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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一对军中父子外交官
2018-04-03 19:28来源:晋城党史网作者:滕久昕(苗族)浏览数:191 

去年仲夏的一天上午,我应约来到位于北京朝阳区农展馆附近的一个军队大院,在老同学李柏林的陪伴下,见到了他的父亲、老红军夏飞。夏老是山西临汾人,1919年9月出生,今年已是98岁高龄。我立正向他敬了一个军礼,老人笑呵呵的说:“你好!谢谢。”入座后,我认真端详,只见他耳聪目明,动作稳健,脑子清楚,根本看不出是高龄老人。他手中摇着纸扇,和我侃侃而谈,对过去的往事娓娓道来。

  

苦难的童年

 

夏飞出生在一个贫穷、落后的黑暗年代,家乡水灾蝗灾连年不断,到处可见流浪乞讨的穷苦百姓,到处都是卖儿卖女妻离子散的悲惨景象。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他们在学校无法安心读书,虽然临汾比较偏僻,离北平、上海大城市较远,但是还是接触到一些革命的思想,看到一些进步刊物,几乎报纸每天都在刊登国民党“剿匪”的消息,夏飞认定,红军才是中国的希望。1934年,15岁的夏飞和同学们一致抵制反动当局的考试,借了亲戚五块大洋,离家出走,踏上了寻找共产党的道路。几经辗转,在老乡介绍和担保下,他考试后进入国民党十七路军杨虎城部的宪兵营当了宪兵。当时,宪兵营营长叫金闽生,广西人,感到是个神秘的人,据说来头不小。抓到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押到营区很快就放了。后来,他听李克农讲:金敏生是周恩来亲自批准入党的共产党员。


夏飞原名叫李卡兰,这时为了工作方便改名叫夏飞。


夏飞在宪兵营表现上进,很快提升为副班长,受到党组织注意,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于1935年5月1日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夏飞说:“入党以后,自己觉得精神振奋,心情愉快。想到自己在为一个光明正大的事业而奋斗,感到前途一片光明;想到背后有一个党组织在指引自己走向胜利,感到工作无忧无虑。”夏老说到此处,高兴的很,就像一个年轻小伙子。


1936年夏末,接到上级指示,决定派夏飞等六人到乾县保安队搞“兵运”工作,伺机暴动。在上级党组织领导下,经过细致的准备工作,在陕西监军镇参加武装暴动,冲进县城,捣毁伪政府、警察局和监狱,消灭了残余敌人,取得暴动胜利,成立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十支队,司令员张庚良、政治委员刘庚、夏飞参谋长、刘湘卿政治部主任。

  

监军镇暴动成功后,引起西安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东北军协助抽两个团来“清剿”红军。一次战斗中,因敌强我弱原因,在部队撤退时人员走散,失去联系,几个负责人到了临潼暂时躲避一下。不久,找到十七路军特二团,团长阎揆要。夏飞被分配到三营七连当文化教员,在党内担任支部书记。这只部队里面,共产党的工作开展的很好,上至团长下至连排长,将近一半都是党员,就连团长阎揆要的警卫员程天鹏也担任着党内交通员的工作,特二团有共产党员200余名,被称为是“共产党的干部仓库”。

  

夏老呷一口茶接着讲:1935年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政治局会议后,批判了王明“左”倾路线错误,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十七路军、东北军、红军三位一体,团结一致抗日。当时,贺龙同志率领的红军离他们特二团不远,由于工作关系,夏飞经常到贺龙同志的部队中去,每次都受到热情的接待,两军有来有往,关系十分亲密。

  

经历“西安事变”

 

1936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他原来当兵的宪兵营起了重要作用,直接参与了对蒋介石及随从要员的追拿,缴械和看守任务,夏老没有参加上,现在感到十分遗憾。他所在的特二团从蒲城调回西安,随后又调至渭河、灞桥一带担负外围守卫任务。当时,在部队中,大部分人是不同意放蒋的,包括团长阎揆要都主张杀掉蒋介石,决心与中央军决一死战。周恩来对阎揆要耐心解释了为什么要和平解决的原因,通过工作,逐渐平息了部队中要求杀蒋的呼声。

