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过程中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北上”与“南下”之争

----读《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对于中国工农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大多数中国人可以说是耳熟能详。每当说到“长征”二字，人们的眼前马上就会浮现出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嚼树皮、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攻打腊子口、激战六盘山、战胜无数艰难险阻，最终粉碎国民党蒋介石的重兵围追堵截，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陕北等一幕幕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但是，对于长征过程中发生在党和红军内部的斗争，却很少有人知晓.。我本人虽然读过不少书，对于红军长征中的分歧多少了解一些，但对其具体情况和激烈程度却知之甚少。最近，读了刘统所著的《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一书，使我知道了许多过去很少披露的内幕。该书近40万字，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作者以大量翔实的资料，生动而具体地描述了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对于红军究竟是北上还是南下，党中央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之间，发生的激烈斗争。读了这本书，对于我们今天的人，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震撼。我们会从该书所披露的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中，更清醒的认识到，红军长征的胜利，确实来之不易。它不仅要时刻面对必欲置党和红军于死地的国民党军队和各路军阀，以及无比恶劣的自然条件，而且要面对内部的掣肘甚至分裂行为。如果没有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中国革命的面貌和结局很可能是另外一番样子。

下面，就让我们循着此书的线索，来具体了解一下这场事关党和红军生死存亡、事关中国革命成败的严峻斗争，是如何的惊心动魄，又是如何的发人深省。

一、“北上”还是“南下”，在两军会师之始即露争论苗头

1935年6月12日，党中央率领的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四川省夹金山下的懋功会师。中央机关刚刚在懋功住下，还没有与张国焘见面，双方即频繁地往来电报，就红军前途和下一步的战略方针交换意见。当时，红军面临的敌情十分严重。在蒋介石部署下，孙震、邓锡侯等五路大军，分别由江油、绵竹、灌县、汶川等地向红军占领的北川、茂县一带逼近。四川军阀杨森、刘文辉率领的军队集结于芦山、丹巴、康定一线。堵住红军南下成都平原的道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胡宗南部占据平武、松潘一线，防止红军向北发展。围困红军的敌人总计有200多个团。这时，摆在中共中央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为红军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明确发展方向。但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中共中央和张国焘之间产生了分歧和争论。6月16日，中央给四方面军发去一封长电，提出了下一步战略方针的初步意见。电文说：“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对于目前形势，中央认为“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形势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良策。”张国焘第二天即复电，表示不同意向北发展。他在电报中说：“北川一带地形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于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建议“同时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并提出李先念部向夹金山出发，红一方面军进战阿坝，红四方面军另一部打松潘，寻求向陕甘发展的可能。”这样，首次交换意见在两军会师之初就僵住了。

为了迎接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到来，中央在两河口（今四川小金县北）布置了欢迎会场。6月25日，一、四方面军官兵在这里举行了庄严的会师仪式。当天天气潮湿寒冷，后来还下起了大雨，但是谁也不在乎，雨声、口号声、军乐声交织成激昂的交响曲。从天不亮一直等到下午四点，才迎到客人。在欢乐的气氛中，中央领导和张国焘一起走上主席台，朱德总司令致了欢迎词，张国焘致了答词。第二天上午，在两河口村的一座关帝庙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会上，红军总政委周恩来首先作报告。他简要回顾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经过，重点谈目前的行动方针。他说：现在一、四方面军都离开了苏区，都要在新的地区创造根据地。那么，应在什么地方创造根据地呢？他讲了三个条件：第一是便利我们作战的地方;第二是群众条件；第三是经济条件。他强调，在岷江西岸的松、理、懋地区是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的，我们陷在这里就没有前途。我们新的战略方针是向北进攻，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关于战略行动问题，周恩来指出：目前一、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向南不可能，向东过岷江对我不利，向西北是大草原。现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争取这一地域。周恩来最后强调，战争的最高原则是：第一，应集中统一，指挥权集中于军委；第二，为使作战更有力量，将红军改组为三个纵队；第三：克服粮食、寒冷、过草地和少数民族等困难。周恩来报告以后，张国焘发言。他在谈了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以来的作战情况后，提出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现在应该怎么打”的问题。他说：“现在接近我们的是胡宗南与刘湘，如果我们的战略是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向东打，为地势所限制。向西要过草地，冬天经过，没有帐篷，冷得很。夏天雨季，长途行军会有大的减员，柴火也没有。松潘以北的条件还没有核实，发展条件是甘南对我有利。所以，要向甘南发展，要以消灭胡敌为重点。政治局应决定在甘南发展根据地，至于怎么打，军委要做具体计划。”毛泽东在发言中明确支持了周恩来的意见。他指出：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去创建的。他主张集中主力打松潘。他说，现在就是要迅速地打破胡敌向前，今天决定，明天即行动。因为等到冷了，解决皮衣很困难。应力争在6月底突破。”周、张、毛三个人作了主要发言后，其他与会者都发表了意见。大家一致同意中央提出的北上的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从松潘打出去。最后，全体通过了中央提出的北上战略方针。，并责成张闻天起草决议。

