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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枫木树脚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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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2-03-24 00:00

 辛亥革命前夕,湖南省西部一带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靠近贵州的会同县是个山区小县,比一般的内地县还要相差一大截。城北约十公里的伏龙乡(现在叫坪村乡),有一个叫枫木树脚的村子。一九0七年八月十日清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二,我就出生在这个村里。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留下了这样清晰的印象:村里有一片枫树林,我家屋后就有二十多棵枫树,树干高大挺拔,枝叶郁郁苍苍,把屋顶都覆盖笼罩了。枫木树脚村很可能就是因此得名的。
  枫木树脚村有五六十户人家,在当地算得上是个大村子了。我能记事的时候,家中有父亲、母亲、哥哥、嫂子、姐姐和两个妹妹,加上我总共八口。我家是地主,祖父时代有四百余担谷田,父亲他们三兄弟分家后,每家分得一百多担谷田(在我们那儿,习惯按收获量计算田数,一百多担谷田,约合二、三十亩)。
  那个时候我听阿陀讲故事,真可以说是身心全随故事里主人公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甚至比主人公的喜怒哀乐更喜怒哀乐。对故事里的受苦受难的人们同情极了,对故事里的坏人痛恨极了,对故事里“专管人间不平事”的剑侠崇拜极了。我虽然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毛孩子,但确实萌生了一种遐想:长大以后要做个为民除害的剑侠。
  当剑侠,当然要有真功夫。于是我非常认真地跟着阿陀练功习武。为了练“飞毛腿”,阿陀教我用布袋子装满沙子,捆在小腿上,每天不停地跑啊跳的,常常练得汗流浃背,还劲头十足。阿陀教我舞“狼牙棒”。我挑选了一根一丈左右长的竹竿,把一头的竹节留着,其余全部打通了,灌满沙子,再用木塞或布条将另一头塞紧。在阿陀指点下,我挥动沉甸甸的“狼牙棒”,上捅下压、左攻右挡地练了起来,常常练得筋骨酸痛也不肯停手。
  阿陀特意给我制造了一把“枪”——他拣来一颗子弹壳,用钉子钻个洞,弹壳里装上黑色火药,再添加一些沙子,一点燃,沙子就喷射出去了,还有一定的威力哩。每当我用这把“枪”打中了我任意选择的假想的“恶霸”时,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快。
  阿陀也不把封建的清规戒律放在眼里。我们那里不准吃狗肉,说是吃了狗肉,死后灵魂也进不了祖庙。但阿陀却带着我在野外偷偷地烧狗肉吃。
  现在人们都重视学龄前教育和智力开发,为我学龄前开发智力的首推阿陀了,每个人都有童年的好朋友,我童年时的好朋友就是阿陀,我特别喜欢他。那时我家的规矩,客人来了除了上茶,还要端伴茶的食品。普通客人端的是切成小块的腌萝卜,尊贵客人端的是各种蜜饯,有冬瓜糖蜜饯、梨子糖蜜饯、丝瓜糖蜜饯等,都是自己家里晒制的。我常常把家里晒的蜜饯偷偷地拿出来给阿陀吃,还同阿陀一起分享板栗。那些板栗是妈妈放在篮里挂在屋檐下让它风干的,我悄悄拿出来,把肉吃了,壳揉碎放回篮里,妈妈还以为是老鼠偷吃的哩!
