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时期见真情------滕久昕整理

往事回忆---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七周年，我们把滕代远的夫人林一同志在2005年撰写的回忆文章登载出来，带您走进当年难忘又精彩的一段历史。

困难时期见真情

苏北新四军支援太行山八路军工作纪实

林  一

   那是1942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五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为猖獗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日、伪军连续在华北地区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集中强大兵力以“铁壁合围”、“篦梳清剿”等战术，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与此同时，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无情的袭来。华北地区尤其是太行山地区蝗灾蔓延，旱灾肆虐，不少地方还流行霍乱、疟疾等传染病，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老百姓和抗日军队的生活极端困难。不得不以野菜、树叶掺谷糠充饥，有的地方树皮都被剥光了。1942年5月，敌人集中2.5万余人对太行区进行大规模“扫荡”，八路军前总左权参谋长在指挥总部、北方局机关人员突围中不幸牺牲，同时在战斗中牺牲的还有司令部、北方局、新华社、党校等不少干部。这是八年敌后抗日战争中我军遭受的最大一次损失。中央军委通令：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同志阵亡，现以滕代远同志充任总部参谋长，仰即知照。时任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副校长的滕代远因军情紧急，没有交代完工作，就随彭总派来接他的管理科长一行人上路了。他的新职务是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兼情报处处长。

   滕代远一到任，就抓紧时间熟悉情况，除协助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太行军民粉碎敌人的“扫荡”并提出各部队“向敌占区开展活动”外就投入“精兵简政”、厉行生产节约的运动中，发动群众，开荒种地，纺纱织布，开展多种形式的生产自救活动，提高部队战斗力，闯过1942年，迎来了更为艰难困苦的1943年。

   年初，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得知这里军民度荒的情况后，来电向彭总表示：我们苏北、山东地处沿海，物产丰富，有粮食、海产品等，除我们自用外，可抽调一部分支援你们。随后，新四军陈毅代军长先后两次又给前总发来电报询问是否接收支援物资？

   彭总曾经考虑过这批物资如何接收的问题。江南和太行山远隔千山万水，还有敌占铁路、公路相阻，要想顺畅的把大批款项和物资从新四军地区转运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困难可想而知，因此迟迟未复电。接到第二次来电催问，彭总与滕参谋长、罗瑞卿主任等商量后，决定给陈代军长回电：接受新四军方面的慷慨援助，并希望派出得力人员与我方联系。

彭总亲自找边区工商管理总局局长王兴让商谈，王接到命令火速赶到麻田镇。王兴让，30岁，辽宁安东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8月被派往东北做兵运工作，1941年任太行区第四专员公署主任，1941年7月调任晋冀鲁豫边区工商管理总局局长，对边区经济工作的情况熟悉，有一定的经贸工作经验，交际广，朋友很多。由于他先天缺一只右臂，人们称他是“独臂局长”。

   彭总见到王兴让，急忙让进屋内，两人围着木炭火盆边烤火边谈话，把这次任务的大概情况和总部的决心向独臂局长进行了交代。王兴让听后顿时感到责任重大，重担在肩，不敢有丝毫懈怠，他表示：回去马上了解一下情况，提出一个稳妥的方案后再汇报。临走时，彭总嘱咐他：“调款一事事关重大，丝毫马虎不得。要妥善拟出方案，具体工作你去找滕参谋长。”

   几天后，滕代远在办公室约见王兴让。王详细汇报了此次调款工作的初步设想。从整体上看，北方地区条件比较成熟，天津、青岛两地均有我们的商业网点，可充分利用现有的关系。而南方地区有些困难，还要努力开创局面，上海需要建立一处商业网点，还必须物色一位合适人选，坐镇上海并能够长期潜伏下去，负责接收和交接的联络工作。滕参谋长指示：原则上同意这个设想，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商业网点，需要的可临时增设。天津和青岛方面的负责人和上海商业网点人选由你选定，派往上海负联络工作的人选由总部情报处物色。

