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领导山西抗日活动的一些片段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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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5-01-15 20:47作者:梁大位来源:晋城党史网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又是邓小平诞辰111周年。作为一名已经退休的党史工作者,我想起抗日战争时期最困难的相持阶段,在山西省南部人民群众中,传颂着邓小平同志的一些传奇经历。

山西省南部和河南省北部广大地区,既是煤、铁、铜、硫磺等矿产资源蕴藏量大,工业生产基础较好,农业较为发达的经济富庶地区;又地处太行、太岳、中条三大山脉南端结合部,背靠八路军总部,面向中原大地,据此即可左右出击同蒲铁路和白晋公路沿线的日本侵略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同时也成为日寇、蒋介石、阎锡山等各种势力争相抢夺的焦点地带。党中央和毛主席高度重视晋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建设。

这一带原本就具有开展抗日战争的群众基础。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晋城、阳城、运城、闻喜、安邑、夏县、芮城、济源等地,就建立起一批中共地方组织,还成立了中共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是当时山西省5个中共地方执委会之一)。晋城、新绛等地的工人运动也都开展得有声有色。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河南省北部沁阳、济源等地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过武装暴动。山西省绛县40多名武装药商,在中共绛县县委书记曹金海带领下,宣布成立绛县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7个月之久。1936年3月,受陕北红军东征的影响,晋西南中条山地区50多名共产党员组织革命群众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河东游击支队第一大队,在闻喜、安邑、夏县、垣曲、平陆等县,发动武装暴动。抗日战争爆发前,晋豫两省交界地区一些县,相继成立了牺盟分会,许多县还恢复建立起中共地方组织,广泛动员群众进行抗战准备,为建立根据地开展抗日斗争,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守沦陷以后,毛主席发出电报,指示八路军总部:“太行太岳山脉之晋东南与吕梁山脉之晋西南,虽然目前距敌尚远,然亦不可不于此时作适当部署。”八路军总部立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晋东南、晋西南各县派出工作团,开展抗日根据地建设工作。1938年3月,中共北方局决定:以阳城县为中心,建立晋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北方局向中共中央报告以后,毛主席称赞说“部署甚好”!并指示北方局军委:“晋豫边甚重要,望有计划地部署沁水、翼城、曲沃、垣曲、济源、博爱、晋城地区之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在西、北两面之行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北方局重新整合曲沃特委、河东特委、豫北特委、晋城中心县委和中共直鲁豫边省工委,1938年3月下旬正式成立中共晋豫边区特委,统一领导临汾→屯留公路以南、黄河以北、同蒲铁路以东、白晋公路以西广大地区的各级党组织,特委机关驻地是阳城县西部析城山(属于中条山支脉)深处的下寺坪村,以后改称为晋豫区党委。中共晋豫特委(党委)成立后,积极开展恢复建立党组织、组建抗日武装、改造旧政权、发动对敌斗争等项工作,迅速把晋豫边区建设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成为在山西省武乡的八路军总部同在陕西省延安的党中央之间的联系通道。朱德、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党政军领导人和国际友人以及国民党要员等知名人士,先后途经晋豫边区,往返于延安与八路军总部及晋察冀边区之间。朱德还特别指示晋豫区党委:“沁河两岸地形险要,土地肥沃,经济繁荣,粮食亦多,可建成晋东南和豫北最好的根据地。”

1938年8月15日,正在冀南抗日根据地巡视工作的邓小平,接到彭德怀的电报通知说:中共中央让他去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邓小平随即离开冀南,10天后到达山西省东部的八路军总部,同彭德怀、杨尚昆等人一起,沿着晋豫边区游击支队负责保卫的秘密交通线,途经壶关、陵川、高平、晋城、阳城、垣曲、渑池等地,前往延安。当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等一行人抵达阳城县城时,受到晋豫特委、晋豫边区游击支队和阳城县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彭德怀在欢迎大会上代表八路军发表讲话。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等人在晋豫边区游击支队司令部听取汇报,并就如何发展游击队武装力量、如何巩固晋豫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问题,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