两河口会议看上去在平静的气氛中结束了。而且6月29日，中央政治局还举行了会议，増选张国焘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增补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为军委委员。但是，张国焘在会议上提出的南下主张却没有就此打消。一场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也将由此拉开帷幕。

二,毛泽东与张国焘：“北上”与“南下”之争中的重量级焦点人 物        

毛泽东与张国焘，均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元老。中共建立后，张国焘就在中央工作，毛泽东则一直扎根在湖南，专注于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于1927年9月9日领导了秋收起义，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他的努力下，终于打出来一个拥有10多万红军的中央苏区。张国焘于1931年到鄂豫皖苏区任中央分局书记。在徐向前等得力助手鼎力协助下，鄂豫皖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四方面军总数也达10万以上。有人形象的比喻说，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就是两个山头，一个是井冈山，一个是大别山。可以说，在革命队伍中，毛、张二人都是当时时代造就的顶尖人物。那么，张国焘为什么不愿意执行中央决定的北上方针呢？从散见于书中的叙述和评论中，可以概括出这样几个原因：

一是张国焘在党内历来以老资格自居。中共一大时，由于陈独秀、李大钊均缺席会议，张国焘受委托主持了会议。此后又一直居于最高领导层，分管工运工作，并作为陈独秀的代表，周旋于国共两党上层，还代表中共到苏联出席过各国共产党会议，见过列宁。而毛泽东一大时只是湖南省代表，一大后则一一直在湖南搞农民运动。因而在内心里张觉得毛不如他。

二是张国焘组织能力很强，口才也很好，为大家所公认。但相较于毛泽东，张的性格则十分张扬和跋扈。无论是在鄂豫皖，还是通南巴根据地，张国焘都是说一不二。有谁敢杵逆他的旨意，必欲下狠手除之。“白雀园大肃反”他杀掉许多红军高级将领就是例证。他已习惯于发号施令，不习惯居于他人之下。现在，与中央会合了，他觉得党内资历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毛泽东也不在他的话下。两河口他与毛泽东见面，表面相敬如宾，内心里却没有什么好谈。

三是在两河口欢迎大会上，张国焘了解到中央红军只有3万人（这是周恩来为搪塞张国焘随口而说的，实际上不到两万），而他的四方面军则有8万多人。加上他在现场看到中央红军的干部战士都是穿得破破烂烂、面黄肌瘦、疲惫不堪的样子，就连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穿着，也是补丁摞补丁，而四方面军的官兵从上到下都是衣甲鲜明，兵强马壮。两军人数和实力的差别，使得张国焘的野心开始膨胀起来。

还有其他错综复杂的矛盾，但从张国焘的个人性格来说，不甘于屈居人下，加上四方面军强大的实力，应该是张国焘敢于与党中央闹分裂的主要因素。张国焘心中已经开始盘算，现在应该由他来执掌党和红军的最高权力了。

