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在晋城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转眼间，共和国已迎来了六十华诞。抚今追昔，飘扬的五星红旗上，耀动着晋城儿女的“抗战”风采。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掀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

日本侵略者凭借蓄谋已久的准备、突然的袭击和优势的武器，在战争开始阶段攻城掠寨，长驱直入。中国军队虽然步步搏杀，浴血奋战，却不得不节节败退。

在中华民族处于危急的关键时刻，住在延安窑洞里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审时度势，以一个军事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敏锐地预见到了这场战争的持久性、艰苦性，以及最后胜利的必然结果，接连向在山西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将领发出指示，提出在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构想和部署，“使山西成为整个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毛泽东在电告中特别提到了晋东南，指示：“太行太岳山脉之晋东南，虽然距敌尚远，然亦不可不作适当之部署。”

战事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随着忻口会战结束和太原失守，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逐渐成为山西乃至整个华北战场最主要的抗日形式。在此形势下，毛泽东及时电示八路军总部，再次提到了晋东南，要求八路军迅速“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创建游击根据地。”

太原失守后的第五天，也就是1937年11月13日，八路军总部及一二九师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著名的“石拐会议”，决定部队划整为零，分赴晋东南各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再三告诫即将出发的工作队员说：“晋东南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眼’位，你们一定要尽快把‘眼’做起来。”

晋城位于晋东南南部，正处于毛泽东亲自选定的“眼”位上。这里太行、太岳、中条、王屋群山环抱，天井关、王莽岭、丹朱岭、坞岭关隘林立，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的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从鸦片战争、义和团、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英勇奋起，前赴后继。早在1926年4月，这里就成立了中共获泽中学党支部，是全国建党较早的地区之一，揭开了晋城民主革命的新篇章。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晋城的党组织虽屡次遭受破坏但又屡次重新建立，革命斗争的火焰始终燃烧在泽州大地，一度成为整个晋东南革命运动的中心。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各县都成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在晋城还设立牺盟中心区，是全省设立的四个牺盟中心区之一，负责领导晋东南各地的抗日宣传、战争组织等项工作。在牺盟会的大力推动下，晋城人民掀起了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新热潮。到1937年底，各县都建立了一支或数支人民抗日自卫队、牺盟游击队。许多村还成立了农民自卫队和游击小组，武装起来的民众达数万人。通过对旧的政权进行改造，各县逐步建立起充满朝气和激情的务实的县、区、村抗日政权。普遍成立了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阳城县宗教界人士摒弃“跳出三界，不问世事”俗惯，组织成立了佛教、道教联合救国会，举行超渡抗战阵亡烈士和死难同胞仪式，祈祷抗战胜利。阳城县抗战军人家属田永祥、白乾元还发起成立了阳城县抗战军人家属救国会，号召全体抗属行动起来，用实际行动鼓励抗日前线的亲人杀敌立功。据《新华时报》报道，当时阳城县19万人口中，就有3万人参加农民救国会，2万人参加工人救国会，7000人参加青年救国会，3000人参加妇女救国会，组织起来的民众占全县总人口的三成以上。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各阶层人民不分党派信仰，不管贫富贵贱，不论男女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形成了无比坚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开展武装斗争，进行政权建设、组织动员民众、建立统一战线诸项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粉碎日军九路围攻时缴获的战利品中，发现了一份日军宣抚班的报告，报告这样写道：“现在八路军对民众的宣传和行动中，没有丝毫阶级斗争的意味，只有充满着强烈的抗日情绪，所以现在对八路军不能再就共产主义攻击。”

1938年2月，晋城南面的焦作、新乡先后失守。在那里活动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八路军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联络处主任朱瑞、副主任唐天际来到晋城、阳城，决定以这里为中心，建立晋豫边抗日根据地，并将具体部署于3月3日电告了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杨尚昆等人。3月6日，毛泽东立即回电指示：“部署甚妥。晋豫边甚重要，望有计划地部署沁水、翼城、曲沃、垣曲、济源、博爱、晋城地区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在西北两面之行动”。

朱瑞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着手进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38年2月，在晋城崇实中学成立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刘子超任校长，杜毓云任教务长，这就是著名的“华干”。华干主要招收平、津及各地的流亡学生，培训抗日军政干部。日军占领晋城后，华干迁往陵川平城等地继续办学，改为八路军晋南干校，又称小华干，由朱瑞任校长。华干先后培训了2000多名学生，这批抗日骨干分别被充实到各级军队和政权中，为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有许多人后来担任了各级党组织的重要领导职务和八路军高级将领。

