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1939年延安五一节的一天

1939年3月11日，国民党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下设立精神总动员会，由蒋介石任会长，并公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3月22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林伯渠关于一届三次国民参政会的报告。林伯渠在报告中说：蒋介石提出的精神总动员，不少内容是对付共产党的，企图在理论上与我党斗争。

4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国民党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要用国民党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在陕甘宁边区发动一个大的运动，反对纷纭错杂思想与贪生怕死等，说明只要国民党抗日，我们就能服从。中央书记处作出一个提纲，从5月1日到30日进行边区的大动员，动员反对反共，反对不民主，反对妥协，最重要的一点是强调：反对反共。

随后在4月5日和4月27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两次指示，指出国民精神总动员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抗日的，这是基本的；另一方面是防共的，我们要经过这一精神总动员的形式，支持、运用和发展其中积极的东西，对其抗日方面予以支持，批评其中包含的缺点，对其反共反人民方面予以抵制，揭露其压制人民抗日力量的企图，使这一动员成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开展群众运动，要求民主的武器。

1939年5月1日上午，延安各界三万人于南门外广场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延安各界五一纪念大会，毛泽东参加大会，同时出席的还有时任军委参谋长的滕代远、抗大教育长的罗瑞卿和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高自立等人。

大会在用圆木搭起约一人高的主席台前面举行，高处红布横幅上的黄纸写的是“延安各界五一纪念大会”，正中悬挂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讲台上铺着一张大纸，写着开会程序：一、唱歌；二、通过主席团；三、报告开会意义；四、首长及来宾讲演；五、通过宣言；六、临时动议；七、呼口号；八、游行。台面下悬挂着一条醒目的标语：团结统一起来，争取抗战胜利。

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讲演。他指出：“反对汉奸，拥护抗战，集中力量，集中意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我们中国在危难中挽救过来，改造过来，变成一个新中国，就是今天开会的意义。凡利于抗战的，我们就要做，就要拥护；凡属妨碍打胜仗的，妨碍抗战的，就不要做，就要反对。汪派、托派、捣乱分子的活动，顽固分子和阴谋家的活动，我们统统要反对。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要把现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的那种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的风气，根本改变过来。共产党历来更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抗战中间就要纠正一切不利于抗战的错误思想。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①

17时，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在延安桥儿沟大礼堂举行。许多人从东门外穿过飞机场，涌向桥儿沟。沿路两边竖立着不少“到工展会去！”的标语和引人注目的大型宣传画。此次展会是由中共中央建议，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等部门共同筹办规模最大的一次，在延安《新中华报》上连续进行了报道，受到中央和边区各界的广泛关注。毛泽东主席在李富春、滕代远、张浩、高自立、刘景范、王明等同志陪同下来到会场。边区副主席高自立主持展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首讲边区的政治军事文化工业等四项建设，继说明一打日寇，二建设新中国，是目前的两大任务，末结论到工业建设在今天的重要。”②会后，毛泽东及各位首长在边区政府领导同志的陪同下，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工业展品。

展览大厅原是一个旧的天主教堂，里面宽阔庄严。进门迎面摆着中共中央的贺词：“劳动创造一切”，毛泽东主席的贺词是：“无产阶级是抗日的先锋队，应为坚持抗战到底建设新中国而斗争。”

各单位都提供了许多展品，各种图表、产品说明琳琅满目，展品多达2460余件，分为原料、成品、机械、模型等几个部分，包括机床、石油、煤、盐、化工原料、织布机、弹花机、棉布、农具、日用品及轻工产品，充分展现了边区的工业建设新面貌。

最为突出、最吸引人们眼球的是武器、弹药的展品。步枪、机关枪、高射机枪、迫击炮、手榴弹、地雷、复装子弹等。其中令人赞不绝口的是一支新颖、美观、短小轻巧的步枪，口径7.9毫米，一把折叠式三棱型刺刀，连接在枪管下方。这是由军工局刘贵福、孙龙云等人设计、制造的。新枪尚未来得及命名，展会上标注的是“无名氏马步枪”。毛泽东在崭新的马步枪前，仔细看了很久，拿起枪拉拉枪栓，瞄瞄准星，高兴地对身旁军委军事工业局副局长李强说：“使上我们自己造的枪啦！枪造得很好嘛，也很漂亮啊，要创造条件多生产，狠狠打击日寇。”③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在高射机枪展位前，挤满了参观的人群。这枪是老军工刘贵福、孙龙云、刘先惠、张庆森、曹嘉仪等人用马克沁机枪改制成功的。说到高射机枪，还有这样一段故事。