三、明目张胆伸手要权：张国焘加快与党中央分裂的重要步骤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根据中央决议，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一起，迅速制定了《松潘作战计划》。于当年6月29日下达到一、四方面军各部队。松潘是川西北军事重镇，由蒋介石心腹大将胡宗南率部扼守。只有攻克松潘，才能打开通向陕西甘肃的通道。在此关键时刻，张国焘却在四方面军总部连续开会，与干部谈话，鼓动上上下下向中央伸手要权，理由是要“统一指挥”。7月1日，张国焘致电中央，强调指出“我军宜速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几天后，张国焘又向到红四方面军慰问的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提出改组充实总司令部的建议，并推荐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中央军委对此保持沉默。几天后，张国焘又策动川陕省委成员联名致电中央，要求“加强总司令部”，并提出具体人选。7月16日，陈昌浩出面，委婉致电中革军委：“阿坝应速取，浩甚望指挥统一”。18日，再次致电并直接提出：“请焘（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

在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再三催促下，中央无法保持沉默。形势很明显，四方面军人多势众，没有他们的配合。一方面军孤掌难鸣。中央急于北上，摆脱在藏区缺衣少食被动挨打的局面，但张国焘按兵不动，非要先解决权力分配问题才肯行动，看来不让步是不行了。毛泽东和总书记张闻天就这个重大问题进行分析时，毛说：“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位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与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张闻天说“把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给他好了。”毛说：“不行，他要抓军权，说不定你给了他总书记，他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位置，可又麻烦了。”毛思考一番后提出：“让他当总政委吧。”意思是既要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周恩来商量，周恩来一点儿也不计较个人得失，表示赞同。当时彭德怀等人还不明白毛泽东“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这一策略的奥秘。后来形势的变化，使彭德怀对毛的远见佩服不已，在《彭德怀自述》中他曾说：“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张国焘）以总书记的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是合理合法的了。”

7月18日，党中央在黑水县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张闻天首先发言，他提出：中革军委设总司令，由朱德兼任；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是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4人，现增加为5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人还是张国焘。周恩来调到中央常委工作，在国焘尚未熟悉职务之前，恩来暂帮助工作。这是中央军委的分工。关于总政治部，由于王稼祥生病，由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设两个：（李）富春一个，四方面军一个。昌浩、向前仍为原职，更扩大权力，前面部队都要他们指挥。与会人员一致同意张闻天的意见。根据会议的决议，当天中革军委向各部队发出通知：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为总政治委员。7月2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和干部任免做了相应的调整。这一场大幅度的调整，张国焘得到了红军的指挥大权，前方作战也由红四方面军负责指挥，红一方面军退居次要地位。中央作了很大让步，尤其是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把红军总政委的位子让给张国焘，自己只剩下一个军委副主席的名义。但张国焘还不满足，他得寸进尺，还要和中央算政治路线账。这是因为，四方面军长征到理番后，张国焘不经请示，擅自成立了一个“西北联邦政府”，声势搞得很大，而且把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陕南、陕北红军、红二、六军团等，都说成他西北联邦政府的一部分。两军会师不久，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写了一篇文章，隐晦含蓄地批评了张国焘的做法。张国焘看到后勃然大怒，指使人写文文章反击，给其扣上“右倾”、“失败”、"主观“的帽子，名义上是批凯丰，实际上是要中央承认自己的路线错了，遵义会议错了，只有他张国焘才是正确的，并想以此向中央施加压力，让四方面军领导干部进政治局，与中央平分权力。中央看到给张国焘让位和调整红军领导机构都没使其满意，只好又召开了第二次芦花会议，肯定张国焘在鄂豫皖、通南巴“总的路线是正确的”，丝毫没有涉及其在鄂豫皖和通南巴时，在政治上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借肃反名义大开杀戒，滥杀无辜；在军事上搞消极防御、与敌人硬拼消耗、最终被迫退出根据地的错误。第二次芦花会议在没有决议的情况下结束了，在张国焘与中央领导之间，不但没有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反而矛盾更加激化。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中央争夺权力的行动日趋升级。