  

1937年“七七事变”后,五二九旅奉命开赴前线,他的团从耀县出发到达三原,参加誓师大会后从渭南乘火车北上,于8月10日抵达河北高碑店。不久,部队编入八路军三五九旅七团特务连,随团部行动。

  

长期在十七路军工作的党员同志,好像寄养在别人家里的孩子,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看什么都觉得新奇。八路军注重政治思想教育,上下一心,有共同的奋斗目标,部队官兵思想觉悟高,军事技术过硬。部队说散开就散开,说收拢就收拢,散开不会有人开小差,收拢后很快就能形成拳头。指挥员机动灵活,神出鬼没,战士们作战沉着、机智、勇敢。

  

夏老讲了一个故事。部队里有个小通信员,刚满十六岁。有一次送信返回走到一个山坡上,听到山下有动静,低头一看,不好,一队日本鬼子的骑兵顺着山坡上来了!这个小战士马上找了一处石头坑蹲了下来。把自己隐蔽好以后就开始观察敌人的动静。只见七八个鬼子踢踢踏踏骑着马从不远处过去了,走在最后的是个指挥官,小战士端枪瞄准,稳扣扳机,“啪”的一声枪响,鬼子军官从马上应声落地。前面的鬼子回头一看,领头的已经死了,摸不清周围的情况,加鞭策马就跑。鬼子跑远了,小战士慢慢的站起来,走上前从鬼子身上摘下王八盒子、望远镜,挂在胸前高高兴兴的回来了。听到此处,我和老人都笑了。八路军小战士的冷静与机智,足以看出军事素质确实不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夏飞慢慢回忆道,他从1934年到十七路军宪兵营,工作、战斗、生活了三年多时间,在十七路军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亲历了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1937年8月随部队北上抵达河北参加抗日,在这样一段时间里,他从一个满怀革命理想、寻求救国真理的青年学生转变成为一名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毛泽东同志也曾给予这支队伍很高的评价:“三十八军及其前身十七路军,以其不断进步的表现和巨大牺牲,在现代中国革命历史上树立了光辉的形象。”这是我们党对十七路军历史的结论,也是对十七路军及其高级将领革命性、进步性的极高赞许。同时,也是对我们各级基层党组织、党员在军中统一战线工作的充分肯定。

  

不久,夏飞就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始着手组建游击队的工作。他们凭借多年在部队积累的组织和作战经验,很快建立起了一支武装力量,命名为闻喜抗日游击队支队,共三百多人,支队长李华民,政治委员席景山,夏飞参谋长,柴泽民政治部主任。他们带领部队周旋于各派军事力量之间,粉碎敌人的进攻,破坏日军交通线,创建革命根据地。夏老感慨的说:“只有军队没有政权,军队就存在不下去。武装力量必须依附于政权,必须要有根据地。”1938年底,晋豫军分区成立了,司令部就设在阳城,上级决定抽调游击队中的骨干部队到阳城军分区,升格为正规八路军部队。同时,组织上准备选调一批基层优秀干部去延安学习,夏老说:“到延安学习是自己多年以来的愿望,这次终于可以实现了。”

 

难忘延安的学习时光

 

