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精神，穿越历史云烟日久弥新；有一种怀念，历经时代风雨更加醇厚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同志不顾年事已高，在党、国家、军队的重要领导岗位上，殚精竭虑，奋斗不息，1959年，他在第二届全国人代会上当选为人大委员长，直到逝世。

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眼看这世界“一天天乱起来”，他才不合时宜地忍不住唠叨几句：“现在有一个问题，你也是反革命，他也是反革命，帽子一戴，人家还怎么改正错误，没有余地啦!一打成反革命，人家就没有路可走了。不行!这个问题要解决，一定要解决!”

1966年春节期间，朱德参加上海会议后辗转到达杭州。康克清与他见面后，发现他常常独自一人叹气，就关心地问：“你有什么不好过?”“没有什么。”他说得有气无力。“不会没有什么吧!”

过了一会儿，朱德的秘书悄悄对康克清说，这次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说罗有篡军野心，撤了他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公安部部长等职务。后来康克清问朱德是否为上海会议的事心情不畅。朱德叹了一口气说：“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了。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的那些事全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主席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他在屋里低头沉思，来回踱步，过了一会儿又说：“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党内要不得安宁了。”

上海会议的情况康克清并不清楚，但朱德说的这几句话却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此后，朱德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面对这纷乱的世界，他以沉默代替了一切。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沉默无法摆脱明枪暗箭。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点起了十年动乱的“文革”之火。在这次会上，林彪作了长篇发言，蛊惑人心地大叫党内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他在会上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同时，指名批评攻击党中央几位领导人，特别点了朱德的名，把朱德不赞同他所说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说成是反对毛泽东思想。

同时，康生散布朱德是空头司令，是党外人士等流言蜚语。“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和林彪在军内的亲信，也恶毒地散布“朱德是黑司令”、“野心很大，想当领袖”、“老机会主义者”……这年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等，公开攻击朱德。在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等的支持和策划下，一个打倒朱德、批斗朱德的狂潮在“文革”初期，就已开始兴起。其实，朱德对党内所发生的一切是有看法的，他不理解，也说不清。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他忧心忡忡地说：“在‘文革’中，我觉得不能放松生产，要保证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现在群众起来了，我怕……怕出乱子，特别是生产上的乱子。” 于是，没过多久，在林彪、陈伯达等人的授意下，由“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出面，贴出了第一张打倒朱德的大字报。一夜之间，五花八门的诬陷之词，飞上了北京大街的墙上，什么“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的帽子都朝朱德扣过来，甚至叫嚣要把朱德“轰出中南海”，“批倒批臭”……。

朱德在玉泉山听到这些消息，连忙赶回中南海的家中。汽车刚开进中南海西门，远远就看见各种纸张的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老帅的心一下揪紧了：中南海怎么乱成了这样呢!等车开到家门口，朱德发现不但墙上有大字报，而且连脚下的路上也是大标语。他很奇怪，自己哪来这么多“罪名”，连北京城都快装不下了。于是他凑近去看，看过一篇又一篇，除了一些空洞的叫喊，就是吓人的大帽子，千篇一律就是一句话：“反对毛主席”。这可真是天大的诬蔑：谁人不知当年红军是“朱毛”，朱德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那是共和国一块奠基石，怎么能砸开来，一块涂上红，一块涂上黑呢?

那几天，朱德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宽大的办公室里，一坐就是半晌，除了喝茶，就是叹气，反复说：“是我的，我承认；不是我的，谁写的谁负责。康克清过来问他哪里不舒服，他答非所问：“只要主席在，总理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最了解我。你不要害怕，个个都是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形势会一时很紧张，总不会一直这样紧张的，社会最终还是要安定的。”然而这个过程却是漫长而又令人痛心的。

