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竞天的故事----作者:滕久昕

 二维码
发表时间:2012-04-23 00:00


                                               “文革”炼狱中煎熬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武竞天也象千千万万普通人一样,认为这主要是在文化界开展的政治运动。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一场全国性的大灾难、大浩劫。
   当时铁道部部长吕正操用主要精力抓“大三线”建设,从1964年下半年起,铁道部的日常工作由武竞天主持,在突然到来的运动面前,承担了领导全国铁路安全运行和开展“文革”的重任。
   1966年8月,武竞天听说在地质部发生抢档案的事情,立即布置有关部门做好铁路档案的保管工作。9月,到铁道部造反串联的人日益增多,他感到铁道部办公大楼里目标太大,很不安全,就组织人力把干部档案转移到铁道部专运处,把一些技术档案、中央文件和机要电报密码送进铁道部档案馆。后来发生了唐山铁道学院一个“红卫兵”组织冲进机关,把正在整理的档案抢走了。武竞天这位老革命愤怒了,长期革命斗争尤其是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他把保护党的机密看做高于自己的生命,可是眼前的混乱情况让他做出决定,他对办公厅的同志说:“三个人架一个,把他们架出去。”许多机关干部也站出来同学生评理,迫使他们退出机要室。这件事后来被称为“11.29”事件。那时,还有一批重要的档案存放在北京苏州胡同一个宿舍里,就更让武竞天感到担心了。他犹豫再三,拿起电话拨通了铁道部专运处领导的办公室:“你那里能不能放些档案材料?”“不行,我们楼上已经存放了干部档案。”“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实在是腾不出地方了。”沉寂了一会,武竞天又说:“你看我们车上能不能放?”“什么车?”“专用列车或者公务车啊。”双方都沉默不语。武竞天最后说:“以后再说吧。”
   过了几天,风声越来越紧,武竞天召集有关干部开会,说明现在学生闹得很凶,苏州胡同不保险,需要将档案立即转移到专运处,几个干部都同意。会后,武竞天亲自坐车携带四个手提箱材料送到专运处交给一位副处长。这些档案材料被秘密送入毛泽东专列列车员的宿营车上。起初,武竞天并不知道这批材料具体放到什么列车上,当时只是听到有人说:“要是车出去了,这些箱子就一时拿不回来了。”过了几天,办公厅需要查找一份关于“四清”的材料,武竞天通知专运处,把这些箱子取出来。专运处的几位负责人说:“开什么玩笑!放进去时没人发现,取出来以后如果被学生知道,反而说不清了。”不久,这件事情还是传到江青耳朵里,她根本不问存放的是什么材料,就说武竞天“狗胆包天”,把“黑材料”藏在毛主席的列车上,“图谋陷害毛主席”。武竞天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压力很大。直到1975年,专案组也觉得这个结论实在站不住脚,从审查报告中把这个问题删掉了。武竞天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竭尽全力保护中央文件和档案材料,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确实功不可没。


                                                 艰苦朴素  以身作则
   武竞天生活简朴,当年解放战争时期,在邯郸和石家庄时,按规定他可以吃小灶,但是他喜欢同大家一道吃大灶。大食堂有什么就吃什么,从不挑剔。遇到急事骑辆自行车,拿块烙饼,咬几口就出发了。到北京后,工作忙了,不怎么回家吃饭。经常叫工友替他在小铺子买碗豆腐脑,就着两个棒子面贴饼,就算一顿饭。铁道部搬到新址后,经常自己到食堂吃,开会忙顾不上时,请工友帮助从食堂买一大碗面条回来,吃的很香。到老朋友家做客也是遇到什么吃什么,莜面、荞麦面等粗粮他都喜欢吃。
   武竞天是1926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是党的高级干部,工资不算少。每月领取工资后,将日常家用的钱都交给保姆管理。他家里人口杂,孩子多。有的老干部因工作调动,举家离京,但为了子女不能缀学,也都留在武竞天家带管。尽管保姆精打细算,管理一大家子的总务,但还是因为人口多,经常入不敷出。1960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因为营养不良,发生浮肿,血压升高,眼底出血。铁道部的领导同志对武竞天健康情况非常关心,滕代远几次提议补助他生活费400元,部党组派一个干部将钱送给武竞天,他坚决不要,说:“组织的关怀我很感谢,我个人的困难我自己克服。”后来,父亲派党组一位老同志亲自把钱送给他,对他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这样他才收下了。
   父亲在工作中与武竞天的配合很好,两人都是入党很早的党员,武竞天也非常尊重父亲。记得我刚上中学时候,有一天武竞天来到家里,与父亲谈工作,我将他引进会客室落座后,父亲吩咐我沏茶。当我端茶进去时,听到父亲说:“我不吸烟,这里没有香烟招待你哟。”武说:“部长,没关系,我自己带着呢。”说完两人哈哈大笑。父亲对我说:“再给司机同志送杯茶。”我答应后退出。
武竞天刚进北京时,开始住在王府井霞公府附近的一所房子,后来铁道部住宅区盖好了,周围一片坟地,有些荒凉,人们不愿意去住。他对家人说:“我们搬去住吧。我们带个头!”他搬进第四住宅区,离霞公府远了,需要每天汽车接送。可是,家里人上班、孩子上学他坚决不让坐他的车。直到后来国务院规定了私事用车收费的制度,他才同意家里人在紧急的时候使用,并且必须照章付钱。第四住宅区周围房子越盖越多,逐渐形成了一个小区,也通了公交车,日渐繁荣起来,要求入住的人也多起来了。这时,武竞天又从第四住宅区搬到东城区抽屉胡同的一处铁路宿舍去了。
   抽屉胡同这个宿舍原来分配给一位局级干部住,这位干部嫌房子是东西朝向,又旧又潮,院子又小,没有要。副部长武竞天搬了进去,一直住到“文革”时期。
   1956年调整工资时,他的妻子朱瑞兰在铁道部财务局工作,经过摸底排队和群众评议,提出将朱瑞兰提升一级工资。武竞天当时是铁道部调整工资领导小组组长,看到财务局报上来的名单,他就把朱瑞兰的名字勾掉了。秘书与他核对时,他说:“我主管这项工作,对自己的亲属应该要求更严格。”
   1977年6月12日,这位共和国开国部长含冤去世,终年68岁。

   武竞天同志自1926年参加革命以来,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经历了多次严峻的考验。建国后他长期担任铁道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一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人民铁道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离开我们已有35年时间,但是我们铁路人对他的怀念日久弥新。他不愧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

                                                                                           (责任编辑:韩玉芳)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