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回    老百姓盼得救星来    县长妻娘家“劫”粮去

爹娘死，妻子奔，

耕牛粮洞一扫空。

不是恩人到，断无此残生！

有你来，庆重生，你比爹娘一般亲！

恩人！恩人！

你为何不早临？莫不是不要这批不幸人？

我要发誓：

有力打钟，唤醒那些梦里人。

乌云散，天已晴，永远随你步前程！

—《晋豫人民复活记》碑中引用无名氏短句

这是时任太行第四行政督察署专员，原任太行第八行政督察署专员杜毓云于1945年亲自为焦作“四分区抗日烈士纪念碑” 撰写的碑文《晋豫人民复活记》中引用的无名氏的短句。

杜毓云，河南博爱人。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边区政府设太行第八行政督察署，34岁的杜毓云任专员，1945年后行政区划撤并，任太行第四行政督察署专员。1955年后历任驻印度大使馆商务参赞、对外贸易部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对外贸易部顾问等。

一篇饱含深情的《晋豫人民复活记》亲述了民国三十二年太行八地委、八专区、八军分区成立之初所辖区域，包括陵高县人民的生活惨状。这个无名氏的“短句”，正是人民对求新生、求解放的呐喊和呼号。

从民国三十年开始，秋冬雨雪稀少。到了三十一年，又是春旱无雨。三十二年，前半年旱得不行，庄稼干脆发不起苗，但到了八月却又阴雨连绵，秋收不到三成。日伪不断地蹿入各区抢掠，国民党军无度地征稂，村上又有恶霸地主、帮会的盘剥，使严重的灾荒更加严重，灾民一天天增多，在饥饿中苦撑。

现在的你，无论怎样想象，也想象不出当时的景象。说万户萧疏、千家灯灭不为过，说牛羊绝迹、鸡犬不留不为过，说狼吃人不为过，说人吃人也不为过。

真的是这样。穷人受着饥饿，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有的，一家一天拖出四个死人。有的，上下三、五天便全家死绝。死了的人，有的弄两个破缸扣了，有的用破席片卷着，挖个土坑埋了，有的干脆陈尸路旁、野地，甚至院里、家中、炕上。

活着的人只能剥树皮、挖草根、捋草籽，渐至吃活人、刮死尸烧骨头，目睹之状，惨不可睹。即使树皮、草根熬成的“饭”，一天也只敢吃两顿，不到天黑就关起门来，在饥饿中等待睡眠的到来，而不是等待有希望的明天。

壮劳力饿成了弱劳力， 多数人都饿得皮包骨头，面黄肌瘦。有的人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东倒西歪，有的人丢掉棍子不敢走路，只能爬行。小孩儿饿得只敢在自家院坐，不到外边玩。

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知什么时候吃的什么不对，身上出了像麻疹样的红点点。不抓破，痒痒得不行；抓破了，酸疼难忍。有的身上肿起了大拇指指甲盖大小的一个个红癍紫癍，抓破了，连成了一片片的毒疮，疼得人几天几夜坐卧不宁，直到结了痂，才稍微好些。有的，先是皮肤上青一块，紫一块，后来便全身浮肿，连喉咙都肿了，除了喝白开水，别的什么也咽不下去，躺在床上几天起不来，有的躺下就再也没起来。

牲口卖了，杀了，或被日伪抢去了。地里长了草，土跑塄塌，一块地成了好几块。村里村外，野狼盛行，乌鸦发狂。

专员杜毓云进到陵川，看到的是“炕上路上到处躺着死人，野外尸体上聚集着一群群乌鸦”，“村里罕见三岁以下婴儿”。

八分区司令员黄新友在1953年6月的自传中写到：“1943年9月，到陵川后……因敌人的扫荡，顽二十七军与日本残酷的摧残，饿死的群众很多，有的全村死完，有的十室九空，村里找不到鸡狗牲畜。群众这种悲惨情况，使自己对国民党更加仇恨。”

华青是1944年到陵高县任七区书记的。八十年代，他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当时全区普遍发生灾荒，其中严重者为东、西瑶泉、台南台北和后山一带。群众很少能吃到粮食，多靠粗糠、野菜度日，饿死人的事时有发生。1944年三、四月间东王庄沟里曾经发生祖母和孙女二人，孙女饿死，祖母将孙女煮食之惨剧。”

难怪凡经过“三十二年”的老人，只要一提起“三十二年”，到现在都浑身打颤。

八路军来了！

八路军本来就是穷人的队伍，从司令员到战士。

陵高县政府和进入陵高县的所有部队，开展了“省一把米、救一个人”活动：战斗部队，将原来的每天一斤六两口粮减为一斤二两（按现在的秤为一斤一两多一点）；政府及民众团体工作人员，由原来的每天一斤四两口粮减为一斤。每人每天节米四两救饥荒、救群众。