人大的造反派组织被戚本禹煽动起来，成立了“揪朱联络站”，准备在首都体育馆搞一个揪斗朱德的万人大会。毛泽东不允许把“朱毛”分开，81岁老人要成为众人批斗对象的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大手一挥，说道：“不能这么搞。过去国民党要‘杀朱拔毛’，现在你们说他是黑司令，朱毛朱毛，司令黑了，我这个政委还红得了吗?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此话一出，造反派不敢违抗，草草收了场。“揪朱联络站”也销声匿迹。但“揪朱”的企图并没收敛，他们换了一种方式，由公开批斗变为打入“冷宫”，不点名的在各种报纸上影射朱德，想瞅准时机，把暗火挑明，再次把朱德“揪出来”。事情并未因此而了结。林彪一伙进而篡改历史，他妄图打倒朱德，为自己树碑立传，为篡夺最高领导权制造口实，大肆宣传是毛泽东、林彪在井冈山会师的。在他们的胁迫下，井冈山革命纪念馆陈列物说明中，竟把朱德挑粮的扁担，也说成是林彪的扁担了。

1968年10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吴法宪当面诽谤、侮辱朱德。吴向朱质问：你在井冈山是怎样反对毛主席的?更有甚者，还有人一手遮天，制造了一起所谓的“中国共产党(马列)案”，诬陷朱德是他们虚构的这个组织的“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还设有常委若干人。据称，1967年7月，这个组织曾秘密召开过代表大会，并成立了一个“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企图发难、叛乱。林彪一伙下令到处追查，只是由于追查不出结果，而且露了马脚，这起假案才不了了之。当时朱德对此淡然处之，不为所动。

有一天康克清回到家里，看见朱德正在看一张传单，传单上写着所谓“中国共产党(马列)”的组成、人选等，他边看边笑。康克清问朱德笑什么，他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是造谣嘛，让他们造去，将来一定会弄清楚的。年事已高的朱德处在这种逆境下，心情抑郁，寡言少语。当他看到那些造谣、诬陷几位老帅的大字报时，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道：“心怀叵测，心怀叵测呀!”从而陷入更为愤怒的沉默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康克清是全国妇联领导小组的成员。1967年春，妇联机关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南海的造反派到全国妇联贴出大字报，说康克清攻击江青。大字报还说她是“走资派”等等。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实下，康克清被“揪”了出来。

她惴惴不安，又不理解：“我怎么会是‘走资派’呢?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她心中充满了一个个疑团。她向朱德述说了心中的疑虑、不安和怨愤。她说：“现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资派’，往后还不知会怎么样呢?”朱德不紧不慢，颇为沉着地再次安慰康克清：“你不要怕，‘走资派’多了也好，都成了‘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了。形势不会总是这样下去的。”

不久，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的一次碰头会上说，朱德还是要保的。但林彪和江青一伙仍把朱德上纲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一天，康克清从外边开会回到家里，拿这个问题问朱德。朱德说：“这是党内的事情，我不能给你说。”

康克清急了，以为朱德真有什么事，大声说：“人家说你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到底是不是?” 朱德一看康克清真的急了， 笑了笑说：“急啥子嘛，做什么事总有个代表，是就是，不是代表想代表也代表不了。”见康克清还是不怎么明白，又说：“当时不少部队刚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资产阶级思想是存在的，他们要找我做代表，那就找吧!”朱德还告诉康克清：“毛主席不相信我会反对他，他还让董老告诉我，要我待在中南海，不要出去。”自己不能出去了，他却要康克清到群众中去接受教育。他说，群众是讲理的。

于是，康克清就穿着一件棉大衣，天天挤乘公共汽车到妇联机关，打扫卫生、生炉子。几个“走资派”在一间屋子里写检查，接受群众监督，准备随时出席大小批斗会。

1967年2月，十多名群众给康克清戴上一顶纸糊的，写有“走资派”字样的高帽子，让她和另一名戴高帽子的“走资派”李宝光站在一辆大卡车上。他们沿路高呼：“打倒康克清!”“打倒李宝光!”卡车在北京市区缓行着。在到中南海西门时，“打倒康克清!”的口号声喊得更响，更多了。次日，莫斯科塔斯社立即播出了朱德妻子康克清游街的消息。