邓小平此行在阳城县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到达阳城县的当天,邓小平的马夫王兴芳骑着战马,去马店给战马钉马掌,在街上不小心碰倒一位老大娘。邓小平得知此事以后,严肃批评王兴芳说:“你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战士,一举一动都代表着人民军队,要爱护人民群众啊!如果我们不爱护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就不会拥护我们。到那时候,不要说打日本了,恐怕我们都自身难保哇!”王兴芳说:“邓政委,处分我吧!”邓小平说:“你应该到当地公安局去,听候公安局处理,还应该给老大娘赔礼道歉。”说着说着,把自己所带的路费掏出来,递给王兴芳,让他去看看老大娘是不是受了伤,给老大娘医治。这件事在阳城县一时传为佳话。

1938年11月,邓小平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从延安返回来,途经垣曲,到达阳城,住宿在县城附近的甄家岛。听取晋豫特委和阳城县委汇报工作,并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后,针对国民党阎锡山军队的地方工作队在阳城县破坏人民群众抗日的罪恶行径,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要用革命的两手,来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对于晋绥军的倒行逆施,我们就要用阎锡山过去提出的进步纲领,来反对阎锡山今天的倒退,巩固原有的阵地。”这一指示,为第二年粉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十二月事变”,奠定了思想基础。

邓小平1938年一年内两次路过晋豫边区,对这里的地理位置和斗争形势,有着深刻印象。邓小平评价说:“晋豫边区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是太行根据地西部的屏障,是开辟豫北和进入豫西的前哨阵地,在晋豫边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山西省晋城、沁水、阳城等地遭遇重点攻击,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受到严重破坏,晋豫区党委被迫撤离阳城县,移驻到平顺县,晋豫边区一时成为国民党和阎锡山的驻防区。

1941年5月,侵华日军发动“中条战役”,中条地区20多万国民党驻军溃退到黄河以南,晋西南一时成为“真空”地带。日军占据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设立据点100多个,并在各地建立起“皇协军”和多种伪组织。一些国民党溃军和当地土匪,趁机占山为王。土豪劣绅勾结反动会道门横行霸道,为害百姓。一时间,这片地区内,各种政权林立,自封的“司令”和“县长”多如牛毛,各自搜刮民脂民膏,人民群众处于兵荒马乱的水深火热之中。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北方局电令八路军和驻在平顺县的晋豫区党委南下,重新开辟晋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并对开辟根据地的基本方针、党组织建设、建立统一战线、组织群众性游击战争、瓦解伪军与土匪、基层政权建设等项工作,提出一些具体要求。

1941年7月,八路军总部兵分两路,开赴晋豫边区创建抗日根据地:一路以129师386旅16团、牺盟会决死一纵队59团、212旅等部队为主,挺进中条山以北,在冀氏县石槽村建立岳南(太岳南部)地委和山西省第三专员公署岳南办事处。一路由386旅17团和18团、牺盟会决死一纵队57团,组成太岳南进支队,向中条山挺进,开辟中条山根据地。晋豫区党委随同太岳南进支队重返中条山,重新开辟晋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就在八路军准备再次建立晋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同时,阎锡山军队越过同蒲铁路,向东扩张。日军则大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维护其占领区的殖民统治,并不断出兵“扫荡”根据地。阎锡山的61军这时候也趁机东渡汾河,进犯太岳南部地区,大举进攻冀氏县石槽村和浮山县佛庙岭,想从太岳部队和太岳南进支队手中“收复失地”。妄想以此讨好日军,换取日军停止进攻阎锡山占领的山西省西部乡宁、吉县等地。

邓小平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以中共北方局党委委员、八路军129师政委和太行区党委书记的身份,前往太岳区视察工作,在太岳区党委书记薄一波和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陪同下,从太岳区党委驻地沁源县阎寨村出发,赶赴太岳区南部地区冀氏县石槽村指导工作,体现了他高度领悟并坚决执行党的战略部署的远见卓识。

为了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保卫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利益,邓小平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果断决定对胆敢来犯的阎锡山61军,实施自卫反击。1942年4月15日,邓小平亲自指挥太行军区385旅、太岳军区386旅、决死纵队1旅和212旅总共10个团的兵力,在浮山县和翼城县一带发起“浮翼战役”。4个旅、10个团分成两个纵队,右纵队由陈锡联、谢富治指挥,左纵队由李聚奎、刘忠、周希汉指挥,经过一天一夜激战,打死、打伤、俘虏阎锡山的61军1100多人,取得反击作战的胜利,有力地遏制了阎锡山军队的进犯,从根本上扭转和稳定了岳南地区的局势。阎锡山的61军军长派人求和,邓小平以“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为重,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谈判策略,同阎锡山的61军订立了《共同抗日作战协定》。