1939年的春天,夏飞一行从西安出发,经过甘肃庆阳到达日思夜想的革命中心延安。被编入抗日军政大学职工大队学习。初到延安还有些不太习惯。一个是吃饭不习惯,主要是小米饭,而且都是存了两三年的陈粮,沙子也很多,难以下咽。不过,慢慢习惯了就好了,再说,没有别的粮食,不吃小米就只能挨饿。再一个是在延安劳动任务非常多,一切都要自力更生,自己解决各种生活问题。吃的小米要去三十里地外的粮站去背,做饭烧火的柴禾要去四十里地外的山里去砍,住在山坡上,吃水要下到山沟去挑。就连自己的宿舍(窑洞)也需通过自己的双手挖出来。夏飞说:“刚到延安的人都觉得生活很艰苦,很劳累,受不了。但是,你自己要吃饭、要喝水、要居住,你不干谁替你干?环境和生活逼着你要自力更生,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啊!”回想在延安学习的四年时间里,可以说,上的第一节课就是劳动课,这节课对于改造人,特别是对于一个学生出身的干部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延安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这里远离国民党统治区,远离敌占区和前线战场。这里没有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压迫,没有白色恐怖。是中国偌大国土上第一次出现的一方净土,在这样一片充满平等和自由的天地中,大家精神放松,思想开放,生活十分愉快。夏老讲到这里,充满幸福的回忆说:“在延安,无论什么人都是平等的,无论职务高低,称呼中必须加‘同志’二字,你是政府部长,就是‘部长同志’;你是炊事员,就是‘炊事员同志’。大家为了革命走到一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夏老说:“课余时间里,你可以到杨家岭坐在篮球场旁边,自由自在地观看总司令和战士们打篮球;遇到毛主席来抗大讲课,你也可以在课间休息时找主席解答问题,或者请他签字留念。”在抗大学习的两年中,夏飞先后担任班长、区队长、副指导员。从抗大毕业后,又被选送到刚组建的八路军军政学院继续深造。军政学院的教学任务是培养更高一级知识分子。院长由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任,副院长由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教育长是张如心。又经过两年时间的学习,夏飞于1942年毕业。通过四年时间的学习,使夏飞的思想水平有了一个新的飞跃。他认识到: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在群众中蕴藏着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力量。任何一个政党的一切政策、主张只有在顺应民意、符合群众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这个政党才能够有力量,才能够战胜和打倒敌人。脱离了人民群众,任何政党将一事无成。

  

在随后的日子里,夏飞和战友们经历了陕甘宁边区保卫战,后任第一野战军第四军12师36团副团长,参加了解放大西北战役。

  

工作在外交战线上

 

新中国成立初期,夏飞作为中央军委从各军区选调的优秀干部,到总情报部武官训练班参加为期半年的学习,同学中还有申健等人。1950年10月,夏飞和夫人钟敏一同派驻民主德国担任二等秘书,在不能公开军人身份的情况下,做外交工作。

  

1951年4月2日,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在民主德国首都柏林市立医院出生了,开始起名叫夏熊,后来,孩子的姥姥一锤定音:就叫李柏林吧。为孩子请了一位德国籍保姆弗里朗,她非常喜欢小柏林,经常为他烤制喷香扑鼻的小面包,哼唱古老的德国民歌,在歌声中哄他进入甜蜜的梦乡。孩子的到来,为紧张忘我工作的夏飞夫妇增添了无穷的乐趣。新中国成立不久,领导人频频出访世界各国,共同建立和平共处友好关系。周恩来总理多次到访民主德国,夏飞夫妇也经常与大使一起接待总理。

  

这时,在一旁听我们交谈的钟敏阿姨接上话茬,她说,1954年7月,周总理访问民主德国。周总理具有超乎常人的精力,日夜工作,十分紧张。为了他能得到放松休息,在使馆举行的舞会上,周恩来和大家一起交谈,总理与她跳舞时,还不失时机地布置了任务,这在别人眼里是根本看不出来的。几天后,钟敏通过工作完成了总理交给的任务,汇报给国内有关部门,受到上级表扬。

  

新中国初登世界舞台始于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1954年4月24日,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周恩来外长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会议。代表团成员有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和地位参加讨论国际问题。在外交部首批对外开放的外交档案中,有一份记录了周恩来当时讲话的文件,他说:“开第一次会时,我心也在跳,面对杜勒斯到底是对他凶些还是缓和些都要考虑。”

  