每日奔波辗转，一斤多一点的粮食确实难以糊口，无以充饥。可事实上，连这点口粮也吃不到自己的嘴里，因为看着瘦骨嶙峋的人、少气无力的人、行将饿死的人，他们谁也吃不下去。八路军到村之后，常常自己采野菜吃，把背来的小米煮成稀饭，去喂躺在炕上快要饿死的老乡，再把炕上的死人抬到村外去掩埋。在刚来的一段时间，甚至，救临死之人、埋已死之人，成了他们每天的主要工作。

好几个月煮糠菜的锅里有了点米星星，吃糠菜的嘴里进了点米汁汁。这米星就是救星！无奈的穷人，多少次地跪下，甚至爬在地下向战士、向政府工作人员磕头如捣蒜。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129师指示：为了保障战斗力，不与百姓争粮，机关要自行解决两个月的粮食，部队要自行解决三个月的粮食和全部蔬菜自给。

于是，在一面与日寇抗战，保护人民群众，一面紧锣密鼓组织群众运动的间隙，军队、地方都制定了一个月的开荒任务，掀起了大生产运动。

部队在周边村能找到撂荒地、闲置地、无主地的，就复垦。没有的，就上山开荒。据时任一二九师新一旅二团连长，后任北京卫戌区司令员李钟玄回忆，仅他所在的四连百余人，在陵高县的南村一带开荒种地面积达到358亩。陵高县政府也以部门为单位找地种，像武委会，仅四五个人，还在新庄那个叫“近水”的地方借种了三亩，刚调来的武委主任苏枫亲自领着大家上地，连刚进入武委会的通讯员崔克信，在办理完文件收发、武器领取后都抽空拾羊粪，或割蒿草沤肥。政府的灶上，也在村边开了许多席片大的小块地，能种一棵算一棵，能种一垅算一垅，也能填补日常蔬菜。

柏崖的“老癔症”是个有趣的老头，他总会想出很多的办法把政府灶上的伙食调剂起来，而且为他的杰作起了非常有趣的名字。比如，榆钱圪垒叫“清蒸鱼（榆）”，高梁米闷饭叫“红烧（少）肉”，南瓜汤叫“南山寿星汤”，拔拦汤叫“不老汤”，四和面河洛叫“四儿献寿面”，小蒜炒闷饭叫“真金白银”，土豆、豆角菜稀汤、玉米面稀汤叫“西餐”。但谁都知道，“老癔症”是取着乐让大家高兴，取着乐让大家吃下这并不好吃的饭。

据“老癔症”说，当年政府的伙食，汤类有：不拦汤、玉米一锅汤、酸菜汤、榆叶汤、南瓜汤、芥茉菜有盐饭、豆叶菜稀；干饭有：糠圪瘩、糠圪垒、豆皮圪垒、炒豆渣、柿炒、小蒜炒闷饭、四合面河洛、白焖饭、菜和焖饭。每逢报起这些菜单，“老癔症”准掉下泪来。

有次地委书记江明来了，“老癔症”看到江书记瘦得不行，跑出一下午，捋了半篮野荞麦，脱了皮，碾成了面，攥了山韭菜，悄悄捏成了荞麦面饺子。江书记听说专门为自己捏了饺子，把县委书记李步云批了个狗血喷头。步云赶快跑到厨房，却见“老癔症”正在看着锅发癔症。原来，“老癔症”想，荞麦也叫“麦”，荞麦面也是“面”，于是突发奇想，想造顿“饺子”让江书记补补身子。但谁知荞麦叫“麦”不是麦，碾出的面根本没劲道，也不粘，结果，精心做的“饺子”已化成了一锅糊拉汤。步云白白受了顿批评，看到这样的“饺子”，步云心酸得掉下了泪来。

宪文县长又拿起烟袋开始叭哒。

但并不是像老路说的“抽烟可以浸饥”，李熙一看他抽烟时干圪哕，就知道他肚子在叫。

鸡叫头遍，宪文媳妇李熙就起了床，连脸都没洗就走出门去。

大嘴和嘴大早备好了驴在大门口等着。

大嘴和嘴大是双胞胎。不是因为嘴长得大，而是从生下来就特别能吃，娘叫他“大嘴”了。对老二，俩字掉过来省事，就叫“嘴大”了。其实弟兄俩长得挺俊，高个大眼。八路军过来救了他一家四口，他爹他娘就把弟兄俩“讹”给了八路：“就让他俩跟上吧，老实，有劲儿，只当给你们做杂活出力。”

“布袋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四条。”

“那好！走！”

三人骑了驴匆匆向南走去。

夜很静，月亮还发着残光。崎岖的山道上，三头驴前前后后静静地走着，倒是李熙由于着凉，痛痛快快地打了两个喷啑。李熙心里说：“骂也不行！我非去不可！”

