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    小日本占领凤山顶    狗汉奸逞凶附城镇

八月里，庄稼熟。

日本占附城。

老乡们不能去地收秋，

支差当民夫。

——民谣

民国三十二年，日本昭和十八年，公元1943年。

春季的大扫荡，来势汹猛，日军从晋城、高平、长治、辉县、修武五路朝陵川扫来。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印的《华北治安录》载：“日军第三十七师团、第三十六师团5月20日午后，从附城镇附近开始前进，至21日晚，突破了陵川东南的横水附近阵地。”

这次日本号称“十八春行动” 的“ヨ号作战” 把盘据陵川的国民党军扫得溃不成军。四十军庞炳勋、新五军孙殿英、二十七军刘进，这些曾经挎着短枪、指挥着长炮的一时人物都变节投敌，二十七军溜过黄河——跑了。

那些成天叫嚣着“精诚报国”的所谓“党国精英”，如今做了投敌分子，盘据陵川的二十七军剩下的散兵，懊恼、沮伤、无奈、羞辱。他们或沦为土匪，闯进村庄掠夺、抢劫、残害百姓，或被掠回日据点，成为日本人手下的皇协军、警备队，衣服一换，变成了走狗。当然，也有一些再也不想闻硝烟、听炮声的人，用身边的长枪、子弹，偷偷换来一身老百姓的破衣烂衫和几块干粮，带着耻辱、忐忑的心，回老家去了。

日本盘踞了陵川城，陵川成了日本人的天下。

到1943年6月，除附城附近外，陵川城周围十里以及县城以西的21个编村均公开维持了日本。

有的人用“西山藏狼，东山卧虎”来形容1943年的陵川形势，其实还不完全，还应加上一句“南北两山，狂奔野猪”。因为，一方面，盘距城关、峰头、野川底等据点的日伪对村庄的一次次扫荡和杀光、烧光、抢光；一方面，国民党驻军、旧县政府横征暴敛，以及后来溃兵、散兵对村庄的抢掠；还有就是地方恶霸、地方武装对百姓的强夺与欺凌。在如此多方势力挤压下，百姓的生活如汤煮，如鏊煎。

这一年，硬顶顶地旱了一春一夏。到了秋天，却又被投入了涝的世界。

一天大些，一天小些的秋雨，连绵不断地下了一个多月。下得沟地、洼地进不去，人一进去，稀泥就淹到膝盖跟前；下得高粱、玉米、谷子杆东倒西歪站不起来；下得山体滑坡地塌陷，一块山地冲成了好几块；下得涧水流成河，河水增加两倍多；下得庄稼叶子绿着不发黄，籽粒秕着不往饱里长；下得大人小孩脸色变了样，个个都像从煤窑下绞上来的挖煤工，腊黄腊黄；下得穷人们不是浮肿着，就是皮包骨头架；下得连四十来岁的男人，出来进去都得拄拐棍。

终于有一天后半夜，突然刮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西北风。早上出门后，晴朗的高空，蓝蓝的天边，没有一丝云和雾。只有金色的阳光射出耀眼的光芒，刺得人眼睛难以睁开。火辣辣的太阳，暴晒了十多天，直晒得高梁穗穗开始红脸，直晒得玉米棒棒吐出了黑须，直晒得谷子、黍子弯下了头，直晒得豆荚鼓起了大肚子；晒得穷人们脸上露出了一线希望，晒得不少男人们扔下了拐棍。

连续三年，灾害连连，本就没有多少粮食，加上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九成以上的百姓家早早就缸空罐净了，短者三、四十天，长者三、四个月，肚里没有吃进过一颗粮食，填进去的全是粗糠树皮、野菜树叶。多数人家，已几个月不知什么是盐味了。

因此，大人、小孩、上地的、掌锅的，都盼着秋，盼着新粮，盼着新粮能填填肚子。

但在这个秋前，蹦跶得最欢的是郭成印。二十七军跑了，他这个三区伪区长又可以还乡了。

郭成印身穿大褂，腰间晃荡着一把二把盒，从未有过的自豪，嘴里只会一个字似的吆喝着“快、快、快！”。他的身边紧跟着的是突击队长王昌海，哈巴狗似的跟着郭成印。郭成印“快、快、快”，他便“快、快、快”。后面跟着的是郭成印的还乡团，还乡团后是日军上田中队和皇协军。