四、要挟危害中央、擅自率部南下、胆大妄为另立中央，张国焘分裂逃跑主义行径登峰造极

由于张国焘不停地向党中央讨价还价，争夺权力，加上近10万红军集中在人烟稀少、粮食奇缺的少数民族地区，粮草筹集特别困难，就使松潘战役计划不能准时实施。一直到7月下旬，才向松潘发起进攻，但最佳时机已经失去，战役进行得很不顺利。胡宗南利用红军筹粮和内争之机构筑了坚固工事进行顽强抵抗。四川军阀也在蒋介石严令下包抄过来，还有被国民党收买的藏族土司指挥的藏军沿途阻拦破坏。红军没有重武器，伤亡很大，只好主动撤出战斗。松潘战役停止后，红军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北上的大路被胡宗南挡住，南边的退路被四川军阀阻塞，西边的阿坝草原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旷野。只剩下一条路，就是荒凉神秘危机四伏的松潘草原。

面对日益严重的局势，中央领导人十分焦急。松潘战役不成功，必须尽快寻求新的出路。毛泽东恨不得迅速北上，离开这个地方。8月初，在朱德主持下，军委又拟定了一个临洮作战计划，以期在甘南广大地区形成发展局势。但张国焘并不着急，他还要与中央把政治路线问题讲清楚。在张国焘要求下，中央于8月4日至6日，又在毛尔盖南面的沙窝寨子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沙窝会议”。会议重申了北上战略方针，并提出要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同时増选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四方面军的陈昌浩和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但张国焘不满意，他咄咄逼人的要求，让四方面军的9名干部进入政治局。如若这样，中央就是张国焘的天下了。此举遭到毛泽东委婉而坚决的拒绝。张国焘很不高兴，但也一时无奈。

沙窝会议后，根据会议决议和临洮作战计划，将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右路军。中共中央随右路军一起行动。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 议，批评了张国焘企图使红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新疆等地的错误。

临洮战役方针既定，那么从哪儿北上呢？松潘大路被胡宗南堵住了，红军只有向北，经过松潘草原到达巴西、班佑地区。右路军经过千辛万苦，艰难跋涉，在付出极大代价后，终于走出茫茫草地，到达巴西、班佑、阿西等地，并迅速发起包座战役，打开了北上通道。而左路军不顾中央“专力向北”的电示，坚持南下向阿坝进发。在朱德等劝说下，张国焘才勉强同意北上。但是、走到葛曲河时，张国焘借口河深水急，下令返回阿坝。其实，他的真实思想是，认为北上凶多吉少，对于荒凉的陕北更不感兴趣。他想留在这里，建立川陕根据地，或是南下回四川。理由是四川为富庶之地，也是自己的老根据地，官兵又多是川人，到那里他可以任意施展。据此，他正式下达了南下的命令。由于他是总政委，有最后决定权，朱德、刘伯承等也无可奈何。中央的北上与张国焘的南下之争，终于发展到了针锋相对不可调和的地步。为了把张国焘拉回北上路线，党中央又数次致电，对其进行苦心规劝，张国焘只回了一封电报，列举了一大堆理由，说明他南下决策的正确。暗地里，他又给陈昌浩发去一份据说内容为“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密电。这句话的含义是，要陈昌浩向党中央摊牌，强行要求他们南下，否则就以武力解决。这份电文被叶剑英截获。并迅速向毛泽东汇报。毛感到危险正向中央和自己迫近，于是，中央在彭德怀指挥的一方面军三军团保护下，甩开徐向前、陈昌浩及四方面军的队伍，连夜秘密北上（对于这封电报的真实性，不少党史专家提出质疑，但解释不了党中央为什么在深夜不通知陈昌浩等人而突然单独北上----本文作者注）。次日一早，徐向前、陈昌浩发现中央和一方面军的人不见了，赶紧派人追，结果和断后的警卫部队相遇。有人问打不打，徐向前斥责道：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才未酿成流血事件。隔了不久，中央就给陈昌浩发来指令电报，要求他们站在中央立场上，带领四方面军的队伍，随一方面军行动。并指出右路军今后由周恩来指挥。失去理智的陈昌浩，不但没有执行中央指令，反而派人追赶中央，企图带回跟随中央行动的四方面军的队伍。一方面军有人想阻拦，被毛泽东劝住，让四方面军的官兵拿着刚写好的《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安全离开。一、四方面军干部战士就这样在沉闷的气氛中默默分手。