   开蒙
  会同县当时教育事业很落后,孩子上学都很晚,有时十七八岁了还在念高小。
  一九一三年我刚满六岁,也许是家里见我成天弄棍舞棒太野了,提前把我送到私塾读书去了。我在私塾大约念了二三年,教私塾的先生是一位年纪很大的堂伯伯。教学方式完全是口传口授,先生念一句,学生跟一句,背熟为止。课文无非是《三字经》、《百家姓》一类带韵的启蒙读物,还念过《中庸》,也背过《诗经》,至今我还可以背诵一点。
  一九—八年,家乡一带闹土匪,那是“经济土匪”,有天晚上,土匪到了离我们村子三四里的地方,把我堂叔家只有几岁的儿子抢走了,后来带信说要给多少钱才可以赎回,留孩子一条命。
  这一下可把我们全家吓坏了。很快,全家从我出生的枫木树脚村搬到了会同县城。我也因此离开私塾,先是进县里的“模范小学”,后来转入“高等小学”
  (即现在的小学高年级)读书。小学的功课比私塾广得多,也有趣得多,国文、算术、绘画、体操、唱歌、修身等课程,我都有兴趣,唱歌、笛子、洞箫我都爱学,各门功课的成绩还过得去。可是,我在高小二年级读了二三年,一次次留级,就是升不上去。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原因是很简单的。父亲一心想把我培养成封建地主式的接班人,见我念了几年私塾,又读了几年洋学堂,觉得我有出息有本事了,就要我来管家、记账,认为不毕业也足以够用了,常常要我请假不到校,留在家里管这管那。不听课,不做作业,这怎么会不留级呢!
  家庭帐并不复杂,但很繁琐。每天,收入多少钱,支出多少钱,给我多少钱,买菜买油买肉用去多少钱,都必须分门别类一一记下来,详细入账,每个月都要把帐目送给父亲检查。我父亲粟嘉会,是个落第秀才。他为人忠厚老实,一天到晚关在家里,有时写写字,有的作作诗,整年不出门。他检查帐目很认真,可对市面的行情一点也不了解。所以,我偶尔也做假帐骗他,很容易骗过去。例如,有的时候,债期到了,欠债的佃户无力还债,或无力如数还清。我很同情他们,就在帐上做假,或只记不收,或多记少收,再用其他办法把帐、款弄平衡了,佃户还债的困难便圆满解决了。
  父亲要我管家记帐,不让我读书,很使我心烦。父亲不让哥哥管家,嫂嫂大为不满,常常骂人,把无穷的埋怨都落到我头上来,也使我心烦。另外还有件事情也使我心烦,就是家里做主,硬是给我订下了一门亲事,对方是一个富农的女儿,比我大二三岁,还是裹小脚的。我认为这是干涉我的自由,坚决不干。
  封建的习俗,使正在成长的我,受到很大压抑。我深深感到,继续在这样一个家庭和环境里生活实在无法读好书,将来决不会有出息,于是就产生了离家到外面去念书的想法。
   出走
  有两件事直接促成了我的出走。
  那时会同县城里驻扎着北洋军阀的一个连,连长姓卢,平时神气十足,县太爷都得听他的话,成了会同县城的太上皇。卢连长手下有个班长,姓周,是个中士,大家都管他叫周中土。周中士在城里还有公馆,他和他那个老婆都成了城里了不起的大人物。
  那时,乡下人到城里做生意,摊子就摆在路旁店铺门口,什么柴草啊,蔬菜啊,粮食、花生、香油、豆油的。卢连长那个部队出来,排成四路纵队,不顾街上人多路窄,总是旁若无人地横冲直撞,把做生意人的粮食挑子、蔬菜篮子、素油罐子随便踢翻,弄得粮食,蔬菜撒了满街,豆油、香油淌了一地。老百姓恨透了这个卢连长和这支横行霸道的队伍。我们学生看到当兵的这样欺侮百姓,都很生气。为了出这口气,我们放学和外出也照着样子排成几路纵队,手挽手地朝前走,有意识地去碰卢连长的那个四路纵队,去撞那些兵。久而久之,卢连长的兵就同学生结下了仇,而且越结越深。
  有一次,城隍庙广场唱戏,这里看戏是没有座位的,大家都站在广场上。那天我们学生穿的都是蓝长袍子、青马褂子。卢连长的兵就站在我们前面。这已经使我们讨厌和窝火了,偏偏有个当兵的还大模大样地登上一张长凳,挡在大家前面。这样大家更气愤了。
  “拉下来!拉下来!”学生们高声叫喊。
  那个兵竟充耳不闻,还是站在凳上大模大样看他的戏。
  学生们给惹怒了。那时我们一个个年少气盛,血气方刚,可真是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几个学生冲上前去,一齐动手,把那个兵从长凳上拉了下来。那个兵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举起长凳动手就打。双方在广场上交手打了起来。
  广场顿时秩序大乱。不知谁叫了一声:“土匪来了!”戴白边大沿帽的保安队慌慌张张朝天放了几枪。人们吓得四散乱跑。
  赤手空拳的学生同士兵斗下去,显然是要吃亏的。于是,大家在混乱中乘机跑回学校,把校门紧紧关上。那个士兵所在的排觉得丢了面子,排长下令追赶我们,还要强行闯进学校抓人,被姓卢的连长阻止住了。从此士兵和学生的仇恨结得更深了。那个排长扬言,以后见到我们学校的学生就要打,就要抓,就要杀!