这支从陵川城奔来的队伍，还乡团乌七八糟，像一群蚂蚱胡乱蹦跶着，十足的痞相，有的像是刚吃饱，撑的；有的象是过足了烟瘾，疯的。相对来讲，上田中队像模像样，似一群土狗中的藏獒，自信、威严、两眼透着恶煞凶光。

这群乌合之众，穿过荆棘荒草，径直爬上了附城凤山，甩开门口的老道，呼拉拉闯进凤山大庙，于是呵叱声、摔东西声、碰撞声，乱成一团。在一片杂乱中，一面日本膏药旗插在了钟楼上，端枪的鬼子兵各进岗位，或威严值岗，或转游巡逻。

瞬间，道院的主人变了，不再是受人崇拜祭祀的玉皇，不再是掌管道院的老道，而成了日军，成了还乡团。

圆润的凤山正居附城镇之中，山上的老庙由来以久，称为“凤山道院”。道院一进三院，前前后后有房子七、八十间，颇有规模。第二院常被各时期村政占用。前几年伪县政府委任姚守谦作附城编村村长，编村就在道院內办公。庙院东面有两个小院，是各个时期小学校的住地，日本侵入陵川后，日军不断骚扰，初小停了，高小搬到东王庄住了一段，也停了。

凤山高高在上，视野辽阔，可控四方却又易守难攻，将这里作为据点真是再好不过了，难怪上田一登上凤山就连声“哟稀”、“哟稀”。

凤山往下三百多米就是附城镇。

附城镇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小镇，北通高平、潞安，西通晋城、泽州，南连修武、武陟，向为交通要道，商埠重地。三街六巷九圪洞，尽管街道弯曲，也并不宽畅，但沿街两侧却商铺林立，粼次栉比，荣盛和百货、振通隆铁货、义德元杂货、祥聚元药铺、宝信昌面店、泰兴泉槽坊……一家挨着一家，把街两边占得满满的。商铺的幌旗，哗拉拉地展着。

这个小镇也算富庶之地。日军占领高平、晋城、陵川后，曾多次扫劫这个小镇，加上二十七军起粮摊款，着实给它打击不小。但必竟是个老镇了，虽是水深火热，但为了生存，各路商家都还免强开着半拉子门，维持着古镇的原始，延续着古镇的昔日繁华。

这次日本人来，就是要在凤山上扎据点。

日本人有日本人的战略考量。高平，日本人占领了；晋城，日本人占领了；现在，陵川也被日本人占领了。高平和陵川之间，有了野川底据点；晋城和陵川之间，有了峰头据点。如果再在附城设立据点，晋城和陵川就连成了一条稳固的交通线，日军占领区将会连成一片。况且，附城这一片儿，地土向好，是陵川主产粮地，况且也算晋南豫北的一个商业中心，周边村庄密集又村大人多，无论从物产还是人力上讲，都是一块宝地。

但土包子郭成印却没有、也不可能想那么多。

郭成印何许人也？附城山后村人。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事变发生后，陵川牺盟会同党政军团主动撤出陵川，国民党县政府就委任其为三区，也就是附城区的区长。他倚仗着对这一片儿熟悉，真的充当了伪政府和国民党剿共的急先锋，领着剿共军，或率着自己招纳的区警，走东村、进西村抓所谓“共党”、牺盟、家属、村干部，把这一带祸害得不轻。不过当时，中央军占着附城，有枪便是王，郭成印这区长在戴枪人面前耍不开。现在中央军退了，他又转身投靠了日本。从此忘记了姓甚名谁。他只想衣锦还乡，靠着日本人给他打下的天下，重新统治附城，再度成为这一片儿的老大。

上田和郭成印在庙里呜拉呜拉一阵，郭成印又和王昌海唧唧嘟嘟了一会儿，紧接着就下山了。

郭成印、王昌海摊上了最想干也最拿手的活——抓夫。

这里，郭成印、王昌海太熟了，不到天黑，就抓回了三十多个人，小揍绳一串，一链一链地拉回了凤山。

当然，王昌海要先到他有仇的村去抓，趁喽罗们抓丁，他还顺手拾掇了一些其它玩艺儿。而郭成印则要到妇女面前显摆显摆。

第二天，道院的钟鼓楼拆掉了顶，改成了炮楼，插上了日本的膏药旗，端着步枪在上边望哨的人晃来晃去。围着道院四周，开始挖防护壕，郭成印说：“挖……挖……一丈、一丈宽，一人、一人……深。十天、十天挖……挖成。”

