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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南昌起义前后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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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2-03-23 00:00
   我们到达武昌后,较顺利地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十一军二十四师的教导队。
     教导队的生活
  二十四师是我党控制的武装力量,叶挺同志是师长。当时各地的进步分子多遭通缉或追捕,为了收容两湖地区的被迫害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培养党的基层军事干部,在二十四师成立了教导队。不到半个月,就有了一千多名学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团员。党组织十分重视这批新生力量,派了坚强的政治、军事干部来领导。记得当时大队长是孙树成,副大队长是申朝宗,中队长有李鸣科同志等。我任班长。在教导队同学之中,有谭家述同志。此外还有洪超、吴高群、江振海同志,他们都一直坚持斗争,当过红军的师长或团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滕久忠同志也光荣牺牲了。
  虽然教导队的学员都是党、团员,具有较高的革命热情,但因绝大多数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又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所以,组织上对政治教育极为重视。除了上政治课以外,还经常请负责同志如周恩来、恽代英、叶挺等同志作报告。他们受到同学们的极大欢迎。恩来同志给我们做过两次报告,主要是讲形势和任务,他那爽朗明快的语言,鲜明的观点,透彻的分析,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的坚定态度,给大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的讲话,总是有的放矢、针对性很强的。他不止一次地亲切询问我们:“你们都是些学生,怕不怕苦,现在这样严格的军事生活,吃得消吗?”他还语重心长地鼓励大家说:“你们这支队伍,全都是党、团员,是建设红军的基础,一定要肩负起阶级的重托!将来你们要到部队中去,到士兵中去,掌握革命武装,学会打仗,用革命的军队去战胜反革命的军队,去夺取革命的胜利!”
  当时,我们大多数同志是直接受到过反革命武装叛变的迫害的,深知革命而无武装之苦,大家刚刚拿起了枪,心情是很振奋的,听了恩来同志的报告,更是受到很大鼓舞,同时也体会到我们党是在加强军队工作和武装斗争了。恽代英同志讲话十分幽默,富有鼓动力量。蒋介石叛变,一部分国民党人士实际亲蒋,表面上却标榜自己是中间派,孙科就是其中一个代表。恽代英同志就挖苦他说:“人家说孙科是中间派,我看他是站在中间,向前一步走,向右看齐!”很生动形象地刻画出孙科之流的真实面目。恽代英同志鼓励我们要在战争中学会打仗。某部在参加讨伐夏斗寅叛军的战斗中曾一度失利,退了下来。当时有人说他们不会打仗。恽代英同志就说:“我看不是这样,而是演习了一次退却,打仗总是要在战争中才能学会的”。叶挺同志讲话比较严肃,当时大家都传诵着他的战斗故事。当夏斗寅勾结蒋介石叛变,进攻武汉并已打到距武昌仅二十公里的纸坊时,我方因兵力悬殊,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退却了。当时叶挺同志的参谋长亲自督战,仍不能扭转不利形势。突然传来了消息:“叶挺师长到了!”战士们立即停止退却,转向敌人冲锋,终于将敌人打退。有一个营长原来只受了一点轻伤,就哼着下火线,一听师长来到,立即跳下担架,冲上前去。由此可见大家对叶挺同志是如何敬畏。
  教导队的军事训练非常严格,至今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天不是一般军队的三操两讲,而是四操三讲,“四操”是:早晨一次跑步,上、下午各一次军事操练,黄昏一次军事体操。“三讲”是:上、下午各一次政治课或军事课,晚上一小时点名训话。每天起床号一响,立即跳下床铺,穿衣、漱洗、整理内务完毕,照例是十多公里的跑步,而且还得抢占一座百多公尺高的山头,先到者站排头,后到者站排尾,这也是一种表扬和批评的意思。列队完毕后只休息五分钟,立即跑回原地,不解散队伍就带进饭堂。吃罢早饭,就进行军事教练,要求十分严格。一个动作做得稍不合乎要求,就要重做十几次,直到完全合乎要求为止。有时一排人、一连人连续重复做一种动作,直到全排、全连完全整齐一致为止。为了培养我们不怕严寒,不畏酷热,以适应以后战争的环境,虽然在武汉的炎热夏天里,也从未间断过军事操练。除此以外,教导队对集体主义的教育和劳动观点的培养,也很重视。假日必须集体外出,两人以上在街上行走就要求齐步行进。换下来的衣服要集体洗晒。我们住在武昌宾阳门外一所原来的大学里,宿舍地板是油漆的,必须每天擦洗干净。
  当时我们的枪支很陈旧,套筒枪为数最多,甚至还有九响毛瑟枪,寥寥无几的“汉阳七九”,算是最新式武器。但我们对所有武器都很喜爱,保护得很好,擦洗得没有一点污痕。
  由于共产党的领导,开始在部队中废除体罚,实行官兵平等的新型革命制度。上级命令必须坚决服从,但在党的会议上,大家都是党、团员,不分上级下级,均可互相批评。最初,有人对如此严格的军事训练不习惯,党组织立即进行思想工作,说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武装问题,要有大批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干部,派到部队里去,才能掌握武装,并与士兵同甘共苦,成为士兵的表率。我还记得有这样一段对话:
  教员:“艰苦与死何者更难受?”
