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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无悔
2017-03-01 08:09来源:晋城党史网作者:  口述:王秀珍    记录:苏金松浏览数:40 

“教师职业是光荣的,教师是受人尊敬的。”我对这种认识有特殊的感受。我一生从教35年,热爱党的教育事业,热爱学生,严谨治学,用汗水和心血博得了光荣和尊敬。我将大半生献给了山区人民的教育事业,付出很多,忆来青春无悔!


(一)

我1945年出生于陵川县城关镇南关村一个农民家庭,祖父做煤窑工。1945年陵川解放,父亲有文化,被政府聘为人民教师。祖母和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少年时期,我是在新中国红旗下和党的怀抱中成长的。

我先是在西关小学、城关高小读书。1958年考入陵川一中,经历了“大战钢铁”、“人民公社化”、“三年困难时期”,挖矿、炼铁、深翻土地、大锅饭、打野菜……搞科研,样样都参与过。我想以后考上高一级学校继续深造,所以,学习非常刻苦,并积极要求进步,很早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1961年7月,我初中毕业参加了高中考试,结果仅差9分未被高中录取。

以后的路怎么走?我脑中一片迷惘。

1961年9月,县文教局招收一批民办教师。当时,我父亲在潞城乡上郊大片任校长。他问我:“你愿不愿意当教师?”当时我由于有“家有三升糠,不当小儿王”的俗见,不想当教师。何况,自己能胜任教师工作吗?可是又没有出路,我只好勉强答应了。未想到,经考试我被录用了,而且吃上了供应粮。

从此,我一生和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

开始,我被分配到离家40里的潞城公社郊底村小学任教。那是一个二人学校,我带一、二年级复式班课程。开始,我很不习惯。我虚心向另一位老师学习,慢慢地,学会了备课、教学,学生也喜欢上了我。

1962年春天,我被郊底片张成龙校长叫去。他分配我到司家坡(地图上叫河东)小学任教。我哭诉着不愿去,却不顶用。

去上任那天,张校长陪着我。我们沿着县境第一条大河——廖东河大山沟往下游走,河床两旁,是黑压压的大山和悬崖峭壁。走过几道弯,我们上山了,登了直陡陡九弯十八盘,最后一盘平地上,有三间小石板房,七、八个孩子那里在玩耍,这就是学校。我们让学生叫来生产小队队长。队长给我作了介绍:村接近丈河乡,17户56口人,10个学生。离生产大队疙瘩村4里,距大片郊底村5里,要到公社所在地潞城村还得走20里,偏离县城50里,全村都是过去逃荒上来的河南人。接着,他领我们去村子里看了看,这里居民点有9处,方圆四里。虽是生产队组织,实际上户户还是单干。走了一个多小时,我越看越犯难。村上父老热情接待我,校长、队长语重心长鼓励我,可我总高兴不起来,真想返回家去。

在这里,我经历了“四困”。

精神孤独。小学校才三间石板房,坐落在孤零零的山嘴上。2间做教室,桌和凳是用石块支起来的木板。夜晚,我不敢在学校住,就住在民户。后来叫上村里小姑娘来学校作伴。再后来,我让我的妹妹或小弟弟住在学校,边读书边陪我。我毕竟是才17岁的姑娘呀!十年河东,我一直是在恐惧中生活的,每天黑夜,一声禽兽叫,一阵山岚鸣,都吓得我头发倒竖,心惊肉跳。

困厄行路难。从这里出外开会、学习、听课、买粮、回家,不是翻山越岭,就是下沟走河,道路荒凉、崎岖、坎坷、遥远且不说,最怕遇到狐、獾、狼、蛇等。这些,我都遇到过,那时,我吓个半死。还有几次遇到大河水浪卷下,那景象怕极了。有一次,我还差点被河水卷走。

困苦生活。河东村太偏僻,太蔽塞,像和世界隔绝似的。有句顺口溜形容那里是:“木头炉条泥灶窝,菜缸是个草簸箩,蒸吃煮吃靠柴禾,上顿下顿没调和”。缺煤、少菜、烧柴、乏味的生活真够苦的。我倒不怕吃的歪,就是不习惯做饭的折腾。十年中,我是在艰难困苦中度生的。

困难是教学。学校10个学生四个年级,有的年级只有一个学生。这一揽子教学真不好上课,我硬是把一个学生当成50个学生来教,一字一句念,一道题一道题过,把每个学生教会,才闯过教学关,使孩子们尝到了学文化的甜头。