凤山本就是密林丛丛，荆棘纵横，现在要砍树挖壕，自然不是什么好干的活儿。而民国三十二年又是一个饿死人之年，是一个活人饿得不想说话之年，你说能有多大力气去挖壕？而这，被郭成印和他的监工认为是“磨洋工”，是“对抗皇军”，因而动不动就皮鞭、棍棒侍候。

这些天，除了凤山，东南有松岭掌，西南有小山，这些地方统一盖了炮楼。原地有小庙的，一律拆了，拿来砖瓦木石；没有的，就全靠拆民房砍树了。

这一扎腾，得用多少人力？

抓来的民夫还在砌堡挖壕，那些爪牙早又去抓差。几番几轮，吃不断芫荽根，弄得人心慌慌。

要说抓差，在地里抓最方便。能动弹的人正在准备收秋，几个人跑上来捆了就走，任凭妻子老母嚎叫哭求。有许多家等到中午、晩上，上地的男人不见回来，一打听，才知被抓到凤山上了。

差夫们骂着：“郭成印，勾命鬼！哪有他，哪遭罪！”“准是绝后的户！”

那些拿着木棍、皮鞭的监工、打手、跟屁虫，照例要对民工呵叱、揍打，但嘴快的民夫，被打之后仍是要骂。

为甚敢骂？因为郭成印、王昌海以及那些还乡团骨干，都是些肖不得动弹，连家里的老母亲、老父亲也肖不得管的人，不过跟着日本混些剩食吃，随便卖命式的骂一阵、咬俩人。都是上庄下邻的，谁还不知他们的底细？要搁在平时，揍他狗日的跟玩似的，不同的是现在他们投了主，挎了把枪，便牛起来。

郭成印杀回凤山上，找到了还乡团的感觉。白天装深沉和上田在庙里议事，给二喽罗布置任务，闲了就和上田下到街上，杂割、肉丸、麻花、猪头肉圪夹火烧地吃一通。还时不时温壶小酒，吧扎吧扎。这时候，郭成印感觉最好：门外，两个黄狗子、两个黑狗子站住岗；店内，掌柜、小二殷勤地侍候着。吃饱喝足，擦嘴拍屁股，走人，店家连个气也不敢吭。那味道，把个郭成印美得滋滋的。然后，附城烧酒勾兑出来的野蛮和下流，便一溜一溜地洒在街上、路上。

凤山据点一设，成了日伪残害人的指挥部和行刑所。

这是《附城村志》记载的部分资料：

原牺盟干部郭石成、牺盟会员冯怀燕在下东河被抓。郭石成在凤山上被砍头，冯怀燕被扔进了窑圪筒。

马庄村牺盟会秘书贾小宝在附城被杀。

附城区干队警察赵宝顺在附城被杀。

附城区政委、负责南马编村工作的苏文学和村警冯先发，被国民党南马村干事长钱纪昌发现并抓捕，押回附城伪区公所。后伪区长郭成印先将冯先法活活砍死，而收买利用苏文学不成，又将其割鼻割耳，致死后将其扔进十几丈深的煤窑中。

1943年8月，伪区长郭成印先后杀害了城东编村村长郭十成、双泉编村村长冯喜德、北马编村村长王发印及路宪文的堂兄路宝文等。

1943年阴历八月初三，伪区长郭成印派突击队搜查八路军及牺盟会员，在山后村煤窑内将陵川最早的共产党员、曾为牺盟会员的郭希宗等人抓捕，将郭杀害于小会村外的一个煤窑圪筒内。

某日，郭成印的突击队长、刽子手王昌海押着四个八路军战士和一个群众，五花大绑从街上走过。这些战士遍体鳞伤，满脸血迹，但个个昂首挺胸，毫无惧色。敌人把他们押到东街外老七亩地南头，王昌海用日本东洋刀将四名战士一一砍死。那位群众也被王昌海用刀背在脖项后连砍一通，然后又带回监狱。后来也被杀害了。

从上面的部分记录中，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他们杀害的许多人中，区警赵宝顺、区政委苏文学、陵川最早的共产党员郭希宗，都是山后村的，和郭成印同村，但却都是郭成印掠杀的对象，可见，郭成印实实在在是一个专拣自己人干的孽种，也就不难理解他笑着舔日本人的屁股，却啮着牙、瞪着眼大肆杀戮中国人的罪恶行径。