夏飞时任驻日内瓦总领事一职,周恩来的风采,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中央领导的直接指挥下,从国内39个单位选派工作人员132人前来协助。为了保证代表团的绝对安全,在李克农统一指挥下,除我驻瑞士使馆全力以赴外,还从我驻苏联等6个国家使馆抽调人员,人数最多时达到182人。夏飞带领全馆同志日夜忙碌,根据李克农的指示:要为总理及代表团主要成员预租一座别墅,为一般人员预租旅馆,还要安装好日内瓦至国内的电传打字机,以确保通讯联络迅速、安全、节约。在为代表团租住的饭店门前,众多记者架起长枪短炮昼夜蹲守,想捕捉新中国领导人的点滴信息。夏飞他们就死盯不放,日夜陪伴,使安全工作万无一失。会议期间,从国内运往日内瓦的物资达15吨,夏飞亲自上阵,检查、布置,还在内部制定了严格的工作制度、保密制度、会计制度和驻地生活制度等。

  

周恩来外长4月24日下午抵达瑞士,先后拜访了当地政府和外事部门的官员,看望了几个大国驻日内瓦的外交使节。在饭店分别宴请了当地及许多国家驻日内瓦的外交官,每次宴会结束后,周恩来送走最后一位宾客后,都要亲切看望、慰问饭店服务员,餐厅的厨师,并同他们一一握手。新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朴实无华给这些人留下美好的印象,有的人几天都舍不得洗手,有的人还告诉我们的保卫人员,哪个是特务的座位,让我们提高警惕。

  

有趣的是,为了做好保密工作,防止别人窃听,在李克农授意下,夏飞他们将别墅存放马匹的棚子改成一个内部会议室,有些重要问题就是在马厩里讨论完成的。

  

最终,在历时三个月的漫长会议中,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这两个主要议题上,都体现出了大国的作用,得到与会国家的一致认可。

  

迎接新的挑战

 

1955年,夫妇二人完成了在民主德国的派驻任务,回国后到解放军外语学院分别学习了三年和五年外语。1960年4月,国防部委派夏飞上校出任驻罗马尼亚大使馆武官,这时候,才可以正式着军装赴任了。钟敏阿姨说:自己还想多学习几年外语,想当个外语教师。但是,得到的答复是:夏飞去哪里,你就跟着去哪里,不得分开。没办法,只好收拾东西,和夏飞一起出国赴任。

  

那时候,中苏两国关系紧张,使馆的许多工作也受到影响。一次,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访问罗马尼亚,与罗领导人进行秘密会谈后,周总理指定要夏飞携带会谈纪要,乘火车送到驻苏联莫斯科大使馆,亲自面交张闻天大使。一见面,顾不上寒暄,张闻天把夏飞带到大使馆的一个卫生间里,打开文件阅读和摘录。当时夏飞一头雾水,不明白为什么在厕所里看文件,张闻天告诉他:这里面没有窃听器。任务完成后,又立即赶往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执行同样任务。一路上,都是夏飞一个人,内心还是很紧张,也预想了几套出事的处理方案,宁可牺牲自己也绝不能让机密文件出任何问题。最后,圆满完成任务,受到领导夸奖。

  

“文革”开始后,50岁的夏飞回到国内,看不惯动乱的社会局面,思前想后,提笔给军委领导写了一个报告,要求下部队,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锻炼。获得上级批准后,打点行装到兵团担任供应(后勤)部长。那时司令员是张洁成,政治委员是裴周玉。成员许多都是三五九旅留下的老同志,还有一些来自上海、山东等地的年轻人。兵团下属12个团(现有14个师),当时的生活很艰苦,平时吃的是玉米面,许多地区还缺水、缺粮。夏飞到任后,把下面12个团都跑了个遍,受到很大启发,了解和掌握基层第一手材料,向上级领导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不料,由于过度劳累,引起心脏病发作,倒在开会的会场上。夏老说到此处,仿佛意犹未尽,好像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完成似的。

  

1983年10月,64岁的副军职干部夏飞离职休养,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工作一辈子的夏老,却并不甘心离开,他和老伴经常参加总参组织的各种活动,平时在家习书毛笔字,看看书和撰写回忆录,过着平淡安静的日子。

  

一个多小时很快就过去了,考虑到老人年纪大了,天气也较热,我起身告辞。向他敬礼并祝愿老人健康长寿!