几天后，徐向前、陈昌浩接到张国焘命令，要右路军从班佑、包座南下，与左路军在大金川一带会合。此举意在进一步削弱中央的力量，增加自己向中央叫板的本钱。徐、陈统领红30军、红军大学人员顶风雨、履泥沼、忍饥寒，再次穿越草地，期间一批同志牺牲了生命，于9月底返到毛尔盖，与张国焘重新会合。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的白喇嘛寺里主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陈昌浩首先报告了在毛尔盖的一切经过，指责毛泽东等秘密北上是不顾信义，是破坏红军团结。张国焘接着作报告，他说，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非单纯的军事路线错误。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中央拒不承认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他倒打一耙污蔑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继续其北上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直至发展到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他宣布，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了领导全党的资格，提议效仿列宁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他不顾朱德、刘伯承等人强烈反对，强行要求大家表态，然后掏出一张事先拟好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名单，让大家表决通过。张国焘的伪中央就这样产生了。最后，会议强行通过了决议。其大致内容是：第一、毛泽东、周恩来、陈云、洛甫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第二、以林铁铮、陈绍禹、项英、陈云、朱德、张国焘、周纯全、陈昌浩、徐向前、陈毅、林彪、王震、李立三、李先念、李维汉、王树声、曾山、刘英等38人组织中央委员会；第三、以任弼时、陈绍禹、项英、陈毅、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李维汉、曾传六组织中央政治局;，以何长工、傅钟为候补委员。第四、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林彪、彭德怀、周纯全、倪志亮、王树声、董振堂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常务委员。张国焘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任红军总司令；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周纯全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至此，张国焘篡党夺权的阴谋终于付诸实施。