  学员:“死更难受。”
  教员:“不对,艰苦比死更难受。死只是一瞬间的事,而艰苦则是长期的、时刻都会遇到的。如果你们能战胜艰苦,那么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
  经过一两个月以后,我们开始习惯甚至喜爱起军队生活了。身体锻炼得异常结实,青铜般的面孔,鼓起肌肉的臂和腿,我们手执武器,再也看不出一、两个月以前那种自由散漫的学生样子了。当然,这样严格的军事训练,确实使一部分意志不坚定的人动摇了,他们吃不了苦,偷偷地开了小差,成了革命队伍中可耻的逃兵。在当时坚持下来的同志,则绝大部分都成了坚强的革命战士。在伟大的革命熔炉中,钢和渣就这样分出来了。
  参加起义
  武汉风声紧张了。当陈独秀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收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枪支自动交给唐生智总部时,使我们异常愤慨。由清一色的党、团员组成的教导队,更受到敌人的嫉视,他们想缴我们的械。教导队奉命离开武昌,经大冶、黄石港向九江进发。为了在途中减少目标,将各个中队改名为手枪队、迫击炮连、监护连等等。我所在的一个中队,以后便成为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的警卫队。
  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担任警卫任务期间,我经常见到恩来同志出出进进。他对我们警卫队的同志非常亲切,每次走过哨位,总要和战士打招呼,这和当时有的领导人对下级军官和士兵动辄训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见到恩来同志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那间办公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甚至到天明。七月末的几天,担任警卫工作的我们看到负责同志们忙碌非凡,经常是夜已很深,还在开会,大家都预感到将会有什么严重的事件发生。果然七月三十一日下午,我们就接到“擦洗武器,补充弹药,整理行装,待命行动”的命令。天黑后,大家全副武装在宿营地待命,坐在背包上窃窃私语:“要打仗了吧!跟谁打?是人家打我们,还是我们打人家?”正在这时,恩来同志从我们旁边走过,他停了下来,对我们说:“同志们,要准备打仗了,怕不怕!”大家齐声回答:“不怕!”恩来同志接着又说:“好!这次打仗,我们是有完全胜利的把握的,你们准备接受光荣的任务吧!”时间已是半夜,但我们谁也不想入睡。突然集合的哨音响了,班、排长到中队长处受领任务,才知道我们是要去策应一个部队的起义。远处传来了稀疏的步枪声,接着机关枪、迫击炮也轰鸣了。我们向着三军军官教育团驻地跑步前进。到达目的地时,营内吹起欢迎号,军官教育团全部起义了,领导起义的就是朱德同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朱德同志,当时他蓄着长长的胡须,态度和蔼而慈祥,他立即被接到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八月一日上午,朱培德留在南昌的部队全部被缴械,南昌已为我党领导的军队占领。后来我们才知道:参加起义的除十一军二十四师和三军军官教育团外,还有四军二十五师和贺龙同志率领的二十军。
     南下广东
  南昌起义后,决定南下广东。八月六日,我们警卫队奉命随军南下,担任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的警卫,并负责押运南昌缴获的大批武器弹药。每人除驳壳枪及子弹外,还背了两支步枪、两百多发步枪子弹,加上背包、军毯、水壶、饭匣、洋镐、铁铲,共重三十公斤左右。另外,每班还抬一个大帐篷,每人还要照管一个挑着枪支的民夫。八月的天空,连一片云彩也没有,每天三四十公里行程,真是又热又累,在第一天行军中,七十七团就中暑死了十几个同志。当时的民夫,不同于在以后的战争年代从根据地动员组织起来的民工,随时都有乘隙逃跑的可能,使我们在思想上十分紧张。警卫队中有一个年纪最小的战士,一不留神,民夫逃跑了,只好自已挑起枪支,但走不多远,就挑不动了,结果还是由指导员替他挑了。正因为这样,缴获的武器弹药在沿途丢了不少,这是非常可惜的。
  这是一次长途行军,从南昌出发,经抚州、宜黄、广昌、石城、瑞金、会昌、长汀、上杭、大埔,直到九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占领潮州、汕头,整整走了一个多月才停脚,而先头部队则已进入海陆丰地区。沿途在瑞金以北的壬田寨打了一次胜仗,在会昌又打了一次大胜仗,歼灭敌人一个多师。警卫队的战士们虽然万分疲劳,但精神振奋,始终保持着高涨的情绪,保卫着起义军领导机关——革命委员会的安全。占领潮州后,我们这个排奉命留在那里,担负后勤部门和物资仓库的警卫任务。
  南国风光的潮州,许多东西都是从未见过的,引起了我们很大兴趣。当时我方后勤人员正在潮州忙于筹粮、筹款和收集军用物资,前方正向揭阳、汤坑(今丰顺)地区的敌军发起进攻。我们在炮声隆隆中期待着胜利,不料情势却突然逆转,我军进攻失利,伤亡很大,退了下来。九月三十日早晨,炮声由远而近,到当天中午,潮州城郊响起激烈枪声。当时留守潮州的战斗部队数量很少,坚持到黄昏,被迫撤出潮州。我们也于仓卒间奉命撤离。仓库中许多物资、饷银和武器弹药,无法携带,绝大部分抛弃了,真是令人心痛。
  撤出潮州后,我们东渡韩江,向饶平方向前进。到饶平时,朱德同志已率领十一军二十五师和九军教育团从三河坝撤到那里,我们同这支队伍会合一起了。接着就在朱德、陈毅同志领导下,开始向闽赣方向作战略转移。这又是一次长途行军,经饶平、平和、大埔、永定、武平、信丰到达南康、大庾地区。由于连续行军作战,部队减员很大,加上一些意志不坚定的战士和干部,对革命产生动摇,陆续离开了部队,到达信丰一带时只剩七八百人。因为部队成分不纯,加之基层党员太少,沿途军纪不好,于是将部队整编为一个团,朱德同志任团长,陈毅同志任团指导员。他们亲自整顿部队纪律,加强政治工作,坏分子被淘汰,留下来的同志更坚定了。形势变化得极快,将过旧历年的时候,我们进到湖南宜章,消灭了该县反动武装以后,即公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正式打起了镰刀、斧头的红旗,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湘南起义。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