  有一天,在一条巷子里,我们学校的一个同学被士兵扣留了。
  士兵审问:“你是不是高等小学的学生?”
  那个同学见势不妙,机灵地撒了个谎说:“不是”。
  士兵见他穿得破旧,不象个学生模样,把他放了。这个同学跑回学校一说,全校的走读生都紧张起来,不敢回家了。全体学生一致决定罢课抗议。学校有位姓杨的教算术的教员支持我们的行动,鼓励我们坚持斗争到底,煞一煞这些当兵的威风,还说闹出祸来没有关系,他在省城有朋友,可以帮忙。这样一来,大家闹得更凶了,都用木枪、木棍装备起来,还进行操练。
  学潮闹大了,县太爷不得不出面调停,两头说好话。卢连长的队伍作了保证:不打学生,不抓学生,不杀学生。一场不小的风波平息了。但是,谁知道这些当兵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呢?不能不有所防备啊。于是,这以后就有一些学生离开会同到外地去了。我觉得这是个离家到外边去求学的好机会。而且,经过这一场斗争,我产生了“自己搞队伍”的念头,想到外面去闯一闯,搞一支保护老百姓的好队伍,带回来狠狠地惩罚卢连长那支作威作福欺侮老百姓的坏队伍。
  会同县每年都要招考几名学生,送到常德县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去参加正式考试。考上的就是二师的正式生,读书、吃饭都可以不花钱。正巧这年县里的考期到了,择优录取两名。我报考被录取了,我决心要成为第二师范的正式学生。
  我的母亲是一位慈祥的女性,她很喜欢我,对我求学急切的心情还能够理解,但对我离家外出总是不放心,舍不得我走。
  那天县里发榜了,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对妈妈说:“我要到常德去念书!”妈妈看了看通知书,沉思了一会,迟疑地说:“现在外边不太平啊,等到外边太平了再出去念书也不晚呀!”
  我觉得母亲这样回答,实际上是答应我出去念书的。我也没有再给父亲说,就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八日离家上路了。到底是年轻没经验,没有把路费筹划好。我步行一百一十里到了湘西水陆码头洪江,要在这里乘船去常德,才发现买船票的钱不够,只好给家里写信要路费。我在信上表示:如果家里不给我寄路费,我“讨米也要走!”。父亲、母亲见了信上“讨米也要走”一句话,都急了。父亲立即给我写信,答应给我筹集路费和学费,要我回家“从长计议”。
  我接读父亲来信,感到言辞殷切,就离开洪江回去了。但我担心回家以后父亲会扣留我,所以在离家还有十来里的地方住了下来,再给家里寄去一封信,告诉我的地址,要求家里把学费和路费送来。
  父亲接到这封信,便派哥哥赶来接我,并转达他的诺言:一定筹足路费、学费,让我离家求学。这样我才放心地回到会同,回到父母身边。
  家里为我凑了一笔银洋,大概有几十块,作为我的路费和学费。父亲还郑重其事地请来了亲戚朋友、左邻右舍,特地给我送行。那一天,父亲很动感情,流下了眼泪,没想到我离家后,他不久便逝世了。
  我又回到了洪江。因为沿途土匪多,洪江下水的船都是一帮一帮走的,要凑上近百条才一齐开船,船上还有军队保护。我在这里等了一个多月,才乘船沿沅江而下。沿途两岸悬崖峭壁尽是风景名胜,什么孔明放灯的地方啊,孔明放兵书的地方啊,我极目远望,尽情欣赏,觉得心旷神怡,有一种冲出樊笼的快意。大约是在三月,我终于到了常德,可是考期已过。怎么办呢?