1938年4月28日，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在阳城南部的大山中成立，唐天际任司令员。半年后，这支部队很快发展到7个大队3000多人，这就是在创建晋豫抗日根据地阶段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唐支队”。1940年2月，唐支队与八路军344旅688团改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新编第一旅，参加了百团大战等重要战斗。在临汾攻坚战中英勇善战，曾获“临汾旅”光荣称号。新中国成立后，这支部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共和国的建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唐支队中有一位日本籍女兵，名叫原清志，担任支队的政工科科长，主要负责对日军士兵的统战工作。1937年，原清志随丈夫来到中国。抗战爆发后，她毅然将自己幼小的女儿留在婆婆家中，只身参加了八路军。起初，在华干当日语教师，她的学生全都是八路军干部，1941年，由朱德总司令亲自推荐，原清志被送到延安电台担任播音员。原清志说：“我只想用自己的声音感召更多的日本士兵走进反战的行列，让更多的日本兵明白战争的真相。”她的目标达到了，后来真有许多日本兵听了她的广播后投身到反战的队伍中。令原志清没有想到的是，她因此创下了新中国的一个第一：1995年11月20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正式确认1941年12月3日是中国对外广播第一天，播音员是原清志。

在共产党、八路军、决死队，以及晋城广大人民群众和驻晋国民党爱国官兵的共同努力下，以太行、太岳、中条山脉为依托的晋城抗日根据地逐渐形成并日益巩固。根据地内到处燃起抗日烽火，飘荡着救亡的欢歌笑语。1938年7月，当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第一次踏上晋城土地时，深为这里浓厚的抗日氛围所感染，不禁诗兴大发，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出太行》：“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在晋城抗日根据地内，有一条连接八路军总部与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交通线。八路军在阳城坪头、晋城大东沟、高平宰李、陵川禺居等地建有多处兵站，用于保护从武乡出发，经长治、陵川、高平、晋城、阳城，渡黄河过渑池进入陕西，最后到达陕北的交通线。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领导多次往返于这条交通线。许多知名作家、记者和国际友人，如丁玲、李伯钊、魏巍、吴伯箫、陈克寒、何云、林火，印度医生柯棣华、德国医生米勒、国民党要员王葆真等也是经过这条线到达抗日前线的。人们把这条连接八路军总部和陕西中共中央驻地的交通线称为“红色交通线”。

1938年2月下旬，日军分南北两路向晋城进犯。南路日军由14师团独立步兵第13联队石黑支队领头，从河南博爱出发，2月26日侵占晋城，28日占领阳城，3月3日侵占沁水。北路日军从长治出发，由长子越过丹朱岭，3月3日侵占高平。自此时起到1945年6月，日军盘踞晋城达7年之久。日本侵略军视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如草芥，每次出发前总是先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接着由地面部队烧、杀、抢、掠，其手段之残忍、罪行之恶劣、破坏性之大，完全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日军占领晋城期间，先后对城乡疯狂“扫荡”达6000多次，制造的杀人放火惨案多达数十起，其中一次残害百余人以上的惨案就有十几起，如1938年4月和1940年5月，日军两次在阳城城关残害无辜百姓近1000人；1938年8月，在沁水西河、固镇残害百姓240多人，烧毁房屋1200多间，抢掠粮食、牲畜无数；1939年7月，先后在二圣头、晋普山残害百姓200多人，烧毁房屋690间；陵川县直接死伤于日机轰炸的群众就达4000余人。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占领期间，共残害晋城无辜百姓11万余人，烧毁房屋13多万间，抢劫粮食1.68亿石、各种衣物167万条件；掠夺铜、铁、硫磺等物资9446万斤，可谓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侵犯晋城的日军石黑支队由晋城到阳城再入沁水，沿途并没有遭遇到真正的抵抗。1938年3月8日，当这支不可一世的日军大摇大摆地沿曲高公路向高平东犯的时候，在樊庄和高平关一带，遭到国民党17师一部的截击。共毙伤日军120余名，击毁汽车、装甲车12辆，缴获山炮3门及大批枪支弹药。这次战斗极大地振奋了17师将士的士气，紧接着，该师529旅1057团设伏于巴公李村，袭击由高平南下进犯晋城的日军，击毙日军数十人，炸毁军车2部。李村的群众看惯了日军的飞扬跋扈，却是第一次欣赏到侵略者人仰马翻的惨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特地请来了当时晋城有名的四义鸣凤班，搭台唱戏，热闹了三天。17师的将士深深被憨厚朴实的群众所感动，在不断寻机痛击日军之余，还在大阳出资办起“529”小学，帮助那些因战乱和贫寒而失学的儿童。在反击日军第一次九路围攻中，17师多次主动或配合八路军行动，歼敌数以千计，而17师也有许多优秀官兵献出了宝贵生命。1938年6月22日，高平县政府在窑则头村边竖立陆军第17师抗日阵亡烈士纪念碑，纪念在晋东南抗日各战役中牺牲的17师烈士。17师师长赵寿山率全师官兵和高平县各抗日团体上万人参加了纪念碑落成典礼。

