区。

  天目山战役是我在抗日战争中所经历的激烈和艰苦的重要战役之一,也是我华中部分主力锻炼成长的重要战役之一,正是通过天目山战役的胜利实践,使我们提早实现了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为后来蒋介石对我们全面大打时做了思想上和战略战术上的准备。    (责任编辑:韩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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