邓小平事后告诫太岳区以及晋豫区党政领导干部:“在反对顽固派的磨擦斗争中,不能一味打击,还要做团结抗战的工作,既要斗争,又要团结,以斗争求团结,斗争是手段,团结是目的。”亲历这一过程的中共太岳区党委书记薄一波后来回忆说:“邓小平同志亲自决策和指挥的‘浮翼战役’,把自卫、胜利、休战三个原则,很好地结合了起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

在冀氏县石槽村期间,邓小平直言不讳地批评岳南地委迟迟未能打开工作局面。1942年4月26日,岳南地委在冀氏县石槽村召开地、县两级领导干部会议,邓小平在讲话中概括地总结了开辟岳南抗日根据地以来的工作,提到今后的任务时指出:“岳南地处太岳前沿,是太岳区和中条区的联结通道,一定要打通。尽快把这块宝地开辟好建设好,既可以巩固太岳抗日根据地,又可以为我们挺进中条地区、创建中条区抗日根据地,提供有利条件。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在此强调,开辟和建设岳南根据地,要做好三项工作:一是尽快改造基层旧政权,建立县、区抗日民主政权,组建人民武装自卫队和民兵组织,发展地方游击队。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群众团体。要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要从斗争中发现和培养先进分子,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二是要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救国统一战线政策,要团结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人士和力量,团结得越多越好,要辩证地掌握斗争和团结的策略,要把打击的主要目标对准日军,加强对日伪军的斗争。三是当前应做好两项工作,一方面组织几支精干的小部队,配备一定数量的党政干部,轻装深入到岳南地区西部的浮山、翼城、临汾、襄陵、曲沃等地,去开展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摧毁阎锡山顽固军残存的游杂武装及其政权组织,建立县、区、村三级抗日民主政权,组建自卫队、民兵和县、区抗日游击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开展敌占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另一方面,要坚决消灭由封建反动势力和国民党特务操纵的反动武装“红枪会”,要通缉捉拿祸首,揭露打击反动的上层头领,反复讲解党和政府的政策,争取广大的基层会众,瓦解取缔红枪会组织,迅速稳定岳南地区东部士敏、沁水等县的局势和社会秩序,进而开展高平县的工作。”邓小平针对岳南地区实际情况提出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方法,使深感“推进开辟工作艰难”的岳南地委干部,犹如“拨开云雾见青天”。石槽会议以后,岳南地委认真贯彻落实邓小平的指示,经过三个多月深入细致、紧张艰苦的工作,迅速扭转了被动局面,扩大了太岳根据地,并且顺利完成了太岳区党委和太岳军区赋予的开辟太岳区与晋豫区通道的艰巨任务。

石槽会议以后,邓小平针对活跃在太岳南部地区士敏、沁水、阳城、晋城等地的反动会道门组织“红枪会”受到日伪军操纵,为害甚烈的情况,指示岳南地委:“坚决消灭反动武装红枪会,决不允许这样的反动组织存在。”邓小平亲自部署386旅772团,5月4日从士敏县东峪、西峪出发,前往士敏县中部地区关爷岭,武力剿灭红枪会,活捉红枪会首领及骨干分子45名。5月11日,沁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召开宣判大会,判处会长及副会长死刑,立即执行;当场释放认罪态度较好的胁从分子,打击少数,争取多数,一举瓦解了红枪会,稳定了沁河两岸广大人民群众的情绪。随后又在沁水、士敏、阳城、晋城等地,恢复建立起一批县、区、村三级抗日政权。

邓小平这种雷厉风行的务实作风,成为晋豫边区各级干部学习的榜样。时任岳南地委书记的韩柏后来回忆说:“那时候邓小平很厉害,他一来岳南,就解决问题了。他到哪里都很干脆,下面提出问题,再难的问题他也给解决,他就是这样一种处事果断的作风。”