这个决定宣布后，朱德需要康克清跟他一起走，便于随时照料自己。再说，他也不放心她一个人留在北京。可是，当时康克清的一切行动都得听从全国妇联军代表的指挥，没有他们的允许，她是不能随意行动的。康克清向朱德讲了自己的难处。朱德无奈地说：“那只好打电话给恩来，让恩来去跟他们说了。”朱德的这个要求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在周恩来的干预交涉下，康克清总算和朱德一起到了广东从化。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谈话，朱德也去参加了。回来时他兴奋地告诉康克清：“毛主席对我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评他们，我说你是红司令’……”说的时候，朱德心情激动，眼圈都有点红了。周恩来向外界说明：朱德是红司令

朱德和周恩来是一对感情很深的革命老战友。自从他们1922年在德国柏林一见如故，几十年来，生死攸关，休戚与共。他们彼此互相尊重，互相鼓励，共同担当着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

给人印象最深的要数那条毛毯了。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去西安与国民党谈判，经常冒着严寒往返于延安与西安之间。一次，他从朱德那里出发，没有带行李。为了照顾周恩来的身体，在送别时，朱德就把自己身边惟一的一条毛毯送给周恩来带去御寒。1937年5月，周恩来由延安去南京途中，遭到土匪的伏击。周恩来亲自指挥警卫人员作战，机智地摆脱了敌人。当我援军闻讯赶来时，那帮匪徒在车上没有找到任何“财宝”，气急败坏地在这条毛毯上用刺刀戳了好几个窟窿，然后逃窜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朱德即将奔赴太行山抗日前线时，周恩来想到那里天气寒冷，又把这条饱含革命情谊的毛毯回赠给了朱德。在太行山，朱德住在老乡家里。老百姓太爱自己的总司令，总想把火炕烧得更热些，结果这条毛毯又被烤了一个大洞。朱德仍舍不得丢掉它，让康克清一针一针把烧破的地方给补缀起来，继续带在身边使用。朱德带着它经过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一直保存到全国解放。现在，这条毛毯珍藏于中国军事博物馆。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周恩来每次外出回到延安，总要询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伙食搞得怎样?如有人送点什么吃的给他，他总要工作人员先送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一些，自己才肯吃。有一次，工作人员给周恩来领回了一点水果，周恩来马上问：“主席和朱老总有没有?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有没有?”当他听到回答：“我们送去的比这还多呢!”他才满意地吃了。

建国以后，周恩来更忙了，很少有休息的机会，但只要有点空闲，朱德总要和他聚一聚。朱德要看电影时，就去约周恩来，好让他也休息休息。

在林彪叛逃前，“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已经成了一种时髦。只要不是毛泽东、林彪领导的事情都会受到怀疑，南昌起义自然也不可免。于是，有了要以“9月9日为建军节”的呼吁；有了外国使节到了南昌也不安排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的先例，理由是“纪念馆正在整修”。古巴驻华代办加西亚便受到了这样的“礼遇”……接到外事简报的周恩来，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

1971年4月23日晚，加西亚离任回国前夕，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他，并在福建厅门口，同他合影。此时的周恩来已察觉到了毛泽东对林彪的“讨嫌”，所以与加西亚谈话一开始就说：“你提出，应该把南昌起义后朱德同志带领队伍上井冈山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合这段历史展览出来。这个意见完全正确。这也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我把你的意见告诉了毛泽东同志，他说你的意见是对的，并且要我们告诉展览馆进行更正。”加西亚愉快地点了点头。周恩来借此机会重申了对此事的态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的图案就是‘八一’两个字。定军旗图案的时候，正是解放战争快要取得胜利的时候，我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各种图案都选不上，毛泽东同志就说，何必另选呢?把‘八一’两个字写上不就是一个图案?我说，红军获得成功是从井冈山开始的，八一起义是失败的，恐怕用‘八一’两个字不一定恰当。毛主席说，不对，八一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开了第一枪，秋收起义在八一起义之后。” 众所周知，周恩来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为自己争过功，个人名利于他如浮云。但是在当时的情势下，能为八一南昌起义正名，真是难能可贵。