此时的滕参谋长心中已有了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此人就是晋冀豫区党委研究室研究员吴青。29岁的吴青，1938年在抗大总校校部秘书处工作，因为她的英文水平是全校拔尖的，校内有人叫她“洋秀才”。到1940年5月下旬滕代远任总校副校长后，她才离开抗大。吴青生长在上海一个富有爱国思想的家庭，父亲是辛亥革命时期一个旧民主主义者，光复上海时曾率领商团攻打清朝军火制造厂，有过功劳。中华民国成立后，被民众推举为上海旧城的第一任县长，在当地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母亲出身封建家庭，当过中学教员，对女儿的抗日爱国行动报以支持的态度。她在上海具有长期居住和工作的条件。滕参谋长找来吴青开门见山地对她说：“吴青啊，现在有一个重要任务。华东新四军要支援华北八路军总部一批款项和物资，需派人到上海接收后，转运到太行山根据地。考虑到你是上海人，在上海还有家，我们想派你去上海一趟，做一些联络工作，需要在那里多呆一个时期。你看有什么困难吗？”她沉思一会儿说：“我已离家六年，只要老母在，总可以掩护我住一个时期。我估计呆得住，我没意见，服从领导决定，完成任务。”参谋长听后十分高兴，嘱咐她去找情报处派遣科林一科长具体商谈。

   不久，我约吴青面谈。我早就认识吴青，在1941年我和她都在八路军总部秘书处工作过，这次见面感到特别亲切。我说：“你的身体好了吗？参谋长和你已谈过，这项任务很艰巨，是工商管理总局王兴让局长负总责。你回到上海后，先妥善安置住下来。会有新四军地下交通员与你接头，他把有关款项物资交给你，由你再转交给天津派驻上海的人员。此款有多少接多少，有多少交多少，双方接触时不必过多交谈。”我又问吴青：“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和意见？”吴青长嘘了一口气，感到身肩重担，不可掉以轻心。她说：“我身体虽然有点小病，现已好了。请你们放心，我会设法完成任务。”两天后，吴青奉命调到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派遣科负责给她照了相，以便进入敌占区用在“良民证”上。

   前面提到的天津方面的负责人，独臂局长选择的是赵有德。刚从敌占区天津回到太行山根据地的赵有德，39岁，山西屯留人，1940年任太行区工商管理局林县德兴货栈经理，1942年被派往天津做地下工作，1943年4月入党。是一位经验丰富，对革命忠心耿耿的同志。

  9月10日，彭德怀从麻田动身赴延安，准备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滕代远留总部主持前方工作。北方局书记由邓小平代理。调款方案经研究已获得总部首长认可，执行任务的特殊人员全部选定。为慎重起见，滕参谋长决定最后召见赵、吴二人。赵有德、吴青二人应约准时到达参谋长办公室，我也参加了会见。滕参谋长首先将赵、吴二人互相介绍给对方，然后话峰一转，提纲挈领的把调款任务阐述了一番：“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到上海、青岛两地分别将那里汇总起来的款项，分批提取出来汇到天津。然后再想办法分批汇回太行山根据地。具体工作你们找边区工商管理总局王局长详谈。”离开滕参谋长办公室，赵、吴二人立即到王兴让局长那里，王局长同他们一起研究了每个人出发前后的一些具体事宜。王兴让先给吴青安排了住处。接着他嘱咐以下事项：一、从现在起，你不能与周围同志来往接触，不能让认识你或不认识你的人知道你将去何地，每日三餐有人送来，你不能走出此屋；二、你需要自己制作一件可以去敌占区穿的衣服；三、离开边区时不能携带根据地的用品，片纸只字都不能带；四、有交通员伴你一起去上海，到上海后把你介绍给新四军的交通员，你把在上海的联系方法告诉双方交通员；五、你除了接交款项的任务外，没有其他任务，不同上海地下组织联系，华北去上海的同志将主动与你联系。