时隔35年以后,1977年7月,邓小平召见国防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张文峰(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岳南地区士敏县委书记)时,对35年前这段历史仍然记忆犹新。邓小平对张文峰说:“那时,如果不果断地彻底地解决沁水县的红枪会问题,直接决定着我们能否在岳南地区站住脚,并且直接影响着我党我军能否恢复建立晋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进程。”

1942年5月上旬,在日军发动“第二次进驻山西”总进攻的形势下,晋豫边区首脑机关已经由阳城县暖辿村迁移到上河村。邓小平带领太岳军区政治部主任王新亭等领导干部,5月5日来到暖辿村,准备视察晋豫区的中条地区。当夜获悉,日伪军即将偷袭暖辿村。邓小平冷静分析敌情后认为:日军不善于夜间行动,估计日伪军不会来得太快,所以不必连夜撤退,安然在暖辿村过夜。晋豫特委书记聂真向邓小平汇报开辟晋豫区和中条区抗日根据地、建立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加强民运工作、开展武装斗争等方面的工作情况。邓小平满意地指出:“要继续巩固扩大根据地,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建立地方武装,整顿部队,安定群众生活。”

1942年5月6日凌晨,日伪军从索泉岭出发,直逼暖辿村。邓小平命令豫晋联防区主力部队阻击敌人,亲自带领晋豫边区党政机关向析城山最高峰圣王坪转移,让日伪军在暖辿村扑了个空。邓小平随后派出一支军队向青龙、黑龙一带迂回,迷惑敌人,自己却率领晋豫边区党政机关进驻暖辿村附近的吉德村,同干部群众一起露营,吃野菜,同敌人周旋。当在暖辿村扑了空的日伪军闻讯赶到吉德村时,邓小平已经带领部队转移到李疙瘩村。日伪军追至李疙瘩,三面包抄,围攻邓小平、聂真、王新亭等人。邓小平指挥部队用巨石作掩护,用树林作掩体,猛烈还击敌人。突出山口以后,西进沁水与翼城交界处的大山深处隐蔽。

1942年5月12日,邓小平到达晋豫边区驻地阳城县枪杆村。了解到这里的中共地下组织活动频繁,所以日伪军戒备森严,不断进行“扫荡”和“清乡”,妄图“蚕食”抗日根据地,再加上从正面战场上溃退下来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占据山头胡作非为,反动会道门“天仙妙道反共救国仁义社”勾结日军无恶不作,使重新开辟抗日根据地工作遇到重重困难。邓小平认为:开辟晋豫边区的首要任务是树立信心,不宜大刀阔斧地进行,而是要脚踏实地地稳步推进。

为此,邓小平在5月13日召开的晋豫边区党政军机关干部和豫晋联防区司令部会议(史称“枪杆会议”)上提出:“晋豫边区在‘十二月事变’以前就曾经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抗日根据地,当地的许多地下党组织在‘十二月事变’以后一直坚持地下斗争,为我们现在开辟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我们进入晋豫边区之初,虽然不可能建立大块的根据地,只是斑斑点点的一两个县、几个区或者是若干个村,但经过艰苦努力,将其连成一片,局面也就相当可观了。我们要先打若干次有把握的小规模的漂亮仗,不要贪大求多,只要每战必胜,就必然会鼓舞士气,提高干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信心和决心。我们也不要过早过分地刺激敌人,以减少创建根据地的困难。针对部队和地方干部生活艰苦、体质下降、非战斗人员增多、不利于创建根据地的情况,我们除了保持必要的机动部队以外,其余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深入敌后,以便缩小行动目标,减少敌人的偷袭,解决粮食供应方面的困难,增加情报和消息来源,掌握敌人动态。我们还要抽调有作战经验、有一定政策水平的连、排干部,组成武装工作队,打击小股敌人和汉奸,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搜集国民党中央军遗弃的作战物资,建立情报机构,配合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政权开展工作。”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指示,使当地广大干部和部队指战员,进一步明确了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大政方针和斗争策略,进一步增强和坚定了建立并巩固晋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信心与决心。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太岳南进支队和晋豫边区党委经过4个月的艰苦努力,基本上肃清了日伪军、顽固军和土匪武装,根据地人口扩大到20多万人,建立起豫晋联合办事处与豫晋联防区,建立起阳城、垣曲、绛县、沁水、晋城、翼城等一批县级抗日民主政权,组建并扩大了地方武装力量,收集到一些国民党军队遗弃的资材,恢复建立了一些地方党组织。