河东苦,我不知道流过多少泪。却也有安慰,那里的老百姓对我挺好。平时和过节,只要他们家吃好饭,总要叫我去吃,或把饭给我送到学校尝。叫我去他们家住,和我聊天。我回家时,他们还送给我许多山果和山货。我呢,闲了,帮他们写个信,做做家务,关系特别密切。是他们的热情留住了我,使我热爱上了这个小山村。

1966年以后“文化大革命”中,我今天参加“批斗会”、明天进“学习班”,去潞城上县的事情多了,但我没有耽误学生学习,误了的课不过星期天和假期也要给学生补齐。1968年,我23岁时结了婚。丈夫是县城西关村人,在平城镇完小当教师。他第一次来到河东学校时,就被这里恶劣条件惊呆了。随着我以后怀孕、育儿,他感到照顾我特别不方便,即产生了给我调动工作的念头。这时,我可不想离开河东。

不过,有一事故却像刀剜一样刺痛了我的心。

1968年初冬我临产,由于行走不方便,就一直呆在学校里。终于有一天我肚疼得不得了,结果在学校生下一女婴。我不能常住学校,分娩后12天,家人准备了一付单架,我和孩子躺在里面回家。那天,天降着小雪,气温很低,我却在被子里闷出了很多汗。意想不到的是,还未回到家,孩子就被闷死了。那时,我悲痛极了。

1970年我儿子出生了。上班后,我和丈夫的困难更大了。

1971年秋季的一天,我丈夫风风火火地来到河东,他告诉我,我被调到城关镇王掌小学任教。我急忙把这事告诉了队长,学生和村里群众知道了我要走的消息都很吃惊,不愿让我走。可事情已定,我只好谢谢他们。那天黑夜,村人给我开了欢送会,谈了很多话。第二天,他们送给了我很多礼物,用马车把我送回了家。从此,我离开了十年相濡以沫的河东父老和少年朋友们。


(三)

王掌是城关公社南川大队的一个自然村,30余户百余口人,属张家庄大片。村距县城8里,7里能行单车,再翻一架小山即到。学校设在村边小庙内,三间正殿为教室,三间西屋为老师住家。30余个学生,我一个老师。

这里离家比河东近了好多,我比较满意。我已经有十年的教学经验,正当青春年华,自己有信心把学校办好。

开始,我的孩子小,就带奶奶在校专看管孩子,我全心投入了教学。

我严明了纪律,狠抓了学风。这里学生多,年级全,出一点成绩,都得费很大劲。七年中,大片经常考试排队,不管那科、那个年级,我校的名次都排列在大片兄弟校的前边。学生、家长都很高兴。

“六•一”或是其他节日,公社、大片组织文艺、体育、书画等竞赛活动,我都精心组织,总要取得一、二等的奖状。

那时,农业学大寨,生产队建“大寨田”,我积极带领学生去参加劳动。还教唱社员革命歌曲,刷写标语。受到村上群众的好评。

我校的勤工俭学活动搞得也很好。我经常带领学生拾羊粪豆、打松羊、出窑、装砖,收入解决了学校的办公费、学生的学费、书、作业等费,群众非常满意。

由于学校各方面搞得比较好,所以我在群众中威信很高。

王掌七年,我又生育了女儿。这时候,教学和生活常使我心力交瘁。我应该感谢我的奶奶对我的帮助。但我对不起她,也对不起爷爷。

奶奶七十多岁患慢性气管炎,常呼吸困难。她还一直在学校给我照看孩子。有一天下午,我去张家庄开会,我丈夫与奶奶、孩子在学校。丈夫看着学生做作业,奶奶与孩子都睡着了。我开会回来,看奶奶和孩子未醒,估计好长时间了,于是叫奶奶起来,但半天奶奶不吭声。我与丈夫吓坏了,即叫来村民老太太。她们一看奶奶就说“有危险,赶快走县送县院”。于是我们用驴车将奶奶抬到车上,一直叫着奶奶。到医院了,医生赶快摸奶奶的手臂,已没有脉搏了。医生说可能是老人痰堵塞了气管,或是急性心梗造成死亡。那时,我伤心得嚎啕大哭骂着丈夫,丈夫直向我道歉后悔没有发现情况及早治疗。奶奶的去世使我非常痛心,更痛心的还有奶奶去世没多久我的爷爷也去世了。

