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东野战军一九四七年七月分兵、外线出击到九月集中兵力进行沙土集战役，是华东战区在解放战争中的第二个转折。
我在《苏中战役后的华中战局和宿北战役》一文中提到，从华中野战军北上同山东野战军会师苏北，到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胜利，是华东战区的第一个转折。那是华东战事由战区前部转到纵深，山东野战军同华中野战军由战略上配合到战役上协同，由各自分别歼灭当面之敌到集中作战的一个转折。华东野战军的第三个转折是一九四八年六月的豫东战役，那是由战略进攻向战略决战的转折。那次战役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形象地说解放战争好象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
华东战区的第二个转折，是由集中兵力到兵分三路扯散敌人，再到集中兵力歼灭分散之敌，由内线歼敌到外线出击的转折，也是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折。一九四七年九月，我军在鲁西南荷(泽)巨(野)公路上的沙土集地区，全歼国民党整编第五十七师，标志着这一次转折的胜利实现。从此，华东野战军不仅彻底粉碎了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而且取得了在外线作战的主动权，主力南下陇海路，挺进豫皖苏，与刘邓、陈谢胜利会师中原。
一九四七年的“七月分兵”
一九四七年五月举行的孟良崮战役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顿挫了敌人的进攻，迫使敌人暂时转入守势。但是，蒋介石尚未放弃对山东重点进攻的方针，继续在第一线调集了九个整编师、二十五个整编旅，部署在莱芜至蒙阴不到五十公里的战线上，准备发动新的进攻。五月八日，中央军委曾给我们发来电报，提出了刘邓大军南渡黄河，进击冀鲁豫、豫皖苏，进而进击中原的战略计划，要求华东我军在六月十日前集结全力(二十七个旅)寻求与创造歼敌机会，并准备于六月十日以后配合刘邓大军大举出击。孟良固战役胜利后，军委于五月二十二日来电指出：“歼灭七十四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击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蒋管区日益扩大的人民斗争其作用也是如此，刘邓下月出击作用也是如此。而山东方面的作战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面大胜之时，尔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
为了贯彻军委这一重要指示，华野前委于五月底在沂水以北的坡庄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着重指出，敌整编第七十四师被歼后，山东战局已开始改变，但必须戒骄戒躁，彻底粉碎敌人正在酝酿的新的大举进攻，为转入反攻创造条件。
这时，蒋介石起用了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为顾问，召开了多次军事会议，提出“并进不如重迭，分进不如合进”。敌以三四个师(整编师)重迭交互前进的战法，摆成了方阵，加配了山地作战器材和炮兵、工兵，在各要点屯积了大批作战物资。六月十九日，我们将上述情况报告军委，军委二十二日复示：“据悉蒋以东北危急，令杜聿明坚守两月，俟山东解决即空运东北等情。山东战事仍为全局关键。你们作战方针仍以确有胜利把握然后出击为宜。只要有胜利把握，则不论打主要敌人或次要敌人均可，否则，宁可暂时忍耐，不要打无把握之仗”。
六月二十五日，敌军开始全力东犯，二十八日进至鲁村、南麻(今沂源县)、大张庄、朴里庄一线，妄图迫我在鲁中山区狭窄地带迎战。由于当面之敌十分密集，无论是寻歼侧翼之敌或直取中央之敌都缺乏条件。为避免无把握作战，我们打算以第六纵队向临(沂)蒙(阴)公路出击，以第四纵队奔袭费县，破坏敌人后方补给线，以第七纵队佯攻场头，迫敌分兵回援，主力集结在沂水、东里店一线待机。这一计划即将实施之时，接到军委二十九日提出的三路分兵的指示，此电指出：“蒋军毫无出路，被迫采取胡宗南在陕北之战术，集中六个师于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推进。此种战术除避免歼灭及骚扰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给我以放手歼击之机会。你们应以两个至三个纵队出鲁南，先攻费县，再攻邹(县)滕(县)临(城)枣(庄)，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以歼敌为主，不以断其接济为主。临蒙段无须控制，空费兵力。此外，你们还要以适当时机，以两个纵队经吐丝口攻占泰安，扫荡泰安以西、以南各地，亦以往来机动歼敌有生力量为目的。正面留四个纵队监视该敌，使外出两路易于得手。以上方针，是因为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其外出两路兵力，或以两个纵队出鲁南，以三个纵队出鲁西亦可。”
这个指示，改变了军委过去要求我们不分兵、坚持内线歼敌的方针。
我们立即对军委这一指示进行了研究，军委的电报虽只提到山东当面的敌情，但我们鉴于刘邓大军即将出击，战局必有重大发展，决定立即执行军委提出的三路分兵的方针。具体部署是：(一)由叶飞、陶勇率领第一、第四纵队越过临蒙公路向鲁南挺进；(二)由陈士榘、唐亮率领第三、第八、第十纵队向鲁西的泰安、大汶口方向挺进；(三)正面部队第二、第六、第七、第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集结在沂水、悦庄公路两侧，各以少部兵力与东犯之敌接触，主力待机出击。这一部署在六月三十日上报军委的同时，命令各部队立即于七月一日执行。这就是华野的“七月分兵”的开始。
“七月分兵”是在未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开始的。在接到军委六月二十九日分兵指示以前，我们是按照军委五月二十二日指示，准备以七八个月时间，即在一九四七年底以前，集中全部主力在内线各个歼敌的。接到军委六月二十九日分兵指示，到全军开始行动仅有一天多时间。
由于七月分兵后有几仗打成消耗战，有的同志后来就怀疑“七月分兵”是否正确。有的同志问我，“七月分兵”是否太匆促了？如果在内线再坚持两个月，避开七月和八月雨季，经过充分准备再行出击是否更好？还有的同志认为，我们当年应该向军委提出继续集中兵力于内线作战的建议。
我的回答是，我们当年执行军委分兵的方针是必要的。如果我们将眼光局限于山东，在内线坚持几个月当然是可以的。因为当时山东还有五十多个县城在我手中，而且连成一片，胶东、渤海、滨海三个地区还可以回旋，在内线歼敌的条件还是存在的。但是，刘邓大军在六月底将南渡黄河，军委已经告知我们，我们必须以战斗行动来策应刘邓大军的战略行动。当然，策应刘邓大军南渡可以有另一种方式，如果我们在七月初能集中兵力打一个象孟良崮那样的大仗，将敌人牵制在鲁中，对刘邓大军的配合将是有力的。无奈当时难以肯定数日内必有战机出现，而刘邓大军按军委规定日期出动，我们不能以作战行动作有力的配合，这对全局是不利的。这就是我们立即执行军委分兵的指示的主要原因。同时，集中与分散是兵力运用上的一对矛盾。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我军的作战原则，所以集中是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并不排除必要时的分散，分散也是对付敌人的一种手段。孟良崮战役发起前，一九四七年五月上旬，军委曾指示我们不要分兵，我们遵照军委指示改变了计划，但当时我们也不是绝对不分兵，而是留下六纵隐伏于鲁南，后来这一着在孟良崮战役时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分路出击，就可以将敌人扯散，而我军则可以由分散转为集中，以歼灭孤立分散之敌。也就是先以分散对付集中，再以集中对付分散。后来战局的发展果然如此，沙土集战役就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