町店战斗是抗战爆发后在晋城境内由八路军独立发动的规模最大、歼敌最多的一次战斗。1938年7月初，驻河南的日军第25师团沿陇海路北上，企图经晋城、阳城、沁水，向西支援遭到卫立煌将军重击的晋南日军。八路军总部获得消息后，决定以344旅687团688团、386旅772团和晋豫边游击支队在阳城町店地区伏击日军。7月2日，各参战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察看地形，构筑工事。7月3日，敌人先头部队一个机械化联队约500余人，乘坐50辆汽车进入八路军伏击圈。瞄准敌人休息的机会，伏击部队突然袭击，顿时，枪声大作，火光冲天，敌人被炸得晕头转向，其中一股敌人凭借优势武器，夺路而逃，企图退回晋城，结果被阻击部队歼灭。7月4日，日军骑兵部队赶来增援，结果也被埋伏在芦苇河北侧高地的八路军战士围而歼之。由晋城方向增援的日军后续部队遭到八路军顽强的阻击，始终未能向町店前进一步。在给敌人以重创之后，八路军迅速撤退至沁水境内。

町店战斗共击毙日军700余人，伤200余人，生俘4人，击毁敌汽车30余辆，缴获战马130多匹、轻重机枪38挺、步枪934支及其它军用物资。八路军及晋豫边游击支队有50余名战士牺牲，以较小的代价获得了较大的胜利。7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和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以《町店浴血战》为题报道和播放了町店战斗胜利的消息，前后方的抗日军民为之振奋。

日军在町店受挫后，其主力部队继续向西侵犯，沿途不断遭到抗日军民的袭击，行动迟缓，7月中旬才进入沁水县城休整。鉴于日军有可能继续西进，增援临汾，驻沁水县的国民党第33军团李默庵军团长决定利用东坞岭天险伏击日军。1938年7月29日，日军集结步、骑、炮兵2000余人，汽车300余辆向翼城方向进发，国民党第93军第10师、第14军83师一部、决死三纵队第七、第八总队在东坞岭设伏截击，经过5昼夜激战，歼灭日军1500余人，生俘44人，击毁敌汽车300余辆、装甲车4辆，缴获迫击炮7门和大量枪支弹药。这次战斗中被击毁的日军汽车，被认为是当时日军最先进的汽车。日军俘虏里有一个左翼作家，名字叫冈邦雄，在他撰写的《回忆卫立煌》一书中这样写道：“这是日军最健全的小西汽队，日本没有第二个汽车队敢和它比拟，可惜被毁在了沁水。”

在晋城境内与日军交战英勇献身的中国军队将领中，级别最高的当数国民党98军军长武士敏将军。武士敏是河北怀安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并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赞赏。抗战爆发后主动请缨，率部来到山西抗日前线。1941年中条战役后，他毅然选择留在条件艰苦的岳南根据地坚持抗战。同年9月29日，日军纠集约一万兵力，分14路“铁壁合围”沁水东西峪地区，武士敏与八路军太岳南进支队并肩作战，亲自到马头山前线指挥，战斗异常惨烈，阵地几次易手。在率部突围时，不幸颔部中弹，壮烈殉国。武士敏将军及其率领的98军官兵，被誉为“真正的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模范”，受到了各方面的尊敬。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为了纪念这位英勇的将军，将他的牺牲地端氏县改为士敏县。