因为林彪的阴谋活动， 老帅们的日子大多不好过。尤其是参加过八一起义、当时职务又在林彪之上的朱德、贺龙、陈毅等，已经被整到了生死边缘。周恩来借此机会说明真相：“南昌起义时有两支军队，一支是贺龙领导的，一支是叶挺领导的。叶挺在北伐战争时带领一个独立团把武汉打下来，那时林彪在这个团里当排长。1927年，我们在汕头外围打仗时，留下朱德率领的一部分队伍牵制国民党军，林彪在团里当连长，陈毅同志在团里当支部书记。朱德的部队没有参加汕头作战，没有受到损失。他带领一部分保存下来的部队，转到广东北部、湖南南部，最后在1928年春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的部队会合。这就是两支部队的会师。朱德是军人出身，当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所以，从1928年后中国反动报界总说‘朱毛’，把这两个名字一直连在一起。毛泽东同志说，不管这个同志后来犯过多少政治路线错误，他把一支部队带到井冈山，这是一个大功，保留了很多干部。所以写历史总要把这件事写上。”

说到这里，周恩来颇为动情地对加西亚说：“朱德同志年纪大，85岁了，身体不好，休息时间较多，没有参加这次运动。我们的红卫兵翻他的历史，说他犯过错误，反对过毛泽东同志，就在中南海里贴大字报，说他是‘黑司令’。毛主席站出来说话了，你们年轻人不懂得历史，这是不对的，朱德同志还是‘红司令’。虽然他犯过错误，但我们总还是在一起战斗到现在，所以党的九大仍选他参加政治局。上井冈山是正确的，南昌起义失败了，犯了错误。两方面对照起来就更显得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路线正确。这是你的意见。毛泽东很欣赏你的意见，合乎他的思想……” 周恩来很久没有这样痛快淋漓地谈起南昌起义了，尽管他还无力保护所有的受难者，他还得谨慎小心，还得处处借助毛泽东的支持。但在林彪尚未摔死前的这次讲话，却使得南昌起义时大难不死的人们又一次获得了“新生”。

1971年夏天，康克清随朱德去北戴河。一天，陈毅兴冲冲地跑了进来。经历这场“文革”灾难，老友见面分外高兴，陈毅当时虽仍处在红卫兵造反派的围攻中，但依然谈笑风生。康克清问他：“红卫兵贴了你那么多大字报和打倒你的大标语，你真的一点儿也不考虑吗?”

陈毅笑笑说：“怕个啥子哟，大不了就是我这一百五六十斤!我已经死过好多次，是马克思他老人家有眼，不接受我，现在我随时准备到他老人家那里去报到。可是叫我背叛真理，那是永远做不到的!”

陈毅对朱德、康克清说：“这次是总理叫我来看你们的。总理想亲自来看望你们，但现在总理出国去了，叫我代表他向朱老总问好，希望你们多保重。”听了陈毅的话，康克清很感动，一股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总理啊总理，你对我们的深情厚谊，我永世难忘。”朱德慢慢地诉说着他的心声，“我们这些人为革命干了一辈子，现在为了顾全大局，做出这样的容忍和个人的牺牲，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少有的，将来许多问题都会清楚的。”这后几句话他怕陈毅未听清，又重复了一遍。