李熙为这事和老路拌嘴已两天了。

这些天，部队和县政府的口粮确实很困难，眼看就见缸底了。多少户口缺粮断顿，给群众散粮是个很紧迫的事。部队和政府“一把米”、“四两粮”活动救助了许多老乡，赢得了老百姓的一颗心，但也使部队和政府的缸底空了。战士们东一仗西一仗地打，本身饭菜就不足，给群众挤四两粮、捐一把米以来，伙食更差。炊事员只得挖野菜、采荞麦，挖空心思往饭里汤里补。炊事员“老癔症”的风趣能搏得大家一笑，却无法填饱战士们的肚子。老路整天东颠西跑竟几次晕倒。李熙必竟是个女人，她实在看不下去。

李熙说：“我要想办法去弄些粮食。”

老路说：“你认为我不着急？我正在做着工作，看能否再和几个大户借点。”

李熙说：“不是条件还不成熟吗？”

老路说：“将就几天。”反正老路不许李熙自己行动“想办法”。

这对儿从不对着下属和战士的面拌嘴的两口子，这次拌嘴还是让警卫听到了。李熙觉得挺不好，但也更坚定了信心：她必须去，而且必须办成。

到柳树口，天就大亮了。仨人分吃了两块糠圪塔，在老乡家要喝了一碗水，驴也吃了一阵子草。然后分成两拨，李熙和大嘴在前，嘴大相隔半里跟在后，又赶路了。

李熙说：“大嘴，这事不论成或不成，都不要和县长说，更不要在战士和老乡中嚷嚷。”

大嘴说：“您还没说去哪弄甚哩！”

李熙说：“弄点粮食！你俩跟我去，灵活点。只是回来不许乱说。”

大嘴说：“您还不就是相中我俩老实了？”

……

这是沁阳的一个小村，准确地说，是李熙的家。李熙读初中时就跟着老师参加抗日上了山，先是在中条山一带，后到了太行山的陵川。自那时，再未回来过，也再未见过母亲的面。听说母亲好几次顾人赶毛驴驮着上山找她，因居无定所，一次面也没见上。实际，一踏进这片土地，李熙已陷入了深深的亲情中，她故意和大嘴拉开距离，静静地想，黙黙地哭，暗暗地流泪。直至到了，她才赶紧调整情绪：我是来弄粮的！

“你俩到小庙休息，把驴喂饱。等会我找你们。” 李熙径自回了家。

待李熙推门叫娘，娘抱住李熙，母女亲热一场，李熙才将这几年在哪、跟谁干、干什么等等一切说给老娘听。职业习惯，她讲得最多是什么战斗、收复哪里，以至老母亲遭到亲情冷落。

李熙见母亲似乎不太感兴趣，便直奔主题：“娘，我这次是来咱家借些粮食，我们政府、部队都严重缺粮，秋收后才能好点。我知道咱家殷实，先来拿点。”

李熙娘家是较为殷实的人家，年年要有些存粮，足可接秋，因此李熙信心百倍。但是，娘的话却让她凉到了脚底。娘说：“不好吧！我贴进一个闺女，再贴进粮食？况且，今年又是水灾，又是蝗灾，收成咋样还不好说。再说，你弟弟们都大了，一个壮娃三张嘴……”

娘的态度让李熙很失望。但她又不肯失望，趁娘做饭时她出来见了大嘴和嘴大：“粮食在东边院的西楼上，我弟弟们都不在家。趁我和娘说话，你俩悄悄灌上四布袋，背到村后小树林，给我使个信，咱就走。”

李熙边吃饭边和娘攀谈。这次，她不再讲部队上的事，想着法子让娘讲家里的事。母亲就讲种田的不容易，讲苛捐杂税，讲孩子们一个个大了，还特地讲了几次上山找李熙的经过，把李熙都听哭了。

但李熙很清楚是来干啥的。当大嘴在院外学鸟叫时，李熙刚好吃完第二碗。她站起来：“娘，那俺走了，山上很忙。您多保重，女儿过段时间再来看您！” 说着就走出门来。

娘送闺女的挥手刚刚放下，就发现大门口有散落的粮粒，她忙跑到东院楼上一看，才看到闺女“劫粮”了。

李熙这一举着实惹恼了娘家兄弟姐妹。

娘说：“闹革命，闹革命，除了提上自己的脑袋，还要扛上老娘的粮袋！”

兄弟们说：“闹革命，闹革命，杀富济贫杀到我们头上了！”

尽管革命胜利后李熙多次向娘和娘家兄弟姐妹做过解释，但也许刺痛过深，一直未能获得谅解。至于后来李熙偷偷地将省下的粮票送回时，都被弟弟气恨恨地扔在地下。后来就干脆断绝了往来。

2009年，她儿子在纪念李熙逝死一周年的博文《缅怀妈妈》中写道：“也正因为这一事件，外婆家除了外公和外婆，其他亲戚都与我们家断绝了往来，以至于到现在，我都不清楚外婆家还有哪些亲戚。”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