事实证明:邓小平提出的稳扎稳打策略,为重新开辟晋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指出了一条符合实际的正确道路。

1942年5月20日,邓小平在晋豫边区首脑机关驻地阳城县上河村召集营长、县长以上军政干部开会,商讨开辟晋豫抗日根据地中条区的大政方针。这次会议,史称“中条区高干会议”或“上河会议”,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作题为《中条区过去四个月工作的检讨》的工作报告,邓小平作《在中条区高干会议上的发言》。邓小平实事求是分析中条区的形势,指出:“今天中条区根据地的性质是游击性很大,维持会还存在,我方的政权则还不够巩固。我们现在只掌握阳城和沁水西南部,以及翼城、绛县、曲沃、晋城、济源的一部分,而基本区域只有5万人口。因此,我们要采取切实的办法,力争中条地区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具体办法有以下几条:一要大量发展组织,包括党组织、抗日民主政权、统一战线等力量,关键是抗日武装力量,要采取精干隐蔽政策积蓄力量,敌占区党组织应打入日伪军内部去工作,这对将来形势的变化,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二要运用各种形式建立武装,不能用百分之几来限制,当然是越多越好,但也应防止一些不切实际的错误做法。三要首先建立抗日政权,越快越好,因为有了政权才能养活武装力量,运用政权组织才便于开展各项工作。抗日民主政权的重要职务,应该掌握在进步人员和共产党员手里,这一点,在开始建立政权时,显得更为重要。四要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各种形式的群众组织,党员以积极的群众面貌出现,这样一旦形势有变,也不会受到很大的损失。五要扩大统一战线,要正确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打击顽固派。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暂时允许根据地内的维持会存在,但是不允许维持会给敌人送钱送粮送物资。当我们的工作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不再允许维持会存在。在敌占区和接敌区,要开展政治攻势,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减轻人民负担。六要在军事上不过分刺激敌人的原则下,多打一些小埋伏战斗,截击敌人运输的物资和粮食。总之,能否发展力量,取决于有没有正确的政策及一套相应的办法。我们要把大刀阔斧的魄力与一点一滴的务实作风,恰当地结合起来,党政军民有机地配合起来,抓住中心环节,研究具体实施步骤,保证每项任务都能实现。要提高现有干部队伍质量,大量吸收积极分子,在群众运动中培养干部。”

邓小平这一发言,为正在重新开辟晋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指明了方向。邓小平讲话以后,会议针对重新开辟晋豫边区的方针政策,以及如何克服目前存在的困难,进行深入讨论,使与会人员统一了思想,明确了目标,鼓舞了斗志。

日军获悉邓小平正在出席上河会议的情报后,立即部署兵力,纠集济源、阳城、沁水、垣曲、翼城等地的日伪军4000余众,分兵6路合击,大举进攻上河村,妄图消灭邓小平等八路军高级干部。邓小平政委面对严峻形势,经过冷静分析,当机立断决定提前结束会议,途经黑虎、白龛,西进转移到沁水县东川村,然后准备再向历山主峰舜王坪西面的都垛村一带转移。

5月21日凌晨,晋豫边区党委书记聂真和司令员刘忠率领边区机关人员以及护送邓小平的警卫分队,行军到达沁水县东川村东面的油坊圪梁,停下来稍歇。这时正值半夜时分,干部战士都很疲惫,就向当地老乡借来一些门板,在打麦场上和衣而睡。派往西川村侦察敌情的侦查员回来报告说:一股日军已经占领了西川,正在部署堵截我军。此时在油坊圪梁就可以听到枪声,我军派出去的侦查员还受了伤。

东川西川两村只隔着一道山梁,相距不足4公里,后有追兵,前有堵截,形势十分严峻。沉着冷静的邓小平政委临危从容,召开紧急会议分析敌情。邓小平认为:日伪军这次的目标,主要是八路军和晋豫边区的首脑人物,而日伪军指挥官一般总会认为首脑人物必定要骑马,因此必然特别要注视我军的马匹行动,遇到骑马的人必然会穷追不舍。为此,紧急会议很快作出几项应变对策:一是调整行军路线及方向,由西进历山改为穿越东峡,东进阳城县境内的析城山。二是部队轻装前进,干部一律弃马步行。三是让地方民兵将战马赶进深山代为照管。四是女同志暂时离队,换成便衣疏散隐蔽到当地民众中去,然后再向垣曲县转移。邓小平强调:干部战士一律轻装步行,沿着东峡突出重围;只派少数人赶着马匹,沿着横水→垣曲的公路行进,遇到敌情,立即向公路两侧的森林里疏散,迷惑敌人。