五、党中央坚持北上方针，胜利到达陕北并迅速打开局面  

毛泽东率领红三军团和中央机关趁着夜色急速北进，于9月11日到达俄界（今甘肃省迭部县高吉村），与林彪、聂荣臻指挥的红一军团会合。12日上午，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的问题和下一步行动方针。毛泽东神情严肃地向会议报告了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分歧和斗争的情况，进一步指出，向南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要坚持向北发展的方针，我们不应该把自己变成瓮中之鳖。同时提出要尽可能争取他们（指张国焘等）北上。彭德怀作了关于军队组织问题的报告，建议对现有的部队进行整编，缩小编制，以利于指挥。其他同志也相继发言，对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表现了极大愤慨，并坚决支持中央北上方针。会议仅开了半天，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声讨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批判了张国焘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当时有人提出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不同意，说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应看到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统率着几万军队，蒙蔽着几万军队。张国焘另立中央后，又有人要开除张的党籍，毛仍未同意。要是当时开除张国焘出党，恐怕就不会有后来的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也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师了。可见毛泽东确实英明。俄界会议同意了彭德怀关于缩小部队编制的意见，作出三项决定：一、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二、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中央红军的领导核心；三、成立编制委员会，由李德、叶剑英等负责部队编制工作。俄界会议结束后，中央率一、三军团兼程北上。在甘肃的迭部县与岷县的交界处，林彪、杨成武亲自指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攻克了天险腊子口，到达哈达铺，进入了平坦且为汉人居住之地。刚住下，毛泽东就派人搜罗近几个月的报纸。他看到8月1日的《大公报》上有一条消息：“盘踞陕北者为红26军军长刘志丹辖三师，其下尚有14个游击队，此外各种小组及赤卫队甚多”。毛泽东看到这些消息，精神为之一振。在两河口时，中央就作出了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决策，但究竟在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他心里没底。现在忽然获悉陕北还有一支刘志丹领导的红军队伍和一块根据地，对毛泽东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于是，他立即派人把曾在陕西工作过的贾拓夫找来了解情况。从那时起，一个会合刘志丹、在陕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在毛泽东头脑中酝酿。9月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召开干部会议，把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的喜讯作了通报。次日，陕甘支队开始东进。10月7日，红军翻越六盘山。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并同尾随而至的宁夏马家军骑兵打了一仗。令毛泽东等人没想到的是，此时，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等极左领导人不顾国民党军大举围剿进攻陕北的严峻形势，却在根据地和陕北红军中大搞肃反，陕北党和红军的重要干部高岗、习仲勋、刘志丹、张秀山等一大批骨干均被逮捕审查，饱受酷刑。在这种形势下，陕北的同志也急切盼望着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来。10月19日，徐海东指挥红15军团在甘泉县与东北军打了一仗，从俘虏的口中得知中央红军已到了吴起镇。徐海东立即写了一封信，叫通讯员傅继忠带四个战士去找中央。五人马不停蹄跑了一天，终于到达吴起镇，把信送到毛泽东手里。11月2日，在甘泉县的道佐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杨尚昆等领导人，与红15军团负责人徐海东、程子华等见了面。这次会师，标志着中央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结束。针对陕甘晋省委在肃反中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中央派王首道、贾拓夫以中央代表身份前往瓦窑堡，命令保卫局长戴季英放人。使一大批受冤屈的同志得到解放，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同志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这个问题解决后，又将中央红军与红15军团合并，红军总数达到12000余人。陕北根据地走上了发展壮大的坦途。恰在此时，东北军奉蒋介石命令向陕北苏区发起围剿。东北军108师前出直罗镇，被埋伏在那里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前后夹击，包围歼灭。毛泽东说：“直罗镇一仗，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六，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却处处碰壁，陷入穷途末路

卓木碉会议后。张国焘为了贯彻南下方针，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先后发布了《绥崇丹懋战役计划》，《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战役初期，红军势如破竹，在短短十几天内，控制了大渡河以东、懋功以南、邛崃山以西、青衣江以北大片地区，造成直下川西平原、威胁成都之势。令蒋介石和四川军阀大为惊恐，也引起了他们的高度警觉。红军一旦进入川西平原，就是川军的末日。于是，四川军阀刘湘下达死命令，凡临阵退缩者一律正法，官兵有违令者，排长以下由连长枪决，连长由营长枪决，以此上推到师长由总指挥枪决，这一命令在川军内震动极大，官兵从此每与红军相遇必死战不退，与此前相比简直判若两军。红军很难再像原来那样轻松取胜。其最惨烈之战发生在百丈镇。战斗进行了三天，红军打到筋疲力尽，在付出巨大伤亡代价后，只好撤出战场。百丈镇之战是张国焘南下由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红军已处于艰难境地，想要再次冲击成都平原已不可能。但蒋介石并不给红军喘息的机会。他见红军和川军拼的差不多了，便将嫡系薛岳的6个师10万人马从贵州调到川西，担任进剿红军的主力。1935年12月下旬，薛岳部队集结完毕后，以绝对优势兵力向许世友扼守的荥经防区进攻，连续突破红军多道防线，许世友不得不边打边退。国民党军官巡视战场，发现死去的红军衣衫破烂，断定红军后勤供应困难，决定不停歇地发起第二次进攻，不给红军喘息之机，并催促四川的刘湘、刘文辉部配合，从三面向红军压来。

在各路军阀的联合进攻下，红军处境日益艰难。三个月的恶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耗过大，得不到补充。南下初期，红军有8万多人。到1936年初，已锐减到4万人，损失近半。指战员们都意识到，再打下去就把老底拼光了。张国焘也不得不承认，“在此难以与敌长期周旋”。1936年2月，张国焘、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共同研究制定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南下红军于1936年月陆续撤出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再次翻越夹金山；经达维、懋功、丹巴向西转移。这次行军已经失去了南下时那种热烈高昂的气氛，张国焘哀叹道：“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什么收获。”去年9月毛泽东曾警告“南下是绝路”，现在果然得到了证实。

