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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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2-03-18 00:00

   刘建绪的“围剿”,虽然动用的总兵力比罗卓英的那次“围剿”要多,但是,我们反“围剿”的有利因素也有增加:第一,由于我游击区的范围已大为扩大,刘建绪的兵力与罗卓英集中于浙西南的兵力相比,相对说来没有那样密集了;第二,经过前一时期的工作,我们的社会基础更巩固、更广泛了,各大小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互相策应,加强了我们抵抗敌人的力量;第三,全国形势的变化曾迫使刘建绪一度放松“围剿”的进程,这对我们也是有利的。因此,尽管浙南游击区的中心地区遭受到的摧残十分严重,但是几块游击根据地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且保存了较多干部。浙南这个战略支点,依然坚如磐石。
迎接抗日高潮
  在国民党的封锁与“围剿”之中,我们的处境虽然极其艰苦,但北上抗日的意志仍很坚定,大家非常关心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希望及时了解党的方针和政策。
  由于我们早就失去了同党中央和上级党的联系,所以我们每到一地,就千方百计搜集敌人的报纸,从字里行间了解情况,分析形势;并且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通过青年知识分子,搞来上海等地的进步刊物,如邹韬奋办的《大众生活》,从中体会党的方针、政策。当我们知道了党中央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布的《八一宣言》和一九三五年底提出的《十大纲领》等重要文件的精神后,对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总路线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马上组织学习和宣传。对内,给指战员上形势课,进行思想教育;对外,发表宣言和公开信,说明斗争形势,宣传我党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在游击战争那样艰苦恶劣的环境里,我们没有忽略过共产党人所肩负的政治责任,对于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都力求从我们自己所能理解的水平,表明政治态度。例如,当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我军时,已是一九三六年一月了,我们当即发表宣言,表示积极支持。一九三六年六月发生了“两广事变”,当时我正带着挺进师主力转战于浙西南和浙东一带,刘英同志带领“突击队”在浙南开展秘密工作,尽管双方没有联系,但是都分别发表了反对军阀内战,要求团结抗日的宣言。回想起来,那时我们的思想还是比较能够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的。
  一九三七年春,经过多方努力,临时省委同上海党组织建立了联系,接着又经过上海党与中央取得了联系,这对于指导浙南游击区的斗争,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但遗憾的是,那时我已同临时省委失去了联系,仍然处于闭塞的状况之中。
  一九三七年五月之后,刘建绪对浙南的“围剿”进入最严重的阶段,其残暴程度达到了高峰,真是黎明前的黑暗。但是,此时民族矛盾已空前激烈,“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而我红军主力北上已胜利到达抗日的前进出发地,南方八省的游击根据地的革命红旗始终屹立不倒,全国人民包括海外侨胞又以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斗争紧密配合,国民党蒋介石迫于形势和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压力,其“北和南剿”的反动方针再也不能推行了。
  一九三七年九月,我们正在门阵地区活动,由于消息闭塞,还不知道国共两党已经实现第二次合作。这时从金衢平原上不断传来各种消息和谣言,说什么“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经过仔细分析,我们觉得可能是国共合作了,便派了一支小部队出去调查。这支小部队化装成国民党军队,大摇大摆地开到龙游县溪口镇,进入镇公所,自我介绍说:“我们原在山区剿匪,现在奉命开赴抗日前线,要给县长打电话,了解情况”。镇长帮助给县长挂了电话。县长说:“现在国共合作啦,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要开拔抗日了……”他们问明了情况,收集了些报纸,便返回汇报。
  我们开了个会,把部队集中起来进行动员教育。同志们听说国共合作了,要抗日了,觉得从一九三四年七月就已接受的先遣抗日的任务,很快就能得以执行,都很兴奋。我们要求大家百倍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发生意外。稍后,又给国民党遂昌县政府写了信,要他们派代表来同我们谈判。
  不久,国民党遂昌县政府派了一个代表来到门阵,请我们下山进城。我们向对方严正表示:为了共同抗日,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战谈判。同时告诉对方,第一,我们将开赴浙南根据地,沿途不得留难;第二,我们已经停止了打土豪,要求对方给我们补充弹药、给养,第三,合作不是投降,改编不是收编,双方是平等的合作,要保持我军的独立性,我们不进城。对方表示,愿意回去报告,并尽快答复我们。
  鉴于这次谈判可能成功,为了积极迎接民族民主革命高潮,我们即令部队集中于门阵,在小溪右岸驻扎下来,进行政治形势教育,开展练兵活动。与此同时,宜遂汤工委也向群众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并发动群众为部队筹办给养,缝制新衣。
  过了几天,国民党答应了我们的条件,欢迎我们下山。我们同时了解到临时省委已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达成了停战协议,当即决定集中部队开赴浙南平阳,与刘英同志等会合。我们在门阵村头的白沙庙召开了军民联欢会,向群众告别,还请木偶剧团来为群众演出。群众欢天喜地,真象过节一般。