决定一经作出,立即付诸实施。邓小平及其他几位首长同战士们一道,精干利索地整理鞋袜,打紧裹腿,系牢鞋带。几位首长走在队列前头,率队中速行进,不慌不忙,秩序井然,悄无声息地进入东峡。

东峡是历山主峰舜王坪东面的一道狭窄的山沟,两边石崖高耸入云,从峡谷中仰望苍穹,天空只是一条细细的线,当地人称此处为“一线天”,是历山百景之一。八路军进入东峡不久以后,预先埋伏在西川村的日军就已赶来,占据了东峡西侧山崖顶的有利地形。日军飞机也在上空来回不停地盘旋侦察。荷枪实弹的日军士兵居高临下,虎视眈眈地端枪瞄准,但等骑马的长官一旦出现,随时准备扣动扳机。

峡谷中,八路军官兵明知此行充满艰险,却都在邓小平政委那种大将风度的感染下,无所畏惧地“越是艰险越向前”。走着走着,邓政委回头传下口令:“向后传,同志们都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悠然缓行。”传罢口令,邓政委一边走着,还一边故意逗弄一下路边与人为伍的红脸猕猴,使后面的同志们顿时排遣了紧张情绪,似乎一时忘却了战事在即,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山崖顶,1名日军指挥官叽里咕噜地发布命令:“当官的骑马,八路的特点,瞄准骑马的人打!不见骑马的人,不准开枪!”端枪的日军士兵,眼睁睁看着八路军战士1个个从容不迫地走过,却不敢盲目开枪。峡谷中,邓小平走过了,聂真走过了,王新亭走过了,区党委走过了,政治部走过了,警卫小队走过了,直到几百人的队伍都走过去了,还是没有看见1个骑马的长官出现。日军指挥官举起望远镜朝着八路军过来的方向瞭望了半晌,看不见1个人1匹马的影子,心中不免疑惑。这时又接到报告说:南面的公路两侧的森林里有一批马匹奔跑,赶忙派兵去追赶。而这时候,邓小平一行人已经走出漫漫10里长的东峡,到达峡谷口的东哄哄河边。日军指挥官这才如梦初醒,大呼“八格牙鲁,八格牙鲁,共军狡猾狡猾的”!连连吼叫:“开枪开枪!快快的快快的!”在日军气急败坏的枪炮声中,八路军早已顺利穿越东峡,趟过阳城县境内的东哄哄河,向析城山挺进。待日军追来,已经摆脱不利地形的八路军一阵回马枪,直杀得日本兵丢盔弃甲,止步不前,不敢再追。八路军又赠送给日本兵一批拉掉弦的手榴弹,日军死伤大半。一枚弹片正巧击中日军指挥官的头颅,顿时脑浆飞溅,跌倒尘埃。其余日本兵纷纷吓得魂丧胆烈,四散逃遁。一场围追堵截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八路军机关人员及警卫小队在来不及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随机应变,仓促应战,打败了武力充足、装备精良、有备而来的日军实力战斗部队,在反法西斯战争史上,书写了以弱胜强的光辉篇章,成为根据地军民开展山地游击战争学习效仿的楷模。

在晋豫边区抗日军民的严厉打击下,日军于1942年6月15日退出中条山。6月17日,邓小平再次召集中共晋豫区党委、豫晋联防区、晋豫边区联合办事处的领导干部座谈,提出更为具体的指导意见。6月20日,邓小平途经士敏县东峪、西峪,到达沁源县阎寨。6月24日回到武乡县王家峪,结束了对太岳区、晋豫区的巡视。

邓小平在重新开辟晋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过程中,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把党的方针政策与当地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一些创新性的开展各项工作的方式方法,并且表现出雷厉风行、机智果断、切合实际的务实作风,对我们今天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