七、借助共产国际力量，迫使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并重新北上

张国焘是于1935年10月另立中央的，但直到12月5日，他才以“党团中央”名义致电彭德怀、毛泽东，明确告知：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收到这份报告，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方才知道张国焘另立了中央，其愤怒程度可以想见。但张国焘远在四川，人多势众，中央鞭长莫及，确实对他难以约束。现在，张国焘虽然知道自己的南下战略已经破产，但他是个不肯轻易认输的人。他对党中央的成见很深，让他承认自己的错误，取消伪中央，基本上没有可能。但张国焘不转弯，党和红军就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不利于革命事业。怎么才能让张国焘重新回到党中央的号令之下呢？恰在这时，出现了一个神秘来客，此人叫林育英，化名张浩。他于1933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共产国际就和中共失去了联系，他此番回来是为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修复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系。张国焘虽然不服毛泽东，但对共产国际却很迷信。林育英回来，正好以共产国际名义做张的工作。由于林育英胞弟林彪在红一方面军担任重要军事干部，所以林育英也很乐意帮助毛泽东说服张国焘。林育英与张国焘进行了多次电报往来，中央也数次给张去电，表示政治原则上的争论，可待将来解决，但别立中央，妨碍统一。要求其自动取消所立中央。但张国焘依然不肯退让，反而在复电中说中共中央是“假冒中央”，拒绝承认遵义会议决议，不但不取消自己的第二“中央”，反而要中央“自动取消中央名义”。这样就使矛盾更加激化、林育英看到张国焘如此蛮横，又给其去电，让其可成立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代表团，同时告诉张，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共产国际解决。张国焘看到这封电报，终于顶不住了。他不怕毛泽东、张闻天，但是不敢得罪共产国际。1月27日，张国焘连发两封电报，勉强地承认了中共中央。对于红四方面军向何处去，林育英在复电中称，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即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张国焘南下碰壁，今见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靠近苏联，于是顺水推舟，同意北上方案。林育英以国际代表身份进行的调解，终于有了成效。张国焘初步转变，四方面军也掉头北上了。

八、从革命家到叛徒：张国焘不光彩的结局

四方面军在北上的路上风雨兼程，浴血苦战，于1936年10月8日在甘肃会宁与一方面军会合。10月10日在会宁城内的文庙广场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双方指战员都很激动。会合的热烈气氛很快就过去了,张国焘忐忑不安地等待中央处置。但中央没有任何举动，反而在《十月份作战纲领》中成立由六人组成的军委主席团，其中就包括张国焘和陈昌浩，张国焘顿时轻松许多。虽然如此，张国焘也知道自己闯了大祸，罪孽深重，所以此时又增长了一种赎罪心理，急于想做些什么弥补。恰在这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的蒋介石，决心趁红军立足未稳，调集重兵将红军围歼于陕甘宁的通渭、固原地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时，国民党的合围也即将形成。面对国民党大兵压境，中央虽然通过张学良等人做了大量统战工作，但并未改变蒋介石的立场。为此，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未及休整，中央就决定按照宁夏作战计划，迅速发起西征战役，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企图背靠苏联与蒋介石国民党抗衡。10月30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机关到达保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欢迎，中国革命的两大山头终于又汇聚到一起。但由于两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热情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心里很冷淡，甚至忌恨。与此同时，徐向前、陈昌浩也奉中央命令率领着由四方面军3个军2万余人组成的西路军向河西走廊出击。但是，由于敌人的力量过分强大，我方后援部队接济不上，当地人烟稀少，环境恶劣，缺少群众支持等诸多原因，孤军奋战的西路军一路血战，最终全军覆没，两万多人打到最后只剩下1300人， 张国焘在西路军西征过程中，不停地通过电报进行指示。西路军的失败，后来也被归结于张国焘的逃跑路线。。