   1943年夏秋之际，经过周密策划的、有近百人参加的东款（新四军）西调（太行山八路军）工作有序的展开。

   王兴让，独臂局长坐镇河北省涉县索堡镇，全面指挥；

   曲介甫，代表王兴让去新四军军部接头，转告接款安排，后与夫人李尚平同去徐州建立商业网点；

   赵有德，敌占区调款负责人，即刻返回天津做准备工作；

   王磊然，临时受命，协助赵有德做好接款准备；

 姬忠忱，先去上海与新四军交通员联系并为吴青探路；

   吴  青，以阔小姐身份为掩护，潜回上海准备接款；

   曹中枢，林县任村德兴货栈经理，等待接款、接货；

   李汝修，武安县阳邑德庆隆货栈经理，准备收款、收货。

   在根据地里，为配合这次“战役”行动，虽然涉及了很多人，但是绝大多数人是无法知道内情的；在敌占区里，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和交易场所不计其数，但都是各种款额和货物的交易，根本想不到这是新四军支援八路军的抗日救灾款。

 赵有德火速回到天津后（化名张子敬），急忙与“晋泰昌杂货庄”的总经理苏绳武（化名宋庆祥）、经理马振华三人进行会晤。三人在屋里摆上一盘象棋，以下象棋为掩护，由赵向他们传达了八路军前总的重大决策，提出了调款任务和具体安排。宋庆祥、马振华听后激动的说：“总部首长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是对我们极大的信任。如果完成任务，就是对根据地军民，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的一点贡献呀！”同志们的表态，极大的鼓舞了赵有德的信心，他布置任务说：“我们的任务是到上海、青岛两地收款。上海是重点，时间长，款项多，还要倒换银行和币种，由宋庆祥总经理亲自去。为掩护起见需要在上海开设一座门面，也由老宋主持。青岛方面因款额较小，不需要倒换货币，可派伙计苏丕芝去接款。马经理留住天津，负责接待处理上海、青岛方面来人、来电、来函。”任务已定，分工明确，大家分头开始行动。

   宋庆祥交代了业务，即刻动身前往上海。经过朋友的举荐，很快在上海公共租界开了一个新点——“庆丰号货栈”。办好各种手续，等待接款。派去青岛的伙计苏丕芝，年轻有为，办事利索。打着为自己东家接收一笔财产的旗号，在一个朋友的店里设立内庄，取名“隆泰号”，自任经理。负责把收到的现钞就地采购成杂货，囤积待运。

   不几天，他们收到情报，称山东地区派出的人员已到天津，希望约定时间按规定地址见面。赵有德喜出望外，随即与来人见面。在互相对上接头暗号后，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赵有德让他回青岛找“隆泰号”经理苏丕芝，当面交清钱物，闲话少说。来人明白，即刻返回。几天后，青岛苏丕芝传来第一个喜讯，打来电报说：“青事顺利，款肥物丰，不日到津。”马经理拿着电报让赵有德看，两人高兴地哈哈大笑，互相祝贺调款行动旗开得胜。

   10月初的太行山，秋高气爽，云淡风清。王兴让局长派交通员姬忠忱护送吴青去上海。在他们出发前，再一次留下嘱咐：“途中吃、住、行要保持一定距离，让别人看不是很熟的关系。在上海除与新四军代表接头外，不和无关人员联系。老姬主要任务是引路、买车票，别的事不要过问。”“请局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二人表态后，在独臂局长殷切的目光中上路了。

   二人经林县任村进入安阳敌占区，把假“良民证”换成真的“良民证”后，登上南下的火车，经徐州、南京，奔往冒险家的乐园——上海。

   吴青回到阔别六年的故土，触景生情，浮想联翩。家里的人还在吗？母亲身体还好吗？……。按响门铃后，一位女佣人打开院门，“你找谁？”“我就是你家的老四！”吴青真切地回答。“哎呀！真是四小姐回来啦。”“是我。”女佣人高声说：“四小姐快请进！”吴青快步进到屋内，见到久别的母亲，心情万分激动。老人赶快吩咐佣人准备饭菜，为多年不见的小女儿接风。

吴青简要向母亲汇报了近年来的情况，告诉她现已结婚，家在河南安阳，丈夫是个教书的，人很老实，对她也好。实际上她的爱人《新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何云同志在1942年5月反“扫荡”中已牺牲，她为了安慰老母，才编造出以上这段话。这次回家是特意为母亲的六十大寿而来，顺便到上海医院看看妇科病。老太太听的又高兴又担心，不住的点头。家里除母亲外，三个姐姐早已出嫁，只剩一个比她小5岁的弟弟吴天荫，在一个私人开的“企工银行”任职。