朱德同周恩来最后一次相见是1975年7月11日。那天，周恩来身体稍好一些，起床后在病房内做运动。他的卫士高振普回忆道：他边运动边对我说：“你去打电话，问一下朱老总的身体怎么样?他现在有没有时间?前些日子他想来看我，因为我当时身体不太好，没能请他来，今天可以了，看朱老总能不能来。”我答应马上去打电话。总理接着说：“现在是4点多钟，如果老总可以来，5点钟可以到这里，大约谈上半个小时，5点半可以离开，6点钟他可以回到家吃饭。按时吃饭是朱老总多年的习惯。他有糖尿病，年岁又大，不要影响他吃饭。如果今天不能来，过几天他要去北戴河了，最好在此之前来一趟。”周总理住院后，朱老总几次想来看望，只是怕影响总理的正常治疗。周总理也不愿让年近九旬的朱老总看到他在病榻上的样子，所以一直没有让来。今天，总理约朱老总来，是想到朱老总过几天要去北戴河，需两个多月才能回来，总理担心到那时自己的身体条件不会比现在好，所以，请朱老总在去北戴河之前先来见见。

我把朱老总可以来的消息报告了总理，同时转达了康大姐的问候。总理在病房里来回走了几趟，对我说：“换上衣服，到客厅里去见老总，不要让他看到我穿着病号衣服。”5时50分，朱老总到了。他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向客厅。周总理起身迎向老总，两人同时伸出双手。朱老总用颤抖的声音问总理：“你好吗?”总理回答说：“还好，咱们坐下来谈谈。”朱老总已89岁高龄，动作有些迟缓，我们扶他坐在沙发上。总理关心地问老总：“要不要换高一点的椅子?”老总说：“这个可以。”总理示意关上客厅的门，我们都退了出来，客厅里两位老战友开始了谈话。

6时15分，谈话结束了。总理送老总走出客厅，紧紧地握手告别。警卫员搀扶着老总上了车，总理目送着汽车开走，才转身回到病房。谁能想到，这次相见竟是两位出生入死几十年的老战友的最后相见!

1976年元旦，朱德也在住院，刚好一点，他就出了院。在他生病期间，组织上没有将周恩来病重的消息告诉他。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怕朱德悲伤过度，一开始也不敢告诉他。那天下午，他还去接见外宾，接受国书。回来后，康克清先慢慢地对他说：“总理病情最近恶化了。” 朱德听了后，沉默了一会儿，竟不肯相信。他认为有那么多的好大夫给总理治病，病情不会发展得那么快，但他的心情还是显得十分沉重。到了晚上8点，朱德才得知周恩来已经逝世的消息。他先是一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到家人个个泪流满面的样子，他才肯定这是真的了。他坐在那里沉默不语，眼泪从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流了下来，滴落在衣襟上。在那么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女儿朱敏还是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

当朱德听到周恩来在临终遗言中说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里时，他喃喃说道： “过去人们死后要用棺木埋在地里，后来进步了，死后火化，这是一次革命。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恩格斯去世后，骨灰是撒在大海里的，而总理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上和江河里，这也是一次革命。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个真正彻底的革命家。”他一边说，一边流泪，还问家人：“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

周恩来治丧委员会的同志特地来看望朱德。考虑他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劝他不要外出活动，注意节哀，并建议他只参加一次周恩来的吊唁仪式。可他说什也要参加全部吊唁活动。在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那天，朱德穿上军装，在女儿的陪同下，赶到了医院。在车上他就要脱帽。当他吃力地走进灵堂时，双眼直盯盯地望着静卧在鲜花和翠柏丛中的周恩来，这位九十高龄元帅的刚毅的脸上，流下了热泪。他缓缓地走近周恩来的遗体，专注地望着共事50多年的老战友，似乎有话要对他说，可这已经是不可能。他努力站得笔直，异常庄重地举起右手，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千言万语都化在这崇高的敬礼之中。从此以后，朱德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经常一言不发，静静地坐在那里，时不时地叨念周恩来的名字。

周恩来的追悼会就要举行了。秘书见朱德悲伤过度，连续几天彻夜不眠，身体特别虚弱，怕他撑不住，就征求他的意见： “去不去?” “去，当然去!”沉浸在极大悲痛之中的朱德，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马上作了肯定回答。

可是，就要上车出发的时候，朱德却因两腿软得厉害，怎么也站不起来了。这使朱德非常不安，坐在沙发上，难过地叹气：“唉，去不成了!这怎么对得起恩来?”猛然，朱德想起什么，忙吩咐说：“快把电视机打开!就是坐在家里，我也要参加这个追悼会。”