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就就开始了批判张国焘的准备，最初的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张国焘到中央后，虽然还保留着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但除了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其他事情都不管了。他已经不能像在红四方面军那样，说一不二，称王称霸。这期间林育英与张国焘谈了一次话，希望他对中央有个交代。于是张国焘在1937年2月写了《从现在来看过去》，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初步检讨。但涉及要害问题，他总是轻描淡写，不肯认错。在陈昌浩电告中央西路军失败的十余天后，即1937年3月，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展开了全面而猛烈的批判。张国焘痛哭流涕，再次做了检查，承认了自己有军阀主义、反对中央等严重错误。许多同志纷纷要求撤销张国焘的职务，并开除他的党籍。张闻天建议暂时不做组织结论，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会议结束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对张国焘的路线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批判，“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进入了新阶段，批判张国焘路线告一段落，张国焘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不久又做了代主席。他情绪低落，很少管事。

1938年后，在中共历史上起过恶劣作用、给党和红军造成极大损失、但却受到共产国际青睐的极左人物王明从苏联回国。来到延安后，他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领袖自居，对中共领导指手画脚，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与中共领导人分别谈话，在与张国焘谈话时，王明别有用心地告诉张国焘，他在四方面军的得力部下李特、黄超是托派，而且用心险恶地说张国焘的错误不只是批评中央政治路线，争夺军事领导权，还有托派从中作怪、张国焘从此时起，就心神不宁，坐卧不安。他挨过王明的整，深知此人心狠手辣。如果说前一段时间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还可以接受，王明的到来则使他感到死亡的威胁。于是他产生了逃跑的想法，并暗中寻求逃离延安的机会。1938年4月4日，是国共双方祭拜黄帝陵的日子。张国焘以边区政府代主席的名义前往。在黄帝陵他见到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祭拜完毕，他谎称有事，把护卫人员打发回去，自己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来到西安，后来又到了汉口。我方派林伯渠、周恩来、李克农等多名同志轮番劝说，张国焘铁了心不回延安。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当年4月18日作出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张国焘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开始，最终以“叛徒”的名称画上了句号。

读了《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这本书，我有四点体会：

一是我认识到，路线的正确与否，对革命事业成败至关紧要，路线是管方向、管大局的。正如毛主席曾经说过的，路线正确，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也会丢掉。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虽然人多势众，10万红军他就占了9万，但由于他实行的是分裂逃跑路线，其结果是处处碰壁，最终归于失败。毛主席领导的中央红军虽然只有万把人，但能够审时度势，采取最适合红军生存与发展的正确策略，从而最终走出困境，走向光明的坦途。

二是通过回顾长征，我进一步认识到毛主席作为中国革命掌舵人的伟大与崇高。他站得高看得远，善于观察大局，把握时机，多次把党和红军从危机中挽救出来。尤其是在北上还是南下的争论中，在许多人还懵懵懂懂，认为南下也是不错选项的情况下，他能够力排众议，力主北上，确实具有先见之明。这样的情况后来还发生过多次。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没有毛主席，我们党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人民的幸运。

三是通过读这本书，我被红军战士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那种坚定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所感动。他们面对凶险莫测的雪山草地，面对恶劣的生存条件，面对各路敌军的重兵围剿，始终无所畏惧，百折不挠，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正是因为他们“革命理想高于天”。那种对革命的坚强信念和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赤胆忠心，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效仿。

四是通过读这本书，我进一步认识到，革命队伍的紧密团结，是关系到革命事业成败的关键。张国焘南下之所以失败，就因为他不是从大局出发，而是从个人和小集团利益出发，因而不惜与中央翻脸甚至动武，他的所作所为，就是一种严重的分裂主义。他的行为，破坏了红军的团结和统一，削弱了革命力量，并且使自己也陷入绝境。张国焘的教训，从反面印证了“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生命”确实是至理名言，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