   按照母亲的吩咐，吴青回家后就换了服装。无论是旗袍还是手饰，都是大上海流行的式样。打扮入时的吴青，真的成了一位贵族小姐。

   时隔一日，吴青乘三轮车到大东亚旅馆找到同来的交通员姬忠忱，告诉了自己家中的电话号码。嘱咐他有人来联系时，一定先要用电话联系，以便约定见面地点。

   几天后，新四军军部派出的联络员陈祥生，打电话约吴青见面。两人在熙熙攘攘的电影院门口会面，因初次见面，双方都用标准的上海话打招呼，陈祥生把新四军汇总的第一批款子当面交给吴青。说明这批款是华中根据地边沿地区的商号向根据地税务机关交纳的税款。商号与上海的银号、钱庄有经济往来，所以用的是由钱庄签发的庄票，凭这个票可到指定的钱庄提取现款。简单扼要交换情况后，两人立即分手。吴青想到，这种庄票来历与江南新四军根据地有关联，容易引起日、伪人员注意，不如换成与根据地无关的银行支票更为保险。她此时想到弟弟吴天荫，借助弟弟在“企工银行”任职的便利，借口说这是丈夫生意往来中的款项，暂存“企工”几天，等待合伙人来取。

   几个月之中，吴青多次在各种不同时间、地点和新四军联络员陈祥生见面接款，及时请弟弟在银行存、取，并转换成支票，再将支票交给天津方面派来驻上海的“庆丰号货栈”经理宋庆祥。就这样周而复始的运作了八个月的时间，由于工作细心谨慎，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为了掩人耳目，久居家中的吴青还为母亲办了六十大寿，去医院治病等。

   1943年11月，新四军代军长陈毅赴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途经冀鲁豫边区，跨过平汉铁路，安全到达八路军前总所在地——晋东南左权县麻田镇。到达时已是1944年1月下旬了。他受到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的邓小平和主持八路军前总工作的滕代远的欢迎。几天后，陈毅和滕代远在讨论敌后的抗日战争形势时，陈说：“太行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实在是不容易。”滕参谋长说：“这两年太行山地区发生旱灾，虫灾，加上日、伪军频繁‘扫荡’，抗日军民缺衣少食，正在奋力度荒。”“正是为了支援太行军民度灾荒，新四军军部决定抽出部分粮食、海产及款子，尽一点微薄之意。”陈毅说。滕参谋长向陈毅通报了接受新四军款、物的进展情况，最后说：“太行山军民真诚地感谢新四军的支援。这些钱、物对太行山抗日军民将起到极大的作用。”他们两人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的战友，彼此之间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陈代军长还接见了指挥这次调款行动的独臂局长王兴让，王局长代表太行军民送给陈毅同志一件用最好的羊羔皮做的坎肩御寒。陈毅临走前，嘱咐保健医生将两瓶专治疟疾的奎宁丸和两瓶阿斯匹林药品，送到滕参谋长办公室，请总部首长收下。

   调款行动中规定的两个交款地——上海、天津均交接顺利，首战告捷。外地的款项源源不断汇入天津。上海方面为稳妥起见，把敌占区内“中央储备银行”的钞票兑换成华北通用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货币。青岛方面又接款，又收货。除汇款外，还有大批货物运到，有大料、白糖、纸张等。这些货物带着新四军及江南人民对华北地区抗日军民的深厚感情，源源不断从青岛运往天津。