  

虎父无犬子

 

我们常说:虎父无犬子。这既是对儿子的赞扬,又是对父亲的恭维,“犬”的意思是说,你看看,你平日里总说他是“犬子”是不是太谦虚了,他分明是“虎子”嘛。 至于“虎”是个褒义词,生龙活虎,龙腾虎跃等等。形容一将的勇猛,也可说是“虎将”,“父”字前加“虎”字,这是恭维到极点了。

  

告别了夏老,我随李柏林到了他自己的家里,在沙发落座后,伴随着一杯绿茶,开始了对老同学的采访。其实,以前早就知道一些他的传奇故事,也曾有过写成稿件的想法,但是都被柏林低调的谢绝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人豪爽,大度,幽默而又健谈。面对老同学他一再强调:我是个平常的人。话虽这样说,你就从他家中墙上挂的,书柜里摆的和桌子里藏的照片、奖章、铜牌就可以看出,他有不同于别人的故事。

  

李柏林1951年4月2日出生于民主德国首都柏林的一所市立医院。父亲夏飞与母亲钟敏都在驻民主德国大使馆作情报工作。在民主德国生活的日子里,他学会了德语。回国后,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上学,因为学习成绩优越,常常被选中去飞机场,代表少先队员为来访的外国元首和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献花。那时候,他们的服装都是在著名服装店定做的,穿着合体,既美观又大方。我们都很羡慕他。1962年,11岁的李柏林在首都机场向外宾献花时,周总理的右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他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总理的手在微微颤抖,长大后才知道这是由于周总理的手受过伤。

  

进入解放军这所“大学校”

 

1969年,18岁的李柏林从首都北京参军到了西北边陲,所在部队是当时我军唯一的一支高原部队,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在边防部队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他的足迹去过中苏、中巴、中印边境,凡是和新疆沾边的边防地区,他全都去过。就像一首歌里写的:祖国要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

  

1971年秋,李柏林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被部队选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离开校园又重新返回校园,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一头钻进英语世界中,对于他来讲,时间显得十分珍贵。1975年春,柏林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当英语教员。1989年在某军事学院进修后,被调入国防部任职。1991年至1993年,他在赫尔辛基任驻芬兰大使馆武官。

  

据介绍,中国1972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由于历史的原因,对联合国维和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一直没有参与维和行动。从1981年第36届联大开始,中国才原则上赞成按照联合国宪章精神开展维和,同时缴纳了第一笔维和摊款。1986年,我国应邀派员到中东考察了“停战监督组织”,但是还不算直接参与维和行动。1988年中国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到1989年中国派遣军事观察员参加中东“停战监督组织”时起,才被公认是中国直接派员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开端。中国维和部队,是中国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国际法准则,派出的军事部队。主要任务是制止冲突,恢复和平。从我军参加国际维和至今已有29年光荣历史,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官兵最多的国家之一。我们完成了光荣的使命,还积极传播友谊,为驻地建设勤奋工作,中国军人的真情和友谊感动了许多当地人,他们把中国军人当作了自己的亲人。

  

蓝色,是天空的颜色;蓝色,是大海的颜色;蓝色,是地球的颜色;蓝色,也是联合国维和部队头盔的颜色。从戴上蓝色头盔的时刻起,维和部队就肩负起了神圣的使命,他们像天空般呵护生命,像大海般容纳百川,要使地球永无杀戮,一片蔚蓝。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成立,给世界和平带来了希望。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出现过他们的身影,留下了他们的热血。“蓝盔部队”不同于一支真正的军队,它没有战场,没有敌人,是一支政治外交部队,是血肉铸就的和平之盾。

  

执行维和任务

 

