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代远应对北平“四·三”事件

1946年3月，滕代远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

1946年2月滕代远在军调部工作时佩戴的徽章。

李克农与钱俊瑞在北平军调部。

1946年5月30日，叶剑英在北平揭露国民党当局非法查封报社罪行。

当时滕代远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北京饭店。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妄想霸占人民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竭力施展反革命两手。一方面，声称要谋求国内和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另一方面，又在和平烟幕的掩护下，加紧军事部署，制造军事冲突。美国政府为了扶持蒋介石反动集团，于1945年12月15日任命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为特使，以“调处”中国内战的名义来华。面对这种形势，我们党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同蒋介石进行政治谈判，国共双方代表达成有关协议。按照协议规定，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作为履行停战协议的机构，设立三个委员，分别代表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府和美国，规定美国代表被邀请充任主席，作为三方会议的召集人。按照三方协议，军调部受军事三人小组——周恩来、张治中和马歇尔的领导，时任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叶剑英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郑介民和美国代表饶伯森进行三方谈判，调处国共间的军事冲突。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滕代远赴北平担任叶剑英的军事顾问，佩带国军中将军衔，参与军调部工作；同时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以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的身份在北平设立办事处。

1946年2月9日，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常委，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滕代远将军，一大清早率领参谋、译电和警卫人员20多人，从河北武安县乘坐美军派出的C—47型运输机飞抵北平，参加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

《解放日报》1946年2月13日在第一版刊发消息称：滕将军于临行前向欢送者表示：“个人此行，内心倍觉兴奋。中国和平曙光已现，目前唯有更加努一把力，争取早日达成公平的地方休战协议。解除敌伪武装，恢复交通。”

滕代远一到北平，开始住在中共代表团的驻地：南河沿大街北口路西的翠明庄。他派人四处了解情况后，经过缜密的策划，以1700万法币（国民党统治区流通的纸币）买下西单前京畿道11号四合院（现民族文化宫附近），设立了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北平办事处。由于国民党当局十分害怕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扩大，不同意公开挂出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的牌子。滕代远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多次与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联系交涉。由于当时北平市内急需的一些物资粮食等，还要经过解放区才能运进市内，国民党当局也不敢对我方的要求断然拒绝。经过多次协商，最后同意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的门外挂“滕公馆”的牌子。滕代远将军兼任办事处主任，副主任是申伯纯，滕将军的秘书是李新中校，另外还有一等秘书李坪中校及工作人员19名。这些同志大部分穿着国民党美式军装，佩带军衔。但因工作的需要，每人又备有便装。国民党当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对中共方面的代表和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北平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极端仇视，视为眼中钉和肉中刺，对中共人员的正常活动处处加以监视和限制。

经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在北平领导创办了新华社北平分社和《解放》报（三日刊），社长由名气大的国民党元老徐特立担任。实际上，徐老没有去北平，而是由钱俊瑞代理分社社长兼报社社长。社址选在宣武门外方壶斋9号，于1946年2月22日在北平创刊。办报宗旨是：作为人民的喉舌，和各界同胞共勉，致力于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的神圣事业。同时，以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名义，向北平当局办理了登记手续。

《解放》报创刊号出版当日，几千份报纸很快被争购一空，临时增印的3000份，油墨未干，又被一抢而光。报纸向人民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介绍解放区欣欣向荣的景象，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与腐朽，为人民伸张正义，因此它的影响不断扩大，越来越深入人心。可是，对反动派来说，它象一把刺进他们胸膛的利剑。国民党北平当局派出特务，始而撕毁报纸，殴打报童，继而威胁印刷厂，不许印《解放》报。当他们的这些阴谋活动遭到我方有力反击后，便开始了卑鄙的暴力行动。

1946年4月3日凌晨3时许，国民党军警宪特20多人包围并闯入了我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的院内。当晚，滕代远刚从重庆飞返北平，与叶剑英、罗瑞卿、李克农等人开会研究拟在北平召开我军战区参谋长会议（全军整军会议），讨论制定全军整编计划。因会议一直开到后半夜才结束，滕代远就留住在翠明庄。他刚刚睡下，又被值班参谋叫醒，被告知我方驻北平三处机关43位同志被当局抓走的消息。滕立即向叶剑英汇报了情况，中共代表团的领导同志马上起床，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

李新同志在回忆文章中叙述到：凌晨3时，我于吵嚷声中惊醒后，即整衣出屋，见一批军警正与办事处副主任申伯纯争吵。我当时以滕代远秘书的名义，毫不犹豫冲上前去，请申伯纯回屋休息，要军警有事和我商谈。

军警问：“你是干什么的？”

李新回答：“我是滕代远将军的秘书。”

军警说：“你负责集合全体人员，我们要清查户口。”

李新严辞拒绝：“这里是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是军事机关，你们不得干扰。”

军警理屈词穷，只得推说：“是奉上峰命令，例行公事。”