   货物都是装火车运来的，在天津站车皮不能久留。天津“晋泰昌”杂货庄的院子和仓库较小，东西一时放不下。留住天津的马振华经理指挥货庄的伙计们，昼夜不停，连续搬运，利用一切空间，把货物码放整齐。在天津的总指挥赵有德看着堆积如山的货物，找到马振华一起商议：“我们的货物是否变成钱分别存在‘蔚丰’、‘致兴’、‘华通’、‘永恒和’几个银号和天津有名的‘金城银行’，眼光要看远一些。”老马说：“我也这样想过，我们摆出一个高姿态，不和他们计较利息多寡，这对银号、银行是有利可图的。”“对！这样下去既能完成调款任务，又可提高‘晋泰昌’的信誉。”赵有德高兴的说。随后，以“晋泰昌”的名义存入各银号、银行的款，每月都有四、五次，每次少则3万、5万，多则几十万元，到1944年春节前后达到高潮。随后，全国的抗战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北、山东地区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根据地扩大了，队伍发展壮大了，他们不能再支援太行山区了。至此，调款任务行将结束。这笔为数不少的款项，有力地支援了处于极端困境中的太行军民，鼓舞了人们的抗日情绪，加深了新四军、八路军和各个抗日根据地之间的战斗友谊。从1943年夏至1944年秋，先后给太行山区汇来敌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伪币和部分货物约折合800万元。（注：因战争年代时间已久，查不到当时账本和记载，只能根据当年参加工作人员的记忆做出估算，当时在阳邑德庆隆货栈任机要秘书的谷锐锋说：他们货栈收到的调款和货物约计“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钞票400万元左右。王兴让说：任村德兴货栈的收款不会少于德庆隆货栈，也应算做400万，两者相加就是800万元伪钞。按当时敌占区物价计算，40斤一袋的面粉市价是5元，此款可购买160万袋面粉。）

   1944年10月，总指挥王兴让发出命令：调款行动胜利结束。兵马回营，职员归建。宋庆祥从上海回到天津，苏丕芝由青岛返回天津，曲介甫调往华东工作，赵有德、吴青于1944年秋也回到太行山八路军前方总部。这是在抗日战争中完成的一件不平凡的工作，这个行动除八路军、新四军领导和几个做具体工作的人员知道外，抗战时期从未向外宣传过。兄弟部队之间互相支援，壮大了抗日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早日实现。

   解放战争第二年1947年夏，刘、邓大军南下后，为配合中原作战，中央决定从华东野战军抽调十几万人马到冀鲁豫和豫皖苏地区作战。当时，敌人一边进攻延安，一边攻打山东，战情很紧，华东地区供应紧张。陈毅给晋冀鲁豫中央局发来电报，要求帮助解决华东部队的武器弹药和粮秣供应，日后再还。中央局确定派戎伍胜（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又名戎子和）、晋冀鲁豫军区后勤部长杨立三等人赴华东具体协商解决。开始双方协议，先由边区政府和军区供应所需物资，以后由华东地区归还。不久，战局发展迅速，部队对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军情十分紧迫。陈毅亲自专程来到中央局和军区，找到薄一波和滕代远，陈毅风趣地说：“我这次来，不但要‘赖账’，而且还要求继续增加供应。” 滕代远和薄一波说：“那就来个前账一风吹，后账也不稽”吧。华东野战军需要什么，只要我们能供应的，就尽全力保证供给。当即决定再供应一大批物资。三个领导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7周年。这是人类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纪念日，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盛大节日，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日子。

   【补记】王兴让，任太行区第四专员公署主任，晋冀鲁豫边区工商管理总局局长。全国解放后，任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副部长、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正部级）。1997年7月去世。

赵有德，任太行区工商管理局林县德兴货栈经理，1942年被派往天津做地下工作。全国解放后，任北京对外贸易经济学院外贸系行情教研室主任（局级），1992年1月去世。

   吴青，1946年在南京梅园新村任外事组外事秘书，1948年在解放区妇女代表团工作，先到匈牙利参加妇女代表大会，后到捷克参加世界和平代表大会。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专员、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司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理事。1982年底离休。

   曹中枢，过去一直从事财政经济、金融贸易工作。全国解放后，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监事会监事。2001年10月去世。

   曲介甫，曾担任北京商业学院副院长，1972年9月病逝。

   林  一，河北武邑人，滕代远夫人。生于1917年，1935年参加革命工作，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先在勃力县委工作，后去苏联莫斯科学习，回国后到延安任中共中央社会部机要科长，秘书长，后派往八路军前总情报处任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国军工作部第一室副主任、城工部科长，华北局社会部办公室主任。全国解放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干部处处长，劳动工资处处长，北京铁路分局副局长，北京铁路管理局副局长、政治部主任，党委第二书记，北京铁路局顾问。1984年离休休养，2007年8月病逝。（滕久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