1993年时的柬埔寨,是世界注视的热点之一。为了终止那场持续了20多年的战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两万多名军人和文职人员开进柬埔寨,开始了自联合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维和行动。李柏林以中国军事观察员的身份,被任命为联合国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UNTAC)军事观察团战略调查组组长(不属于联合国雇员),中校军衔。那时柏林已是我军上校军官,为了工作需要,佩戴中校军衔,手下管辖着20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军官。他和同事们的任务是:监督停火,制止冲突,调查事件,协助大选。每一天,都要顶着烈日,驱车往返在热带丛林旷野之中,监察任务区内局势的每一点变化。


柏林对我说:“和平时期的军人,无不渴望建功立业,但是很少有人经历过金戈铁马、炮火硝烟的洗礼。”因为是职业军人,代表国家参与维和行动,出生入死的经历让他对于“死亡”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思考。他每次出发执行任务前,都按要求写下“遗嘱”,他说:“这不是悲壮的告别,而是一种庄严承诺———军人对国家,儿子对母亲,丈夫对妻子,父亲对女儿的承诺:我不会辜负了您们的爱!”  


这是一次危险程度比较高的维和行动。众所周知,柬埔寨的战火始于七十年代,已经在泥泞中跋涉了20多年。1991年关于柬埔寨的《巴黎协定》签署后,冲突各派虽然口头答应遵守停火,实际上冲突不断,到处烽烟四起。其国土面积1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800万,却埋设着800万到1000万枚地雷,平均起来每人一枚还要多。记得有一次,他带领几名观察员驾车外出调查,为超近道在橡胶林中迷了路,在林子里转了近5个小时才找到条小道。路边有几个当地农民见我们从林子里出来,非常惊讶。一问原因,我们被告知,那片林子被当地人称为“死亡林”,里面埋藏大量的地雷,当地人是绝对不敢进去的。每天从美国之音和英国BBC广播中,传出联合国维和军官遭到伏击和进犯的报道很多。有一次,柏林带领的车队疾驶在公路上,遭到当地一派武装组织的袭击,对方发射的火箭弹击中了柏林后面的吉普车,他的一位印度锡克族贴身卫兵当场被炸断一只胳膊,顿时成了一个血人。手下某个国家一个中尉排长,自己的眼球被炸出挂在腮旁,还忍痛坚持立正向他报告遭到伏击的情况……。柏林一面指挥同事使用武器回击,一面用电台呼叫增援。20多分钟后,维和部队武装直升机抵达出事地点时,偷袭者早已利用浓密的热带橡胶树林作掩护,逃之夭夭了。后来,柏林自己掏钱给那个忠心耿耿的卫兵,表示慰问之情。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军人,多年来养成的思维方式是“尽可能地消灭对方”。而作为一名维和军官,则不能这样想问题,而是要“尽可能地不消灭对方”。必须明白,联合国的维和行动,目的不在于歼灭任何一方的武装力量,而是监督他们执行停火协议,或者把他们隔离开不让其接触。联合国维和部队,一般只配备自卫用的轻型武器。按规定,只有在生命受到威胁时,才能够开火还击。中国工兵大队在柬埔寨执行维和任务时,曾有过开火还击的经历。

  

李柏林刚到柬埔寨时,几乎所有的白人军官都警告过他们:不要去惹某某派别的人!他们没有理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而柏林就亲身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考验。1993年5月下旬,我国赴柬工兵大队斯昆营地遭到袭击,两名年轻的军人光荣牺牲,事发后,李柏林奉命前去调查。他和两名波兰军官开车出发,走到一处十字路口,当地某某派别的武装人员布置了戒严,有20多人正在设置路障,谁都不许通过。柏林下车后走到一个头头面前,用英语和他交涉。突然,枪声大作,他转身一看,一名武装人员正在向一群试图越过路障的老百姓开火,当场有5人被打死,其中还包括一位母亲和怀抱中的婴儿……。死者尸体近在咫尺,就在杀戮面前,李柏林忍无可忍冲上前,一把揪住那个头头的衣领大声骂道:“你他妈的连个畜生都不如!他们不是鸡狗,他们是你的同胞啊!”那个头头的保镖见李柏林如此胆大,杀气腾腾将发烫的枪管顶在李柏林的太阳穴上,手扣着扳机说:“你再说一句,就让你和她们一样。”跟在他旁边的柬文翻译吓得两腿颤抖,结结巴巴说:“求求您别再说话了。”李柏林铁青着脸对那个头头说:“开枪吧!我死了只是一个人,但是你们绝对逃不掉惩罚。”在这对峙时刻,柏林什么都没想,心里很安静,目不斜视地瞪着他们。片刻之后,头头用当地语言示意下属:不得放肆。危机过后,吉普车上的波兰维和军官还心有余悸地和柏林讲:“那一瞬间,我恐怖得要闭眼了。”