我一生没对不起他人,唯有奶奶。奶奶以生命的代价给予我大爱照顾,一想起她的去世,我就把气泼在丈夫身上。

奶奶去世后,我的工作和生活更困难了。

1978年4月,恰巧西关小学教师缺编,联区把我调回了西关。

西关是我的家乡。我回来后,吃、住在家,我的孩子也陆续上了学,丈夫还能帮我做家务,情况好多了。我很珍惜这份工作,把精力全用在教学上。在今后的十几年中,是我工作的高潮时期。

西关小学有9名教师,100余名学生,都是单式班。我接了二年级班。虽离家近,但我还是以校为家,一身扑在工作上。西关学校竞争力很大,主要和城四关小学比成绩。我竭尽全力,备课、上课、批改作业、辅导学生,常是废寝忘食。那时,“文革”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学校理直气壮抓教学成绩,形势催我奋进。我很少请假,就是婆婆去世,也只是在出殡那日忙了一天。汗水换来了丰收果,每次考试,我的教学成绩在城关各校名次一直在前列。

1981年,我遇到了全县第一次“民办”转“公办”。我已是有着20年工龄的老“民办”了,自然对转“公办”要求迫切。那次转正我不靠“老本”,凭近五年来的教学成绩。城关联区占条件的有17名同志,只有4名指标。算分时,项目有备课、讲课、作业、成绩、获奖等等。这17名同志的总分算出排下队来,我是第二名。我顺利地转为公办教师。

转为公办教师是我一生中的大喜事。上边有规定,转正后,必须离开原校。这样,我被调到了城关镇北川村小学。


(四)

我的工作地点由远及近,转为公办后又调远山村,再返回城关学校任教的希望很小,所以,我决定在北川把从教的路子走到底。

好在孩子们大了,能随我读书。后孩子们又转入城关小学,我更无后顾之忧。我年富力强,一心想做出点成绩。不过,这十几年间,苦了我的丈夫,他在县城既工作,又成家,既当爹,又当娘,给孩子们做饭,攻孩子上学,还时时帮助我,常常奔波于县城和北川村之间。

北川村小学属1——4年级的一揽子小学,学生常有40名,我一人教学工作量很大。我已有多年的教学经验,更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工作认真负责,乐于奉献。在北川村,我年复一年兢兢业业从事着自己的教学工作,做出了显著成绩。

1985年教师节,我的三个儿女实现了“农转非”。1987年,儿子参了军。1988年,第一次评定职称,我被评为小学一级教师。以后,两个女儿又考上了学校。好事联珠,我感谢党,工作更是百倍努力。

在北川小学任教的15年中,北川学校一直是小召大片的先进校。无论从校容校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还是教育教学成绩上,都走在兄弟校前边,学校得的奖状很多,我也经常被评模受奖。我课堂教学好,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教学法,大片教师常来听我的公开课、观摩课、示范课。

1990年,二化厂成立,厂里有几位干部、职工子弟,他们本应到北关学校就学,听说北川学校质量高,就找我求学,二化厂还主动解决了我校的煤炭问题。

村上的干部群众对我非常好,他们常关心我的生活,支持我的工作。

1991年,我忽然有病了。首先是咽喉炎,气管炎,喉头干涩、发痒、咳嗽、气喘、堵塞,上不下课来,冬天更严重。再就是高血压病,心脏还有点小毛病,头晕、气短、手脚浮肿。我吃了很多药,一边治疗,一边工作。这样,我还坚持了五年教学。到了1995年,我实在不能胜任工作了,我怕这样下去耽误学生学习,于是向教委打了提前退休报告。经批准,我52岁即退休了。从此,我结束了长达35年,有着32年山区教育复式班含辛茹苦的教学生涯。

我从教多年离家在外,家庭基本上是支离破碎。育儿女、成家、种地、盖屋许许多多的事,都是在少有的星期日、假日,才去料理的。平时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把心血献给了山区人民的教育事业。也有喜悦:工作成绩突出,转为公办,以至退休后老有所养。现在,我儿女们都成了家,膝下有儿子、儿媳、两个孙子,生活幸福。老干部局向市里推荐我的家为“文明家庭”,县妇联评我家为“最美家庭”。

我可以高兴地说:“是党对我的培养和关怀,使我成为一位光荣的人民教师,我感恩党。我付出的青春年华,付出的心血汗水值得,无怨无悔!我感谢党造就了我的一生!”

(责任编辑:韩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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