李新指出：“既然是上峰命令，请拿出命令或手谕来。”

军警说：“啊！这个，这个……。”

他们一群人十分尴尬的站在那儿，大眼瞪小眼。

双方僵持许久，没有结果。军警无理提出要带“滕公馆”的工作人员去见他们的上峰。李新及五名同志昂然挺胸，一块随军警走出公馆，前往警察局内二分局。（现西城区教育部附近）这五位同志是：李新，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中校秘书；张素华（女），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中校一等秘书李坪的夫人；李瑾（13岁），李坪中校秘书的女儿；李耕涛，晋察冀贸易公司经理；刘鸿达，晋察冀边区张家口市商会会长，他和李耕涛是应国民党北平当局的邀请前来洽谈商务的。

到警察局后，递给他们每人一张“传讯登记单”，大家看后十分气愤。心想我们是合法机关的合法身份，你们有什么资格传讯我们？李新当即把传讯单翻过来，在背面写上“抗议书”，其他同志也照此办理。

当时，警察局院内还拘押了许多群众，大家都很同情八路军办事处的人们。我方人员乘机向群众做宣传，特别是李坪秘书的女儿李瑾，她刚从解放区来，大讲解放区如何民主，如何不要户口，人民生活如何幸福自由。在场的群众听了，无不感叹。

天亮了，警察们见势不妙，便让我方人员每人填一张所谓“愧悔书”，承认“漏报户口之错误”，便可释放回去。李新一听更加气愤，怒斥道：“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打日本，救中国。讲和平，讲团结，有何可愧？有何可悔？你们践踏法律，侵犯人身自由，犯下罪行，该愧悔的应是你们！”

与此同时，以北平警备司令部张靖、北平警察总局赵耀南为首，带领军警宪特200多人，武装包围了设在宣武门外方壶斋9号的新华社北平分社和《解放》报（三日刊）社编辑部，宣称要“检查户口”。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兼《解放》报（三日刊）社社长钱俊瑞同志闻声而起，据理力争。军警拿不出合法的搜查证明，打破门窗玻璃，一拥而进，到处翻箱倒柜，砸毁办公家具，强迫搜身还强行抓走钱俊瑞社长，姜君辰（副总编辑）、杨赓（编辑部主任）副社长、马乃庶秘书以及张维冷、张蓓、孙正、吴之平、鲁果、王中长、潘言祥等我方人员27人，押往警察局外二分局（现宣武区骡马市大街附近）。钱俊瑞高声要求留守人员：“听我指挥，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得离开报社一步。”

与此同时，我方设在西四三道栅栏41号的《解放》报（三日刊）临时发行处，亦同时遭到军警宪特武装包围。除炊事员、通讯员和传达室门房3人外，以办公室副主任马健民为首的11名工作人员全部遭到逮捕，多人遭到殴打，数人受伤。军警们将我方人员两人捆成一组，驱赶到警察局内四分局关押（现西城区西四北航空胡同附近）。

身陷囹圄的我方被捕人员，意志坚定，英勇顽强，同心协力，与敌人作机智的斗争。

滕代远回忆说：“事件发生后，我和叶剑英向北平市政府，警察局抗议，要求立即释放我方人员。”立即向国民党北平行营，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北平市政府，军事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政府代表郑介民，美方代表饶伯森提出交涉。滕代远去北平行营，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北平市市政府递交抗议书。滕代远将军严词驳斥反动派制造所谓“户口手续未竣”的无耻谰言，指出：这次事件严重损害了军调部的尊严，危及初奠始基的和平团结局面。要求当局必须惩办肇事者，公开向我方道歉。叶剑英使用电台立即向延安报告情况；罗瑞卿、宋时轮赶赴医院看望伤员；赖祖烈、荣高棠、陈雷分别赶到现场了解情况；滕代远、李聚奎分别到警察局内二、外二分局，亲切慰问我方被押人员，告诉大家斗争要注意策略，要适可而止，合理合法进行斗争，没有党的指示，不能随便行动，只要当局无条件释放，同志们即可回去。滕将军还严厉训斥了在场的警察局人员。

4月3日上午10时，经过多方努力和有效斗争，北平警察局负责人只好佯称“出于误会”，派一个巡官将李新等五同志送回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其余人员仍在狱中。在往回走的路上，那个巡官不断向李新诉说：他们是被迫执行上峰命令，实属无奈。滕代远等在办事处门口，看到光荣归来的勇士们，十分高兴，和他们一一握手，表示欢迎和慰问。在场的其他同志拍手唱歌，喜笑颜开。

这是自北平军调部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反共事件。国民党当局从开始组织一些地痞流氓到军调部办公处举行反共示威，冲砸我中共代表团办公室，到这次跑到前台，出动大批军警，在三个地方同时行动，迫害我方人员。这个信号表明：国民党的反共行动已经开始升级。