  我们终于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门阵乡亲,翻山越岭,沿着崎岖的山路南下,绕过遂昌县城,经过石练、湖山、王村门、大潘坑、船寮、青田、大峃(xue),到达飞云江南岸,和刘英同志派来的联络员相遇了,随即一同奔赴平阳北港和刘英同志等胜利会合。
  以后,我才知道了闽浙临时省委同国民党谈判的一些情况。临时省委在同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后,逐渐了解到党中央关于联蒋抗日的主张。一九三七年四月,在刘英同志主持下,以临时省委和省军区名义向浙江国民党当局发出呼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文电。其时刘建绪已奉蒋介石之命,在报纸上公开表示要和我方谈判。双方代表在鳌江进行了三天谈判。在谈判中,国民党代表妄图以和谈为名,迫我投降。我方代表表明了合作抗日的严正立场,揭露了敌人的罪恶阴谋。对方见其阴谋不能得逞,便拿出蒋介石“停抚进剿”的手令相威胁,谈判随即破裂。在全国抗日高潮到来后,刘建绪复于八月间给临时省委送来亲笔信,要求和我方重开谈判。临时省委遂派代表到温州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谈判,九月十六日双方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
  实现两党合作抗日,这是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两个革命战争时期的转变。从浙南地区来说,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还比较自觉。在同国民党的谈判中,我们坚持了原则立场,国民党在军事斗争中没有取得的东西,在政治斗争中也同样没有得到。
  挺进师分散游击于浙南各地的游击队先后集中于平阳北港山门街,记得有范连辉,周瑞球、舒雨旺、杨立才、刘亨云、张文碧以及何畏、陈铁军等同志带领的各路部队,共四五百人。这个数字,和一九三五年初挺进师进浙江时的人数相当。但其成员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七军团、十军团的老骨干不太多了,充实了许多新的血液,有浙西南、浙南和闽浙边的一批工农子弟兵,有温州、上海等城市的知识青年。我们的装备虽然不算好,可是部队作战经验丰富,战斗力是很强的。这支部队随即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下属三个支队和一个教导队。为了加强抗战力量,我们在大墩村举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在山门街畴溪小学开办了“抗日救亡干部学校”,部队补充新兵,加强训练,就地开展群众工作。此时,省委又派了吴毓、龙跃等同志去与中央联系。
  这时,新四军军部已在南昌成立,以后又迁至皖南,来电命令我们赴皖南集中。一九三八年三月间,东南分局组织部长曾山同志来到了山门街,向我们传达上级的指示,并一同研究了部队进一步整编的问题。[党中央对南方各游击区的安全和巩固问题十分重视,一再强调这是“十年血战的结果”,是“今后抗战和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战略支点”,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一定要保存。当时,日寇有在温州沿海登陆的可能,为了准备在日寇登陆后在闽浙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防止国民党当局再次背信弃义,发生变故,决定由刘英同志主持浙江省的工作,带领部分武装人员和干部继续留在浙江坚持斗争;由我带领“抗日游击总队”开赴皖南参加新四军的战斗行列,还以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部分人员组成战地服务团,随部队行动。一切安排就绪,刘英同志便和曾山同志一起先赴东南分局。我和刘英同志从这里分手后,就没能再见面了。我们是从一九三四年开始在一起工作的,共同经历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和三年游击战争这两段艰难的历程。一九四二年春,刘英同志在温州被捕。他在狱中顽强斗争,坚贞不屈,于五月十八日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了。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刘英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人民永远纪念他。
  三月十八日,我们由平阳山门街出发,欢送的人群饱含深情。浙南游击区的革命群众,三年来哺育了我们游击队的成长,不少人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我们的新生。现在,新的革命使命在召唤我们,大家都要为新的任务而战斗了,这样的分别又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途经瑞安、泰顺、丽水、松阳、遂昌、龙游、衢县、常山、开化、屯溪等县境时,都派人去同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立即释放“政治犯”,使一批被国民党逮捕和迫害的同志得以出狱。在北进途中部队受到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慰劳。这时的政治形势已与几个月前大不相同,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许多地方都成立了“抗日自卫委员会”,浙南、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群众正在以当年创建根据地那种热情和气派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部队收到他们的传单和慰问信,感到非常鼓舞。到达龙游以后,同志们要求乘火车到衢州,经过交涉,上了火车,一声汽笛长鸣,同志们的心随之飞到了抗日前线。我们行军一个月,到达安徽歙县岩寺,加入了新四军的战斗行列,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我们在失去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经历了由正规军到游击队和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两次转变,又经受了国民党的一次“进剿”和罗卓英、刘建绪两次几十个团的“围剿”,领导同志之间又产生过严重分歧,但是,不管形势怎样险恶,鼓舞我们的强大精神力量始终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相信我们的革命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总是要胜利的,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信念,推动着我们从失败和挫折中接受教训,推动着我们在新的斗争中逐步走向成熟,走向新的发展。