党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扩大）全会之后，1938年11月19日，是个星期六。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他吩咐机要秘书叶子龙准备两桌饭菜，邀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王若飞、贺龙等人出席。11月20日是星期日，毛泽东吩咐秘书又办了一桌饭菜，参加的人有张闻天、李富春、蔡畅、滕代远、罗瑞卿、王观澜、徐明清等。

延安城内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时至中午，设在宝塔山上的防空警报大钟突然敲响了。说时迟那时快，日寇的7架飞机已经飞到延安上空。群众顿时慌乱起来，人叫马嘶，黄尘滚滚。敌机向人群扫射、投弹，瞬间房倒屋塌、火焰四起。随着轰炸后的尘埃落地，延安被炸成了一片瓦砾堆，人员伤亡较大。为防止空袭，当晚在延安城里的中央机关、单位、学校都迁到城外山沟里。第二天敌机又来时，群众有序疏散、隐避，因此，除一些房屋受损外，没有一个人伤亡。以后日寇飞机还对延安实施了多次轰炸。据统计，20日和21日这两次轰炸，各来飞机7架次、投弹110枚，炸死炸伤150余人，牲口90余头，炸毁房屋380余间。由于中午吃饭时遇到日寇飞机的轰炸，在滕代远的极力劝说下，毛泽东当日（20日）从凤凰山搬到了杨家岭。

父亲滕代远同时还兼任军委军事工业局局长和延安防空司令部的司令员，对于日寇这次轰炸他的心里十分着急和担心，同时也为做好今后延安的对空警戒感到责任重大。他在自己撰写的《我的回忆》（未发表）里面说到：“我为了警惕日寇飞机来延安（的）轰炸，一面成立了高射机关枪连，专门担任防空射击；一面通知各单位注意抓紧防空的教育，挖防空洞等等。”

延安没有高射武器，这让延安的老兵工们痛在心头。东厂枪械修理部负责人刘贵福的心里更是悲愤沉痛，他与工友们议论说：“毛主席、党中央和延安人民的安全是当前的头等大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自造高射武器，为延安的死难同胞报仇！”刘贵福将意见反映给政委和厂长，得到厂领导的支持。厂领导又召集孙云龙、刘先惠、张庆森、曹嘉仪、刘万祥等技术骨干座谈讨论，得到大家的积极响应。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工人们七嘴八舌的各抒己见，献计献策，最后一致认为采用重机关枪改造成高射机枪的方案现实可行。他们边想边议，边画边改，经过多次讨论修改，提出了设计方案，逐级上报，受到中央军委领导和延安军工局的认可批准。

高射机枪的主要部分是用马克沁重机枪做枪身，外加一个底盘和扇形平齿轮；第二部分是三连环式瞄准具和发射机构，从底盘引出两个握柄，用来控制单发和连发，转动和升降；第三部分是三脚架，中间有转轴与底盘转座相连，三条腿用8毫米厚的铁管镶在转座上，每条腿上配有拉杆，可以调节松紧，使三脚架更稳。经过六天六夜的连续拼搏，两挺高射机枪终于装配完成了。经过夜间射击孔明灯（利用热空气浮力使纸质球体升空的照明灯）的试验，打200发子弹效果很好，连发性能良好，且枪架稳定，转动灵活，符合实战要求。向军工局汇报后，奉命连夜将高射机枪送往延安。次日一早，中央和军委首长王稼祥、陈云、李富春、滕代远等人围着机枪问个不停。中央警卫团的同志们更是高兴，他们与兵工战友热烈握手拥抱，大家在一起唱起了革命歌曲。当天，两挺高射机枪就配备到清凉山和宝塔山的山顶上，在金色的晨光照耀下，显得更加威武雄壮。自从延安宝塔山顶架设了这种高射机枪，有力地遏制了日寇飞机对延安的轰炸和骚扰，日寇飞机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延安南门外的新市区又繁华热闹起来。

这些兵器的制造与展出，在当时生产条件极其简陋的延安，无疑是个奇迹。对于拿着大刀、长矛与日本鬼子拼搏的战士们来说，尤其显得无比珍贵，极大地鼓舞了军民抗击日寇的士气。

1939年延安的五一节，无疑是令人难忘的一天啊。

【注释】  

①毛泽东：《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1939年5月1日）《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3页。

②见1939年5月7日《新中华报》第三版“五一劳动节边区工展开幕”

③引自薛幸福主编《革命根据地军工史料丛书（陕甘宁边区）》，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179页。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