当晚19时，滕代远在北京饭店一楼宴会大厅主持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通报事件详细经过。滕代远将军42岁，矮矮的个头，微胖的身材，身着国民党美式呢制军装，左侧胸前佩戴蓝白色军事调处执行部徽章和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徽章，腰间扎一条武装带，显得威武而严肃。此刻，由于激动和气愤，他的湖南口音有点浓重。

他首先指出：我十八集团军北平办事处系经蒋介石、孙连仲口头允许设立，办理还乡运粮事宜。然不挂牌，在警局以“滕公馆”的名义报户口。《解放》报为中共机关报，根据党派平等，言论自由原则出版。不料竟遭军警特务非法搜查，并捕去大批工作人员，显系破坏和平团结。我代表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全部无条件释放我方被捕人员；依法惩办肇事者，向受害的中共三机关道歉并赔偿损失；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接着，由被捕释放的《解放》报女记者范元甄及李新中校分别报告了新华社北平分社、《解放》报社及“滕公馆”工作人员遭受非法搜查，殴辱，逮捕的详细情况。此时，滕代远将军仔细注视着中外记者们的反应。他看到有人摇头，有人惊愕，有人无动于衷，更多的人则是认真听认真记录。让他们自己去分辨吧，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

与会中外记者约百余人，《大公报》驻平著名女记者子岡也提前来到会场，引起一阵躁动。大家目不转睛地静听滕代远义正词严的抗议发言。只见闪光灯不停地闪烁，各种录音设备一齐指向发言者，“四·三”事件发生在北平不过16个小时，但已随着电波传便整个北平，整个中国。会议结束时，滕将军又向天津《大公报》女记者子罔严正表示：“中共不怕威胁恐吓。言论自由业经开放，在北平，别的党派有报纸，共产党也一定要有报纸。中共在北平办报，准也要办，不准也要办。为了人民的民主与自由，我们要坚持原则，奋斗到底。”

这次记者招待会，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破坏和平的行径，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主张和平谈判，建立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团结更多的人共建新中国的严正立场，赢得了中外舆论的普遍同情。不少记者认为：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招待会，是一次颇有意义的采访。他们高度赞赏滕代远将军在招待会上显示出来的惊人的政治敏感力和威武的军人风度。

国民党反动当局看到事件不仅没有迫使我方屈服，反而弄巧成拙，他们慑于舆论上的压力，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4日下午只好将钱俊瑞等我方人员押往北平警察总局。

4月4日下午，叶剑英、滕代远一同约见北平市市长熊斌和警察总局局长陈焯，向他们当面提出强烈抗议和严正交涉。熊斌表示对此事全然不知，答应进一步调查。18时许，叶剑英与警察总局局长陈焯同到警察总局，与被拘留的《解放》报社长钱俊瑞见面。叶剑英的当面论争，钱俊瑞的现身说法，在事实面前，陈焯慑于舆论与真理的压力，不得不被迫当面赔礼道歉。假惺惺地表示：“当然，有市长的话，我只能放人啊。诸位受了很多委屈，很对不起。”他保证今后不对我方新闻单位有所歧视，与社会各界一视同仁。

我方调集十几辆小汽车，派专人带车去迎接被捕的人员。4日晚七时，我方被捕人员在钱俊瑞率领下登上汽车，经过宽阔的正阳门大街和长安街，大家振臂高呼口号：“正义必然胜利！反对非法逮捕！保障人身自由！取消特务机关！”庄严的车队，震耳的喇叭声和正义的口号声，从一条街传向另一条街，响彻北平夜空，吸引了沿途群众的目光。滕代远回忆说：“我们调了十多部小汽车迎接钱俊瑞出来，还游了街，示了威，回到翠明庄放了炮竹，欢庆我们的胜利！”中共代表团召开了欢迎会，叶剑英发表了讲话，高度赞扬我被捕同志机智勇敢的斗争精神和威武不屈的革命气节，号召大家团结一致，为真理和正义斗争到底。散会后，叶剑英、滕代远、罗瑞卿、李克农、宋时轮、李聚奎、黄华等人再次开会，认为北平形势已更加险恶，原计划在“滕公馆”召开的整军会议是不合适的，经电报请示党中央后，决定会议改到延安举行。

“四·三”事件后，《解放》报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平津人民争先订购，４月份的销售量突破四万份，创该报出版以来最高纪录，也是北平市各报出售量之冠，许多读者纷纷致函该报编辑部，称赞《解放》报为“读者之导师、社会之明灯”，是一座“扑不灭的灯塔”。

“四·三”事件轰动北平，震惊全国。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华东、华南解放区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西安、重庆、南京、上海等地的一百多家新闻单位和机关团体，纷纷发通电、慰问信，抗议国民党北平当局的法西斯暴行，支持我方人员所做的坚决斗争。

屈指算来，“四·三”事件已经整整过去72年，当事人已经作古。昔日的古都北平，现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成为世界各国瞩目的中心。虽然历经沧桑一个甲子，但是我们后人不应忘记这件事。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