   进入省立第二师范
  在常德,我找到了一位远亲的堂叔,他好象就是湖南省立第二师范的教员,堂婶在二师附属小学教书。靠着这个关系,我进了常德第二师范附小,插班在高小三年级读书。
  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新环境,对我来说可又是一个有着充分自由的新天地,我从此完全摆脱了家庭的束缚和种种烦恼,可以安安心心读书了。当时,学校已经开学一个多月。想到离家求学的不容易,想到自己的抱负,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克服困难,发愤读书。
  高小毕业了,但是我还进不了二师,因为二师下半年不招生。我考进了常德一个名叫平民中学的学校。平民中学校长是教会学校毕业生,特别重视英文教学,每周四十几堂课,英语课和用英语教的其他课程竟有三十一堂之多。我是一点英文也没有学过的,所以学起来非常吃力。
  用“如饥似渴”和“如痴如呆”这八个字来形容我那时的学习劲头和情况,我看是很恰当的。学生上课的教室,就是课外的自习室,上课听讲的座位,就是课外自习的座位,我除了上饭堂吃饭、上厕所大小便外,几乎整天不离开座位。我几乎没有任何社交活动,只是同座位前后左右的四个同学打打招呼,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阅读、书写和做作业上。这样念了两个月,竟害了一场大病,咳嗽吐血,头发也掉了,大家都管我叫“癞痢头”。究竟得的是什冬病?我也不知道。解放以后进城了,检查身体,医生说我肺上有钙化点。我想或许初到常德读书时得的重病就是肺结核吧。当时既没有打针吃药,更没有条件进医院,就是凭着年轻力壮,在床上躺躺,也就抗过来了。从此以后,我吸取教训,不敢死读书了,身体一恢复就注意锻炼,先是短距离跑,后又长距离跑,每天早晨风雨无阻,总要跑五千米左右,还经常打篮球、做体操,身体渐渐健康起来了。
  我的性格也变了,逐渐变得沉静起来,爱思考问题。社会的现状,祖国的命运,人生的意义,青年的责任……我都在思索,只是找不到答案。有时我独自一人抱着一把月琴,拨弄着琴弦,陷入沉思,感到苦闷和彷徨。
  一九二五年春天,我终于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二师范,成了二师的正式生。学校的班次是按入学先后排的,当时全校有好几百人,一九二五年招的学生全编在二十七班。
  我在二师念书的时候,国民党已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积极准备北伐了。
   参加学潮
  二师那时已经有了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学生思想活跃,学校政治空气很浓,两个营垒的阵线也很鲜明。
  二师的学生大体有两类,分属两个阵营。一是富家子弟,他们家里有的是钱,平时随便挥霍,大都参加“体育会”组织,是国家主义派控制的。一是不富裕家庭子女,他们求知欲旺盛,对社会现状不满,投考师范图的是学校供应伙食,上学期间吃饭不花钱。他们对富家子弟的所作所为很反感,参加的组织叫“学生会”,以后又成立了“救国义勇队”。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我当然参加后一派组织。
  当时学校的党团组织都是秘密的,同学们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谁是共青团员。以“学生会”为一方,以“体育会”为另一方,两派斗争相当激烈,几乎是事事针锋相对,处处互不相让。但一般同学当时并不知道那些斗争都是党团组织领导进行的。学校进步组织活动的或起或落,两派斗争的或胜或负,除了同我们自己所采取的策略是否正确有密切关系外,更决定于当时国内时局的变化。在党团组织领导下,我们秘密传阅进步书籍和刊物;自己凑钱购买枪支弹药,准备迎接北伐军,特别是一九二六年春反对开除滕代远同学的斗争,影响比较大,后来被称为“二师事件”。