至于豺狼本性的日军，更是无恶不作，杀人如儿戏，流血如流水。

路腊弟说：1943年农历八月初八晚上，日本人来到村上，以找暗八路为名，杀死了我家五口：姥姥被拖上凤山拖死了，大舅舅宋九昌、小舅舅和小妗妗被勒死了，大舅的孩子才一岁多，被摔死了。邻居家还被勒死了两个人，活埋了四个人，其中有四狗、小孩、有全，还有一个不知道姓名。一黑夜死了十几个人。

李昌肉说：1943年，日本人来扫荡。我爷爷李清海往山上躲时，被日本人追上，在头上用刺刀戳了一刀，鲜血直流。这一年，因跑日本家里没吃的，爷爷、母亲韩秀英、弟弟李蛋肉被活活饿死。这次扫荡中，他们还杀了一头牛，不知是谁家的。1943年夏天，日本人说是来查暗八路，把东街黑瓜和另外一个不知姓名的人当暗八路抓起来杀了。

桑银根说：1943年日本扫荡时，我的婆婆被日军用刺刀刺死，父亲被抓走当了壮丁。

靳天歧说：1943年日本扫荡时，因我家的四合院比较严实，大门又结实。日本人就把山墙上的窗砸开进去，又捣又摔，并放火烧了堂屋七间房。西屋奶奶的五间西房也被点着了。八十多岁的西屋奶奶因和日本兵抗争，被日本人摔死。同天，日本人还抱起当时十三、四岁的南院靳保孩，重重摔在地上，所幸保孩身小，没有要命。

李黑龙说：1943年，我父亲李傅成往坟上跑躲日本，半路被日本人抓住说家里藏有粮食，捆住让他回家找粮食。因没找到粮食，日本人就用枪托将其狠打一顿，打得遍体鳞伤，躺在床上起不了床。

秦蜜枝说：1943年跑日本，河东黄肉孩在跑时未穿上衣裳。当他返回家穿衣裳时，日本人追上他，把他杀了。

在这些当时眼见者的陈述中有两件事更能看出日伪的残忍无度：一是先法之死。南马村先法参加过百团大战。后来回来做地方工作，掩藏在煤窑工人里。日伪得到消息后到处找他，找了好几天未找到，就把在煤窑上做工的100多人都抓来，逼他们去找。找不到，就用马鞭抽或枪托打。三天后，先法不忍看到无辜百姓受罪，就自己走出来。日本人抓住他五花大绑带到凤山上，然后往肚里灌水，再用棍子在身上压。灌灌压压，如此反复，活活将其折磨致死。一是玉泉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因日伪怀疑其私通八路，抓住拷问时竟用木匠用的木钻在其胸部钻，左一下，右一下，把整个胸部钻成了只剩肋骨的蚂蜂窝，直至折磨致死。

当然，郭成印的还乡团、突击队也还有暗的一手，这就是“掳人勒赎”，将一些无故的人从街上、地头、路边，甚至炕沿上随意抓来，加一罪名，严刑拷打，然后明里暗里放出话，等家属拿钱、拿物来赎人。这也成了这个伪区长以及他的突击队长敛财的一条暗道。但是，刑具不认人，刑法没深浅，加上他们个个心狠手辣，有不少人家卖田卖地卖儿女筹得钱来，却只是赎回了一具血淋淋的尸体，简直就是绑架，残酷、野蛮、无人道。

因此，《骂汉奸》几乎大人小孩都会唱：

山后郭成印，

他是个大汉奸。

为自己升官发财出卖祖宗，

人民饶不了你，

定要惩罚你！

王昌孩，

狗腿子。

郭成印叫他干甚就干甚，

胜过日本鬼，

他血债累累！

突击队长王昌海，因多条命案在身，血债累累，民愤天大，解放后在玉泉被枪毙，到阴间抵债去了。

郭成印罪大恶极，潜逃在外。后隐瞒身份当了几年兵，回乡后还凭着一纸什么“军人证”被补分了土地、房屋。但后来的“肃反”中被我公安机关调查，乃年逃。1961年被捉拿归案公审，当场枪决。郭成印的死，迟了好几年，但老百姓说：“郭成印死得迟，但在阴间挂号可早”。因为这是自他第一次把牺盟干部扔进窑圪洞后就已经决定了的。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