1943年10月，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率2万日军对太岳根据地实施所谓“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的“扫荡”，冈村宁次狂傲地宣称：“我要在太行山区建立一个剿共实验区”。东京参谋部迫不及待地从各地抽调了180多名中队长以上军官，组成“皇军战地观战团”，由服部少将率领前往太岳区前线“取经”。10月24日，太岳二分区司令员王近山率领第16团从沁水出发，在临屯公路边一个叫韩略村的地方设伏，袭击“皇军观战团”。日军所乘的13辆汽车全部被击毁，车上180名日军“精英”除了3人逃跑外，全部击毙，其中包括1名旅团长，6名联队长。这次所谓“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的“扫荡”，是日军在太岳根据地内进行的最后一次“大扫荡”，这次“扫荡”被粉碎后，日军从此再也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了。

民兵是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力量和主要后备兵源。他们来自群众，既是兵，又是民，熟悉地形，战法灵活，彼此相互联防，“击尾头应，击头尾应，击腰头尾同应”，在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中发挥了主力部队无可替代的作用。1943年4月，一架日军战斗机因故迫降于阳城董封河滩。在山上放哨的民兵立刻通知了董封次营的民兵，将日军一名大佐和飞行员抓获。1945年3月，一架美军侦察机在沁水樊村河上空发生故障，迫降于吴村附近，翟家桥武委会主任带领2个民兵迅速赶到现场，将受伤的飞行员及飞机上的文件、物资迅速转移。当日伪军闻迅赶来时，遭到3位民兵顽强抗击，其中一名叫马怀珍的民兵还为此受了重伤，太岳军区772团及时赶到，打退了日伪军。

在艰苦的抗日岁月里，晋城的广大人民群众自愿投身到抗战洪流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阳城县一个农民名叫武日清，他看到一名日军持枪威逼几名妇女，不顾个人安危，大喝一声冲了上去，终于刺死日本兵，救出了遇难同胞。次营村年过花甲的李有德老人，与“扫荡”的日军扭住撕打，最后同日军一齐坠井身亡。谭村19岁的妇女干部上官小珍，在掩埋被日军残杀的17位同胞遗体时不幸被捕，敌人要她说出抗日政府的去向和藏粮地点，她坚贞不屈，后被敌人活活打死，太岳四分区司令员唐天际亲笔题写“妇女之光”4个大字缅怀烈士。陵川县常行村的群众，在一所废弃的煤窑洞中，英勇地同日军周旋斗争四天四夜，终于等来了救援的部队，歼灭了56个“扫荡”的日军。太岳二分区的一个战士叫陈可胜，是一名司号员，攻打临汾车站时，他先吹了一遍日军的集合号，当排列整齐的日兵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时，陈可胜拉响了手中的手榴弹，与一片日军同归于尽。像这样的事例在晋城各县数不胜数。侵略者完全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在无数感人的抗日故事中，还有一位令我们感动的英国女传教士格拉蒂丝·奥乌尔德。她在阳城救助了一百多名孤儿，后来为了躲避战乱，又翻山越岭带领一百多名孤儿从阳城逃难至西安，途中饱受饥饿、疾病和各种危难，却坚持不愿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当格拉蒂丝带着最大十几岁、最小还抱在怀里的一百多名中国孤儿，历经半个多月磨难，终于到达西安，把孩子全部交给宋美龄办的孤儿院时，虚弱的她昏倒在街头。

格拉蒂丝的传奇故事后来被英国记者写成了书，书名为《小妇人》，还改变成广播剧。1958年至1960年，根据格拉蒂丝在中国的亲身经历改编的好莱坞电影《六福客栈》在美国和欧洲上映，在西方观众中引起轰动，一时间，中国阳城和“六福客栈”的故事家喻户晓。影片中的格拉蒂丝由世界著名影星、曾三次摘取奥斯卡金像奖、被称为“好莱坞第一夫人”的英格丽·褒曼扮演。这部影片曾获第十六届美国电影金球奖和“最能促进国际间了解的影片”奖。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晋城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创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顽强坚持，在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巩固发展，靠的就是千千万万普通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和无私奉献。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伟大民族战争中，晋城人民累计为前线支援粮食32.5万石、担架5.8万副、军鞋74.5万双、民工156.5万人次、牲畜21.4万头次，晋城民兵与太行、太岳其它地区的民兵一道，配合正规部队歼灭日伪军18万人。

让我们永远铭记晋城先辈在抗战中的风采吧！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培育的太行太岳精神，将不断鼓舞我们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

                                                                                 （责任编辑：韩玉芳）