  滕代远比我早入学,他在二十四班,一九二四年已在学校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事情是这样引起来的。湘西桃源的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每年要从周围二十九个县里招收六十名学生。按惯例,每县录取两名,共五十八名,余下的两个名额,留给二十九个县中最优秀的学生。也就是说,各县除了可录取两名合格的学生进二女师学习外,还有机会把剩下的两个最优秀学生的名额拿到手。二女师的校长家乡观念很浓,一九二五年二女师招生的时候,他把这两个最优秀学生的录取名额都给了他家乡的县,选送的学生当然不可能是最优秀的。这样引起了学生的公愤,爆发了学潮。二女师全体同学为此而罢课了。
  我们二师进步同学得到这个消息,派滕代远作为“学生会”代表,悄悄前往二女师表示支持。二女师校长是国家主义派,对滕代远的来到,表面上不动声色,暗中却马上给我们校长写了一封信。二师当时的校长也是国家主义派,同二女师校长一样狡猾。他对来信未置一词、未批一字,让校役贴在学校的“公布处”。信的大意说,贵校滕代远君,代表贵校“学生会”,于某月某日光临敝校,鼓动学潮……
  国家主义派控制的“体育会”立即兴风作浪,又是召开所谓“全校学生大会”,又是“一致同意”作出“决定”,开除滕代远学籍,罪名是“藐视校规,败坏校誉”。校方马上认可。这时滕代远还没有回校。
  学生会”方面的同学坚决反对,宣布“体育会”召开的大会不能作为全校学生大会,“决定”当然也就无效。我们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要滕代远赶快返校;二是请桃源第二女子师范派代表来我校声明,滕代远是以个人身份到二女师去看朋友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代表常德二师去鼓动学潮”,那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和诬陷;三是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让二女师代表参加,说明真相,并宣布以前的“决定”无效,恢复滕代远学籍。
  我们按照已经公布的时间、地点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国家主义派的校长、教员一看形势不妙,都悄悄把办公室一锁,提前下班回家了。
  全校学生大会会场设在理化教室。理化教室对面有一座二层楼房子,楼上是“学生会”的办公室,楼下是“体育会”办公室。“学生会”、“体育会”都不过是对外活动用的名称而已,“学生会”办公室实际上是党团办公室,“体育会”的办公室实际上是国家主义派办公室,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全校学生大会,双方学生几乎都到会了,都作好了充分准备。这既是一次辩论大会,双方都力图充分掌握有关的事实根据、法律根据和学校现行规章制度的根据,准备在辩论中驳倒对方。但又充满着全体会战的火药味,双方都暗中准备了木枪、木棒、红缨枪等体育器械,集中了石头、砖块作“弹药”,准备大干一场。会场气氛相当紧张。
  辩论一开始就非常激烈,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体育会”坚持要开除滕代远学籍,“学生会”坚持要恢复滕代远学籍。辩论很快升级,到了白热化程度,由动口发展到了动手,最后棍棒交加,石头对掷,双方从理化教室的会场打到了对面的二层楼房。
  国家主义派一个姓郑的学生,在混乱中迅速从一楼跑到二楼,想冲到“学生会”办公室去。显然,他是有政治目的的。“学生会”一个叫陈德型的同学守在二楼楼梯口,他见那个姓郑的学生来势很猛,马上端起红缨枪拦阻,却一枪刺进了那个学生的胸膛,顿时鲜血流淌。国家主义派学生借机大喊大叫:“学生会杀人了!**党杀人了!”