  三年,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但成果也是丰硕的。
  第一,在敌人的心腹区域沉重地打击敌人,较长期地吸引和牵制了敌人相当数量的兵力。仅以我们进行的两次反“围剿”为例。就先后吸引、牵制了罗、刘两敌各三四十个团的兵力。历时各达八个多月之久。其间,对敌人力量的消耗与打击是难以用数字表达的。一方面,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长征和南方各游击区的斗争牵制了敌军的主力,这是对浙南游击区斗争的有力支援;另一方面,浙南的斗争,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策应了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也在一定的程度上配合和掩护了邻近兄弟游击区的斗争。
  第二,努力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在敌人的心腹地区发动群众,推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并把浙南建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撑点。这个战略支撑点,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培养、锻炼和储备了一支经验丰富的战斗队伍,成为组建新四军的部分骨干力量,并把“先遣抗日”的旗帜胜利地插到了江南敌后,报偿了党和人民四年来所寄予的殷切希望。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是许多党的优秀干部、战士和革命群众鲜血、意志与生命的结晶。挺进师政治部主任(后兼任浙西南特委书记)黄富武同志,领导浙西南反罗卓英“围剿”斗争,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三十日被俘,坚贞不屈,蒋介石亲自下令,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二时许被杀害于丽水南明门外。师宣传科长王维信同志,一九三五年四月底在斋郎战斗中负重伤牺牲。师组织科长兼地方工作科长(浙西南特委第一任书记)宗孟平同志,一九三五年五月在龙泉茶岙岭战斗中牺牲。第一纵队前后两任纵队长朱宝芬同志和王屏同志,在开辟浙东地区的斗争中牺牲。第二纵队长李重才同志和政委洪家云同志,在反罗卓英的“围剿”时,在浙西南战斗中牺牲。第三纵队长刘汉南同志,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在安仁镇赤源坑战斗中牺牲。第三纵队政委兼龙浦县委书记方志富同志,一九三五年十月七日在龙泉茶园坑战斗中牺牲。第四纵队长王裔三同志和政治委员李凡林同志,在游击于闽北根据地时牺牲。第六支队政委王春华同志,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四日在英山附近的战斗中牺牲。还有如地方工作团团长、浙西南特委副书记杨干凡同志,工作干部朱干、杨林同志,第三任浙西南特委书记许信焜同志,以及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等同志,都为坚持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洒下了最后一滴血。还有更多的,我所不知道的无数的无名英雄。这些有名的和无名的英雄们,他们的革命精神是永垂不朽的!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庄严指出:“…南方各游山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以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我以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英勇奋斗而牺牲的烈士们,是夺取这些胜利的最光荣的功臣!这段历史,发生在一九四○年。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团派加紧推行反共政策作为其准备投降的重要步骤,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更加集中地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来了。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我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奉命率领所属主力部队挺进苏北,执行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在陈毅同志的领导下,把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实际情况紧密结合,正确地处理了党内外、敌友我、军事与政治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经过五次战斗,赢得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战役决战的胜利;实现了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胜利会师,奠定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打开了华个抗战的新局面。
  多年来,回忆和歌颂这段历史的作品已经不少。我愿以这场斗争的亲身经历者的身份,为读者提供一些背景材料。我的回忆,将侧重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和军事指挥方面。
  


   (责任编辑:韩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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