1976年6月21日，朱德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不知何故，会见时间推迟了。当时外交部工作人员未通知朱德，他在人民大会堂长久地等候。外边天热，室内空调温度过低。朱德90高龄，在室内外温差悬殊的房子里待久了，着了凉，引起咳嗽，伴有低烧，吃了点止咳消炎药，症状也不见减轻。25日那天，康克清回家比较晚。朱德一夜不停地咳嗽吐痰。第二天早晨，发现痰里带血。经北京医院医生会诊后，建议住院治疗。朱德想到第二天还有会见外宾的任务，说：“不要紧嘛，等明天会见外宾后再住院也不晚。”

已经连续几天感到不适的朱德，还是硬撑着起来，让秘书念念文件，为次日接见外国使者做准备。医生不放心，给他搭脉，听心脏。从医生脸上的表情，也可以知道情况不好。经过几个专家会诊，决定让朱德立即住院治疗。朱德听着医生的劝告，脸上没有露出吃惊的样子。等所有的医生都讲完了，他才淡淡地说了一句：“不要紧的。”

医生们着急了，都劝他：“委员长，你毕竟年岁已高，就是一声咳嗽，一次感冒都会危及生命的!还是住院吧。”

“你们放心。”朱德还是那样从容而执拗，“等我接见了外交使节，做完工作后，就来住院，这总可以了吧?”

医生们无可奈何，也为他老人家如此忘我的工作精神所感动，只好勉强同意。不料，第二天，即6月26日，朱德已感全身无力。医生们的脸上罩上了一层乌云。那天，康克清照常上班，朱德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她说：“朱老总的病，医生看过，建议马上住院。”康克清问住哪个医院?顾英奇大夫说：“还是住北京医院吧!”康克清说：“那就拜托医生啦!”当时天气很热，朱德住在四楼，病情严重。这时，康克清紧张起来，丈夫的病怎么会一下变得这么严重?他各方面看来都还比较正常。她说什么也不相信。

由于病情加重，朱德表现出烦躁不安，饭吃不下，觉睡不好。热，更使他感到难受。电扇也不解决问题，更不敢直接对着他吹。康克清找医生了解病情，他们说是“心脏衰竭”，“糖尿病严重，心肌也有问题”……接着，组织会诊。早饭后，来了一屋子的人，会诊之后，提出了多种治疗方案，众说不一。后来决定用卡达霉素，这种药用多了对肾脏有损伤，会引起尿路不通。果然，打针以后，排尿越来越少，输进药液1000至2000毫升，排尿只有100毫升。肾脏出现问题，有尿中毒的危险，康克清请求换药。这时，在朱德身体四周都放了冰块。院方和医务人员也想尽办法，竭力抢救。

当时为朱德专门成立了医疗组，组长是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苏振华，副组长是李素文，成员有姚连蔚、吴桂贤、刘湘屏……刘湘屏是当时的卫生部长，同江青的关系比较密切。她在三楼住，虽然每天都要来看朱德一次，但她的态度和神情，都使康克清感到刘湘屏对朱德缺少真诚的关心。有一次，康克清听见她问负责朱德医疗的主管医生：“还能拖多久?”

7月初，朱德已报病危，但他神志还比较清醒。一天，李先念来医院看他。这时，朱德想的还是国家和人民，他关心的还是国家的生产建设。听说李先念来了，他紧闭的双眼立即睁开。两人紧紧地握手。朱德轻声慢语地说：

“生产要抓，不抓生产，将来不可收拾。”又说：“生产为什么不能抓?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要抓好!”

他说得很慢，康克清和李先念两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他的这些话显然是针对“四人帮”的，特别是后面的话，

后来，再有人来看他，他都要睁眼看看，但是几乎已不能说话，神志很快也不清了。

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1分，朱德逝世，享年90岁。

（责任编辑：崔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