  

讲到这里,我们彼此喝了一口茶,缓和一下气氛。

  

我问他:“当时你害怕吗?”

  

柏林说:“不知道,顾不得想那么多。”“尊严不能等待啊。”

  

他时刻牢记自己的维和重任与中国军人的尊严,其实不就是祖国的尊严吗?

  

他的人际关系很好,为人处事谦逊低调,这还得益于维和工作。“四海之内皆兄弟”嘛。在与众多的各国军官打交道中,柏林发现他们的优点很多,个性色彩令人难忘:美国人的我行我素与热情认真;俄罗斯人的吃苦耐劳、勇猛顽强;法国军人的浪漫与傲慢;英国军官的矜持与绅士风度;日本军官的毕恭毕敬、礼貌周全;还有印度、孟加拉军人一日五次雷打不动的虔诚祷告……。尽管有民族历史、文化、宗教和政治背景的差异,但所有的军人都视尊严与荣誉高于一切!

  

柬埔寨大选结束后,洪森出任国家领导人,与李柏林个人还保持友好的联系。柏林在联合国留下的驻柬军事联络组(UNMLT)担任副组长职务。

  

据介绍,自1990年以来,中国先后参加17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军事人员达8095人次。派到柬埔寨参加维和的工兵大队800人次中,有两名士兵以身殉职,十余人受伤。虽然对其家属作了应有的补偿,但是对于那些牺牲者来讲,无论多少钱都买不回他们的生命,也无法消除家属失去亲人的痛苦。我们的军人,曾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捐躯。现在,他们又要为保卫世界和平而献身。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年轻的军人为保卫和平而抛洒青春与热血,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用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军人独特的铁血风采!

  

百里挑一的中国军官

 

1997年,李柏林到中国的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学习深造,他充分利用这次学习机会,将自己的思想和军事理论水平上升到一个新台阶。

  

李柏林能文能武的资历,终于使他被联合国看中。1999年2月20日,他来到联合国维和部计划局军事计划处走马上任,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被联合国聘用的中国军人。他是计划处的参谋军官,在联合国的军衔是中校,负责亚洲和中东地区的维和工作。联合国在全球设立的维和区共有19个,而经由李柏林管理的维和区就多达10个,是当时管理区域最多的军官。他在联合国工作期间,穿的仍然是解放军的军装,头戴浅蓝色贝雷帽,去现场时佩戴浅蓝色钢盔。右臂上还要佩戴维和部队臂章。

  

当时联合国维和部的中国军官只有柏林一人,也是第一次聘用中国军人。联合国维和部招聘现役军官时,不是按国家或地区进行摊派,而是由186个成员国推荐,每个国家可以推荐若干名。维和部的军官,不是靠政治背景或熟人当选,而是通过公平竞争,择优录取。这些国家每次都要推荐若干人,合计就是数百人,而维和部只要40人,可见每个当选军官都是百里挑一的佼佼者。

  

李柏林在维和方面,有很好的资历,他参加过联合国在意大利、新加坡、印度和澳大利亚举办的维和培训班,还多次受邀出席联合国主办的维和问题国际研讨会,亲自参加过柬埔寨维和行动,并担任过联柬机构战略调查组组长、军事联络组副组长,有丰富的经验。

  

除此之外,联合国对于到维和部工作的军官要求是严格的。外语、汽车驾驶、军事常识和至少五年军龄只是最基本的条件。还要具备一定的军事专业知识,例如会利用地形,具备武器识别能力,看到一架飞机或遇到一辆坦克,能立即说出其型号与制造生产国。还要具备识别地雷,排除地雷的技术,学会和掌握战场救护和自救本领,会使用救护包和基本医疗器械。因为会面对相互敌对的派别,还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与谈判技巧。李柏林被联合国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借”出来,等于暂时完全脱离中国军队建制,成为联合国的全职雇员,只听从联合国调遣,这在我军尚属首例。

  

我问老同学:“百里挑一的事,怎么就让你赶上了?”

