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爱国名医——刘汉民

刘汉民，又名：汉和，1893年生，晋城市内上元巷人，出生于世宦之家。其父亲刘志詹(字：苏佛)，1903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生回国，时任民国初国会议员，山西省育才馆教授。其兄刘以东，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早期同盟会会员，遂行孙中山闹革命，任学生大队长。刘汉民在父辈兄长影响下，幼年刻苦读书，情趣淡远，不慕虚荣，志在济世。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随“庆升堂”药铺迁至晋东县上柳泉村，为解放区老百姓治病，受到广大人民好评。

刘汉民受家庭的熏陶，名师的指导，成为一代名医。他家中藏有大量古书，幼年时代他博览了《内经》、《难经》、《伤寒》、《金匮》等中医典籍。加以他读书用心，勤奋学习，颖悟致志，对金元四大家学说皆能融会贯通。关于叶天士、王孟英、吴鞠通诸家温病皆能得其要领。凡内、外、妇、幼、五官等科皆能通悉之，成为一代名医。

其父刘志詹在晋城创办了医学馆，刘汉民在馆内具体负责，后来晋城医学馆改为慈善医院，服务大众，他任院长。医学馆在本市最先采用新式医学教育法，开设有中、西医各科及古文、英语等课程，尤其是致力妇产科的教学与治疗，是山西省最早推行新法接生的医学校之一。为杜绝旧社会因产期感染而引起的妇女产后风、小儿四六风的大量死亡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在抗战时期，日军占领晋城后，认为刘汉民在20年代曾任山西省议员．是晋城亨有声望的上层人士代表，故日方及汉奸企图设法拉拢他担任伪职，维持一方地盘。刘汉民以“一意学医，不入公门”为辞避入乡野。他对亲友说：“国家有难我不能救，已感万分惭愧。但我是中国人，不能忘掉祖宗。给日本人办事，这是卖国行径，要遭万世唾骂，所以我宁愿在山西饿死他乡，也不去给日寇干事。”此时，他随“庆升堂”药铺迁至抗日晋东县上柳泉村开业，为解放区民众看病，享有名气。50年代初，他为“庆升堂”坐堂医师，声名日噪，求治者踵趾相接，近起晋城城乡，远至省城太原、长治及河南各地。解放后他担任晋城政协副主席、县医院副院长，始终以医为家，以医为本，日夜奔忙诊务。在省、地、市中医学术界及培训班中曾多次交流经验，医术胜出，医道颇负声誉，具有高度的民族气节。

刘汉民受多家熏陶，博采众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治疗风格，处方原则多仿经方体例，组织严密、条理清晰、主次分明，然见解能脱出前人的陈规，新方多有自创。他反对动辄开大方，堆砌药物。立法推崇张景岳、王肯堂诸家，用药平妥，不持偏见。每临症，必详四诊，阐明理法，再给方药。故处方常药不过数味•每味重不过三钱、服之辄良效。

刘汉民熟悉《内经》理论，从《上古天真论》有关男、女生长、发育、衰老规律的经文中，深悟人体阴精迟成而早衰，盛赞丹溪“阴常不足”之卓见。在杂症调治中，刘汉民以女子为阴，小儿为稚阳稚阴；外科诸痛疡疮，皆属心火，五官为五脏之窍，且“五脏六腑之精皆注于目而为之精。”故五脏精充，则诸窍精灵；五脏阳平，则诸窍自无炎症。

刘汉民治学勤奋，读而批，悟而记，每有精案皆细录之，日久集为厚日记本数册，拟题为《刘汉民学医心得》。所拟新方现存有带状疱疹方、疖肿汤、二尖瓣闭锁不全方、消痔汤、丸等。其中消痔汤、丸经本人及郑福昌、李方华等人试用多例，均有良效。且别开六味地黄汤治疗范围之生面，具有一定价值。然而“文革”期间，刘汉民年近八旬，遭受批斗、抄家、劳改，所撰手稿在数次强令搬迁中大部下落不明，十分可惜。  

自1945年晋城解放后，刘汉民一直担任着县级政协领导之职，他大部分时间，大部分精力，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大量病人，精心治疗。他的一生把心力全用在人民大众身上，不愧为一个有识之士，人民的好医生。1979年，刘汉民逝后，他的遗体被葬入晋城市烈士陵园。（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