  这场斗争,本来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同情滕代远和反对开除滕代远学籍的,不仅是我们左派,还有大批中间派学生,人数上我们占了压倒的优势。
  结果,我们党支部的组织委员被人家抓住了,还给搞去一份有四十一个党团员名单的登记簿。包括滕代远在内的这四十一名学生,很快全被学校当局开除了。我那时积极参加党团组织领导的活动,但还没有入团,名单上也就没有我的名字,幸而留下来了。
  滕代远离开二师以后,经常德***介绍,到长沙与湖南省委取得联系,先后在平江县和长沙近郊区任****团团委书记和省****特派员、农民协会委员长。
   投笔从戎
  一九二六年夏季我从常德回到会同过暑假。家中又不许我再出去读书,把我禁闭了起来,一直到八月初我才第二次出逃,回到学校。
  这年十一月,经邱育之、肖钟岳两位同学介绍,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庄严地举行了入团宣誓仪式,一个月后,我担任团小组长。
  北伐军一到湖南,形势起了根本变化,国家主义派逃的逃,藏的藏,学校改组,赶走了那个国家主义派的校长,由入党才一个星期的胡佐武担任校长,学校又新换了许多进步教员,“学生会”重新由劣势转为优势。
  这时,桃源二女师与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合并,并且把常德省立第二中学并入,作为新二师的中学部,全校学生一千七百多人。学校党团组织也发展了,力量加强了,工作更活跃了。党组织公开挂出了牌子,叫“中国共产党湖南常德地区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滕代胜,是滕代远的族兄。团组织负责人的真实姓名叫尹道涛,却起了个外国名字叫“细格斯”,平时他就用这个洋名字,我们也弄不清楚是什么意思。在滕代胜和细格斯的领导下,常德地区和常德二师的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向前发展。
  常德原来的驻军是贵州袁祖铭的一个旅,老百姓叫他们“三枪将”,即:驳壳枪、红缨枪、鸦片枪。国民党不信任这支杂牌部队,派了一支中央军来缴他们的械,乒乒乓乓响了一天一夜枪,就轻而易举地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这支杂牌军还有许多武器便散失到了民间。湘人尚武。过去有句俗话,叫“无湘不成军”,许多人都知道。尤其是我们湘西人,似乎特别好斗。我当小学生的时候就喜欢扎绑腿,在绑腿上插把匕首,还敢同正规军队的士兵斗一斗。这时,为迎接北伐军,党团员们都趁机积极凑钱买枪,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合着凑钱买了一支驳壳枪,二百发子弹。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长沙的许克祥接着发动了“马日事变”,血腥镇压工农,革命出现了低潮。常德的形势突然紧张起来。
  “马日事变”一发生,湖南省防军驻常德独立旅的旅长就派人来学校请胡校长去一趟。党组织和同志们都提醒校长局势紧张,此去凶多吉少,竭力劝阻他不要去,立即离开湖南。胡校长斗争性很强,但对时局认识不足,还认为自己是堂堂正正的省立师范校长,“夫子何惧之有”!结果,他被国民党中央军杀害了。消息传来,全校大为震惊,学生们愤怒极了,但一时又没有好的办法。
  那时外面传说二师拥有七八百条枪。反动军警信以为真,就派了两个营的部队把学校团团围住。大概是怕七八百条枪吧,他们都不敢闯进校门。实际上这个数字是远远夸大了的,全校顶多有几十条枪,反动当局还下达了对学校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通缉令。面对这种局面,硬拚显然是要吃大亏的,党组织立即通知和组织大家,迅速分批撤离学校。
  我和一些同学是最后撤离的。因为常德在洞庭湖边,经常发洪水,所以城里的下水道特别粗大。我们便揭开校内下水道的铁盖子,猫着腰,踩着发臭的污水,悄悄从下水道里摸黑跑到常德城外,在洞庭湖畔跳上了一条小船。小船行至长沙与岳阳之间,我们下了船,在黑夜里爬上往北去的火车,躲藏起来。火车在洞庭湖畔平原上奔驰,第二天清晨过了岳阳。一过岳阳进入湖北省界就没有事了,我们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我们的目的地是武昌,一到武昌就接上了组织关系。党已在叶挺领导的二十四师设立了一个教导大队,专门收容两湖进步学生和工农干部。叶挺的名字大家是熟悉的,而且对他很崇拜。他当时是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反动派发动的“四•一二”和“马日事变”的血腥屠杀,共产党员胡佐武校长的鲜血和“二师”被围,深刻地教育了我,使我意识到,不拿起枪杆子,打倒新老军阀就是一句空话。我毫不犹豫地在五月末赶到平阳门外招生处办好了入学手续,顺利地进入教导大队。从此,我坚定地走进了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行列,再也没有离开过片刻。
  党对这个教导大队是非常重视的,对学员寄予很大希望。通过严格的军政训练,党要把我们这些青年培养成为基层军事干部,毕业后去基层掌握武装力量。一九二七年六月,我在教导大队由共青团员正式转为共产党员。
  从进入教导大队那一天起,少年时期立下的铲除军阀的志向,变成现实的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行动了。那年,我二十岁。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