  

“大概是由于我比较幸运吧”柏林哈哈一笑,谦虚的回答。

  

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

 

他使用的护照也引起我的好奇。他有两本护照,一本是中国政府发的普通公务护照,另外一本是联合国发的浅蓝色封面的联合国护照。出差时,可以自己选择使用哪本护照。据介绍,维和区由于对立派别的冲突,往往陷入无政府状态,对国际条约和惯例也置之度外,所以用联合国的护照“比较方便一些”。柏林告诉我,联合国并不是给每个全职雇员都发联合国护照,而是只发给维和部与难民署少数几个部门的确有需要的官员。

  

2000年春节过后,李柏林在联合国维和部的工作期满,维和部专门为他的离去开了欢送会,还向他颁授了联合国维和勋章及授勋证书,这是柏林第二次获得联合国颁发维和勋章。上一次获授是在柬埔寨。

  

妻子是个医生,喜欢看书,做家务。女儿刚从国外回来,整天见不到人,比谁都忙。退役后的李柏林,每天还是忙忙碌碌,有时应邀去院校讲课,向年轻人传授自己丰富的人生。喜欢和朋友、同学、战友甚至小朋友聚会聊天,回忆往事,或在书房独霸一方,上网冲浪,和朋友进行网路交流,还喜欢在淘宝网进行网上购物,自得其乐。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到了中午,夫妇俩留我吃饭我谢绝了,都是老同学了,不必客气。柏林开车送我到不远的地铁车站,车出大门拐弯时,经过一个店铺,里面正在播放的一首歌曲传入耳中,歌中唱到:

  

当兵的吃苦受累算什么,  

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  

一颗博大的心啊,愿天下都快乐……


夏飞简介:  山西临汾人,曾用名李卡兰,总参副军职离休干部。1919年9月出生,1935年5月在西安十七路军杨虎城部宪兵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陕西监军镇参加武装暴动,组建了渭北红军游击支队,任党支部副书记,亲身参加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指导员、教导员、团参谋长、副团长,参加了晋冀地区游击战争、陕甘宁边区保卫战、解放大西北战役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驻民主德国大使馆二等秘书、驻日内瓦总领事、驻罗马尼亚大使馆武官、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供应部部长等职。1955年授予上校军衔,1983年10月离职休养。忠诚党的外交和情报事业,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出色完成中央领导同志交办的机密任务,为我党、我军的外交和情报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李柏林简介  山西临汾人,1951年4月2日出生于民主德国首都柏林,总参二部武官,大校军衔。1969年入伍在西北边陲我军唯一高原部队,足迹踏遍包括中阿、中印和中巴的边境地区;1971年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被选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1975年任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教员;1989年入国防大学深造后进入国防部任职;1991年任中国驻芬兰大使馆武官;1993年回国后,奉命以军事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合国在柬埔寨的维和行动,担任军事观察团战略调查组组长;1993年10月联柬机构因任务结束被撤销,回国一个月后,再次奉命赴柬埔寨,担任联合国驻柬埔寨军事联络组副组长,负责处理维和遗留问题;1994年5月回国在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室工作;1997年到我军最高学府国防大学深造,1999年2月,在联合国总部维和部军事司任计划军官。在接触维和工作中,先后在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印度和解放军国防大学参加培训与学习。在维和工作中出生入死,为维护和平献出了青春与热血,两次获得联合国颁发的“维和勋章”,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军人的铁血风采。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